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的真道统应该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子夏、穀梁子、荀子、孟子。因为孟子跟从子夏、穀梁子这一派学习，独立出去后恢复或重建了子思之学，所以附于荀子之后。孔子是先圣，荀子被称为后圣，孟子被称为亚圣或附圣。所谓新四书，即《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
关键词：新四书;儒家真道统;子夏;荀子
一、关于孔子秘传的问题
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的序言中曾引用孔子的话:“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这是孔子的第一人称自述。《孝经·钩命决》却是第三人称叙述,不是孔子自述。显然,《孝经·钩命决》是对于孔子自述的转述,而非“志在《春秋》”“以《春秋》属商”等说法的源头,“志在《春秋》”“以《春秋》属商”等说法的源头应当是先秦文献(包括口述文献)。因为是秘传,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见载于经史。《春秋公羊传》流传至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东汉何休此说当为师传。如果何休此说源于师传,那么《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穀梁传》同源。《春秋穀梁传》在先秦便有文本流传,《春秋穀梁传》从先秦流传至西汉或当有记载和师传。总而言之,何休之说和《孝经·钩命决》之说必有一个共同的先秦文献源头,这就使何休之说和《孝经·钩命决》之说的文献性质发生了改变。
子夏不但是孔子《春秋》的传人，而且参加了孔子《春秋》的资料收集工作。据“使子夏等十四人”的表述，子夏应当是孔子《春秋》资料收集工作的参加者和领导者。《春秋》的资料收集工作结束后九个月经立，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说明子游、子夏侍奉左右。为什么子游、子夏侍奉左右呢？《春秋》有微言大义，连有文学和文献特长的游夏之徒都不能赞一辞，这就需要秘传亲授。孔子在游夏之徒中最后选择了子夏，秘传亲授《春秋》。子夏参与了《春秋》的资料收集、侍奉编写、秘传亲授的全过程，由十四人到两人，由两人到一人，子夏一步一步走到了最后。孔子所提出的《春秋》属商是符合逻辑的，是合情合理的，此其一也。《史记》是正史，正史的材料与纬书的材料相互关联，证明了纬书的材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此其二也。
孔子在晚年秘传之前没有单独传经,不存在传授系统问题。孔子晚年秘传《春秋》和《孝经》。因为是秘传,所以才需要传授系统以确保真传。后来,《孝经》失传,《春秋》虽存,但是分裂为《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等,如此则不仅需要传授系统,还产生了道统问题。《春秋穀梁传》的传授系统不仅是传授系统,还具有道统的意义,因此,在年代上跨度大,在传承人代数上有跳跃性,省略了一些不重要的传承人,具有道统的特点。《春秋穀梁传》具有道统性质和特点的传授系统影响相当深远,首先影响了《春秋》分裂后剩余部分的传授系统(即《春秋公羊传》传授系统),其次影响了孟子建立的道统论,最后影响了古文经学各个传授系统。
对溃坝系统的组成与联系识别不能看作可有可无的事情。在溃坝的匆忙慌乱中，考虑不周是经常发生的，由此所引起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
范晔在《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中记载道:“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经起于孔子而解经起于子夏,子夏由于获得孔子之道的解释权而成为孔子之道的直接继承人,子夏必然为道统中人。曾子失去了或没有得到孔子之道的解释权，与孔子之道的继承权无缘,与道统毫无关系。
二、关于尧舜之前的道统问题
孔子之学和荀子之学都是圣帝明王之道术(即帝王之术)。实际上，圣帝明王之道术就是五帝三王之学。既然是五帝三王之学，那么道统中的尧舜只是二帝，道统在尧舜之前应当依据《史记·五帝本纪》补入黄帝、颛顼、帝喾，即道统要从黄帝开始。
法国剧作家布鲁诺曾经指出：死刑的本质就是活人祭祀，而活人祭祀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心理作用，这就是打开发散个人不安和罪责及共同社会普遍的不快感的安全阀的作用[3]190。布鲁诺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死刑的本质，这也说明了死刑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刑罚问题，它关乎政治，关乎社会，关乎文化。所以死刑的废除并不是单纯地只需要立法上废除或者司法上不再适用。死刑制度若想真正地废除，必须制度变革与观念变革同行。
《孟子》最后一章《尽心下》提出了儒家新的道统观。孟子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但是未明言。孟子的这种道统观实际上来源于《春秋穀梁传》或《春秋》的传授系统。孔子晚年仅传两经,而其中之一《孝经》失传,至汉复出,为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有传授系统的只有《春秋》。孟子受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的《春秋穀梁传》影响最大。孟子在《孟子》最后一章提出新的道统观,将自己的学问直接上接孔子,以孔子私塾弟子和孔子学说继承人自居,黜落子夏、穀梁子,这也从反面证明孟子之学来源于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
博士江翁、安昌侯张禹等皆为荀子之学的传承人,《孝经》当为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据《孝经纬·钩命诀》记载，孔子传经于子夏和曾子,曾子传子思,但是子思并未传孟子,孟子是自己跟从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子夏、穀梁子一派的儒者学习,独立取舍,独立思考,逐步归向子思学派的。问题的关键是在曾子传子思后,这一派的学问就失传了。汉代复出的《孝经》不是曾子所传,而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大戴礼记》的内容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在《大戴礼记》中关于曾子的文献自然也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小戴礼记·曾子问》《小戴礼记·坊记》《孟子·万章上》所言天无二日,皆出于《春秋穀梁传》,既证明《小戴礼记》的内容也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也证明孟子学习过《春秋穀梁传》。关于孟子学习过《春秋穀梁传》的其他证据见笔者所著《葵丘之会天子禁令考》。在《孝经》中关于天子之孝的内容应当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的思想,而不是曾子、子思学派的思想。曾子、子思之学失传后,孟子在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学说和文献的基础上重构了曾子、子思之学。这一套学问后来被称为思孟之学,这一学派后来被称为思孟学派。
因为群经皆为子夏所传,所以继承子夏道统的荀子能够将子夏所传群经传给后人。孔子“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孝经》失传,汉代《孝经》为子夏学派所传,群经皆为子夏所传。子夏所传以《春秋》为核心和根本,而子夏所传《春秋》又以《春秋穀梁传》为核心和根本。弘扬《春秋穀梁传》之学就是弘扬子夏之学。程朱建立理学,是抛开以《春秋》为核心和根本的六经,通过在六经之外另立四书来实现的。《春秋穀梁传》之学应当继续发扬光大,建立新四书则更为迫切。
三、关于孔子之后的道统问题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中国的各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黄帝是中国各个民族历史的、文化的、血缘的真正祖先。中国文化不同于崇拜上帝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是崇拜祖先、重视孝道的文化。如果对于黄帝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那么中国文化的老根就被刨掉了。司马迁《史记》以科学的严谨态度去伪存真,尊黄帝为五帝之首,尊黄帝为中国各个民族的共同祖先,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考古学的局限性。在没有否定证据的情况下,对于司马迁《史记》关于第一个重要历史人物黄帝的记载要予以尊重。
司马迁针对关于五帝的材料去伪存真,著为本纪书首,当可信;《书》缺有间矣,当以《史记·五帝本纪》作为补充。《史记》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即《史记》以黄帝为历史记载的起点。《史记》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黄帝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为炎黄子孙,中国的文字产生于黄帝时期。黄帝使分散的中国文化因素实现了初步的整合。黄帝时期最早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地理范围和地理基础。这个核心地理范围内的人都是黄帝子孙。黄帝是最早的中国文化核心地理范围的最高统治者,是中国外王之道的开创者。黄帝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与炎帝并称为炎黄,可谓谦虚礼让。只有尊重他人才能尊重自己,只有让他人活自己才能活。可以说,黄帝是中国内圣之道的开创者。黄帝既是中国外王之道的开创者,又是中国内圣之道的开创者,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最初的特色,反映到学术上就是初步形成了帝王之道。黄帝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列于儒家道统之中。
2017年入围中国最好大学排名前100强的9所医药类院校，整体上代表着医药类高等教育的竞争力水平，通过分析这9所高校的排名情况，可以找出其优势与不足，为长期的发展找到突破点。全国排名中，仅有首都医科大学入围前50强，其余8所高校均在50～100名之间，其中北京协和医学院与天津医科大学的名次接近，两所高校的综合竞争水平相当。单项指标全国排名中，9所高校在培养结果、科研质量、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指标上的排名远远落后于综合得分全国排名，在其它单项指标的排名上也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全国排名中的竞争力。(详见表4)
韩愈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道统观。韩愈在《原道》中正式提出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说，影响深远。韩愈把黄帝、颛顼、帝喾、子夏、穀梁子、荀子等排斥于道统之外。
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写道:“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索隐》记载道:“荀况、孟轲、韩皆著书,自称‘子’。宋有公孙固,无所述。此固,齐韩固,传诗者。”宋之公孙固,不但无所述,而且是春秋时期的人,《春秋》尚未成书,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就无从谈起。司马迁《史记》所提公孙固当与荀卿、孟子、韩非一样为战国时期的人。《索隐》以为此固指齐韩固,为传诗者,然传齐诗者为齐人辕固,非为韩固,韩当为辕之形讹。辕固又称为辕固生,可见辕固为复姓，与公孙固无关。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子夏一派正统传人,孟子也受到子夏一派影响,故附于荀子之后。这不但是司马迁的看法,而且是当时学术界的一般看法。王充也持此论。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写道:“或问曰: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墨源于孔,孟源于子夏。
《孟子》所反对的杨朱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或曰为我主义),恰恰由孔子传曾子的这一派学说发展而来。这一方面表明孟子所学绝非来自曾子的这一派学说,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的说法不可靠;另一方面表明孔子传曾子的这一派学说的致命缺陷必然导致孔子传曾子的这一派学说的衰亡。并非只有孟子能够认识真理。在孔子的其他弟子和曾子的学生中必然有人能够发现孔子传曾子的这一派学说的致命缺陷，而改换门庭或改换师门。曾参的儿子兼学生曾申改换师门而就学于子夏便是明证。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曾参尚在,曾申就改父道,若孔子传曾参的这一派不衰亡反而奇怪了。曾参和曾申共同的学生吴起也改换门庭而就学于子夏,孔子传曾子的这一派必然衰亡。兼爱主义(或曰极端的为人主义)的墨家恰恰是从儒家分出来的,是孔子提倡孝的必然结果,子夏培养了墨家的禽滑釐。孔子曾经就学于老子,孔子晚年的另一个秘传之人子夏培养了田子方,田子方培养了庄子。子夏培养了李悝、吴起,而李悝、吴起开创了法家,子夏的再传弟子荀子培养了韩非、李斯,使法家文化登峰造极。墨家、道家、法家均来源于儒家。
《庄子·天下篇》提到道术分裂。孔子曾经就学于老子,所学道术尚未分裂,孔子之后道术分裂。中国文化的复兴(或曰现代化)不仅要使作为中国文化主体部分的儒家文化复兴(或曰现代化),还要解决道术分裂的问题。解决道术分裂的问题要以最早的道术分裂所形成的儒家为基础整合百家,在整合中国文化的同时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或曰现代化)。
章太炎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为新四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既没有反映儒家的真道统,也没有反映儒家的伪道统,实际上是抛开道统的新四书。抛开道统的新四书无所皈依,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完全脱离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次,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没有完全摆脱宋学的局限性。《大学》论学以治国平天下为唯一旨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点已经被实践和历史反复证明,章太炎不应该重犯此错误。最后,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不过一万字,过于单薄,不能够反映中国文化的丰富性。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当时便不可能大行于世,以后也就销声匿迹了。
四、关于重新诠释新四书的问题
新四书是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刘笑敢反对重新诠释经典。他承认中国古代有一个通过经典诠释创造思想体系的传统,但是他怀疑这个传统在今天还适用。梁涛提出的看法是:“今天每一位学者当然可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比如安乐哲的哲学、杜维明的哲学、成中英的哲学等。但是这些内容按中国传统学术的划分来看,只能算是子学,而子学是不可能代替经学的。经学是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是子学的源头,其地位是更为重要的。”此论是有问题的。今天每一位学者当然可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比如安乐哲的哲学、杜维明的哲学、成中英的哲学),但是,这些所谓的哲学不能算作子学。子学是道术分裂的结果,道术有待整合。这既是清代诸子之学的理论高度和气魄(清代诸子之学的核心是荀子之学)，也是荀子之学的理论高度和气魄。因为子学是道术分裂的结果,所以经学和子学都是有学术传统的,经学和子学都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经学和子学的核心价值是不断变化的。《孟子》由子变为经。经学不是子学的源头,经学和子学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未分裂的道术。经学和子学都是有学术传统的,经学和子学都需要不断被重新阐释。中国历史五千年来没有中断,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中断。中国传统文化是活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不断对话和调整。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不是博物馆的陈列品,而是需要不断被重新诠释的。
(一)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的局限性
儒家的真道统应该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子夏、穀梁子、荀子、孟子。鉴于道统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局限性，笔者主张道统仅限于先秦，先秦之后无道统。
(二)梁涛提出的新四书的局限性
梁涛在《新四书与新道统——当代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中提出将荀子列入新道统,这是正确的。但是,荀子如何进入新道统?梁涛提出的新四书是《论语》《礼记》《孟子》和《荀子》,这个顺序反映出从孔子到七十子及其后学、从七十子及其后学到孟子、从孟子到荀子的所谓的道统顺序。荀子不是思孟学派的,孟子传荀子没有任何文献依据,因此,梁涛提出的所谓的道统和新四书都不能成立。另外,程朱也称四书为四子书,认为四书反映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但是,朱熹的四书的排列顺序却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与道统的顺序并非一一对应,这是值得在排列新四书时学习和借鉴的。
国有企业物业管理党建要坚持把生产经营服务当作自己的中心工作抓实抓好，强化服务品牌的塑造，提升企业的软实力，企业党建才能焕发强大的生命力，真正使党建工作和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合体同心。
程朱在四书的选择上是煞费苦心的,四书大行于世不是偶然的。程朱表彰《大学》和《中庸》实际上是表彰曾子。程朱认为曾子是孔孟之间的重要桥梁。程朱既注意到了孔子思想的复杂性和因材施教产生的随意性,也注意到了孔子周游列国行道失败后晚年的思想变化和秘传行为。直接研读《论语》无法理解孔子的真正思想,只有通过孔子晚年秘传者子夏或曾子才有可能理解孔子的真正思想。程朱要建立理学,讲心性,而孔子晚年秘传者子夏和曾子均未传心性之学,似乎孝与心性还沾点边,程朱只能利用曾子,而不能利用子夏。程朱知道群经皆为子夏所传而曾子之学早已经失传,因此,程朱之学从一开始就是伪学。
《礼记》作为礼学文献的汇编的确是经典,然而内容很杂,矛盾很多。程颐提出的四子书为什么不包括《礼记》?朱熹编四书为什么不选《礼记》?原因是程朱出于理学体系的整体考量,担心引发理论矛盾和冲突。新四书在新道统基础上弘扬荀子之学,必须有主次之分,在哲学上坚持一元论,反对二元论。
梁涛的《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提出“回到子思去”的口号。梁涛所谓的关于儒家道统论的反思与重构是思孟学派的道统论。在思孟学派的道统论中是不可能有子夏和荀子的位置的。程朱实际上主张“回到曾子去”,这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程朱之说来源于韩愈之说。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写道:“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盖”表示推测,相当于“大约”“大概”。韩愈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如果程朱主张“回到子思去”,舍弃曾子,那么子思虽然是孔子之孙,但是未得孔子亲传,连七十子都不如,孔子之学无法传给子思,子思之学就是来路不明的伪学,整个理学体系就塌了。程朱主张回到曾子是建立理学的关键之举。程朱留给梁涛的空间很小,梁涛要想标新立异只能“回到子思去”。本文提出“回到子夏”或“回到子夏去”的口号,不但彰显了儒学发展的历史真相和儒家的真道统,而且解决了荀子的安置问题和荀孟的位置先后问题。
(三)本文提出的新四书的优越性
仅仅因为道家尊黄老,就将人文初祖黄帝排除在道统之外,是数典忘祖。墨家尊大禹。大禹仍然在儒家道统之内,对于人文初祖黄帝就不公平。这表明韩愈所构建的所谓儒家道统局限性很大,不足为训。既然道统存在重大问题,那么所传之道必然也存在重大问题。尧舜之后和孔子之前的道统是:禹、汤、文、武、周公。尧舜之后和孔子之前的道统问题一般没有争议。
首先,新四书必须反映儒家的真道统。本文提出以《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作为新四书。《荀子·大略》记录了荀子继承和弘扬的子夏的主要思想。《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也可以称为三圣书,是反映孔子、荀子、孟子思想的书。其次,新四书必须在儒家的真道统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要克服宋明理学的局限性,代表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最后,程朱注意到了四书字数适度,便于普及和流通,注释避免汉学的繁琐,这都是值得总结和学习的。
汉代经学在汉武帝时期是五经七博士,在汉宣帝时期变为五经十四博士。其中增立《春秋穀梁传》的博士,使得《春秋穀梁传》成为官方学说。汉武帝时期,《易》《书》《礼》《春秋》每经置一博士,《诗》有三家,故称五经七博士。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博士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是在其中矣”说明当时已经存在五经十四博士的定额。《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道:“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此十四博士是模仿西汉五经十四博士的定额而来的。
从表2可以看出，47.78%的学生喜欢课堂上“经常做活动（做游戏、看中文电影）”，42.78%的学生认为汉语课“趣味性活动少”。可见，学生希望寓教于乐，学以致用。
汉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文本当是《春秋穀梁传》和《春秋公羊传》。宋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文本当是四书。《春秋穀梁传》原文有四万一千多字,白文和注释约有三十万字。《春秋公羊传》原文有四万四千多字,白文和注释约有三十万字。《论语》有一万三千多字,《孟子》有三万四千多字,《大学》有一千七百多字,《中庸》有三千五百多字。本文提出的新四书约有五万多字,与《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及四书的字数相差无几。新四书白文和注释约有三十万字,便于阅读和普及。
学生在传统课堂上接触的知识一般较为有限，特别是对本领域较前沿的研究热点了解甚少，通过上述分阶段多层次的学习（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践课）可锻炼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且能有效解决问题，这样更能体现学生是整个教学环节中的主体[12]。
梁涛提出的新四书是《论语》《孟子》《礼记》和《荀子》。《论语》有一万三千多字,《孟子》有三万四千多字,《礼记》有九万九千多字,《荀子》有七万多字。梁涛提出的新四书约二十二万字,白文和注释约有一百三十万字,不便于阅读和普及。
王崇简在《冬夜笺记》中提出,欧阳修主张日读经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仅读白文就要四年半,还没有计算读注释的时间。欧阳修所言对于新四书选择标准和特殊要求的制订者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定义3：假设总体中有N个个体，将这N个个体编号，把号码写在号签上，将号签放在一个容器中，搅拌均匀后，每次从中抽取一个号签，连续抽取n次，就得到一个容量为n的样本．这样的随机抽样方法称为抽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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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NewFourBooks
YANGDe-chu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HandanCollege,Handan056005,Hebei,China)
Abstract: The genuine Confucian orthodoxy authorit system should be Huangdi (Yellow Emperor), Zhuanxu, Diku, Yao, Shun, Yu (Yu the Great), Tang, Wen (King Wen of Zhou), Wu (King Wu of Zhou), Zhou Gong (Duke of Zhou), Confucius, Zixia, Guliangzi, Xunzi and Mencius. Because Mencius studied from the school of Zixia and Guliangzi, he restored or reconstructed Zisi’s learning and theory after going out independently, so he was attached to Xunzi. Confucius is the Former Saint, and Xunzi is called the Later Sage directly relative to Confucius. Mencius is called the Sub-saint or the Attached Sage relative to Xunzi. The New Four Books, that is Encourage Learning of Xunzi,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encius and General Idea of Xunzi.
Keywords: the New Four Books; the genuine Confucian orthodoxy authorit system; Zixia; Xunzi
收稿日期：2019-01-10
作者简介：杨德春(1968—),男,邯郸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DOI:10.16335/j.cnki.issn1672-2604.2019.03.008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604(2019)03-0024-05
[责任编辑：陈曙娟]
标签：荀子论文; 孔子论文; 道统论文; 孟子论文; 春秋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邯郸学院中文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