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W村的三代农民——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一代、改革开放后出生并长大的一代生育观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仅仅用了六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农民的生育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描画出一段从神圣到世俗之旅：在生育目的上越来越看重对于个人的意义，在生育年龄上逐步推迟，在生育数量上急剧减少，在生育质量上日益重视，在性别偏好上男性偏好大幅弱化，女性偏好开始出现。
关键词：农民；生育观；生育观变迁
0引言
生育政策和生育观念是影响生育行为的两种主要力量。如果二者塑造的生育空间大小一致，则人口再生产就会在这一生育空间顺利进行。如果二者塑造的生育空间大小不一致，则它们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就具有明显的“短板效应”，即人口再生产会在大小不一的两个生育空间中较小的生育空间进行。生育政策和生育观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之中。然而，由于文化堕距的存在，生育政策的变迁速度要明显快于生育观念的变迁速度。生育政策代表的是国家的意志，可以一朝而定，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而生育观念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代际差异，从而导致不同时代、年龄的人们对同一生育政策的态度存在明显不同。因此，生育观念是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决定现行生育政策能否顺利发挥政策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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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大国，农民的生育观一直是生育观研究的主流。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农民的生育观已经开始从多育型转变为少育型，而且对孩子素质的要求很高，但是在生育性别方面仍然存在比较强烈的男孩偏好，也有少数农民还存在“多子多福”思想，因而出现强生、逃生、偷生现象[1-2]。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农民的生育观变迁更加明显，许多农民推迟甚至取消了二胎生育，对男孩的偏好也开始逐渐平抑，向着晚生、少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方向转变[3-4]。进入21世纪之后，有关农民生育观的多元化声音开始出现，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农民的生育观沿着原来的线性变迁方向继续演进，现代生育观正在形成[5-6]；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农民的生育观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反弹趋势[7-8]；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的生育观仍然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9-10]。为了动态地了解我国农民生育观的变迁轨迹，本文以苏北W村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结婚生育的三代人为研究对象，即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一代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从生育目的、生育年龄、生育数量、生育质量和性别偏好五个维度开展农民生育观变迁的个案研究，从而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140后和50后农民生育观：神圣使命
在传统农业社会，我国农村普遍形成了特有的婚姻行为模式，即婚姻的根本目的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婚姻缔结的方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1]。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人，深受这一传统婚育行为模式的熏染和影响，生育观具有非常强烈的封建色彩。
为了分析2006～2016年淮海经济区城市绿化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同时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全面、可评价、易获取等原则,选择国内旅游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Y．这样选择的原因如下:1) 国内旅游收入是旅游总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据比例较大;2) 考虑淮海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现状,国内旅游更能反映实际问题,因为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国内旅游收入的首位分布特征显著[9]．本文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10]、绿地面积、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面积以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1]5个绿地指标为解释变量,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下面给出T内的入侵成功概率asp(T)计算方法.记n个脆弱性的总变换空间大小为S，则根据式(1～3)，当0≤T≤nτ时，k≤1，且当k=1时，P[k]=P[1]=0，所以asp(T)=0；当T≥(S+1)nτ时，k≥S+1，且当k=S+1时，P[k]-1=P[S]=1，所以asp(T)=1；当nτ
1.1生育目的：传宗接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的“男尊女卑”性别观念受到批判，“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逐渐普及开来。加上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60后和70后的农民大都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在狭窄的生育空间中，人们同时拥有两种性别孩子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优劣高下之分往往源自于选择和比较，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人们被迫将传统的性别偏好进行“合理化”改造，对于生育的男性偏好随之开始弱化。“我觉得男孩女孩都一样，没什么差别，反正每家就一个，男孩女孩都一样养。虽然男孩可以顶一片天，但养男孩负担重呀，现在娶个媳妇要买房子，要苦一辈子；女孩虽然要嫁出去，但女孩孝顺呀，又贴心，而且负担小。男孩女孩说起来其实都一样，就一句话，男女平等，不管是生男孩女孩我都乐意。”(范某，女，51岁，初中毕业)由此可见，60后和70后农民普遍受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话语体系中“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数量的限制，绝大多数人在狭窄的生育空间中无法同时兼得两种性别的孩子。因此，女孩的父母借助于“合理化”的自我防御策略在外在语言和行为中抬高了女孩的社会地位，并逐渐内化为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
1.2生育年龄：早婚早育
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农民，传统观念开始淡化，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生活日渐走上科学与理性的正常轨道。这一代人的思想观念虽然依旧受到祖辈的影响，但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对于生育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了父辈心中的那种使命感和神圣感。对于他们而言，生育是一件自然而然应当去做的事情，是生命历程中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完成生育对于他们而言得到的是生命完满感，而再不是人生仪式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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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生育数量：多多益善
改革开放以后出生和长大的80后和90后农民对于外部世界的依赖性已经大大降低，来自家庭和社会规范的压力也逐渐减弱，对于满足长辈愿望和延续自己血脉的观点的认同度都不高[14]。他们会按照自己头脑当中形成的幸福家庭脚本来形塑自己的生育观念和践行自己的生育行为。“我觉得孩子是两个人美好爱情和婚姻的结晶，也是家庭圆满、生活幸福的调节剂，两个人过日子嘛，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争吵和矛盾，有个孩子在中间会缓和很多。带孩子也是一种乐趣呀，看着他一点点的长大，多有成就感啊，等我们老了就单独出去过，也不会给他添麻烦。”(郭某，女，27岁，初中毕业)由此可见，80后和90后农民主要是因为孩子能够增进家庭幸福而选择生育，看重的是孩子给自己和家庭成员带来的精神愉悦和心理满足。等到孩子长大以后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就会选择离开孩子回归原初的二人世界，因为孩子对于增进原生家庭的幸福所能产生的效能开始趋于弱化甚至消失。
1.4生育质量：顺其自然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城市，受此影响，农民的思想观念也比较保守，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不仅没有意识，更没有能力去考虑生育质量，生下的孩子是否健康完全顺其自然。“我们那时候多苦啊！从怀孕到生，从来没有过什么检查，天天下田干活，大着肚子快生了才不做事。生的时候就在家里，我婆婆会接生，就那么把孩子生下来了，那时候也没有检查什么的，孩子看上去没问题就行了，都是顺其自然的。”(谢某，女，82岁，文盲)由此可见，40后和50后的农村妇女不仅在婚前和孕前没有采取相关措施提高生育质量，而且在怀孕的过程中还要照常下地劳动，既无意识又无能力去考虑和保障胎儿的安全和健康，整个生育过程完全是自由放任、听天由命，几乎没有丝毫提高生育质量的想法和措施。
1.5性别偏好：重男轻女
随着国家话语体系中对“优生优育”的鼓励和倡导，农民的生殖健康意识也开始觉醒，妊娠质量开始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开始到医院进行孕检和产检，并选择到医院进行生育，大大提高了农村妇女妊娠的安全系数和胎儿的健康水平。“我生第一胎的时候医院检查还没有现在这么详细，但会做一些基本的检查，按按肚子什么的，大概看一下孩子是不是没什么大问题，不会像老一辈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张某，女，42岁，小学毕业)由此可见，60后和70后的农民已经开始意识到了生育一个健康孩子的重要性，对于孩子的健康考虑已经不再是父辈的听天由命的想法，依托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开始注意到生育的质量问题。
260后和70后农民生育观：该做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旧中国的改造刚刚开始，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尚未波及到农村地区，传统社会的一些思想和习俗在农村仍然普遍盛行，农民依然信奉“早生贵子早得福”的传统价值观念。此外，由于农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乏，人们尽早结婚生子也有一些现实方面的考量，因为结婚生子可以增添农业生产劳动力。“我们那个时候结婚都早，二十岁都当爸当妈了，要是过了二十二岁还没有老婆，家里人都要急疯了。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娶了老婆才能生孩子呀，生了孩子你家才能增添劳动力呀，多一个人多一份劲嘛，所以当然是越早娶老婆生孩子越好啊。”(武某，男，67岁，小学毕业)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农民普遍希望可以尽早结婚生子以增加后备劳动力，再加上长期存在的“早生子早得福”的传统思想和习俗，使农民逐渐形成了尽早结婚生子的“理性”婚育时间观，因此早婚早育盛行。
2.1生育目的：人生任务
80后和90后农民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和长大的一群人，他们大都接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思想观念比较开放，与父辈存在天壤之别。受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这一代人的反叛意识和独立意识比较强。对于他们而言，生育既再不是一种神圣的使命，也不是人生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主要是在综合考量各种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做出的一种个人选择[13]。因此，生育逐渐从各种外在力量的规制中解放出来，其决定权和选择权开始逐步回归到当事人的手中。
2.2生育年龄：正常年龄
改革开放引发了社会的全面变革，在国家主导的话语体系中，早婚早育被建构为一种封建陋习。60后和70后农民的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逐渐出现了青年农民对传统包办婚姻的抗争以及对自由婚姻的追求，结婚和生育的年龄也在国家的强行规制和个人的主动选择双重力量的影响之下出现了明显的推迟，普遍集中在20到25岁之间，倾向于选择正常年龄结婚生育。“可能是因为经济条件好一点了，不像以前一样因为一点点吃的就着急早早把孩子嫁出去，我们那时候结婚是自由恋爱，比上一辈的人结婚晚一点，所以生孩子也就没有那么早了，毕竟稍微迟一点结婚生孩子对自己和孩子都好。”(张某，女，45岁，小学毕业)由此可见，60后和70后的农民开始有意识地规划自己结婚生子的时间，考虑到各个方面的现实情况和经济条件，不再像过去那样着急结婚生子，而是普遍把生育推迟到了正常的年龄。
2.3生育数量：至少两个
60后和70后的农民对于孩子数量的要求相较上一代人而言出现了明显减少，但两个孩子依然是他们心目当中的生育数量底线。一方面，“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正在被国家话语所解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农民心目当中理想的生育数量开始减少；另一方面，传统的多育习惯仍然在发挥一定的作用，加上考虑到孩子的成长环境和养老压力等现实因素，农民还是把两个孩子看作生育的底线。“要是没有生育政策的限制，我最希望生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太孤单了，两个孩子的话就可以互相做个伴，有个最亲近的同龄人，对他成长也是有好处的。我怕一个孩子以后他的压力太大，现在养老还没有那么容易，以后两个孩子要养四个老人和孩子，他们以后日子会很难过，如果有个兄弟姐妹分担一些会好过很多，还能互相照应。”(武某，女，49岁，初中毕业，2个孩子)由此可见，60后和70后农民心目当中理想的生育数量不仅受到了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且考虑到了现实条件的规制。他们力求在传统观念和国家话语之间、自己的经济负担和子女的养老负担之间的双重张力之下，求得一个生育数量的平衡点，既不太多、又不太少，底线是两个孩子。
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但与创新型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本文主要从基础研究投入、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美国的创新战略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总结出我国未来创新发展的改进方向。
2.4生育质量：开始考虑
在传统观念当中，只有男孩才能为家族延续香火，也只有男孩才能为父母养老送终。人们甚至会将没有生育儿子的人污名化，认为是其前世作孽、祖上无德才导致今生无子，使得他们羞于见人。所以，在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40后和50后大多数农民心中，一定要生一个能够为自己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并且能够证明自己人品和祖上功德的男孩。“那个时候都想生儿子，有了儿子才有后代，根才不会断。反正就一直生，总会生出儿子的，没有儿子是会被周围人笑话的，自己都抬不起头来。只要是没有儿子的人家都会一直生孩子，直到生出儿子为止，女儿总要嫁出去给别人家的，只有儿子才能给我养老送终。”(郭某，男，76岁，小学毕业)由此可见，无论是出于延续香火的传统观念，还是出于养老送终的现实需求，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农民来说，男孩都是必不可少的，女孩则是可有可无，因此导致了40后和50后农民对生育男孩的执念。
2.5性别偏好：男女平等
对于生活在传统社会的人来说，结婚生子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传宗接代和延续香火。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人，习得了强有力的传宗接代的价值观，他们不仅自己要生儿子，而且认为自己的儿子也一定要生儿子，只有有了孙子，他们才认为人生圆满、有意义，才死可瞑目[12]。“人结了婚自然就要生孩子，不然怎么传宗接代呢？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人要是不生孩子就没有后代了，这是传统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不生孩子，家里以后哪个来传承啊？”(郭某，男，76岁，小学毕业)由此可见，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而言，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他们对于生育目的的理解。如果没有生儿育女，就没有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就等于断了香火，这是最大的不孝，自己也就没有了活下去的脸面和价值。
380后和90后农民生育观：现实的考量
随着农民价值观念的重新塑造和生活条件的大幅改善，生育所具有的神圣性和功利性目的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于60后和70后的农民而言，生育主要是为了完成一件人生任务，只有生育孩子并把孩子抚养长大，看着他们结婚生子、生活幸福，自己的人生才算圆满。“生孩子不就是当然的嘛，我觉得女人结了婚的首要事情就是生孩子，生孩子是女人必需要走的一条路，要是不生孩子就不算完整的女人。把孩子生下来，抚养长大，看着他慢慢的成家、生子，就算再累也要做，这样子人生才完整呀。”(张某，女，42岁，小学毕业)由此可见，60后和70后的农民已经不再把生育主要看作传宗接代的工具，而是看作自己人生旅程中必然要有的一段经历，是生命周期中不可或缺的阶段。对于这一代人而言，生儿育女是自己需要完成的一项人生任务，同时父母对子女承担着无限责任，子女一生幸福是自己最大的成功。
3.1生育目的：家庭幸福
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人口的数量特别是男性人口的数量直接决定了家庭的生存能力和繁衍能力，从而形成了与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新中国成立之初，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鼓励性生育政策的感召，农村地区普遍倾向于多生孩子，而且是生得越多越好。“孩子越多福气越大，以前都这么说，而且刚建国那个时候政府鼓励生孩子，毛主席不是也说吗，人多力量大，我们也是响应国家号召。而且其实我们不生也得生，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节育避孕的，既然怀了不就得生吗，好赖也是条命啊！”(谢某，女，82岁，文盲，5个孩子)除了观念和政策因素之外，人民公社时期不是按贡献大小而是按人头数量进行收益分配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导致农民普遍希望能够增添人口从而多一份生活资料的来源，这些历史和现实因素也导致了当时农民理想的生育数量是宜多不宜少。
3.2生育年龄：晚婚晚育
由于自主意识的觉醒和享乐主义的盛行，80后和90后农民的结婚和生育年龄都大大推迟。虽然不至于像城市青年男女那样极端，但相比较父辈而言，则属于典型的晚婚晚育。女性结婚年龄普遍在25岁之后，生育年龄在26岁以后。由于在婚配中依然存在男方年龄大于女方年龄的“年龄梯度”，男性结婚的年龄普遍在27岁以后，生育年龄更迟。“我跟我老公谈恋爱谈了4年，25岁的时候结的婚，之前也有亲戚朋友劝我早点结婚，但我觉得结婚是大事，没有必要那么匆忙，而且25岁之前结婚太早了，自己还是个小孩呢。结婚之后没多久就怀孕了，其实我本来没打算这么早生孩子的，但家里人都不同意，所以孩子还是生下来了。”(周某，女，26岁，初中毕业)由此可见，对于80后和90后农民而言，晚婚晚育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一方面，他们的心理年龄成熟地越来越晚，想要趁着年轻多玩几年；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婚姻和生育更加慎重，出于母婴健康和经济压力等方面的现实考虑，往往主动推迟生育时间、拉长生育间隔。
3.3生育数量：最多两个
80后和90后农民大都属于独生子女，他们的生育行为深受原生家庭中父辈的生育行为的影响。无论父辈的理想生育数量是几个孩子，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制之下，实际生育数量大都为一个孩子，最多两个孩子。因此，他们心目当中理想的子女数量最多两个，很少出现父辈和祖辈的多子女的想法。“其实我觉得生一个孩子就够了，最多两个，既有了精神寄托又不会有太大压力。现在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了，既要保证他吃好喝好，又要对他进行各种培养，不让他输在起跑线上。而且现在也不要养儿防老，要那么多孩子干嘛，等我老了，有个孩子常看看我就行了。”(周某，女，26岁，初中毕业，1个孩子)由此可见，80后和90后农民完全抛弃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受父辈的生育行为和现实的生育成本的双重影响，他们倾向于少生孩子，两个孩子已经达到了他们心目当中的生育数量上限。
3.4生育质量：极为重视
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优生优育观念的普及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80后和90后农民在减少生育数量的同时，对于生育质量极为重视，也就是以孩子的质量来替代孩子的数量。“生育是一件大事，既然决定要生孩子，就一定要生一个健康的孩子。我和我老公在决定要生孩子之后专门锻炼了身体，补充各种营养和微量元素；在怀孕的时候接受遗传咨询并且了解了胎儿的健康状况，做好孕期保健，进行定期产前检查，还下载了一些手机软件，从上面了解了一些孕期的注意事项，并且买了一些有关孕妇的书，给孩子做胎教。”(郭某，女，27岁，初中毕业)由此可见，为了能够生育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80后和90后农民在孕前和孕期都做足了功课，生怕因为某个方面的疏漏而导致孩子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
3.5性别偏好：有女是福
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的持续上升，导致80后和90后适婚年龄男女的性别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造成了对男性的“婚姻挤压”，男性结婚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加上严格意义上的嫁娶婚和从夫居等传统婚姻习俗的变迁、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女儿养老”现象的出现，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了对女孩的偏好。“我就喜欢女孩，我觉得生女孩的话压力会小很多。女孩就不用想着帮她挣多少钱，我有能力就帮她买一套房子，没能力就不买，毕竟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就现在周围的孩子来看，女孩普遍比男孩孝顺，比男孩贴心，不是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吗？生了女孩才是有福气。”(蒋某，男，25岁，高中毕业)由此可见，80后和90后农民对子女性别的偏好更多考虑的是不同性别孩子自身的特点以及对自己本人的意义，尤其是经济和情感方面。生女孩不仅经济压力小，而且更能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有女是福”的性别观念也逐渐开始形成。
4结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生育观的演变轨迹
通过从生育目的、生育年龄、生育数量、生育质量和性别偏好五个维度对W村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人(40后和50后)、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一代人(60后和70后)、改革开放后出生并长大的一代人(80后和90后)的生育观进行深入分析和对比研究，可以梳理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代农民生育观的演变轨迹，描画出一段从神圣到世俗之旅，如图1所示。
图1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生育观的演变轨迹
概括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的生育目的从确保家系的永续过渡为实现人生的圆满，最终转变为获得家庭的幸福；理想的生育年龄从早婚早育过渡为正常年龄，最终转变为晚婚晚育；理想的生育数量从多多益善过渡为最少两个，最终转变为最多两个；对生育质量的态度从顺其自然过渡为开始考虑，最终转变为极为重视；性别偏好从重男轻女过渡为男女一样，最终转变为有女是福。由此可见，当代农民的生育观塑造的生育空间已经开始小于现今生育政策塑造的生育空间，导致全面二孩政策未能显著提高农民的生育水平。我国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与完善，必须辅之以对农民生育观的教育和引导，从而更好地发挥生育政策调整所产生的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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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hanges in the View of Procreationof the Rural Popul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ACaseStudyofWVillageinNorthernJiangsu
XUJia-ming
(FacultyofHumanities,HuaiyinInstituteofTechnology,Huai'anJiangsu223001,China)
Abstract:TheresultsofasurveyofthethreegenerationsofpeopleinWvillage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includingthegenerationbornbeforeandafterthefoundingofnewChina,thegenerationbornbetweenthisandthereformandopening-upandthegenerationbornandbroughtupthereafter,showedthatonlywithinmorethansixtyyears,theirviewsofprocreationhasundergonetremendouschanges.Procreation,oncetakenassomethingsacred,isnowconsideredasecularissue.Personalwillhasgainedincreasinglymorerespect,withtheageofmarriageandchildbearingmuchdelayed,thenumberofintentionalbirthsdrasticallyreduced,andthecultivationandeducationofthechildrenhighlystressed.Whilethemalepreferenceisweakened,thefemalepreferencehasappeared.
Key words:ruralpopulation;viewofprocreation;changesinviewsofprocreation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7961(2019)02-0031-06
收稿日期：2018-12-2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SHC00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2017ZSTD018)。
作者简介：许加明(1981-)，男，山东日照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郑孝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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