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究控制策略和社会经济地位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的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法，选用安全感问卷、婚姻匹配观念问卷和首要-次级控制优化量表以及童年社会经济地位问卷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来研究婚姻匹配观念的内在心理机制。结果表明控制策略在安全感和婚姻匹配观念之间起中介作用，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在安全感和婚姻匹配观念间起调节作用，当前经济环境压力调节效应不显著，但高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个体婚姻匹配观念显著低于低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个体。
关键词安全感；婚姻匹配观念；控制策略；经济环境压力；生命史理论
1 引言
婚姻匹配，即“谁和谁结婚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点。经济学认为婚姻中存在稳定的匹配机制(Gale & Shapley, 1962)，在婚姻市场中个体通过合适的匹配实现家庭产出最大化(Becker, 1973, 1974)，从而保障个体利益最大化。社会学研究者从“阶层内婚”角度研究婚姻匹配，认为婚姻匹配是个体在相同或相似阶层中挑选配偶的婚姻模式(张翼, 2003)，如传统社会中的“门当户对”，而今个体在择偶中仍然会遵循这一习惯(Greenwood, Gruner, Kocharkov, & Santos 2015; Schwartz & Mare, 2005)。婚姻匹配观念是从心理学角度解释婚姻匹配内在的机制，指个体关于婚姻匹配的认识和建立匹配婚姻的行为倾向。婚姻匹配多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重点，从心理层面关注的较少，但在婚姻中寻求匹配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其中是否存在共同的心理机制是需要探索的，因此本文尝试从心理学角度探索匹配婚姻建立的内在心理机制。对婚姻匹配观念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门当户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解，探索其中可能包含的社会潜意识，同时为个体婚姻关系的建立提供参考，也为心理咨询师针对个体和家庭婚姻问题展开咨询提供新的思路。
个体安全感影响婚姻匹配观念。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无力感”(丛中, 安莉娟, 2004)。在婚姻咨询中发现，低安全感个体在配偶选择中进行上行或下行选择较多，而匹配选择很少。同时也有相关研究指出，寻求安全感是女性择偶的重要标准(Milam, Millstein, Potochnik, & Roughgarden, 2011)，依恋安全感理论也指出早期安全感影响个体对伴侣的选择(Belsky, Steinberg, & Draper, 1991; Belsky, 2007)。Allen(2005)及Sheldon等人(2008)的研究指出缺乏安全感的个体为了弥补其安全需求，会产生过度的物质欲望和享受生活的欲望。与之类似，李静等人(2008)的研究也表明在不和谐家庭中长大的个体缺乏安全感和支持，这导致他们通过经济和物质上的成功来弥补安全需要。同时有研究指出女性安全感越低，在择偶中物质倾向越明显(傅鑫媛, 文佳佳, 寇彧, 2014)。个体安全感越高，在婚姻关系建立时越不会过度看重物质条件，而是综合考虑婚姻资源等价性和婚姻特质契合性匹配。因此，本研究假设安全感越高婚姻匹配观念越强。
高校图书馆被誉为“大学的心脏”“大学精神的守护者”“大学师生的精神家园”，高校图书馆具有丰富师生精神文化生活、传承文化、促进交流的职能，并且随着读者多元化需求的驱动，图书馆的功能已从原来收藏、借阅图书的文献资源中心，逐渐转变为读者学习、互动、交流、休闲、社交的多功能场所。图书馆已逐步触碰到文化馆、艺术馆、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的边界。
安全感和控制感关系密切。丛中等人(2004)认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是安全感的主要表现形式，当个体拥有较高安全感时，就会体验到确定感和可控制感。个体在不安全状态下会寻求确定感，个体在安全状态下会维持或增强控制感(于世刚, 2011)。个体会为了寻求或维持这种安全感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也就是说控制策略是个体获得和维持安全感的重要方式。Heckhausen等人(2010)认为个体常采用的动机控制策略包括：选择性首要控制(指个体在追求目标过程中主动积极的投入时间和精力等)、选择性次级控制(指个体为坚持目标而做出的提高和维持动机的努力)、补偿性首要控制(指个体为达成目标而寻求外部资源)、补偿性次级控制(个体面对失败或限制时的自我保护策略, 表现为目标的转移或认知调整)以及对控制策略进行控制的最优化策略(指个体如何根据发展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选择合适的控制策略以及合理分配资源)。
控制策略与匹配观念关系密切，生命史理论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生命史理论用权衡和适应来解释个体生存、发展和繁衍过程中的资源分配问题(Griskevicius, Tybur, Delton, & Robertson, 2011)，个体在权衡和适应过程中产生两种相反的生命史策略：快策略和慢策略。快策略者易采取冒险行为获得当下利益(Griskevicius, Delton, Robertson, & Tybur, 2011)、不遵守社会规范、更易出现投机行为(如从公共资源中获取利益)(Ellis et al., 2012; Griskevicius, Tybur, Delton, & Robertson, 2011; White, Li, Griskevicius, Neuberg, & Kenrick, 2013)、生理上性早熟(Belsky, Houts, & Fearson, 2010; Ellis, 2004)、性观念和行为更随意(Figueredo, Vásquez, Brumbach, Sefcek, Kirsner, & Jacobs, 2005)、选择数量取向的繁殖策略(Griskevicius, Delton, Robertson, & Tybur, 2011; South, Haynie, & Bose, 2005)。慢策略者与之相反，并且更多表现出长远目标导向、采取互惠的行为(Figueredo, Andrzejczak, Jones, Smith- Castro, & Montero, 2011)。个体在对自身和择偶对象进行充分的认识和评估之后建立匹配婚姻，其目的是拥有并维护长远且稳定的婚姻关系，促进家庭幸福，为后代提供良好的成长资源，因此建立匹配婚姻是个体选择长期择偶策略的体现，是个体实施慢生命史策略的表现。与之相反，快生命史策略者将婚姻关系的建立视为获取资源、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方式(Clutton-Brock, 2009; Cotton, Small, & Pomiankowski, 2006)，更倾向于进行上行选择，婚姻匹配观念更低。已有研究表明，控制策略是生命史权衡的内在机制(王燕, 林镇超, 侯博文, 孙时进, 2017)。因此，控制策略影响个体婚姻匹配观念。
Belsky等人(1991, 2007)结合生命史理论和依恋安全感理论提出个体发展经历的大致过程：早期的家庭背景(如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影响个体早期的被抚养经历(如是否得到良好照顾)，从而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如依恋安全感)，进一步影响个体躯体的发展和繁衍策略选择。初生婴儿没有评估所处环境的能力，因此以照料者能否满足自身生理和情感需求为判断环境的标准(Simpson & Belsky, 2008)。当个体早期所处环境经济压力较大时，抚养者的照料难以满足其情感和生理需求，个体难以形成高水平的安全感(Bowlby, 1973)，并倾向于选择快生命史策略(Ellis, Figueredo, Brumbach, & Schlomer, 2009; Raley & Wildsmith, 2004; White, Li, Griskevicius, Neuberg, & Kenrick, 2013)。在终生活跃的依恋系统的作用下，影响个体成年期的配偶选择和婚姻关系建立(Bowlby, 1982)。生命史理论认为童年期低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的恶劣性和不可预知性存在关联，且社会经济地位是现代社会资源占有的重要表征(Hill, Prolosch, Griskevicius, & Kramer, 2016)。也有研究指出个体童年期环境经济压力过大会内化主观的不安全感，导致个体过度看重物质成功(Ahuvia & Wong, 2002)。同时，也有研究发现个体早期缺乏父母关爱使得女性在择偶中对直接或间接利益要求降低(朱小琴, 张雷, 2013)。因此，本研究假设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的重要指标，调节安全感和婚姻匹配观念之间的关系。生命史理论还指出，个体生命史策略不仅受个体成长轨迹影响，同时也受当前环境影响(Griskevicius, Tybur, Delton, & Robertson, 2011)，个体也可能根据当前环境压力调整生命史策略。因此我们假设个体当前经济环境压力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起调节作用。但是有研究指出儿童后期或当前压力时间不会影响女性择偶偏好(朱小琴, 张雷, 2013)。因此，将在文中针对该问题进行探索。
上文已经阐明安全感影响匹配婚姻建立，本研究将直接考察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的关系，假设：高安全感个体会有更高水平的控制策略，匹配观念更强；相反，低安全感个体动机控制策略水平更低，匹配观念更弱。动机控制策略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起中介作用。若该假设成立，即控制策略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起中介作用，高安全感个体更加积极运用控制策略来选择与自身匹配的婚姻伴侣。同时，已有研究表明控制策略是生命史策略的内在机制，而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是生命史策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也影响个体生命史策略。因此进一步提出假设：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和当前经济环境压力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起调节作用。
第二，一些企业虽然制定了好的财务管理计划，但是在财务管理计划的执行上的控制力度不够，使得有点部门不能按时完成相应的计划，一拖再拖对企业的发展造成极大影响。因为企业上层对以下各部门的管理力度不够，给企业带来不可磨灭的损失。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1)安全感问卷
建立安全感与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交互作用于匹配观念的路径模型(见图7)。结果表明，当前经济环境压力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β=0.02,p=0.613)。
采用SPSS 19.0和AMOS 22.0对数据进行处理。首先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诊断，然后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最后检验动机控制策略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中的中介作用及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和当前经济环境压力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中的调节作用。
采用Heckhausen等人 (1998) 编制的首要-次级控制优化量表，由王燕等人(2017)翻译修订。OPS-Scales 包含5个分量表：选择性首要控制分量表(selective primary control, SPC)(α=0.92)、选择性次级控制分量表(selective secondary control, SSC)(α=0.85)、补偿性首要控制分量表(compensatory primary control, CPC)(α=0.85)、补偿性次级控制分量表(compensatory secondary control, CSC)(α =0.78)、 最优化策略分量表(optimization)(α=0.85)。前四个分量表各包含8个题目，最优化控制策略分量表包含12个题目。修订量表采用五点计分，1～5表示“从不这样做”至“总是这样做”。五个分量表全部正向计分，分量表条目得分相加即为该分量表总分。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个体为维持及提升自身控制感和自身控制能力更倾向于选择该项策略。
(3)自编的婚姻匹配观念问卷
自编婚姻匹配观念问卷包含婚姻资源匹配(12个题目)和婚姻特质匹配(11个题目)两个分问卷。婚姻资源匹配(α=0.85)指个体在选择配偶时充分考虑自身和对方所拥有的资源是否具有等价性的认知和行为倾向。该分问卷包含3个维度，“物质资源匹配”是指个体对自身与配偶物质资源匹配的看法和行为倾向，“环境资源匹配”是指个体对自身与配偶所处环境中能够转换为实际利益的环境资源的匹配要求，“心理资源匹配”是指个体对自身与配偶能够转化为实际利益的心理资源的匹配要求。3个因素之间的相关范围为0.29～0.49，相关适中；3个因素与分问卷总分之间相关系数在0.69～0.89之间，相关较高。3个因素内部的相关系数最低为0.30， 最高为0.60。 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三个维度的累积贡献率60.18%， 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χ2/df=3.27,RMSEA=0.06，GFI=0.96，CFI=0.96，NFI=0.94，TLI=0.94, 婚姻资源匹配分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婚姻特质匹配(α=0.81)是指个体在选择配偶时充分考虑自身和对方具有的特质是否具有契合性的认知和行为倾向。该分问卷包含3个维度，“价值倾向特质匹配”是指个体选择与自身价值倾向契合的人作为配偶的观念和行为倾向，“环境特质匹配”是指个体选择与自身拥有相似的重要社会关系的人作为配偶的观念和行为倾向，“精神需求特质匹配”是指个体对自身与配偶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契合的观念和行为倾向。3个因素之间的相关范围为0.30～0.48，相关适中；3个因素与分问卷总分之间相关系数在0.69～0.82之间，相关较高。3个因素内部的相关系数最低为0.12，最高为0.53。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三个维度的累积贡献率60.02%，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χ2/df=4.00,RMSEA=0.07，GFI=0.96，CFI=0.94，NFI=0.92，TLI=0.91，婚姻特质匹配分问卷结构效度良好。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婚姻匹配观念的有效工具。问卷采用五点计分，1～5表示“非常不像我”～“非常像我”。所有题目全部正向计分，两个分问卷相加即为婚姻匹配观念问卷总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在选择配偶时越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具有等价性以及与自身特质具有契合性的个体作为伴侣。
试验选取液固比601，浸取温度55 ℃，测定浸取时间对Ba2+、OH-浓度以及水溶性钡存在形式的影响，试验结果如图6、图7。
航空航天技术的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国力的综合表现之一，在航空航天领域有着大量的先进科研技术应用，由于对航空产业结构优化方法的不断更新，航空领域的产品更新换代速率也非常迅猛，在追逐世界一流科研成果的道路上不能迟疑。航空航天科技的更新关乎到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大到国防力量小到日常民生，这些都离不开航空航天技术，对航空航天产业的结构优化是当今相关科研人员的重中之重，这对国家安全性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重视结构优化方法在航空航天领域发挥的作用，就能让我国能在航空航天领域越飞越高。
基于木结构建筑施工中传统施工技术无法发挥出有效作用，同时难以满足施工发展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建筑施工企业应将先进施工技术运用到工程施工总，利用自动化机器来施工。通过机械化工作方式可促进施工效率的提升，同时为工程施工质量提供保障，据此在建设房屋工作中，先进的技术推广工作人员一定要重视起来。通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把房屋建设工作的质量工作做到最好。此外，设备使用之后，应展开相应的运维工作，使因设备故障导致的质量问题得到有效预防。
Griskevicius等人(2011)采用三个条目测量童年社会经济地位，题目包含“在我成长过程中，我的家庭通常有足够的钱来购买所需物品”“我成长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社区”“与学校其他孩子相比，我觉得我相对而言更加富有”。三个条目因子载荷0.71～0.90，能解释42%的方差变异，α=0.84。国内学者汪佳瑛等人(2016)的研究也采用该方法，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项条目“在我成长过程中，我通常有足够的资源来做我想做的事”，α=0.77。因此，本研究采用四项条目测量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四项条目采用7点计分，评分从1～7表示“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条目分数相加总分表示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得分， 得分越高表示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越小， 得分越低表示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越大。
(4)童年社会经济地位问卷(Child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 Questionnaire)
用PROCESS插件进行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考察交互效应，并依据回归方程取自变量安全感和调节变量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的值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图6)。结果显示：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对婚姻匹配观念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36,p<0.001)；安全感与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的交互项对婚姻匹配观念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1,p<0.001)。当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较低时，安全感对婚姻匹配观念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662,SE=0.057,p<0.001)，高安全感个体婚姻匹配观念显著高于低安全感个体(M高=103.86,M低=86.67,t=-5.45,p<0.001)。当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较高时，安全感对婚姻匹配观念的正向预测作用不显著(p=0.62)，高安全感个体婚姻匹配观念与低安全感个体婚姻匹配观念差异不显著。
采用陈于宁等人(2014)修订的成人版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1，重测信度为0.86，信效度良好，适用于对我国成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估。量表包含两个条目，条目一与传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由个体参照自身周围人的经济状况对自己当前的经济状况做出评价(即社会地位)。条目二要求个体评估自己在周围人眼里的社会地位。每个条目为1～10计分，两个条目分数累加，分数越高表示个体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当前经济环境压力越小。
（3）蓄滞洪区内杆塔采用墩柱式基础，阻水比不足0.001%，壅水高度不足0.0968m，对行洪基本没有影响。31个塔基占用蓄滞洪区容积0.15万m2，不足容积的百万分之八，对蓄滞洪区的运用基本没有影响。
2.2 研究对象
性别是影响个体婚恋的重要因素，如表1所示，女性婚姻匹配观念、安全感、选择性首要控制、选择性次级控制、补偿性首要控制、补偿性次级控制均显著高于男性。
2.3 数据分析
(2)首要-次级控制优化量表(Optimiz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OPS)
3 研究结果
3.1 各个变量的性别差异
利用互联网和现场发放问卷的形式，随机抽取北京、重庆、四川、贵州、甘肃的适婚年龄阶段的被试518名，剔除无效作答数据(未全部完成的问卷以及未认真作答的问卷)11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08份，回收率为78.8%。去除极端数据6个，剩余数据402个(男生128，女生274)。被试来自农村(n=183)和城镇(n=219)。婚姻状况包含未婚(n=344)和在婚(n=58)。恋爱状况包含目前在婚(n=58)、目前单身(n=199)、目前处于恋爱状态中(n=145)。被试年龄21～30岁(M=23.31，SD=2.45)。
表1 各个变量的性别差异检验(M±SD)
男性(n=128)女性(n=274)t婚姻匹配观念75.31±11.6084.06±12.62-6.64安全感总分41.82±11.0747.62±13.09-4.61选择性首要控制28.84±4.8429.49±4.50-1.26选择性次级控制27.86±4.2028.8±4.85-1.89补偿性首要控制27.88±4.0928.76±4.59-1.91补偿性次级控制25.45±4.1226.94±5.24-2.82最优化策略41.84±6.0043.18±6.64-2.02
注：p<0 .05, p<0.01,p<0.001，下同。
3.2 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的关系：动机控制策略的中介作用
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诊断，共得到17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4.47%，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明显。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及变量间的相关见表2。结果表明，安全感与选择性次级控制、补偿性首要控制、补偿性次级控制和最优化策略四种动机控制策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且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婚姻匹配观念与五种控制策略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即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与安全感存在较低程度的显著正相关，与婚姻匹配以及五种动机控制策略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当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即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与安全感呈较低水平显著负相关，与婚姻匹配观念、五种控制策略之间均存在较低水平的显著正相关。
表2 各变量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关系
婚姻匹配观念最优化策略补偿性次级控制补偿性首要控制选择性次级控制选择性首要控制安全感当前经济环境压力童年经济环境压力最优化策略0.48补偿性次级控制0.520.65补偿性首要控制0.440.82 0.62选择性次级控制0.460.820.59 0.76选择性首要控制0.360.810.470.74 0.81安全感0.370.260.360.210.240.07当前经济环境压力0.140.260.130.200.250.29-0.12童年经济环境压力0.470.500.410.470.490.440.24 0.39M81.2742.7526.4728.4828.529.2845.789.8914.15SD12.956.474.954.454.674.9212.76 3.386.07
根据理论基础和已有研究，安全感会影响个体匹配婚姻的建立。因此，采用一般线性模型(GLM)，以个体安全感得分作为自变量、婚姻匹配观念问卷得分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1, 401)=64.71，p<0.001，整体模型显著；结果表明，与理论假设和已有研究结果一致，个体安全感越高越倾向于认同建立匹配婚姻。
研究假设提出，控制策略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中起中介作用，因而对婚姻匹配观念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控制策略上得分是否存在差异进行检验。婚姻匹配观念得分平均分(M=81.27) 1个标准差以上的被试编码为高分组，得分平均分1个标准差以下的为低分组，其余为中等组。高、中、低3个组别的五种动机控制策略得分差异显著(结果见表3)，事后检验发现选择性首要控制策略、选择性次级控制高分组与中、低分组差异显著，中、低分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而补偿性首要控制策略、补偿性次级控制策略和最优化策略各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婚姻匹配观念得分高的个体表现出高水平的控制策略。这一结果表明，高婚姻匹配观念个体更加积极采取控制策略来控制自身行为。
表3 控制策略得分在婚姻匹配观念组间的平均数差异(M,SD)
分组选择性首要控制选择性次级控制补偿性首要控制补偿性次级控制最优化策略高分组33.09(4.93)32.97(5.25)32.49(5.24)31.39(5.69)49.06(7.36)中等组28.69(4.52)27.68(3.77)27.87(3.83)25.71(4.03)41.79(5.32)低分组27.57(4.62)27.07(4.72)26.59(3.33)24.21(4.32)39.84(5.71)F29.847.6243.4755.0852.38η2p0.130.190.18 0.22 0.21
根据温忠麟等人(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动机控制策略的中介效应，采用非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首先检验安全感对婚姻匹配观念的直接预测作用。路径分析表明，安全感对婚姻匹配观念有直接预测作用，路径系数为0.373，在0.001水平上显著。其次，建立安全感分别通过五种控制策略(选择性首要控制、选择性次级控制策略、补偿性首要控制策略、补偿性次级控制策略和最优化策略)与婚姻匹配观念产生间接联系的路径模型。结果表明选择性次级控制、补偿性首要控制、补偿性次级控制和最优化策略均发挥中介作用，具体结果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安全感能够预测选择性次级控制策略、补偿性首要控制策略、补偿性次级控制策略和最优化策略得分(βSSC=0.24,p<0.001; βCPC=0.21,p<0.001; βCSC=0.36,p<0.001; βOPT=0.26,p<0.001)。安全感能够预测婚姻匹配观念得分(β=0.37,p<0.001)。动机控制策略进入分析模型后，选择性次级控制、补偿性首要控制、补偿性次级控制和最优化策略均能预测婚姻匹配观念得分。中介效应显著(βSSC=0.28,SE=0.026, 95% CI [0.046, 0.151]; βCPC=0.29,SE=0.025, 95% CI [0.029, 0.131]; βCSC=0.21,SE=0.031, 95% CI[0.102, 0.227]; βOPT=0.27,SE=0.027, 95% CI[0.054, 0.159])。中介效应量分别为0.251、0.214、0.425、0.286。安全感与选择性首要控制策略之间路径系数不显著，选择性首要控制策略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路径系数显著，需要进行Sobel检验，结果显示(Z=2.319,p>0.99)，因此选择性首要控制策略对安全感和婚姻匹配观念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图1 选择性次级控制策略的中介作用
注：表示p<0.001，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下同)
图2 补偿性首要控制策略的中介作用
图3 补偿性次级控制策略的中介作用
图4 最优化策略的中介作用
3.3 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的关系：经济环境压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诊断，共得到8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5.31%，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明显。
根据温忠麟等人(2005)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程序，首先将童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当前主观经济地位、安全感、婚姻匹配观念进行中心化，然后采用路径分析考察安全感和环境压力(包括童年期和当前经济环境压力)的交互项对婚姻匹配观念的预测作用是否显著。建立安全感与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交互作用于匹配观念的路径模型(见图5)。结果表明，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显著调节安全感和婚姻匹配观念之间的关系(β=0.21,p<0.001)。
图5 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的调节效应结果
(5)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the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cale)
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大学生的生活进行相应的监测与评估，而且在分析时也显得更具有时效性和人性化特征。依托一站式数据资源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手段，能够对学生的相关信息进行整合，诸如饭卡的消费状况、勤工俭学、兼职以及学习成绩等，从而使得对学生的分析更加准确和全面。另外，基于移动终端，能够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对学生参与社团、班级等活动进行相应的记录，然后在后台对学校或某个区域的主体展开针对性研究，得出相应的数据报告，为学校以及家长提供针对性的建议，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群体的发展。
采用丛中、安莉娟(2004)编制的安全感问卷，问卷包含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8个题目。问卷采用五点计分，从1～5表示“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题目全部正向计分，条目得分相加即为总分，总分越高表示安全感越高。整体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重测信度为0.74。问卷信效度良好。
图6 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的调节作用
图7 当前经济环境压力的调节效应结果
将被试安全感得分前27%作为高安全感组，后27%作为低安全感组，其余作为中等程度安全感组；同时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得分前27%作为低当前经济环境压力组，后27%作为高当前经济环境压力组，其余作为中等程度当前经济环境压力组。进行主效应检验，婚姻匹配观念在安全感上主效应显著，不同安全感个体间婚姻匹配观念差异显著，F(2, 399)=26.74，p<0.001。高安全感个体婚姻匹配观念显著高于中、低安全感个体，中等程度安全感和低安全感个体婚姻匹配观念不存在显著差异。婚姻匹配观念在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上主效应显著，不同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个体间匹配观念差异显著，F(2, 399)=5.98，p=0.003。低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个体和中等程度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个体婚姻匹配观念显著高于高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个体，低和中等程度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个体婚姻匹配观念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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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桂精油的化合物组成和其他种类差异最大，它的桂皮醛含量仅有4.114%，而桉树脑含量高达31.293%。整体香气特征并不以桂皮醛为主导，而是樟脑一样的清凉香味，与传统印象中的桂皮气味相差很大。其特有的刺激香气来自桉树脑、樟脑、龙脑、乙酸冰片酯等带有清凉气味的成分。
表4 婚姻匹配观念在安全感和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上的主效应检验(M±SD)
高中低M±SDnM±SDnM±SDnFη2安全感88.52±14.0510978.98±10.1318677.87±13.3810726.740.12当前经济环境压力77.93±11.7711883.07±13.7918781.88±11.94975.980.03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选择性次级控制、补偿性首要控制、补偿性次级控制、最优化策略在安全感和婚姻匹配观念间发挥中介作用，选择性首要控制在统计上并没有起到中介作用。但是，婚姻匹配高分组个体选择性首要控制得分仍然显著高于中、低分组个体得分，也表现出高婚姻匹配观念个体比低婚姻匹配观念个体更多运用选择性首要控制策略，因此不能轻易排除选择性首要控制的作用。也就是说，安全感对婚姻匹配观念的作用是间接的：首先，高安全感有利于个体获得更好控制感，更能够采取多种控制策略维持控制感。这一发现支持以往理论观念和研究结果，即控制感是安全感的重要表现形式(丛中, 安莉娟, 2004)，当个体感觉到不安全时存在采取过度控制的方式来缓解这种不安全感(安莉娟, 丛中, 2003)，补偿性控制也是个体缓解失控的重要方式(白洁，郭永玉，杨沈龙, 2017)。其次，控制策略的采用有利于提高婚姻匹配观念。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生命史理论认为生命史权衡使个体选择了快/慢生命史策略(Ellis, Figueredo, Brumbach, & Schlomer, 2009)，Figueredo 等人(2011)认为采用慢策略的个体在亲密关系上更慎重，以长远目标为导向，深思熟虑，采取质量取向的繁殖策略，重视自身和后代的投入和培养。而动机控制策略是生命史权衡的内在机制(王燕, 林镇超, 侯博文, 孙时进, 2017)，选择慢生命史策略的个体在婚姻关系上通过运用各种动机控制策略，实现质量取向的繁殖策略，在婚姻问题上思考更加全面，在外貌特征(Gangestad, Steven, Simpson & Jeffry, 2000)、 物质条件(Fink & Penton-voak, 2010)、品质条件(Geary, Vigil, & Byrd-Craven, 2004)这三个最主要考虑的择偶条件(钱铭怡, 王易平, 章晓云, 朱松, 2003)上不易偏废，并且主动投入或寻找资源维持良好的婚姻关系，能够在婚姻关系中进行积极地自我调适，合理分配资源。最后，安全感部分通过控制策略的采用提高婚姻匹配观念，因此，控制策略是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的重要解释机制。通过培养个体控制策略的采用可以促进匹配婚姻的建立，从而提高婚姻的稳定程度和幸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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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研究还发现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起调节作用，在低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情况下，安全感对婚姻匹配观念的预测作用更为显著。当个体安全感较低时，婚姻匹配观念较低，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越高，安全感对婚姻匹配观念的预测程度越低；反之，当个体安全感较高时，婚姻匹配观念普遍较高，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越低，安全感对婚姻匹配观念的预测程度越高。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对婚姻匹配观念的调节作用随安全感的增加而增加，这提示我们不能过分夸大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对婚姻匹配观念的预测作用，从增强个体安全感来增加婚姻匹配观念也是重要的途径和方法。这一结论也支持已有研究，童年期环境压力通过生命史策略选择影响个体的择偶要求(汪佳瑛, 陈斌斌, 2016)。
虽然当前经济环境压力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调节效应不显著，但是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主效应显著，高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个体婚姻匹配观念显著低于低、中等程度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个体的婚姻匹配观念，也支持了已有研究当前经济环境压力会影响个体择偶要求(汪佳瑛, 陈斌斌, 2016)。生命史理论认为经历不同童年期环境压力的个体在良好的当前环境中可能表现相似，但是面对困境时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Griskevicius, Tybur, Delton, & Robertson, 2011)。高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个体在面对当前困境时更易采取快策略，所以当前经济环境压力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调节效应。
本文从生命史理论视角下关注个体婚姻匹配观念的内在心理机制。个体幼年环境对个体生命史时间的出现和持续时间产生影响(林镇超, 王燕, 2015)，尤其在繁殖策略选择上，本文体现为对伴侣的选择和匹配婚姻的建立。这提示“门当户对”的择偶模式中隐藏着潜意识的选择行为，童年期经济环境压力通过影响父母对子女的照料品质影响个体安全感的形成，从而导致个体形成不同的生命史权衡和生命史策略，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来应对重要生活事件，从而对繁殖策略在婚姻关系上的体现产生影响。社会学家认为婚姻匹配是阶层流动的重要指标，同一阶层的婚姻匹配实现贫富的代际传递，这不仅仅是客观条件导致的，其有着深层的心理原因，富裕家庭的个体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倾向使得他更容易将这种家庭财富传承下去，偶有希望通过婚姻改变社会阶层的个体也会因为富裕家庭个体或者家庭成员的这种心理机制受到阻碍。生命史策略虽然终生受到个体生命轨迹的影响(Bernert, Merrill, Braithwaite, Van Orden, & Jr, 2007)，但童年后的影响远不如童年期影响重大，这启示我们应该重视个体童年期的照料和教养。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缺少严格控制下实验条件的检验，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通过实验法对研究结论进行检验。其中选择性首要控制在安全感与婚姻匹配之间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虽然其趋势符合规律，但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性别是影响婚恋问题的重要因素，本文被试男女比例并未达到标准的1:1，在后续研究中还需将性别作为单独的因素提取出来再次验证研究结果。且女性安全感、婚姻匹配观念显著高于男性，这一结果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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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nseofSecurityandtheAssortativeMatingConcept:MediatingRoleofControlStrivingandModeratingEffectofEconomicEnvironmentStressinChildhood
SHEN Qinling; ZI Fei
(DepartmerrtofPsychology,CollegeofHumanities,BeijingForestry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inner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assortative mating concept,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the role of control striving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st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nse of security and marriage match based on the life history theory. We choose the Security Questionnaire, the Assortative Mating Concept Questionnaire, the Primary-Secondary Control Optimization Scale,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childhood and the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ntrol striving played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sense of security and assortative mating concept, and childhood economic environment stress played a regulatory role in the sense of security and assortative mating concept. The curr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stress regulation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but high curr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stress individual’s assortative mating concept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dividuals with low curr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stress.
Keywords: security; assortative mating concept; control striving; economic environment stress; life history theory
分类号B849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4.002
通讯作者: 訾非, E-mail: fei_z@aliyun.com
标签：安全感论文; 婚姻论文; 个体论文; 策略论文; 观念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年第4期论文;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