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发根: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抗争:对斯科特理论的反思——以塘村修建祠堂为例论文

柳发根: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抗争:对斯科特理论的反思——以塘村修建祠堂为例论文

摘要:本文以塘村组织修建祠堂为案例,展示弱者进行社会抗争的策略及博弈过程。弱者采用“隐藏文本”下的利益表达、“搭便车”、 “韧武器”等策略来制止决策实施。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社会抗争与村民的弱势地位有关,但弱势地位并不一定是村民进行抗争的“武器”,村民抗争手段的使用与他们所追求的抗争目的关系更密切。底层社会抗争须放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加以审视。这是对斯科特理论视角的一个修正。

关键词:社会抗争 隐藏文本 搭便车 韧武器

一、已有研究及问题的提出

21世纪初,社会抗争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议题。迄今为止,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注]王金红,黄振辉:《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学术研究》2012年第2期。在研究社会抗争的众多学者中,美国学者詹姆斯·L. 斯科特的研究给人很多启迪。他认为,农民反叛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与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有关;农民采取一种“日常反抗”的方式以获得保全和生存的机会,日常反抗的具体形式包括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注]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7年第2期。斯科特提出“生存伦理” (survival ethic)、“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等概念,形成了特色分明的日常抗争理论。

2016年春节期间,笔者返回农村过年,亲历了塘村商量建造祠堂的过程。建造祠堂的决定在塘村议事会第二个晚间会议上就达成了共识,但在接下来的第四、第五个晚间会议上,围绕建造祠堂具体细节竟然生出很多事端,最终建造祠堂的“决策”发生逆转。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干预或诱导,塘村两派力量对修建祠堂进行决策或抗争,展现出一个动态博弈的图景。令人意外的是,反对派使用的手段暗合斯科特“弱者的武器”、 “隐藏的文本”的要旨。

如果依从经典理论,社会抗争发生在这样的情境之中:底层群体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时,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无从形成对垒的战争双方,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注]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7年第2期。底层群体对抗强大而严密的统治运用“弱者的武器”,依靠“隐藏的文本”进行抗争。在斯科特看来,这些“弱者的武器”、 “隐藏的文本”皆因为农民的弱势地位而产生。换言之,因为面对的统治者对手过于强大,农民不得不“委曲求全”,采取这些手段进行抗争。不仅如此,“这些武器也并非为农民所专有,人们在观察中不难发现,官员和地主也经常抵制和破坏那些于己不利的国家政策。”[注]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5页。而在塘村主导修建祠堂的一方除了在道义上占优势地位之外,其他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不一定十分强势。面对这样的“对手”,反对方大可不必以“自损”的方式对抗。由此,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是:社会抗争的“日常方式”是否专属于对抗强大无比的统治?这些抗争手段是不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村民在生活中常用的“工具”?

一切前人以科学方法得到的社会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调查社会的手段,我们应当向他学习,但绝不能用来代替我们从自身田野调查中得到的结论。[注]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 3页。为了探求真解,笔者后来又两次返乡,调查细节并采访当事人。本文案例的观察起止时间是2016年农历正月十一至五月初六,观察的主要方式包括笔者亲历现场和事后采访当事人。

二、利益分歧:一个村庄的案例

祠堂是村庄的集体记忆,是节日祭拜祖先的地方,是平时村民办红白喜事的公共场所,同时祠堂也事关村民集体的名声。塘村是赣北的一个自然村,村庄没有值得利用的集体资产。这样的村庄修建祠堂的资金就只能依靠村民凑“份子钱”。由于人口少,平摊下来的“份子钱”是比较重的负担。但是,修建祠堂是塘村的“头等大事”。之所以选择塘村,是因为沉重的“份子钱”引起的底层抗争更强烈,部分村民采取的策略更多样,便于动态地进行观察;此外,修建祠堂这样的项目不在政府财政补贴范围之内,几乎全部资金由村民筹集,没有外来的激励,这样更有利于探究村民自主决策的情况。

你一个人不举手,有什么用?讨人家骂,别人会骂你祖宗都不要了!(访谈材料,LYD20160520)

水稻机插秧技术是用机械取代人工手插或抛秧种植水稻的技术,机械插秧可以实现定行、定穴、浅栽、定苗栽插,既体现了直播、抛秧、浅栽、快发的优势,又解决了人工栽插高位分蘖的问题;同时能实现秧苗的有序分布,可控制株距和总苗数,能充分利用温、光资源,高产稳产性好,风险小。水稻机插秧技术与人工移栽相比,具有增产增收、提高工效和省工节本等优点。丽江市应继续加大水稻机插秧技术推广力度,狠抓水稻全程机械化的薄弱环节,加快提高全市水稻生产机械化水平。

问:为什么会这样?

自2001年《俄罗斯政党法》开始,在普京各项改革法令举措下历经十数载的演变发展,俄罗斯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政党政治框架日趋成型,在国家杜马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党格局,其组成为包括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内的四个主要的议会内政党。毋庸置疑,这对推进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大有裨益、有利于政党政治规范的良性形成及政党运行的法制化形塑。〔3〕在保障俄政治体系由权威向民主的平稳过渡、为俄政治现代化保驾护航层面,这一政治架构的正向作用是无可置疑的,政党与制度日益相辅相成。

此后,连续三个晚上,塘村就修建祖祠的具体细节继续商议,最终达成了一致的决议。表面看来一些人多年来念叨的“修祖厅”的事情终于“木已成舟”了,开工只待黄道吉日。但是,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在大会上,出于人情和自己的面子,一些无力承担“份子钱”的户主不便公开反对;会后,这些人的风言风语还真不少。他们背地里咒骂提出动议的LYX,说他是“出风头”、“做新鸟叫”、“把别人的钱往自己腰包里塞”。这就形成了一股反对力量。就人数来说,有三分之二的户主是不希望现在就修建祠堂的,尽管有些人不明确表态。这些反对力量“人微言轻”,在会上发出的声音影响力有限。这些“数字化存在”的大多数是决策中的“弱者”。那么,已经达成并即将执行的决策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这些弱者会采取哪些行动策略来反制呢?

三、弱者的行动策略与博弈

(一)“隐藏文本”下的利益表达

所谓“隐藏的文本”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而提出的。斯科特使用“公开的文本”描述从属者与那些支配他们的人之间公开的互动;“隐藏的文本”是隐藏在合法性背后的一套显性逻辑。[注]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7年第2期。

塘村召开连续四个晚上的议事会讨论修建祠堂的事情,按理说大家的意见表达应该很充分。实则不然。正月十二晚上,在LYX的鼓吹之下,很多人头脑发热,不由自主地举手赞成修建祠堂。当天晚上,这一提议得到了全票通过。后来几个晚上的会议议题都是讨论“怎么修建祠堂”的事情,至于“要不要修建祠堂”的问题已经无人再提及。

举手是没办法的事。早知道要这么多钱,打死我也不举手。自己给自己下套了! (访谈材料,LDS20160522)

章炳麟《国故论衡·辩诗》云:“《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3〕90

2.5 不同肥料增效剂对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肥料增效剂影响植株吸氮量、氮肥利用率、农学效率、氮肥贡献率。各处理间氮肥利用率存在差异,施用肥料增效剂的处理高于常规处理,各处理氮肥利用率在30.73%~56.48%,肥料利用率前3位处理⑨、处理⑩、处理分别比常规增加25.73、22.36、21.88百分点。

塘村有120多名村民,大部分劳力外出务工,仅有3名四十多岁的青壮劳力在附近做“手艺”。村长由六十多岁的LJS担任。他是挂名村长,决定不了村里的事。平时的事,都是他先与四个房支的“头”电话联系,在征求他们的意见后才做决定;碰到大事,他就等到一年一度的村民议事会,由各家的户主商量讨论,拿出一致的意见。村民议事会一般在元宵节前召开,这段时间大多数外出务工的人还在家。

事实说明,很多人的意见没有以“公开的文本”的形式表达出来。正是所谓的“公开的文本”只是一种表演,支配者和从属者双方的利益在错误表述上达到默契。而且,支配者与从属者之间的权力差距越大,这一权力行使得越专横,这种“公开的文本”就表现得越程式化和仪式化。换言之,权力的威胁性越大,伪装的面具就越厚。[注]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7年第2期。

农历正月十七上午,负责主修祖祠的LQS摆桌子收款,可是交款者只有寥寥几人。下午,他上户收款,也收得不多。全天下来,他收的款还不到十万元。一些人在观望,另一些人无钱可交。

反对者只能利用“隐藏的文本”,“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是,他们的道理也很充分。“交了钱,就没饭吃。”[注]访谈材料,LZS20160415。“生存伦理”在底层社会很有市场。塘村的村民是不是交了钱就没法吃饭呢?实则也不是。很多人在“隐藏的文本”中也戴着面具在表演,存在一定的“戏说”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派并不仅限于这样诉说难处。他们还对那些提议和赞成修建祠堂的积极分子进行攻击,如上文所提的对LYX的谩骂。更有甚者,有的人还传谣言,“主修祠堂的人要遭殃,要短命”,这就是一种“泄愤式”的人身攻击。

“隐藏的文本”是发生在后台的话语,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隐藏的文本”表明,在屏幕背后,从属阶级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在其中权力关系表达的官方文本被从后台加以反对。[注]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7年第2期。放入塘村的背景中去考量,这里的“权力”应该理解为“权威”。

塘村是一个“巴掌大”的地方,这么多议论不可能不被那些赞成修祠堂的人耳闻。听了这些“非议”之后,他们会怎么反应呢?

有些人真没德行,大家行“方便”的事情,自己也同意了,还要打自己的嘴巴,说这说那。行,那些坚决不交钱的,可以立个字据,保证今后不进祖厅。做些好事,不要“当面人,背后鬼”!有没有?有没有?有的话,登记一下。把“老鼠屎”清出来。(会议发言,LYZ20160213)

像这样的“公开的文本”,产生了威力,其合法性与合理性都是“隐藏的文本”无法比拟的。赞成者没有进入反对者的“社会空间”,利用“隐藏的文本”与反对派计较。这一方面避免了无休无止地争论,另一方面避免了进一步激化矛盾。这样公开的反击是刺向反对者的“利剑”。至少在随后的几天,闲言细语少了许多,大家都忙着准备“份子钱”。“隐藏的文本”下的利益表达不足以构成障碍了。

答:这中间不能怪哪个,主要还是因为缺钱。如果钱够的话,就可以在那边塘里开条路。

(二)基于“生存伦理”的“搭便车”

农历正月十四晚上,塘村村民会议达成的经费筹措方法是:修建祠堂的总费用为22万元,由村里67名男丁分担,每人近3300元。对于修建祠堂来说,22万元可能是最低限度的开支。但这笔“巨款”在塘村按男丁分摊,的确给部分家庭带来不小的负担。出钱最多的是LSS家,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已成家并生有三个孙子,总共七个男丁,需要上交两万多元。最少的是LJS,也要三千多元。大多数家庭有男丁三四个,要上交一万多元。困难与否,倒也不完全取决于钱的数量多少。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家庭本身的经济状况。如LSS,他交两万多元都不成问题,两个儿子在外面承包工地,做小老板,赚头不小;LJS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户子,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耕种几亩田地,这三千多元就成为大问题了。

村庄一级的底层社会不存在正式的“权力”,但是权威是有的。经济上过了关的人说话是不同的,“腰包鼓得高,说话才硬气。”[注]访谈材料,LZS20160415。

收钱变成讨钱了,比讨债还难啊!我一个人实在没法做。有的人是没钱交,有的人是故意不交,还有的人只交一小半,都是站在那里观看。想不到公家的事情这么难办。(访谈资料,LQS20160217)

当天晚上,塘村再次召开村民会议商量。最终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来应对少数人的“搭便车”行为。全村按照房支分为4个筹款小组,由各房管事的人收取现金。全村减免4个人的份子钱,根据各房支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落实各组的减免款。这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少数人的“搭便车”行为。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村里兴建公共设施,村民负债筹款,这不符合道义。对于不足的款项,一是通过本村在外面有正式工作的人来“化缘”,尽量要求他们多出些;二是通过祖祠上梁仪式来筹集,前五个上梁时“兜宝”的户主要竞标,价高者得。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提出,当一个集体变得越来越大时,宁愿“不劳而获”的“搭便车者”就越来越多,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这就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之中。走出“集体行动困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只有集体中最重要的成员才有足够的兴趣担当领导,为集体谋利,为组织提供公共品;二是给集体的成员施加纪律约束;三是给集体的成员提供“选择性激励”。[注]王金红,黄振辉:《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学术研究》2012年第2期。

从塘村的情况来看,基于“生存伦理”的“搭便车”在道义上有其合理性,但问题是个别人的“搭便车”行为会“传染”到其他人。农历正月十七晚上的会议商量的对策承认了个别人“搭便车”的道义上的“正当性”,同时又对其进行了限制。其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办法是对成员加以纪律性约束,同时以房支为单位,充分运用“选择性激励”的手段,符合经典理论。管事的人对本房支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农村存在一定的“斗气”氛围,各房支之间形成一定的竞争。其“选择性激励”则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舆论上,要是拿得出钱来的人占用了免于交款的4个指标,众人的“口水”就够他受的。

(三)迂回的“韧武器”

农历正月十九,二十余万元的款项终于悉数收齐了。正月二十一,请来的风水先生选好了两个地方:一是塘村的原晒谷场,地方宽敞,周围没有村民的房屋;二是一块靠近LXF新屋的农田。不过,前者作为祠堂地基,需要将后面的池塘开路拦断,否则于村庄不吉利;后者需要新修公路,才好动工。两者相比较,还是在农田里修建的难度低一点。

LXF属于村里的先富群体,长期在外面打工,新房盖好了,小车也配了。他是这次修建祠堂的主要响应者之一。不过,新祠堂的选址离他家的房屋不到20米,这让他有些打退堂鼓。祠堂靠近民居,影响居民休息。赶上老人过世,人来人往的至少要三四天;像春节这样的重要传统节日也有一些活动在祠堂举行,放烟花、鞭炮就够扰民的了。另外,还可能带来晦气,过年过节,村里人要在祠堂拜祭祖宗,平时老人过世也少不了跪拜,这样拜来拜去,还不把好运赶出门、晦气带进来?一连几天,LXF都为此闷闷不乐。LXF的顾虑大家都能理解。这事落在谁身上,谁都有情绪。一般来说,祠堂的地盘应该距离居民的房屋有一段距离,除非是在老地盘上重建祠堂。

这给了反对派又一次机会,村里的风言风语又一次多了起来。“林九村的祠堂修好了,与祠堂挨着的一户人家倒了血霉。”当时这样类似的消息有好几条,被一些好事者传来传去。林九村离塘村四十多里,很多人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就在LXF被搅得心慌意乱之时,邻村的一位老先生出场了。平时很少主动登人家门的他到LXF家里看了看,对LXF说,“按相书上的理,祖厅在那个地方,对你家的房屋不利,会坏了风水。不信的话,过个四五年看看。”对LXF来说,这样的警告是必须听的。事后,老谋深算的LZS告诉我,那位老先生是他用一箱酸奶请来的。

这样,LXF就不再沉默了,他极力反对将祠堂修在他家房屋旁边的农田里。有些人劝他,“专门看地的先生都说没事,那个半吊子的‘行家’说的就不要信了。”LXF的回答很干脆:“哪个想在这里修建祖厅都可以,但一定要保证十年内我家顺道,没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显然,这样的保票谁也无法承诺,先前积极主张修祠堂的人只能摇头叹息。

LXF这种选择性应付行为是一种“弱者的武器”,表现出自己对祠堂选址的不满。不过,他的选择性应付是一种非对抗性的抵制方式,相当于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韧武器”。这种“韧武器”采取非对抗性抵制方式,选择“不给被拿走(剥夺)的机会”的做法,并且借助于“集体(合作)力”的效应,使他们面临的问题公共化,从而获得行动的合法性,也是行之有效的行动策略。[注]折晓叶:《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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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祠堂选址会破坏他家房屋风水的考虑,LXF提出自己的家庭“命运”须得到保障,这是一个伪命题,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这种“不给被拿走”的做法具有正当性,他家的房屋是已经建成的。虽然这里并没有借助“集体(合作)力”,但是一般村民心里的“秤”是偏向他的。

从表面上看,LXF是“一个人在战斗”,实质上他充当了反对者的“代言人”。这从上文提到的LZS请邻村老先生做说客可以看出来。另一个证据是,在选址前,塘村通过会议声明了,所有的塘村土地都可以拿来修建祠堂,由风水先生选择。这就是说,任何人不得干扰风水先生选择建祠堂,选到哪里就是哪里。但这个声明成为“一纸空文”。反对者集体不发声,只有几个“跳得高的人在那里上蹿下跳。”

(四)社会抗争的三个阶段

从最初的提议形成一致的决策到最终的失败,只不过十余天的时间。但这十余天,付出很多,却无收益,且遗留后患。从结果来看,整个过程就是一场闹剧,是“瞎折腾”。

2016年正月十一晚上,新年里的塘村议事会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村里剩余公共资金的使用途径、公共山林被人盗砍树木的应对策略和低保指标的分配办法。会议临近结束时,近年来外出发了点小财的LYX提出,塘村应该修建祖祠,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事后证明,有相当一部分人举手赞成是迫于当时的情形)。当天的会议为此议了半个小时。考虑已经到了半夜三更,村民相约次日晚上就修建祠堂的事情再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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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祠堂没修成,您花的精力是最多的。

打开Photoshop,使用移动工具将花的照片放在人像上面,大致对齐。将图层的混合模式改为叠加,有必要的话,适当调整图片位置,然后添加反相蒙版。

答:修建祠堂这种事情以后不会有人出头了。你看我费神费脑,前后忙乎了十多天。耽搁功夫不说,还在外面遭人说、惹人骂。

在2017 年年初,公司海外项目拓展,从基层队招聘比较有经验的司钻(班长),我所在基层队的一名42 岁的班长包某十分想报名参与。当时的情况是我们队施工紧、任务重,人员紧缺,如果包再调走,会对我们的队伍的平稳运行带来极大的影响。同时考虑该员工年龄和家庭以及身体状况,队领导班子研究觉得包某并不适合去国外工作。而说服他放弃报名的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专利学者尹新天同样支持这一理论,他谈到“适用第69条(一)项规定的专利权用尽原则只能设计合法售出的产品本身的专利权被用尽,而不能使与合法售出的产品相关联的其他专利权也被权利用尽。” [2]

问:会不会有人反对,造成了修建祠堂很难?

电动汽车空调系统的智能化设计主要还是围绕着“绿色节能”政策来展开,与传统汽车不同的是,新能源汽车在ECU 电控系统中加入了“变排量控制”系统,有效提高了电动汽车空调系统的智能化建设。在车内的应用中,新能源汽车结合了家电系统中常用的交流变频电动压缩机,利用“变频控制”的原理强化新能源汽车空调系统的智能化控制技术。除此之外,电动汽车空调系统智能化的发展还可以利用热泵技术,实现对电动汽车压缩机的有效控制,减少能耗。还有就是热交换原理的应用,将新能源汽车中空调制冷时损失的热能进行智能化应用,一方面能够减少汽车在续航时的发电机的负担,还能有效提高智能空调系统的工作效率。

答:不管做什么,都有可能“头齐脚不齐”。农村就这样,人人满意的事情不可能。反对的人后来不是也交了钱,同意了吗。

问:那为什么不把好不容易收来的钱留下来,等明年再来修呢?

答:这不可能了。这么多钱,谁保管?明年修不成,啷个办?或者钱不够,又啷个办?(访谈资料,LQS20160226)

因为每一项资产的方差是有限量,∃C≥0,使得当N→+∞时,明显有以下结论:但第二项不会趋于0,因为其中为资产i与资产j协方差的算术平均值,将上式代入公式(2)后变型,显然可得:

在LQS看来,塘村修建祠堂“搁浅”,不应该埋怨任何人,主要原因还是时机未选择好。如果撇开“时机选择不当”、“部分村民资金紧张”这些表面的原因,我们不应忽视反对者的抗争及其策略。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赞成者与反对者进行了三个回合的较量,见表1。

表1社会抗争的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反对方赞成者结果“隐藏文本”下的利益表达呼吁、“泄愤式”的人身攻击大会上公开的反击反对无效基于 “生存伦理” 的 “搭便车”消极对抗处理房支筹款小组并允许极个别人“搭便车”反对无效迂回的“韧武器”拉拢、说服关键人物沉默反对有效

来源:笔者自制。

事实证明,决策中的弱者成功地逆转了于己方不利的形势,其抗争是有效的。最后制止修建祠堂方案进一步推进的方式有点出人意料,但却很实用、有效。LXF首先假定自己房屋风水好、家庭各方面顺道,然后以维护这方面的好风水、好运气为借口来反对祠堂在他家房屋旁边选址。这种“不给被拿走(剥夺)的机会”的“韧武器”坚实有力,具备农村居民公认的合理性。如上文所分析,LXF仅是前台人物,真正的幕后主使是代表反对力量的LZS。他采用的策略是迂回的,让拥有传统话语权的第三方——邻村老先生出面。这种方法的实用性很强,使得先前急速推进的决策行动“急刹车”。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案例中的修建祠堂受到资源的限制。有限的资源往往是底层社会抗争的重要起因。

四、结语:在日常生活中审视社会抗争

斯科特的“日常抗争”框架曾遭到学术界的批判,如巴亚特(Asef Bayat)提出,对底层日常行动可能会出现过度解释或过高估计的问题,这似乎可以给人一种错觉——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视为抗争。[注]罗东:《日常抗争与中国研究》,《读书》2015年第6期。正如赵鼎新所指出:“我不相信每个智力正常的人会没有注意到这一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类现象的话,像磨洋工、怠工这类词汇就不会成为日常用语。”[注]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1页。事实上,一个外来的研究者很容易将当地人的日常行为置于某种背景之下,从而获得学理上的创新性解释。这里,我们需要警醒的是,当初学者观察的当地人的微小举动确实是针对某种社会抗争做出的,但是,并不见得他们所有的类似行为都是指向社会抗争的。[注]罗东:《日常抗争与中国研究》,《读书》2015年第6期。斯科特的理论过于强调日常抗争,给人以“草木皆兵”之感,受到质疑并不意外。

从本文中的塘村对修建祠堂的抗争来看,诸如“磨洋工、怠工”的手段是社会抗争的“武器”,但这些“武器”并非有必要加上“弱者”的修饰语。换言之,社会抗争产生于社会生活,抗争手段并非“因对象而异”,面对坚不可摧的强势力量与面对弱不禁风的弱小势力,可能使用的手段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社会抗争手段的使用是取决于抗争的效果,“无所不用其极”不符合社会理性,抗争手段的“步步升级”才是正常的次序。这一点在本文案例中体现得很明显。总而言之,社会抗争与村民的弱势地位有关,但弱势地位并不一定是村民进行抗争的“武器”,村民抗争手段的使用与他们所追求的抗争目的关系更密切。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社会抗争的研究取得快速发展,主要形成了四个不同的视角:资源/条件、关系/结构、情感/意识、角色/性别。[注]王金红,黄振辉:《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学术研究》2012年第2期。其中,资源/条件视角深受斯科特理论的影响,分析了抗争者在抗争的过程中运用的诸多手段与策略,如“依法抗争” “以法抗争” “以理维权” “以势抗争” “以气抗争” “以身抗争”等。[注]Lianjiang Li and Kevin J.O’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China, Vol.22, No.1(Jan.1996); Kevin J. O’ 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Vol.49,No.1(Oct.1996);于建嵘:《当代中国维权抗争的行动取向》,陈明明主编:《权利、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第 57 页;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008年第4期;应星:《“气场” 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王洪伟:《当代中国底层社会 “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社会》2010年第2期;黄荣贵:《互联网与抗争行动:中国经验与研究进展》,《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这方面的研究建立了中国社会抗争者的抗争武器和策略谱系,实现了“洋为中用”。然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武器为何有效?本文认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审视武器的使用,才能发现其中的端倪。塘村的例子说明,社会抗争者是理性的,他们所使用的是生活中“现成”的、实用价值高的抗争“武器”。

国内研究报道混合喂养会导致婴儿生物节律差,会干扰婴儿正常睡眠的建立,同时认为混合喂养的婴儿易出现睡眠不安、频繁夜醒。混合喂养婴儿在新生儿期更多地采取安抚奶嘴或吸吮其他物体的方式帮助入睡,分别是完全母乳喂养及配方奶喂养婴儿的2倍和10倍[15]。国外研究提示亲子之间较多的肢体接触有助于降低婴儿入睡时的安抚需求[16],本研究发现混合喂养是婴儿睡眠问题影响因素,混合喂养婴儿安抚需求高于完全母乳喂养人群,考虑与混合喂养婴儿的乳头错觉导致的不安全感有关,同时从睡眠角度证明婴儿早期纯母乳喂养的重要性。

〔基金项目〕江西理工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培育类一般项目“抗逆力理论视角下进城农民工家庭发展研究”(编号:FZ18-YB-08)。

[收稿日期]2019-01-25

[作者简介]柳发根,管理学博士,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政府发展与社会政策、基层治理。 江西赣州 341000

(责任编辑:谢莲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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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发根: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抗争:对斯科特理论的反思——以塘村修建祠堂为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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