摘 要：波兰雅盖隆大学图书馆所藏南宋嘉定蜀刻本《周易集解》是该书现存的最早版本，目前唯一可见的宋刻本。清末时流至德国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当时尚为十卷完本，二战时辗转入于波兰雅盖隆大学图书馆，现存卷五至卷十。这部宋本《集解》藏书印记丰富，有助于藏书文化的研究和该本流传情况的考察，其文字可验证清代学者对于影宋抄本《集解》的记载，并可资校勘及诸本源流的分析，其体例亦有助于解决《集解》部分案语作者归属等问题。
关键词：《周易集解》；李鼎祚；宋蜀刻本；普鲁士国立图书馆；雅盖隆大学图书馆
巴蜀易学源远流长，程颐曾有“易学在蜀”之慨叹。唐代资州李鼎祚即蜀地易学代表人物之一，其所著《周易集解》是易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李鼎祚认为《周易》“权舆三教，钤键九流”，“岂偏滞于天人者哉”[1]序3b，憾于当时义理盛行而象数式微的局面，遂集郑玄、荀爽、虞翻、蜀才等汉唐间诸家易注，间附己意，成《周易集解》一书，以荀、虞象数之说为主，以矫《周易正义》之偏。书中所引诸家著作后世多已失传，故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四库提要》称“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2]4，“本旨”云云自未必尽然，但研究汉易诚不能不取资于李氏《集解》。
《周易集解》一书国内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宗室朱睦印行的聚乐堂刻本，国内众多图书馆均有收藏，且国图藏本曾影印收入《北京图书馆珍本古籍丛刊》中[1]，流传甚广。但《集解》尚有一南宋嘉定蜀刻大字本存世。该本曾经毛晋父子和季振宜递藏，康熙时入于内府，清末流至德国，二战中又辗转入藏于波兰。由于该本清代深藏宫中，后又长期流散域外，不易得见，仅赖二三学者绍介，使人略知其大要。幸运的是近年欧洲相关图书馆公布了该本现存的图像，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对其具体情况的考察，从而深入发掘其价值，以推进《周易集解》的进一步研究。
试验设在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塘格木镇东格村，平均海拔3050m，高位水浇地，冬灌地。试验区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日照时间长，辐射强，昼夜温差大，降雨相对少而集中，气候干燥，大风日数多，该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为2.3℃，全年极端最高气温32.1℃，极端最低气温-30℃;日平均≥0℃的天数为200d，积温1700-2100℃，日平均≥5℃的天数为150d，积温1600-2000℃;日平均≥10℃的日数为80d，积温900-600℃：平均降水量274.7mm，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670-3036h，年太阳辐射量632.3KJ/cm2[2]。
一、波兰藏宋刻本《周易集解》基本情况
1936年日本著名学者神田喜一郎(1897-1984)访问德国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Preußische Staatsbibliothek)时，见到馆中藏有一部《周易集解》，共十卷六册，首尾完具。据其序跋可知，南宋乾道二年(1166)鲜于侃知资州时刻乡先贤李鼎祚《周易集解》于学官，以广流传，后来版片破损，且字体较小，故其子鲜于申之于嘉定五年(1212)重刻了一个大字本，神田先生所见的正是这部南宋嘉定蜀刻大字本。次年2月神田先生在日本《书志学》第8卷第2号上发表《歐洲訪書記中のから——宋槧の〈周易集解〉》一文①，详细描述了该本情况，认为该本诚宋版书中之上乘者[3]11。1943年莫东寅撰《东方研究史》一书，其中介绍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所藏中文书籍时提及“宋椠蜀大字本李鼎祚《周易集解》，本清内府书，亦流落于此”②。1945年向达发表《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文末附带论及德国从前所掠去的文物，其中提到，“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的宋版《周易集解》，为天壤间孤本，其中汲古阁和乾隆的藏印触目皆是，这当然是由清宫里掳出去的。”③
2007年，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教授在波兰克拉科夫(Kraków)的雅盖隆大学图书馆(Biblioteka Jagiellońska)偶然见到了这部宋本《集解》。2009年高田先生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古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宋刊本〈周易集解〉的再发现》为题报告了神田先生访书经过和自己所见该本的具体情况④，称二战时为避兵燹，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将珍贵文献分批转移，这部《周易集解》遂辗转入藏于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图书馆，但仅存第八至十共三卷两册。会后李致忠先生写成《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考》一文⑤，记述了高田先生报告的主要内容并对《周易集解》的卷数、版本等问题加以详细考证，该本始为国内更多学者所关注，但由于原书不易得见，许多具体情况仍未能详悉。
随着世界各国公立馆藏图书资源数字化工作的不断推进，许多流散域外的中国古籍逐渐以电子图像的形式重新进入国内读者的视野，《周易集解》就是一例。根据书格网站⑥的信息，波兰雅盖隆大学图书馆和德国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均在网站上公布有《周易集解》的图像。其中雅盖隆大学图书馆网站上公布的此书共三卷，卷八和卷九为一个条目，卷十为另一个条目⑦，而柏林国立图书馆网站的著录条目为“yi zhuan《易傳》10卷(存卷五至十)/(唐)李鼎祚集解”，比雅盖隆大学图书馆网站上公布的多出三卷，但其详细著录项中写道“存放位置：因战争转移。备注：当前存放位置：克拉科夫雅盖隆图书馆(Biblioteka Jagiellońska,Kraków)。状态：不可用”⑧，这表明两馆所公布图像为同一版本，且该本六卷实物目前仍在波兰雅盖隆大学图书馆⑨。根据图像行款、藏书印记等信息可以确定，这部现藏波兰的《周易集解》就是神田先生和高田先生曾亲见的南宋嘉定蜀刻本《周易集解》，是该书目前可见的最早版本，现存六卷四册，较高田先生当年所见多出三卷，唯不知前四卷是否仍尚在天壤间，如得成完璧，亦一大幸事。
柏林国立图书馆公布的波兰藏宋嘉定本《周易集解》图像提供了此本丰富的信息。该本现存第五至十凡六卷，线装四册⑩，每册封面题签处大书“易传”二字，下为“李氏集解”四小字，底部标明本册所含卷次。其中卷五为《咸》卦至《益》卦，卷六为《夬》至《艮》，此二卷共一册；卷七为《渐》至《未济》，单独一册；卷八卷九分别为《系辞》上下，二卷共一册；卷十为《说卦》《序卦》《杂卦》，后附《周易略例》及后序，共一册。因知全书共为十卷。神田先生当年所见全书共十卷六册，则今存者为第三至六册，恰缺上经两册。但神田先生未曾记录每册所含卷次，而高田先生只见到卷八以下的末两册，他据此推测全书第一册应为序和卷一，第二册为卷二、卷三，第三册为应卷四、卷五，第四册为卷六、卷七[4]142，今据该本实际情况可见高田先生的推测不确。该本正文叶板框高22.6厘米，宽14.7厘米，半叶八行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版心上方单鱼尾，中部镌“易传几”，下方为叶次，底部为刻工名，每卷首叶上题“易传卷第”，下题“李氏集解”，这些都与神田先生和高田先生的描述相吻合。其笔划亦如神田先生所言，字体遒劲，仿欧阳询之风，字大如钱，堑刻精绝[3]11。除具有精美的文物性之外，该本的藏印、文字、卷次划分、注文体例等细节对于推进《周易集解》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学语文教学是文学教育的启蒙阶段。而文学又离不开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它与我们的生活，与自然界息息相关。文学从现实世界中提取素材，表达了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抒发了对自然界的情感。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也有不少是从生活和自然中取材的，如果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能够让课堂走进生活，回归自然，而不是仅仅把课堂局限于狭窄的教室，相信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二、该本之藏书印有助于藏书文化研究及考察该本流传情况
传世宋版书多有名家精美藏印，神田先生在文章中即录有所见宋本《集解》的藏书印9枚，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毛晋印及汲古阁藏书印6枚；第二类为毛表印2枚；第三类为季振宜印1枚[3]13-14。高田先生文章称，除了第一类中1枚圆形的朱文“毛”印未见外，其余8枚在末二册皆有发见，并且他还见到了神田先生未记录的6枚藏书印。高田先生将这14枚印文的图像列在其文章末尾“藏书印一览”中，分为A-D四类。其中A-C类即同神田先生的三个分类，A类9枚，B类3枚，C类1枚，又新增一个D类，即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藏书印1枚(见表1第1条，PR.是PreuBisch的缩写，即普鲁士，ST.Bibliothek是Staatsbibliothek的缩写，即国立图书馆)[4]143、146-147。今可见的嘉定本比高田先生所见还多两册，经考察共发见藏书印17枚，其中有4枚是高田先生也未曾寓目的，详情如表1所示。
这17枚藏书印分属毛晋、毛表、季振宜和普鲁士图书馆四家。其中毛晋及汲古阁藏书印共9枚，但并没有神田先生曾记录的朱文圆形“毛”字印，这一点和高田先生所见一致。其次，这9枚中既有常见的如“东吴毛晋”“字子晋”等印，也有高田先生未曾寓目的白文“一字潜在”印(表中第9)。按据毛氏好友陈瑚所作《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毛晋“初名凤苞，字子九，后更名晋，字子晋。潜在，其别号也”[5]51，其中称潜在为毛晋别号，而此处印文作“一字潜在”，又似为其别字，此印在毛氏藏印中颇为罕见，不仅神田、高田均未记录，关于毛晋藏书的研究中亦未见提及。毛晋诸印中还有一方更具特色的印记，内容为朱文，为《易经》晋卦卦象，暗指毛晋之名。这枚卦象印不仅在毛晋诸印中极为罕见，在整个中国藏书史上也别具一格，极具鉴赏价值。此外，毛表藏书印共6枚，其中有3枚是高田先生未曾记录的(表中第5、8、10)，但在毛表印中均属常见。这些藏印对深入考察毛氏父子藏书情况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丰富对中国藏书文化的全面研究。
毛氏不仅藏有这部嘉定本《集解》，还藏有一部嘉定本的影抄本，这个影抄本在清代书目题跋中记载颇多。毛扆售书时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冠首者即该抄本[6]199。后陈鱣与黄丕烈曾争购之，其《经籍跋文》中记此事经过甚详，并记录此抄本“即从嘉定本影写者，用明时户口册籍纸，上有嘉靖伍年等字。既薄且坚，反面印格摹写工整绝伦，纤毫无误。前有‘毛褒字华伯号质庵’印。”[7]4陈鱣还详细记录了影宋本的序跋次第、行款避讳等。此后该本归于张金吾，张氏在《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一过录了影抄本的鲜于侃序和鲜于申之序[8]279；张氏之后该本又归于陆心源，陆氏在《皕宋楼藏书志》卷一录有鲜于侃序、鲜于申之序、计用章序、张绍仁识语和张金吾识语[9]12-13，又在《群书校补》卷一中录有晁公武序、李焘识语、鲜于侃序和鲜于申之序，并以影抄本校卢见曾雅雨堂本，将文字异同一一列出[10]卷一。陆氏之后这一影宋抄本下落不明。
表1柏林图书馆藏嘉定本《周易集解》卷五至卷末藏书印一览表
印文内容朱白位 置神田氏的记录高田氏的记录1.PR.ST./BIBLIOTHEK/BER-LIN朱文椭圆形每册首叶(即卷五、七、八、十首叶)天头左侧D2.朱文每卷首叶首行正上方第一类A3.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白文每卷首叶晋卦印左侧A4.字/子晋白文卷五、卷八首叶右下角第一类A5.奏/叔朱文卷五末叶左下角6.东吴/毛晋朱文卷六、卷九、卷十首叶右下角第一类A7.季振宜/藏书朱文卷六至十每卷首叶下方第三类C8.古虞毛/氏奏叔/图书记朱文卷六末叶左下角9.一字/潜在白文卷七首叶右下角10.毛表/之印白文卷七末叶左下角11.虞山毛/氏汲古/阁收藏朱文卷八末叶左下角A12.中吴毛奏叔/收藏书画印朱文卷九末叶版心右下方B13.汲古/阁白文全书末叶第一类A14.毛氏藏书/子孙永宝朱文全书末叶A15.海虞毛/表奏叔/图书记朱文全书末叶第二类B16.毛晋/之印白文全书末叶第一类A17.毛表/奏叔白文全书末叶第二类B
此外，通过以上这些藏书印亦能探析该本流传情况。首先，《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和《季沧苇藏书目》虽然没有该本的记载，但藏印证明此书确曾为毛氏父子和季氏所收藏，是宋刻本无疑。其次，如前所述，这17枚印分属毛氏父子、季氏和普鲁士图书馆。这虽是后半帙的情况，但从现存各卷首叶来看，全书亦当如此(目睹全璧的神田先生所记印章也只毛氏父子与季振宜三类)，这说明该本在季振宜之后就少有流传，尤其不曾被著名藏书家收藏，神田先生文章中指出张钧衡《适园藏书志》中录有张氏所藏何焯批校毛刻本《周易集解》上的何焯跋文，“癸巳之冬，复命祗役武英。乙未夏初，御前以宋椠本数种重装，中有是书，果毛氏旧物分授斧季之兄奏叔者，后归季氏，不知何时进入天府。”[3]15从何跋提及毛奏叔和季氏来看，他在武英殿所见的就是这部嘉定本《集解》，神田先生文章中还提到，此本卷前附叶上写有“《易传》。原二套十本。五十一年十月初六日。畅春园发下。去衬纸改一套六本。”[3]14这恰可与何语印证(唯乙未为康熙五十四年)。可知此本康熙时即入于天府(并改换装帧)，故毛、季之后无所流传。但该本亦未见任何内府印记(神田先生亦未提及)，后亦未入选如《天禄琳琅书目》等宫内目录。毛、季之后该本可见的藏印只有普鲁士图书馆一家，说明该本当是从内府直接流入德国。神田文章称普鲁士国立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尔曼·许列(Hermann Hülle)对他说本书是由一个民国的将领带来的，同时文章中神田氏又记录了另一个来自田中丰藏教授的说法，据称是在柏林市场中以200马克购入的[3]15。对这两种说法高田先生均颇为怀疑，他推测此书是庚子事变时德军带回国内的战利品之一[4]142-143，今柏林国立图书馆网站在该书著录项里称此书是Höbel中尉花250马克从旧书店购入，而后图书馆于1902年从Höbel中尉手中得到该书。这一记载可能和田中教授的说法是同一事件的不同记叙，但详细过程尚缺乏更多佐证。
三、该本可与清人对影宋抄本的记载相互印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人民币汇率预期与跨境资金流动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一段时期内，汇率升值预期会促进短期跨境资金流入，但在市场条件变化时，可能抑制资本流入，甚至可能会引起资本加速流出。因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预期与跨境资金流动的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检验不同时期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清人对影宋抄本的记载可以和波兰藏本相互验证。第一，关于行款、避讳等。陈鱣称影抄本“每叶十六行，行十八字。自《乾》《坤》二卦以外，卦爻下俱列‘某宫某月二世’等字，作三行。凡遇‘贞’、‘恒’等字俱缺笔”[7]4，这些均与嘉定本符合。其次，关于序跋之次第。陈鱣记录称“前列易传序……次载晁公武书，又次李焘书，又次鲜于侃书，又次侃子申之书。末附《易传略例》，后载计用章序。”[7]4今波兰本虽不全，但得睹全貌的神田先生称该本卷首为李鼎祚自序，其次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解题，又次是李焘和鲜于侃序，再次是鲜于侃之子鲜于申之手书上版的序，卷末附录魏王弼《周易略例》一卷，最后是计用章的后序[3]11-13，这与陈氏所言相同，也与今卷五以下实际次第符合。第三，关于序跋之文字。今宋本可见的序跋只有计用章后序，经与陆氏《皕宋楼藏书志》所录计氏序对勘，仅有二字不同。此外，神田先生当年发表了鲜于申之序末叶的照片，高田在文章中加以转载[4]145，可据此部分勘正张、陆二家所录的三个版本的鲜于申之序。经对比可见，张氏所录与图片全同，陆氏微有出入。第四，关于正文之文字。陆氏《群书校补》中列举了影宋本和雅雨堂本的异文，经对比，其所列影宋本文字与嘉定本几乎全部符合，尤以避讳字和异体字最为明显，如“殷”“恒”“贞”等缺末笔，“互”皆作“”，“干寶”皆作“于寶”等，皆与今见嘉定本合。但有相当数量的嘉定本与雅雨堂本文字不同的地方，没有被陆氏记录下来，如嘉定本《咸》卦九三爻辞下崔憬注中云“刚而得位”，雅雨堂本作“刚而得中”(表2第2例)；嘉定本《晋》卦九四中五处“鼫鼠”雅雨堂本均作“硕鼠”(表2第8例)，陆氏皆未记录异同。此外，亦有陆氏所记抄本文字与嘉定本不同之处，如《咸》卦上六象辞中“滕”字，虞注中用“腾”字，而陆氏所记抄本两处均作“腾”。可见陆氏列出的抄本文字未必与嘉定本尽合，未列出者亦未必表示嘉定本与雅雨堂本文字全同。
总体来说，清人对影宋抄本的记载和波兰藏本后半帙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这既证明了波兰藏本就是宋蜀刻嘉定本，同时清人对影宋抄本前半帙记载也就更为可信了。这对序跋部分尤为重要，因为今嘉定本可见的只有卷末后序，经此印证后，可知张金吾、陆心源移录的晁公武解题(题作《易传前序》)、李焘识语、鲜于侃序、鲜于申之后序(惟未录李氏自序)的文字都是可信的，而诸序跋中所记载的《集解》在宋代的三次刊刻情况对《集解》版本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四、该本文字有重要校勘价值且有助于探析诸本源流
嘉定本既已可见，则最直接的价值就是将之与《集解》其他重要版本互相校勘。陆心源曾据影宋抄本校勘雅雨堂本，但一来所据为影宋抄本，终不及嘉定本可靠；二来如前文所述，有许多异文陆氏未曾列出。且只对勘两本，未能深入探寻各版本之间源流关系，因此有必要将不同版本系统中有代表性的版本加以会校。宋代以后，《集解》的重要刻本有明嘉靖间朱睦的聚乐堂刻本十七卷(这是嘉定本之外现存的最早版本)、万历间胡震亨刻《秘册汇函》本十卷、崇祯时毛晋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多种(津一本十卷、津二本十卷、津三本十七卷)、乾隆初期卢见曾刻《雅雨堂丛书》本十七卷、乾隆晚期《四库全书》抄本十七卷、嘉庆时张海鹏刻《学津讨原》本十七卷。上述诸本中毛氏津一本、津二本皆从胡震亨刻《秘册汇函》本出，《四库》从毛氏津三本出，其余皆属于有代表性的重要版本。今摘取《集解》文字9例，将诸重要版本加以会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周易集解》重要版本文字校勘举例
嘉定本陆氏列举的影宋本朱本胡本津一本津三本卢本张本1咸彖辞虞注保合大和保合大和保合大和保合太和保合太和保合太和保合太和保合太和2咸九三爻辞崔注刚而得位(无)刚而得位刚而得位刚而得位刚而得中刚而得中刚而得中3同前失其止义失其止义失其止义失其正义失其正义失其正义失其正义失其正义4咸上六象辞/虞注滕/腾腾/腾腾/腾滕/滕滕/滕腾/腾媵/媵媵/媵5大壮象辞崔注震下乾上震下乾上震下乾上乾下震上乾下震上乾下震上乾下震上乾下震上6大壮上六象辞虞注祥×2祥×2祥×2详×2详×2祥×2详×2祥×27晋六三爻辞虞注硕鼠(无)鼫鼠硕鼠硕鼠鼫鼠硕鼠鼫鼠8晋九四鼫鼠×5(无)鼫鼠×5鼫鼠×5鼫鼠×5鼫鼠×5硕鼠×5硕鼠×59晋上九爻辞虞注乘五(无)承五承五承五承五乘五承五
苏晓君曾对毛氏家族的藏书印详加统计，计有汲古阁藏书印84方、毛晋名号印44方、毛褒13方、毛表39方、毛扆12方、毛绥福3方、毛绥和2方、毛琛5方，合计202方。这是目前对毛氏藏书印最全面的记录，但其中没有出现晋卦卦象印和“一字潜在”印的相关信息。见苏晓君：《毛氏汲古阁藏书印》，《文津学志》(第八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161-175页。
五、该本之体例有助于《集解》分卷、案语作者等问题的研究
① 神田先生该文后收入氏著《東洋學文獻叢說》，東京：二玄社，1969年，第9-18页。本文所引即据此本。
⑤ 见李致忠：《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考》，《文献》2010年第4期。文中称高田先生在报告中将这一南宋本说成了北宋本，对此高田氏次年发表文章中已改正。
上九亢龙有悔
王肃曰……〇干宝曰…… 案以人事明之……
当然，目前市面上在售的8K电视非常稀少，仅来自夏普、三星等，而且价格异常昂贵。以夏普的第二代旷视系列8K电视为例，60吋在日本市场的价格约合人民币4.6万元。
胡本格式为经传顶格，注文提行低一格，有多条注文的每条均提行，注文后有李氏案语的空一字接案语，如：
(4)高职泛在学习资源需要保证知识点的连贯性和交叉性。知识是相互关联的，不是孤立存在的。而现有的资源多是以课程为单位来建立资源库，课程与课程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在资源库中体现出来。比如，《数据库系统》和《C#程序设计》这两门课就不是孤立地去学，学完的最终目的是需要用c#程序作为前台和数据库作为后台数据支撑实现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当前的教学资源建设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是作为两门独立的课程分别开发。类似的课程还有很多。为了避免所构建的教学资源成为一个个的“信息孤岛”，应该考虑到知识点的交叉性。同时，为了满足高职学生的碎片化学习方式，在开发资源时应该考虑以知识点来进行开发，而不是以课程为单位。
上九亢龙有悔
王肃曰……
干宝曰…… 案以人事明之……
前已指出，后世十卷本从宋本来，故谷继明据胡刻十卷本认为当有多家注文时“宋刻原是提行，朱氏改作○而尚未尽改。后来的毛氏刻本、雅雨堂本尽改作○。”[11]45但今既见嘉定本真容，则知谷氏所言不确，宋本于多家注文间概空两字(而非一字)，并不提行。
第三，嘉定本案语的体例可以证明书中部分案语作者并非李鼎祚。《集解》中凡李鼎祚案语皆以案字开头。但所引诸家注文中也有原注就用到案字的，如《说卦》中一条注为“孔颖达曰：据今而称上代，谓之昔者；聪明睿智，谓之圣人，即伏羲也。案《下系》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始作八卦。今言作易，明是伏羲，非谓文王也。”据文意可知，此处案字以下仍是孔注，且有《正义》可覈证。但有些案语文意两可，又属于失传文献，无可覆案。如《咸》彖辞注：“蜀才曰：此本否卦。案：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而刚下……”类似这样“蜀才曰”后接案语的情况颇多，对于这些案语作者是蜀才还是李鼎祚学者们有不同意见。徐芹庭在《魏晋七家易学之研究》中的蜀才章表示，“案以下之语悉鼎祚《周易集解》阐释蜀才易注者也，非蜀才之注也”。[12]41林忠军在《象数易学发展史》的蜀才章中凡引《集解》蜀才注均止于案字以前，并称“蜀才不像虞翻那样去做详细的解释”，而是“用高度概括语言表述”[13]44。金生杨在《汉唐巴蜀易学研究》蜀才一节中称，“经过反覆分析，虽然得不出这些案语就是蜀才《易注》的内容，但综合所有情况来看，我们倾向于以前绝大多数学者的认识，将今辑本中加有案字的语句看作是蜀才的注释。”[14]199实际上，只要一看嘉定本案语体例即可发现，凡李鼎祚案语处，“案”字前例空二字，而某家注文中的案语则不空。因此，蜀才注中的案语其作者显然为蜀才而非李鼎祚。如误将这些案语视为李鼎祚对蜀才的疏解，不但会导致对蜀才思想研究的不足，也会造成对李鼎祚《集解》研究的偏差。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荀爽、伏曼容的个别注释中，因此，以嘉定本体例为依据，结合诸本体例及文义，对这类非李氏之案语各还其主，对各家易学思想研究都将有所推进。
结语
波兰所藏这部南宋嘉定蜀刻本《周易集解》是该书现存最古的版本，在经历了毛晋父子和季振宜的收藏之后进入清朝内府，后来流至域外，鲜为人知。1936年神田喜一郎见到时尚为全本，数十年后高田时雄再睹时则仅见二册。如今半帙重出，实为幸事，不仅令人一睹宋刻真容，且其藏印、文字、内容、体例等均对《周易集解》相关研究的深入推进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利用该本与已有各本进行会校是亟待进行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关于该本如何由清宫流至域外，在雅盖隆的现状如何，与影宋抄本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也都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注释：
第1组的问题危机等级高于第2组，进而在信息熵的表达上第1组大于第2组（3.054>2.614），说明第1组的团队复杂程度高于第2组，需要引起导师和团队成员的重视与关注．
第一， 《集解》卷数的争议由来已久。据陆心源所录晁公武序：“《唐录》称鼎祚书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10]卷一。可见《集解》是十卷还是十七卷，自宋以来就有不同说法，后世更歧说纷然。这一问题简单来说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一，该书各版本的实际情况是十卷还是十七卷；二，如何解释《新唐书·艺文志》所称十七卷的记载；三，该书的李氏自序所言的是十卷还是一十八卷。嘉定本因缺上经，李氏自序不可见，故在第三问题上缺乏决定性证明，但在前两个方面都有所帮助。对于第一方面，今嘉定本为十卷无疑，而嘉定本上庆历间和乾道间两序又得到验证，则宋代三刻一脉相承，皆为十卷(晁公武不及见嘉定本，其所言当是乾道本或庆历本，亦堪佐证)。《新唐书·艺文志》所记十七卷本的实物从未被历代藏书家亲见，今可知最早的十七卷本实物为嘉靖间朱刻本，该本全无宋人序跋，据朱氏自序称得之李中麓(《李中麓书目》今已佚，李开先其他著作中亦未提及此书)，而朱氏所撰家藏书目《万卷堂书目》中记载朱氏所藏《集解》实物为十卷本，但其刻书作十七卷，其故尚难索解(或以为是为了符合《新唐志》十七卷的记载)。此后该书十卷本从宋本出，十七卷本从朱本出，成两大系统并行。对于第二方面，在十七卷的朱本出现以后，著录的十七卷本是有实物可据的。但在朱本出现以前，宋代书目中如《崇文总目》《中兴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均著录此书为十卷，惟有《通志·艺文略》著录十七卷。《崇文》、晁、陈等书目都是据亲见著录，而郑樵作书目，欲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故多据前人目录(尤其是《新唐志》)，未必皆亲见其书。因此对《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的十七卷本，宋人并无见到实物者，后人亦提出各种推测，或者认为是包含了李鼎祚其他著作在内的总卷数，或者认为《新唐志》讹误不可信。通过对比十卷本实物和十七卷本实物的卷次划分可以发现，十七卷本(包括最早的朱本及津三本、四库本等)的划分有极不合理之处。朱本卷十五、十六均为《系辞下》，卷十五末句经文为“知之未尝复行也”，卷十六首句为“易曰不远复”。按此处前后文为：“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这是孔子引《周易》爻辞阐论人事，文义相连，势难割裂，如此分卷其误显然。卢本也属十七卷系统，但惠栋看出其不妥，乃略为调整，将“《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一句移入卷十五之末，卷十六从“天地壹，万物化醇”开始，这样看似解决了割裂之弊，然深考仍有未安。这是因为“天地壹，万物化醇”以下二句也是引《周易》爻辞为证阐论人事的一例，这样的例子在《系辞下》中共十一条，前后相连，乃是一个整体(“颜氏之子”和“天地壹”是第九、十两条)，因此即便从“天地壹，万物化醇”开始分卷也是割裂章旨。而据嘉定本可见宋本的划分，其卷八、卷九分别为《系辞》上下。十卷本实物的存在显示了明以后十七卷本在划分上的不合理，也加深了明以前十七卷本记载的可疑。同时，嘉定本对《集解》的现代整理也有意义，目前所见的《集解》整理本皆为十七卷，这是由于宋本复出前可见的最早版本即为十七卷本，但如今有更早的十卷本半帙存世，而十七卷划分又不合理，故今后如重新整理《集解》，当依嘉定本作十卷为妥。
② 见莫东寅：《东方研究史》，北平：东方社，1943年，第126页。按莫东寅另有《汉学发达史》一书，1949年1月北平文化出版社初版，两书内容大同小异，或是后来有所修改，但前者更为丰富，尤其是书末的参考文献，较后者多出数倍。本文所引内容在两书中完全一致，后者可参考莫东寅：《汉学发达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③ 见向达：《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知识与生活》1947年第3期，第13页。向达先生1935-1938年在欧洲各大图书馆搜访汉籍，这部《集解》当是在柏林时所见。其称该本有乾隆藏印的情况，对此神田氏未曾记录，今残本上亦未见，其或在前半帙中，或为向氏记忆偶疏，尚难确证。又向达先生称此书“当然是由清宫里掳出去的”，言辞间似无坚实证据，当属推测。
④ 高田氏文两年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编：《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二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8-147页。
第二，嘉定本的注文体例可以证明宋本并非每家注文皆提行。在注文格式方面，朱本、毛本、卢本格式为经传顶格书写，注文提行低一格，一条经传下有多家注文者以〇隔开，注文后有李氏案语者空一字接案语。如：
兖矿集团和华东理工大学最近联合宣布，我国多喷嘴对置式煤气化技术研发再次获得突破，由他们共同开发的4000吨级超大型水煤浆气化装置和2 000吨级废锅-激冷型气化装置已相继进入工程化建设，走在了国内外煤气化技术发展的前列。该项技术的突破，为煤化工项目技术选择提供了新的方案，可进一步提高气化效率，促进节能减排。
⑥ 书格(www.shuge.org)是古籍热爱者未曾(weiceng)建立并维护的一个自由开放的在线古籍图书馆，致力于开放式分享、介绍、推荐在尼泊尔公约限定范围内的古籍善本，在此谨致谢忱。
⑦ 卷八、卷九见https://jbc.bj.uj.edu.pl/publication/204964，2018-6-26，卷十见https://jbc.bj.uj.edu.pl/publication/204965，2018-6-26。两者编号连续，而前后编号均为其他无关之书。
⑧ http://stabikat.de/DB=1/SET=4/TTL=1/MAT=/NOMAT=T/CLK?IKT=12&TRM=3371334198，2018-6-26。
⑨ 尚不清楚为何雅盖隆大学图书馆所公布仅有三卷(恰与高田先生当年所见吻合)，可能是因为辗转入藏时有所散乱。另外，雅盖隆后来曾向现在的柏林国立图书馆归还了一部分原普鲁士国立图书馆的珍贵文献，但仍有许多书籍并未归还，《集解》即其中之一。
青辰躲在巨石后，捂着嘴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云浮山上，何时生活了这么大的蜘蛛？它体高大概已经超过了一丈，八只长长的节足，踏在望天归的背上，借着背后圆月的光辉，整个身体都闪烁着黑亮的光泽，犹如着了一层坚硬的钢铁铠甲。这还不算什么，最令青辰恐怖的是，这只蜘蛛，竟生了一颗人头！
高田先生据神田记录转述嘉定本序跋次第，李致忠先生又据高田先生所言再转述，但李氏称鲜于申之序在卷末，似不确。
叶德辉《书林清话》中曾引该文，但删节颇多。苏晓君在《毛晋与汲古阁刻书考略》中据同治本《确庵先生文钞》转录陈氏全文，见苏晓君：《毛晋与汲古阁刻书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3期。
另外,与相同EOT条件下的HfO2和SiO2栅介质的Ig相比,在N2环境中700 ℃PDA处理后的Al掺杂HfO2的Ig分别降低3和8个数量级,如表1所示。这主要与Al掺杂HfO2的物理厚度较厚有关,因为Ig与物理厚度成指数关系。
LncRNA-GHET1过表达胃癌细胞株的构建与验证 … ………………………… 刘娟娟，等(12):1365
发酵工艺采用我国传统高盐稀态发酵法[9]。将 4 kg 曲料与8 kg盐水(18%)均匀混合后，于 30 ℃下恒温发酵120 天。
该表例子虽不多，但能说明的问题却不少。首先可见嘉定本文字之长。表中第4条，《咸》卦上六象辞，嘉定本作“滕口说也”，其下引虞翻注作“腾，送也。”这里“滕”和“腾”的不同体现出经注层次的区别，即李鼎祚的《周易》正文用的是魏晋以来通行的王弼本，但虞翻家传孟氏易，所用乃汉代今文本，家法本有不同，而李鼎祚在《集解》中保留了这种不同，以见各家之原本，即所谓以贾还贾。但除嘉定本以外诸本或皆作“滕”，或皆作“腾”，甚或卢本皆改作“媵”，不仅文字非旧，更混淆了经与注底本之区别。第9条，嘉定本作“乘五”。根据《周易》义例，上对下曰乘，下对上曰承，此处注上九爻，故作“乘”无误。而此外诸本，除了卢本改作“乘”外，皆误作“承”(卢本为惠栋所校，惠氏未见宋本，乃据义例改)，这都体现出嘉定本文字的独特优势。其次从中可见朱本与嘉定本的密切关系。第1、2、3、5、6、8等数条朱本均与嘉定本同，而胡本只有第2、7、8相同，可见朱本(十七卷)与嘉定本卷数虽有异，但文字多同，而胡本与嘉定本同为十卷，异文却较多。且据《易》例，九三阳爻居阳位，适称得位，而《乾》称九三“重刚而不中”，是三爻不当称中，故第2条当作“刚而得位”；第3条《咸》下体为艮，艮为止，故此处当作“止”；第6条作“详”显误，可见胡本异于嘉定本的文字其为讹误的几率较大。第三，津一本全同胡本，而与津三本不同，这可作为《津逮秘书》初刻时用《秘册汇函》旧版、后换版重雕的佐证。第四，第8条卢本与此前本皆不同(张本此处是继承卢本)，可以佐证卢本多经惠栋臆改的情况。第五，影宋本凡列出异文的皆与嘉定本一致，但第2、8两条皆影宋本未列的异文，说明清人列举的异文并不全面。当然，嘉定本也非尽善，如第5条，《大壮》卦象为乾下震上，嘉定本及朱本显有讹误。要之，嘉定本文字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在诸本会校中可以更加深入考察各版本之间的源流情况。
神田先生所引该跋原文见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一，《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第六册，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第260页。按，李致忠与谷继明均指出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中也录有何焯此跋，见李致忠：《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考》，《文献》季刊2010年第4期；谷继明：《论李鼎祚〈周易集解〉的流传》，《周易研究》2012年第3期。
这一推测与向达先生的看法相同，见注释③。
⑩ 线装非宋版书样式，据后文引何焯跋知乃康熙时改装而成。
本文借鉴鞠晓生等 （2013）［7］和刘莉亚等（2015）［8］的方法， 直接使用式 （1） 计算 SA 指数。具体而言，将公司上市年限进行1%温莎处理，记为Age。总资产同样进行温莎处理后，将单位换算为百万元，再取自然对数，记为Size。SA指数取值越大，其绝对值越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
嘉定本“圣师殁”，陆作“圣师没”；嘉定本“都官文”，陆作“都官丈”。
“億以是正之”，《爱日精庐藏书志》《群书校补》同，《皕宋楼藏书志》作“臆以是正之”；“兹将”与“指敬大字”间原空五字，《皕宋楼藏书志》同，《爱日精庐藏书志》作墨围五，《群书校补》相连不空。
“津一本”等名称及《津逮秘书》中几种《周易集解》之间的不同，见谷继明：《论李鼎祚〈周易集解〉的流传》，《周易研究》2012年第3期。
《集解》明清版本情况可参考谷继明：《论李鼎祚〈周易集解〉的流传》，《周易研究》2012年第3期。
这一换版过程见谷继明：《论李鼎祚〈周易集解〉的流传》，《周易研究》2012年第3期。
卢本为惠栋所校勘，多有理校臆改之处，详见刘骏勃：《惠栋校勘本〈周易集解〉辨误——兼论惠栋易学的“不知家法”》，《历史文献研究》总第41辑，扬州：广陵书社，2018年，第323-333页。但惠氏所改，有时也很有参考价值，如第9条惠氏在未见宋本的情况下据理校将“承”改“乘”，覈诸宋本，知此条惠氏所改甚当。张海鹏于惠氏所改多有继承，未知此处何以不从。
题作《易传前序》，晁氏《郡斋读书志》中也有此篇。二者相校，陆文“今所有”上空三字，衢本《读书志》作“公武”，袁本作“予”；又陆文“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衢本同，袁本作“今所有十卷，盖亦失其七，惜哉！”又“东里晁公武书”六字，衢本、袁本皆无，见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21页。
《万卷堂书目》为朱睦藏书目录无疑，而另有《聚乐堂艺文目录》一书，因朱氏堂号聚乐，故前人多认为此即《万卷堂书目》之又名。据余嘉锡先生研究，二者“实判然二书”，并疑后者“出其子勤美所编”，见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60-563页。《万目》著录《周易集解》十卷，而《聚目》著录《集解》十七卷，前人或以为有不合，今既知二书不同，则无所谓矛盾，而《万目》著录十卷本为朱氏所藏亦无疑义。
卢本作“壹”，它本多作“絪缊”或“氤氲”。
按产权性质将全样本分为国有和民营两组，分别考察管理层能力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内外部治理因素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运用模型 （1）对国有组和民营组分别进行回归。F检验和Hausman检验显示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3。
对于《系辞下》的分章大体有九章与十二章两类。刘瓛、朱熹等分为十二章，其中十一条引爻辞以论人事的构成第五章。孔颖达《正义》分为九章，这十一条中第一条属于第三章末，第二至十一条为第四章，其对第一条理解不同，但对后十条无疑仍视为一个整体。
孔氏《正义》和朱子《本义》亦均以《系辞》上、下各为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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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iteratureValueofZhouyiJijieoftheSouthernSongDynastyBlock-printedEditioninShuAreaCollectedinPoland
LIU Jun-bo
(SchoolofHistor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Zhouyijijie (《周易集解》)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Shu area is the earliest edition of the book in existence,which is collected in Biblioteka Jagiellońska.As the only visible So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ZhouyiJijie(《周易集解》)in now days,this book was originally stored in the Preu ische Staatsbibliothek,and it had 10 volumes at that time.It was transferred to the Biblioteka Jagiellońska in Kraków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in which only volumes 5 to 10are kept now.There are many book seals in the book of this version,which is helpful to the study of the book-collection culture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pread of the book.Its text can verify the records of the hand-copied book of the Song dynasty by scholars of the Qing dynasty,and can be useful for col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dition origin of the book.Its style is also helpful to solve the ownership problem of some authors who write introductory notes for Zhouyijijie(《周易集解》).
Keywords:ZhouyiJijie(《周易集解》);Li Ding-zuo;Song dynasty block-printed version in Shu area;Preußische Staatsbibliothek;Biblioteka Jagiellońska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684(2019)06-0047-08
收稿日期：2019-05-13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2018年科研计划专项项目(18JK0749)
作者简介：刘骏勃(1990-)，男，陕西西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责任编辑：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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