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贵州的萧光远堪称经学研究名家，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其文学创作体现出与经学互动的独特风格，表现出重道的性理，引经据典、依经立义阐释思想观点。文章以其散文《鹿山杂著》之篇什为例，主要阐释其依傍经典来表达知人安民、政宽爱民、尚俭仁民的民本思想。
关键词：知人安民;政宽爱民;尚俭仁民;民本思想
萧光远生于嘉庆九年（1804），别号鹿山野人，道光五年（1825）中举，是清代末期遵义文化名人，近代贵州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在《续遵义府志》的人物列传中名列“文学人物”之首位。萧光远毕生致力于黔北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英才。他潜心经学、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创作了《周易属辞》《通例》《通说》《易字便蒙》等重要学术著作，共达六十余万言，提出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创见，其深厚的经学素养在贵州无人能出其右。他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创作了《鹿山杂著》《鹿山杂著续编》《鹿山诗钞》等著作。文学创作中常常以《十三经》为据，引经据典，依经立义，以学问为诗为文，体现出重道的性理特点，可见，其文学创作风格独具。
《十三经》是儒家的经书，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具有显著的教化功能。萧光远的诗文常引用《诗》《易》《书》《论语》《孟子》《春秋传》等著作的内容，其中《鹿山杂著》和《鹿山杂著续编》篇什，对于《尧典》和《皋陶谟》的篇目引用最多。正如子夏以《书》的内容问孔子，孔子评价《书》的重要性在于《帝典》观美，《大禹谟》《禹贡》观事，《皋陶谟》《益稷》观政，《洪范》观度，《秦誓》观议，《五诰》观仁，《甫刑》观诫，依次为“观美”“观事”“观政”“观度”“观议”“观仁”“观诫”等七观[1]，其《书》的要义就完备了。足证古人对《书》内容的重要性评价。
本文以《鹿山杂著》中《知人安民论》《宽猛辩》和《杨墨说》为例，阐释萧光远知人安民、政宽爱民和尚俭仁民的民本思想。萧光远希望人君通过仁政，宽政安民、重民、爱民、养民、得民、仁民，其目的在于调节君民关系，实现国泰民安。萧光远并没有彻底抛弃不合理的封建政治关系，更谈不上与封建专制的对立，在本质上仍体现了封建性质，但其知人安民、政宽爱民、节俭仁民的民本思想却具有重要意义。
一、知人安民
民本思想自古有之，“知人安民”思想在《尚书》的很多篇章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调[2]，对后来的孔孟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将之进一步强化。所以，有学者认为《尚书》中的知与仁、民本思想是儒家学派的源头，这是不无道理的。
（一）“知”与“仁”。
萧光远《知人安民论》一文[3]，通过“自古帝王之德，莫大乎与仁”一句，总陈古代帝王的美德主要体现在“知”和“仁”两方面，且强调“知”与“仁”的先后逻辑关系。
这些政策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首先，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国家需要动用外汇储备来对冲资本外逃，这会导致外债增加；其次，由于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且外向型经济大多以纺织品等附加值较低产品为主，出口创汇有限，当外部经济环境对本地发展不利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债务偿还能力降低，容易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看空该国和地区货币，如果此时资本流出大于资本流入，同时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对冲资本净流出时，该国和地区货币贬值便不可避免，固定汇率制便会土崩瓦解，进而因恐慌情绪会造成货币进一步贬值。
浮顶储罐设计形式使得浮船随液位变化而变化，着火点也是动态变化的，消防炮很难针对火焰根部进行集中喷射。大部分情形下消防炮只打到浮顶着火点的相邻区域，或者只能打到相对罐壁密封圈一侧的着火点。根据日本苫小牧油罐全面火灾泡沫灭火剂的消耗数据，采用泡沫炮喷射泡沫时，到达油面的灭火剂不超过40%[8]。
（二）“知”与“仁”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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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古讽今。
《知人安民论》篇末“后世非无愿治之主，实心爱民之君，因少知人之明，遂致民不义安者，不可胜道，此《皋谟》之篇，所以详于知人而安民稍略也。虽然民非难安，在知人而已矣；人亦非难知，在为君者允迪厥德而已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帝王心法也，即允迪厥德之旨也”[3]。萧光远评析三代之后的统治者也并非不愿意治理好国家，真心诚挚爱民护民，而只是缺少了了解人、善用人的智慧，从而导致百姓得不到爱护，这样的事例说不尽也道不完，也是《皋谟》篇“知人”内容详细[2]，安民评说简略的真正原因。世间的百姓并非难以安抚，在于人君知人善任；百姓也不是难以理解，在于统治者应当蹈行古人之美德。“得其人则民安，不得其人则君恩难于逮民”。而现实社会却是人心危险难测，仁、义、礼、智、信的道心幽微难明，统治者唯有执著专一，一心一意，方能治理好国政。
二是宽而有制，爱人为本。萧光远认为统治者的法制律令应采取妥当的措施，要把“为政以宽”和“以爱人为本”有机结合，一旦变成纲纪文章后就具有不可侵犯的威严，宽而有制。阐述三代至春秋，都以宽为典范。《皋谟》九德首宽，人君应有九种美德：首先在宽宏而坚栗威严；其次要性情温而矢志不渝；第三要小心谨慎又严肃庄重；第四要处事干练而严谨有序；第五虚心纳谏而刚毅果断；第六行为耿直而态度谦和[2]；第七顾全大局而注重细节；第八刚正不阿又涵养丰富；第九勇敢顽强而善良道义。《中庸·至圣》章四德亦首宽，人君须宽裕温柔，方能容纳天下的人和事[5]。《皋谟》和《中庸·至圣》都强调宽的重要，将之放到篇之首。
由此劝鉴统治者择一相以治内，乃安民之最大根本；择多位贤才的大臣以治外，乃安抚百姓的最大智慧，知与仁相互补益，纲目毕举，这就差不多与唐虞三代一样的安定太平。
二、政宽爱民
（一）为政尚宽，宽则得众
一是为政以宽，威而自严。孔子论政“威而不猛”[5]，“猛”词用法不妥，有逻辑语病，更不能与宽对举而用。政尚宽，不尚猛。又说宽则百姓懈怠，这非帝王的宽厚仁慈。萧光远认为仁德之君以爱人爱民为要务，要以宽为根本，这是关系重大时局的大道理。古人明察精密事理，持身整肃，无苟且敷衍懒惰戏嬉安逸之时，所以他们为政不待作，威而自严。
（二）宽而有制，威而不猛
萧光远以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孔子论政“威而不猛”观点逐层分析，正反论证，以得出以下结论。
《宽猛》篇“《春秋传》引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此数语也。先儒胡氏尝疑之，由今思之，确知非孔子之言也。自来帝王之治天下，政皆尚宽，无所谓猛。舜之命契也，曰敷教在宽；皋陶之称舜也，曰御从以宽；仲虺、伊尹之称汤也，曰克宽、曰代虐以宽。《国语》亦赞美商汤以宽治民。孔子尝以居上不宽为诫。尧咨篇亦曰宽则得众”[4]。萧光远评析《春秋传》所引孔子政宽则老百姓怠慢[5]，怠慢则以严厉的律令政策纠正，律令政策严酷又将导致老百姓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后又以宽政治理。政宽以猛相接济，苛政又以宽相补救，这是统治者治理政事常采用的和谐相济的办法。萧光远却对这一观点产生了怀疑，认同先儒的评价，并非是孔子之言论：认为高高在上的人君必须以为政不宽为诫。《尧咨》篇什赞美商汤宽则得民心。接着评析自古以来凡是大贤大德之君，政宽而不猛。舜告诫契布施教化之政要宽；皋陶称赞舜治理百姓以宽；仲虺和伊尹称商汤抚民以宽。《国语》亦赞美商汤以宽治理老百姓[4]。从而得出“宽则得众”的结论，即人君必须具有“仁”的美德，仁则政宽，政宽而得老百姓，得天下。
我的父亲是位小学校长，喜欢读书讲故事。伴随着父亲的讲述，一个个精彩的故事犹如画笔填补了我贫困生活的空白，也为我的精神世界绘上了色彩。小时候，我常常见到父亲一坐下来，很快就有人围上去听他讲故事。其实，有些故事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可是那些已经听过他好多次故事的人，依然津津有味地听，可见他的叙事能力非常强。受他的影响，我对文学产生了兴趣，说理能力和说事能力得益于他……从各个方面来讲，是他给我打好了灵魂的底子。
这表明，统治者只有“允执厥中”，坚持公平公正，做事恰如其分，方能力保人心精诚，才能爱民护民惠民，天下太平。倘若人的思想、欲望已经很危险，则必须涤荡人的思想，减少人的欲望，否则“道心”的实现就很微妙了。《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2]，这十六字心传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与灵魂。人心变化无常，且恶念多多，十分可怕，也很难自我反省。若能常常自我反省，这是圣人之道，就是所谓的“道心”。而“道心”又很微妙，且无处不在。只有“惟精惟一”，长久坚持道德修养，才能达到修道的最高境界。“允执厥中”，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才是中国道统文化的精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都是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要旨，为人类社会作贡献，即圣人“内圣外王”之道。
三是泥猛之害，以古鉴今。“猛者，《周子通书》[6]《列子》曰‘烈于猛火’[7]；《礼记》曰‘苛政猛于虎’，其义约略可见。后世泥猛以济宽之说弃王道而习申韩，武健严酷之吏，好杀行威，残民以逞，皆猛之为害也，不可不祥。”[5]萧光远以古鉴今，总结苛政残政之害，泥猛之害。苛政猛于火，猛于虎，是万恶之首，人君泥猛以济宽不可取。
三、尚俭仁民，兼爱为民
其次，列举历代学者对杨墨的评价。赞墨派庄子在《庄子》末篇中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卒以才士赞叹之。”[9]庄子赞叹墨子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是求之不得的人才，即使把自己弄得形容枯槁，也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与追求，可以说是救世济民，德才兼备的好人。在《秦汉史》中郭林宗对墨子的评价很高[10]，将墨孟并举，不是因为墨子的率徒游说与孟子率徒游说诸侯的行为相类，而是因为墨子将诸事处理得很恰当；韩昌黎赞扬墨子说“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睱暖，墨突不得黔”[11]，更是将墨子与禹和孔圣人连称并举，难道不是因为墨子的行为思想类似于二位圣贤吗？
在高中的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不是及时就可以完成的，需要教师能够积极的配合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建立一个长期的教学系统，同时在指导学生理解高中生物教学目标时，能够合理的运用探索式教学的放法进行内容的讲解，在利用教学实验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帮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
（一）对孟子力批杨墨之观点有异议
萧光远在《杨墨说》篇中开篇以“孟子力辟杨墨，自今思之，墨犹较善于杨”立论[3]，显然对孟子的评价持异议。
“得其人则民安，不得其人则君恩难于逮民”[3]，是尧舜禹三代至“仁”的最高典范。知人善任是明智，安抚民众是仁慈。假设三代不能知人善任，尧不曾沉迷于儿子丹朱的开明，还了解丹朱说话虚妄，又好争辩；也不迷乱于共工防救水灾已具有的成效，清楚地看到共工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恭谨，实则气焰嚣张。舜看到鲧的才能，也未能蒙蔽于鲧违背人意，不服从命令，危害族人的行为。倘若在禹、弃、契的时代，将大政付之小人、愚妄之人，巧言令色、奸人之辈跟从而附和他们，而“禹、稷、皋、夔大圣大贤反处之闲散之地”，则断不可能传承尧舜之美德。“知人安民”是孟子对这一仁德的继承和发扬，是“知”与“仁”的最高境界。
首先，墨胜于杨。萧光远以子贡问师子张与子夏谁最贤明，孔子答曰“过犹不及”[5]，然后引入伊川程颐的评价：“师商过不及，于圣人中道，师止是过于厚些，商止是不及些。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杨墨亦未至无父无君。孟子推之，其差必至于是也”[8]。认为“过”与“不及”的区别在于“过”至于厚，而厚就逐渐达到兼爱，人人平等，天下太平；“不及”则是渐至于为我，至于自私，可杨墨也还没有达到“无父无君”这样的程度。孟子以此认为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此。接着以孟子评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是杨墨充塞仁义厥罪均也”[3]。杨朱、墨翟的学说不息，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光大，必将使人们为邪说所蒙骗，堵塞了仁义。意思是说杨墨的歪理邪说泛滥，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人们要以拒杨墨、放淫辞、辟邪说为己任。在《孟子·公孙丑上》[5]中，孟子也提及歪理邪说的严重危害：歪理邪说一旦生发为思想，就会影响政治；落实于政治，就会危害到政事，即便是圣人也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孟子充分认识和高度评价自己力辟邪说的重要意义。在《孟子·滕文公下》中[5]，孟子将自己拒杨墨、辟邪说的努力与大禹治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5]，其实是孟子的自我赞肯。萧光远评价墨子的兼爱虽然稍微有点过，但是它不同于杨朱的不及，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先贤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之一。
批判歪理邪说是历代圣人的第一要务和使命。杨墨历来也是人们批判和争辩的焦点，萧光远在《杨墨说》一文中，先立论“孟子力辟杨墨，自今思之，墨犹较善于杨”之观点[3]，然后列举古代先贤对墨子与杨朱的评价。萧光远将杨墨对比，逐层条分屡析，得出墨子应在“附仁智之列”，其“兼爱”思想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都体现了儒家的仁爱思想，而杨朱“拔一毛利天下不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自私的表现，在墨子之下。
批杨派昌黎批评杨朱不做若损一毫而得天下的事情，对他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都很冷漠，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情感与关爱，没有仁德之心。宋朝程伯子评价杨朱这种不损一毫以利天下的行为是自私的表现。朱熹则认为杨朱是老子的弟子，孟子批杨墨则也是在批判老庄[8]。
（二）萧光远高度赞扬墨子，慨叹今世无墨子
首先，萧光远高度评价墨子的学识才德。他认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墨家列于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之后欠妥，认为仅次于儒[12]。古今的人们将墨子评为四等，萧光远认为应置之二三间，将之附在仁智之列。自古君子治学以孔孟为宗，杨墨都在屏敝之列。但墨子尚俭兼爱。倘若人人都学习杨子不以一毫利物，那么天下的人道就会消失殆尽。
其次，叹兼爱难，为我易。萧光远感慨今世没有墨子这样的人，即便有此人也将会困顿不堪，因为困顿的老百姓把他当做依靠，救命稻草。世人学兼爱难，学自私很容易。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整天追名逐利，自私自利，任凭寒饿的人们郊野奔走呼号。“于前曾不一动其心，几几乎！举世皆归杨，墨经所谓乱起于不相爱也。吾是以深有慨乎！杨而窃有取乎墨。”[3]将世人的自私自利之心都“归功”于杨朱，而墨子思想源于战争不断，民不聊生，从百姓利益出发，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爱人若爱其身。但在那时代，多数人都为了生存而自保，行为表现出自私自利，亦是墨子“兼爱”不被广泛接受之因，这种被墨子理想化的近似于乌托帮式的理想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墨子“兼爱”是一种“大爱”情怀，倡导大家去普遍地爱人。在战乱的年代，任何思想若想被接受、被推行，都需要道德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兼爱”思想对人君道德上的要求也很难做到，需要有“兼爱”情怀的贤明君主，它要求人人平等，社会成员互助友爱。但在尊卑分明的社会现实中，很难实现所向往的平等生活。萧光远最终得出杨朱的人人不损一毫以利天下取于墨子的结论。
萧光远评价墨子生逢乱世，社会混乱无序，世道浇漓，天子势微，诸侯争霸，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他为积极救世提出了可行的方案，对社会混乱无序进行批判，主张仁义、兼爱、非攻、尚同、尚贤等思想，正契合了社会的需求。他认为墨学与孔学在言行上尽管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但都强调仁爱，爱人如爱己，提倡节俭的精神则是相通的。
总之，萧光远在其诗文中所体现的知人安民、政宽爱民、勤俭兼爱的思想内容和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是对儒家仁政爱民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他不宥于统治者的道德说教，而是从君民关系的层面上劝诫统治者要知人安民、知人善任，实行仁政宽政、尚俭惠民政策，统治者只有实行仁政、宽政，才有利于长久的统治和社会安定。萧光远强调统治者要知人善任、仁政宽政，这也是评判统治者仁德的重要标准。对萧光远的诗文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强调“仁”的重要性，体现了儒家人性善的光辉。其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对当今社会，都有着很强的时代意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土地的开垦面积越来越大，从前的“井田制”遭到破坏，许多奴隶主一方面使用奴隶开垦公田同时又大量招收“隐民”、“私属徒”进行开荒，扩大自己的私田面积。有些贵族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大量开发荒芜的上地，就成为拥有大量私田的地主。另一方面，从事大规模集体生产的奴隶，由于不堪忍受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则纷纷选择逃亡，这样就使井田逐渐荒芜。井田制的破坏，就说明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开始崩溃。私田的不断增多，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发展，最终打破了奴隶社会“工商食官”社会分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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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Xiao Guang-yuan’People-oriented Thought——Taking the Poems from Lushan’s Miscellaneous Works
OU Lei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orth Guizhou Culture，Zunyi Normal University，Zunyi 563006，China)
Abstract:Xiao Guangyuan in modern Guizhou can be called a famous scholar of Confucian classics，and no one has been a better one than him so far.His literary creation embodies the unique style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shows the nature of Tao，quotes the classics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s，and explains the ideological point of view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s.Taking his prose Lushan’s Miscellaneous Works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mainly explains his people-oriented thought of knowing people，loving people，and being frugal and benevolent.
Key words:knowing people;loving people;being frugal and benevolent;people-oriented people
中图分类号：B21；I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583（2019）-0032-04
收稿日期：2019-04-18
基金项目：2017年度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黔北文化研究中心培育项目（2017XJDPY04）
作者简介：欧 蕾，女，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及贵州地域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曹先东）
标签：墨子论文; 孟子论文; 知人论文; 孔子论文; 思想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清代哲学(1644~1840年)论文;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2017年度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黔北文化研究中心培育项目(2017XJDPY04)论文; 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