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问题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矛盾性就一直被社会理论家们感知和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在批判现代性问题上发展起来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以往的社会存在方式，但也使主体自身原本具有的积极主动参与实践成为不可能，物化阻断了人们与世界之间的真正关联，以错误的实践形式代替原有的真正实践形式来表达主体的生存状态。怎样冲破这种已经被物化的生命意识的束缚将是一个艰难的进程，而对人们实践活动形式的美好期许正是对现存物化状态的否定。因此，对卢卡奇物化思想的探究对我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建设仍有其重要价值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批判；物化批判； 卢卡奇；主体性实践
一、物化概念与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起点
现代性借助启蒙运动明确了自身对科学、理性的追求，以及对人摆脱愚昧和追求自由的向往，在肯定意义上运用现代化的一切有效手段对社会理性进行不断探索。在启蒙精神的指引下，人们克服自身的有限性，使现代社会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不断合理化。但同时，正是这种理性的启蒙、社会的进步以及文明的扩张也使人们自身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生存困境，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与社会未来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
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当代社会理论探讨的关键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韦伯对现代性的阐释入手，从而更清楚地把握现代性的基本内涵。首先，韦伯认为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来源于资本主义精神中新教伦理理性、自律的天职观念，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其次，现代性就是理性化进程的表现，韦伯指出，“随着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化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整个社会都被理性化所笼罩，并散发着理性的气息，“相对于封闭而保守的中世纪，现代性是代表了理性、自由而又充满希望和进步的社会理想”[2]2。再次，随着理性化的扩张，整个社会都处于制度化的“铁笼”之中，就像韦伯所描述的，“没人知道下一个住进这个铁笼的会是谁，或者在这种巨大发展的尽头是否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先知，抑或那些老旧的理想和观念是否会有一个伟大的新生，而如果这两者都不可能，那么是否会在骚动的妄自尊大中渲染出来一种机械式的麻木，我们同样不得而知。因为对于这种文化发展的终点，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描述：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经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高度”[3]。现代性并不都意味着光明、美好和希望，代表着社会的绝对进步和理性发展，它也是人们在享有社会进步过程时所要承受的理性化代价。“在理性的光辉似乎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照亮了人类历史道路的时候，理性把它可怖的一面展露无遗：如奥斯威辛的焚化炉、广岛的原子弹、核军备竞赛等等，无一不是理性的杰作。”[4]现实世界是构成人们社会生活的物质基地，社会交往是促进社会关系健全发展的行为前提。物质资料的不断丰富发展与自我的独立、自主、完整以及人们之间和谐、团结、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共同铸造了社会协调稳定的运行体系。而对于认识社会生活本质来说，关键在于对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探究。但是在这种现代性的物化生存状态中，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信赖感和真诚感大大减弱，往往在频繁接触的亲密关系背后总会不自觉陷入一种孤独封闭的状态，成为脱离社会关系的孤单的灵魂缺失者。王晓升教授指出：“现代化的发展需要真正的有个性的人、有创造性的人、能不断地改革和创新的人，而不是简单地适应社会知识体系、顺应社会秩序的人。”[5]现代性的力量将人们从深渊中解救出来同时又将人们抛入黑暗的堕落，解放和压迫、自由和束缚并存。这种矛盾正是现代社会种种矛盾的根源所在，也是现代性困境的根源所在。
发达的文明世界作为一种看似“理性化的社会”，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以往的社会存在方式与现实生存状态，这一进程不仅扩展了人们生存与交往的时空、地域范围，更是使其冲破传统固有的生活限制，开启了现代人生存样态与生活方式不断变迁的多种可能。但是，反观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极大充裕以及生活方式丰富多元的社会化个体，内在生命与自身价值却并未得到妥当安置，这个原本真实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主体却尤为感受到自身生命和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不再关注内在于生命个体的智慧、德性与真理的东西，成为外部世界(包括物质、地位、荣誉、名利等)的现实奴隶和符号崇拜者，似乎彻底放弃了对生命存在本身的追问，而只有在不断拥有财富、名誉、地位的同时才能感受到自我生命血液的流淌。所有这些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文明”与“力量”给人们带来的负面效应，哲学家卢卡奇以“物化”统称之。
马克思就现代性问题对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则进行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商品经济的发源地代表着现代经济的理性进程，这种商品结构既是主体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途径，将人们从劳动力落后的生产方式下解脱出来进入文明生产理性化进程，又使得主体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压迫下丧失自我、失去个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在继承马克思总体性辩证方法上对现代性问题提出质疑。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在批判现代性问题上发展起来的，卢卡奇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当代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和社会关系出发，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思想基础之上，受到韦伯、西美尔、黑格尔等哲学家的影响，发掘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物化理论，指引着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批判路径，他们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内部，批判继承和发展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如何造成人与社会自我相分离、人与真实自我相对立的社会现状的理论思考。
二、物化批判理论在当代社会的现实状况
物化概念，首次出现在卢卡奇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指出物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6]149。而对待物化概念，德国哲学家霍耐特将物化从兴盛到衰微以及又出现复兴的趋势，给我们做了详细描述，他认为卢卡奇在成功塑造“物化”概念的基础上，也承载了其整个学说的内在理论目的。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再是从纯粹思辨层面探讨哲学问题，也不是用哲学理论去直接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而是把哲学概念与社会文化观念相联结，研究物化从经济领域逐步扩大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明确表达了对工业社会的批判，致使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西方哲学深受其影响，从心理意识、文化观念、技术理性、人的存在状态等层面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逻辑，是以现代性社会中物化概念为基础，通过对社会中各个领域的物化现象进行批判，最终落脚点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批判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而这种批判仍然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领域政治经济结构“嗜血”本质的概括和揭示。卢卡奇认为《资本论》中所阐释的商品拜物教现象正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物化境况的描述，其中关于劳动对象化的论述也有着清晰阐释。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9]。马克思在此所指的社会的物，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超越现实个人存在、以物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而表现出物对人的控制和操纵力量。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劳动异化的论述，但他所批判的物化，“不是马克思所指向的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运行中社会关系的颠倒，而是韦伯所描述的20世纪工业文明进程中技术的合理化和标准化的进程”[2]20。就是说韦伯社会合理性的思想在卢卡奇继承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时起到了一种催化的作用，用韦伯的合理性逻辑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形式下的虚幻的物的关系的本质，在技术理性和社会文化层面开创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视角。
与上述物化批判的四种脉络有所不同，霍耐特认为，卢卡奇虽然避免使用道德词汇，没有借助任何道德或伦理的援引方式，只是在字面原意上使用物化概念，但是依然具有某种规范性的内涵。这种规范性内涵的理论基础和预设是什么？这一问题可以在卢卡奇关于物化现象的独特揭示路径中进一步思考。
霍耐特指出：“卢卡奇相信，在商品交易的强迫制约下，主体的‘行为方式’将会发生变化，而这些行为方式上的变化会影响主体与他周遭环境的所有的关系。”[8]21进而可以看出，对卢卡奇而言，物化从客观经济领域的物化现象深入到意识领域，从现象进入人的内在本质的过程，这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认知层面的错误，把人与人的关系当物的关系来对待，是人的实践态度的根本转变，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主体自身的行为和习惯模式。
首先，物化表现在文学领域，即小说当中所呈现的意蕴和氛围都显示了日常生活正在被经济化，“社会世界的居存者像是面对无生命之物一样面对自己与他者，仿佛既没有丝毫的内在感受，也无意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观点”[8]8。这种氛围，在一种隐性的社会层面上展现了人性的冷漠和自私以及在面对生活和自我时的麻木和迟钝，情感和生活都被经济化为一种达到利益的暂时性手段。其次，在社会学分析当中，物化指的是人类行为形式的变化。霍耐特指出，文化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日益加剧的现象，卢卡奇将这种假装称之为对自我情感的操控，即“主体会出于利害机宜之考虑，长期假装自己拥有某种感受或愿望，及至久而久之，主体真的将这些感受或愿望经历为自己人格个性的一部分”[8]8-9。这种愿望的假装或对自我情感的操控也是一种隐含在文中的东西未加言明。再次，物化指的是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中明确使用“物化”这一概念的趋势。这种脉络下的“物化”有着“确切的规范意义，它指的是损害道德或伦理原则的人类行为”[8]10，即对待他人的以一种无感受无生命之客体的物的行为和方式。最后，物化表现在以一种纯自然科学的思考方式来考察社会生活和解决社会矛盾问题，这种行为本身就隐含了一种“物化”的态度，因为这种“解释人类情感与行动的企图，皆抽离了生活世界之知，而将人类视为无主体经验的机器、视为物”[8]10-11。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来说，物化概念是其进行社会理论研究最重要的社会批判范畴之一，霍耐特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标志性人物，继承了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所展现的深刻社会关怀和在社会学诊断意义上对社会病态之矫正作用。虽然物化没有在社会生活中以明显的文化批判形式出现，但是一直都有着某种隐含的迹象扎根于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当中。就像霍耐特所言：“‘物化’像一个哲学上未经琢磨深究的大块思想，忽然从魏玛共和的深水重现，重新回到了理性论述的舞台。”[8]7接下来，霍耐特又概括了关于社会生活中的物化批判复兴的种种迹象，四个可见的征兆预示着物化批判在当代社会再现的可能性，以及通过这四种脉络来凸显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趋势。
三、卢卡奇对社会物化现象的独特揭示路径
近几年来物化这一概念的分析逐渐趋向于没落，已经从社会理论所关注的主要理论领域内消失。这个曾处于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心位置的批判概念，何以在它所揭示的物化现象未曾减少的今天失去了它原有的理论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批判理论家自身的悲观主义倾向，在方法论上找不到一条实际地解决物化问题的可能性理论，致使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带有一种悲观的态度；二是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哲学对人类本质、基本目的等概念的否定，对物化作为人类本质扭曲的前提性认可与共识的丧失，不再认为物化范畴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和实践价值；三是正如一些后现代批判理论家声称的，“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学的动力将继续停留在批判理论关注的核心，这会在社会组织和发展上付出代价，也许后者是一个更为基础的维度”[7]295。这就是说，二战后的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所关注领域的变化，更多的是对民主、正义、自由理论的探讨，不再密切地关注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时代诊断学说。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当今社会物化概念不被重视的某些原因，但是这种理论概念的选择性变化，并不是说物化概念作为诊断当代社会病态现象的理论学说已经丧失其重要性，而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相应的文化结构以及思维结构，即考察物化本质以及物化现象在社会中的理论范式、基本维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2013年，河北水利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坚持开放思维、市场思维、科技思维、法治思维，积极谋划和推进全省水利可持续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重大水利项目建设推进有力，水资源管理工作扎实开展，民生水利进一步加强，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全省水利总投入达196.5亿元，较2012年增加14%，水利事业呈现蓬勃健康发展势头，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使用标准差来再次证明上述章节的结论，若证明成立，则结论得到进一步强化.根据定义，设投资组合V的非系统性风险的标准差为σA，根据定义可知：
物化意识即意识的物化，是在主体自身的头脑中进行的直接影响主体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一种特殊意识形式，是对物化直接性的消极意识的再现，也是物化结构在人的生存结构中的内化。这种形式的物化，不是某些阶层或群体固有的存在方式，而是以总体性的面貌反映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社会整体性层面表现出的物化过程。卢卡奇指出：“危机时期的本质恰恰在于，从一局部系统向另一局部系统转变时，直接的连续性破裂了，而它们相互之间的独立性，它们相互之间的偶然相关性，突然进入所有人的相关意识里。”[6]170物化不只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和结构存在，而且内化于人的生存意识当中，成为自觉地认同物化现象和结构的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行为主体自身也发生了改变。
在商品市场中，物化表现为“劳动力以及劳动产品的人类劳动变成了一个客观的、独立的物的体系，商品的自发性或者说自主性规律控制并且征服了劳动者”[7]42。物化作为一个彻底的批判性概念，第一，物化的产生以商品形式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为前提，物化概念是卢卡奇从马克思对商品结构的分析中得出的，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结构占支配地位时物化现象才会生发；第二，卢卡奇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谈论物化，在他看来，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隐藏的本质，在这种形式中，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一切异化状态都被界定为物化；第三，物化在这里不仅指的是主体与自身创造的客体间相互对立，“更为重要的是，它包含着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对象性形式对世界关系的预先判断”[7]42。这种在主体认识层面的错误认识，使得历史和认识之间的伤害具有永久性，人们在这种虚假的“第二自然”中，已然忘记了真实的自我以及和他人原初的社会关系。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就是“社会关系和经历与事务的一种特有的同化，就是说与我们可以知觉和支配的客体的同化。这三种世界，通过生活世界的社会先天十分复杂地合作化了”[10]。这种对资本主义具有独特构建意义的意识形式归根结底是主体对社会世界及其自身实践所采取的一种超然、冷漠的旁观立场，并且这种畸变的理性形式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不自由进行理论上的辩护，即随着物化的逐渐深入，将会导致物化意识的产生。
卢卡奇对物化的分析是通过揭示商品结构中劳动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的普遍性以及物化意识等过程展开的。卢卡奇在否定意义上将物化规定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他将物化同近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理性社会对主体性及其活动的负面效应视角来揭示物化结构。卢卡奇既延续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动态发展过程的分析，又进一步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是如何与商品及其劳动产生联系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关系是一切物化现象产生的根源。
不断的做好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管理工作，不仅可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而且还能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和经济的稳步提升。因此，我们就应不断的做好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评价以及监管工作，这样才能为提升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的开展效率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就针对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展开具体的分析与讨论。
在太原市平阳路君怡小区B座钢筋混凝土不等肢剪力墙结构中，结构的位移超过了规范规定的限值，设计人员通过合理地调整墙肢截面或连梁的截面高度来提高整体的刚度，从而满足了规范规定的位移限值。对于设计中跨高比较大的连梁，有良好的地震耗能。而在剪力墙结构中，往往洞口上形成的连梁跨高比均比较小，对抗震等级为一、二级且连梁跨高比≯2、墙肢厚≮200 mm时，可设置斜向交叉钢筋或菱形斜筋与交叉斜筋组合的配筋方案，其延性均比较高，且具有良好的耗能能力。当连梁宽度在350 mm以上时，可采用交叉暗撑。对在工程中出现超筋的连梁，通过合理配筋保证梁强剪弱弯，可具备一定的延性耗能能力。
四、卢卡奇物化状态下的主体性实践概念
卢卡奇认为，既然物化思想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本质的改变，虚幻的物的形式遮蔽了主体真实的社会生活关系，那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已经超出了它所属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逐步蔓延到人的意识层面，使得主体自身意识已经完全被物化，可以说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无一不是在物化的控制范围之内。卢卡奇强调一旦主体长年习惯于自身在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商品交易者的身份，就会变成一种“默想者”和“旁观者”，主体都将成为一个个互相封闭的独立的单子而存在，不再有任何情感上的肯认和联系。霍耐特指出：“对卢卡奇而言，‘物化’就是一种仅止于旁观的行为习惯，在此状态中，不论是对自然环境、社会共同之成员、还是自身的人格潜能，主体都待之以一种疏离且情感中立的态度。”[8]23也就是说，物化是从社会的物化逐渐过渡到主体自身的物化，在这里发生了一个物化内容的潜在转换，从外在、他者到内在、自我的转化，这样就很巧妙地解释了物化现象是怎样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行动层面之处。
卢卡奇在判定物的关系取代真实的人与人的关系时，预设了一种原初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一种真正的人类社会实践形式。这种实践形式“有着主动参与以及投入自身存在的特质。这里对实践的想法不再带着任何观念论的意味，实践不再是某种主体创生世界的行动，而是一种特殊的互动形式”[8]34。卢卡奇认为，随着物化现象的不断发展，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使自身原本具有的实践情感，即积极主动参与之性格成为不可能。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人情的冷漠以及事件的孤立，主体自身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机械化、原子化的一部分。而在物化之前，真实的人与人的关系形式才是人类社会原初的实践形式。就像霍耐特指出：“在此种关于人类行动的预设中，主体不只是中立地将外在现实视为认知客体，而是带着存在之关注将自身关联于世，而外在世界也会就其实质的意义向人开启。”[8]37卢卡奇预设的这个关于真正的人类实践概念是在说明当人们不受物化影响时，人类实践与世界的关系，作为实践的有机整体与外在世界是怎样以一种参与其中的情感相关联。
⑳李云新、刘建平:《新农村建设中的地方政府学习:动因、模式与效果》，《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10期。
卢卡奇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主客对立范式。他认为现代哲学的困境在于它自身根植于物化的生活状态，受主客对立范式的影响处于不可消解的二律背反之中。在卢卡奇看来，“被僵化成明显不可渗透的、不可改变的并且是模糊不清的物的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与康德提出的无法理解的、不可知的但却局限于物本身的‘领域’观念之间有一种普遍的一致性”[7]59。康德哲学中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揭示出，理性范畴自身不能对时空中的存在的总体性进行综合，也不能穿越实体的建构揭开因果性的终极基础，但康德也一直在为实践理性寻求合理性的终极答案做努力。卢卡奇将康德哲学中的这种努力进行了一种本质上的实践的转换，他将作为实践的范畴与物化现象联系在了一起。卢卡奇认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确意识到只揭示出主体的‘自由’是不足以超越一种对待世界的纯粹消极的、直观或者说沉思的态度的。自由必须要外化，才能够成为实质性的自由：实践必定不会对‘行为的具体物质基础’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7]63因此，卢卡奇把人类的主体性实践概念及其历史进程以一种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方式纳入历史的发展。
对卢卡奇来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代社会是全面物化的社会，这种工业化的理性文明进程是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自我和他人的双重伤害，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导致物化现象不断加深和普遍化。主体的人的实践本应是在社会历史中自我生命的创造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活动过程，而物化却阻断了人们与社会世界之间的真正关联，以一种错误的实践形式代替原有的真正实践形式来表达主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怎样冲破这种已经被物化的生命意识的束缚也将是一个艰难的进程，而对未来人们实践活动形式的美好期许正是对现存物化状态的否定。主体间的实践情感和关联，包括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相互肯认和爱护，正是这种善的、良序的真实社会才能使人们得以真正实现自我，并拥有完整的自我生命。因此，这就意味着要对人类自身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方式进行深入反思，并在反思基础上不断探究社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模式。
五、结语
尽管现代性批判视域下的物化理论在其本质上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和批判，但对我国文化和思想建设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论意义。无论他们是以何种理论形式出现的，都是当时西方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跟随时代，把握现实问题，从实践和现实生活中获得理论发展的新动力。伴随着全球问题日益深化，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生存都面临各个方面的挑战，这就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更新自身的价值立场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对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文化思潮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展开的，但同时又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学科范围内的理论新发展，所以这种具有同一性的差异性，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的前进中不断接触新领域、发现新事物，将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3.加快“三权”分置改革。“三权”分置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的实践需要，也是我国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又一重大制度创新，被视为新的农村土地革命。继续完善承包地的“三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制度和宅基地的“三权”(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制度改革，鉴定清楚所有权者、承包权者、经营权者各自的权利边界及责权利的匹配关系，积极探索集体所有权的实现与传承方式，探讨承包权退出与补偿机制，进一步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资格权)、放活经营权(使用权)、强化监管权，有效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催化城乡融合发展活力。
马克思主义需要跟随时代的发展不断突破自身理论的研究范式，来适应现时代的理论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时，既要关注现实，又要紧跟理论动态。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同时，积极适应当代世界秩序的新变化，关注当代社会的各种理论思潮，更好地汲取各门科学和理论发展的新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理论和实践要求下，不断发展更新自身的理论使命和社会目标。
[参 考 文 献]
[1]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M].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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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theRelationshipsinSubjectivePracticeofLukács’sTheoryofReificationinthePerspectiveofCriticismofModernity
JING Yuelou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the complex contradictions manifested by the modernity problem have been perceived and thought by social theorists. Western Marxism wa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criticism of modernity.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reveals that the process of modern capitalist social civilization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way human beings existed in the past, but it also made the practice of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subject itself impossible. Reification isolates people from the world. The tru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n the wrong form of practice, replaces the original real practice form to express the living state of the subject.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bondage of this reified life consciousness will be a difficult process, while the beautiful expectation of people’s practice forms is a negation of the existing reified state. Therefore, the exploration of Lukács’ theory of reification still has important value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criticism of modernity; reified criticism; Lukács; subjective practice
收稿日期：2019-05-09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及其理论困境”，项目编号:L11AZX002。
作者简介：景月楼(1992— )，女，陕西省富平县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9)05-0094-06
[责任编辑：张天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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