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场是农业社会中农民用于晾晒粮食和脱粒的生产空间，对于世代务农的中国农民，“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是农民世代相承的固定资产和家庭财富，是农民从事耕种职业的优势资本。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场的存在形态与社会属性也不断变化。H村的场伴随着村庄形成而出现，其存在形态经历了由个体家庭为单位向以村集体为单位场的历史演变，20世纪80年代又回归至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场，直至今日村庄的走向终结，这种变迁实为近代以来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国家转型等三重场景中，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中时代变迁的缩影。
关键词：农村；农民；场;民族志
一、问题的提出
“场”在现代性视镜中是一个陌生的文化存在，但在乡土语境中“场”是乡土中国自身特征的一个最为寻常的呈现载体，是农民何以为农的一个职业空间符号。关于乡土社会及其特征，依据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理论视角，乡土社会在既有的学术话语中是中国 “小传统”社会，“场”则是从小传统层面展现中国社会基层特性的一个“公共符号”，这常被学界现有学术话语所忽视。“场”孕生于农耕文明的土壤，是农耕文明语境中特有的“人文类型”，是一种农耕民族将自然空间人文化的实践产物。汉字“场”从发生学的角度考述就源自农耕文明的土壤，“场”字从其被造之时就被赋予了农耕经济的文化属性，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样来解释“场”字的原生含义：“場，祭神道也。一曰田不耕。一曰治穀田也。从土昜視”[1]。可见“场”具有多重含义，既有古代人祭祀神灵的方法之意，也有闲置未耕的田地或是打谷子的田头等含义，其中“治穀田也”就是本文所指的乡土社会中的 “场”，徐复等编纂的《古汉语大词典》这样解释：场指平坦的空地，多指农家专门用于翻晾晒粮食及脱粒的地方[2]。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着深厚农业传统的国家，农耕经济是中国最基本并最具代表性的 “经济文化类型”，人们依附于脚下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是中国农民的祖传职业，所谓农民 “就是凭着对他们有控制权的那块土地上进行种植以为谋生之道的农产品生产者”。[3]寻找中国农民的职业特点与符号表征，除了民俗层面的聚落空间、农业灌溉设施、耕作技术等几个显形的农业文明的象征符号，我们往往对农民一生经营稼穑的空间易于忽略。如果说田地是中国农民春耕秋收的空间，那么将田地中的庄稼最终转化为食用的粮食，“场”无疑是传统时代农民为农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生产空间，“晒场”和“碾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乡土社会一种最为常见的劳动生产场景，是中国农民农业生产链条的终端，是农耕民族创造出的一种地方知识，构成中国农民完整的劳动生产系统。
在传统的西北农村社会中，以四方的土墙标界出单个家庭的庭院时空坐落的边界，界内为家庭的院落，界外却紧邻相连的是“场”，所谓“开轩面场圃”是乡土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景致，费孝通曾指出，小农经营的聚村而居，其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过远[4]。“场”是农民家庭庭院所属空间的扩展与延伸，是农民以家为单位的庭院超越了以实体的土墙相隔的隐形边界，“院”与“场”两个内外相间的实体空间，共同组成了广义上中国西北农村的院落文化类型。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诸如存在汉学家弗里德曼所谓的宗族范式的村庄中，在每个村庄中央有着一个宗族共有的场。[5]这是场所处于不同地区及社会文化场景中差异性的体现，但在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中，尤其在西北农村社会中这一类型的场并不普遍。在乡土社会中，对于定居生活世代务农的中国农民，“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是农民世代相承的固定资产和家庭财富，是农民从事耕种职业的优势资本，某种程度上也是农业文明语境中农民职业“正当性”的话语表达。近代以来，传统中国不可避免地经受着一场“千年未有大变局”的社会转型，作为传统农耕文明一个空间符号的“场”也在经历着时代变迁，其实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在百余年持续不断的社会转型场景中，乡土社会中的“场”在其存在形态与社会属性层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社会变革投射在乡土社会中的时代体现。事实上，内嵌于中国大传统中的“场”其必然受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刻影响，集中体现在“场”的存在形态与社会属性等层面，那么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场”近代以来经历了怎样的时代变迁？有着怎样的具体体现形态？21世纪农业现代化的时代话语对农民务农观念的影响与革新，新型机械化在农业生产的投入与普及，“场”又该呈现出怎样的存在形态？抑或在现代化语境中“场”是否会成为一个农业遗产？笔者以H村这样一个西北村庄为研究个案，通过开展扎实深入的田野作业，收集和掌握一个世纪以来村庄“场”历史演变的第一手资料，尝试从微观层面以小见大对“场”存在形态的演变及其走向予以民族志描述与理论思考。
二、与村庄形影相随的“场”
H村是宁夏海原县高崖乡东北部的一个村庄，位处海原县东部平原地带，地势平坦，阔野平畴，清水河自南向北流经村庄，将村庄一分为东西两部分。村庄正处于交通要道，现代交通设施便利。村东邻同心县王团镇，有省道银平公路和中宝铁路干线经过于此，村西头邻近国道福银高速公路。从同心县河西镇沿银平公路至原州区，是宁夏六盘山区一个重要的空间构成地带，也是宁夏六盘山区川区地带人口的一个主要聚居空间，H村无疑是宁夏六盘山区川区人口聚居带的一个组成部分。H村何时有人口定居向来无稽可考，从村庄老人的口述资料表明，有人口定居村庄的历史始于近代，在杨氏族人进入村庄之前，H村的历史在地方史志上向无记载而模糊不清。隋朝时期，在今天的高崖乡一带设置了塔楼县。北宋时期，在H村的邻近村庄筑墙修建了萧关城。元朝时期，蒙古大军灭掉西夏政权，据西夏故土，今宁夏一带皆为蒙古人所占据，H村一带也留下了古代蒙古人的足迹，迄今为止，村里人还口传着这方面的历史记忆。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陕西三边总制秦在海原县东北筑建有军事治所的红古城。清光绪年间，H村归属于海原县56堡之一的红古堡。[6]据2009年新修的 《杨家塘杨氏族谱》（内部资料）中说法，H村杨氏族人是清朝中期为躲避战乱从河南和陕西一带迁移而来，先居固原羊圈堡，再迁往同心县的老庄子洼，其中的杨天虎家不久就搬到了H村，成为H村杨氏族人的第一代。笔者这里更倾向的是，杨氏族人本为固原三营镇羊圈堡的杨姓老户，羊圈堡杨姓族人是明朝时当地的老户，只是清朝中后期，随着族人规模壮大，树大分枝，一部分人杨氏族人迁往他地谋生，杨姓族人于是四处分散，其中有六家人来到H村定居，今日宁夏原州区、海原、同心等县区杨姓人口分布于近百个村庄，大们大都保留着羊圈堡杨家和胡麻旗杨家的历史记忆。
杨氏族人初至H村时，村庄尚未开发，荒无人烟，野兽出没，一片荒凉。杨氏族人最早选择H村为定居点，也是看到了村庄地势平坦，土地荒置，正好是拓殖开荒的理想之地。最早的六家人居于村庄的中部，筑墙建院，并先后开荒土地。据村庄老人的口述资料，村庄早期人家从事运输和贩卖的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庄有六家人共饲养骆驼近百峰。驼运毕竟是他们经营的副业，种地当农民才是他们的本业。笔者访谈的YZY老人回忆，他的祖父在村庄中曾有土地上千亩，可见在当时这里人少地多，早期的几家人都开荒出了大片的土地，与开田同时的就是筑墙建院，以及筑造一个用于晾晒庄稼并碾粮食所用的场，至于最早时期的场及其筑造的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建场以及场的存在是客观事实，这是农民为农的基本生存逻辑。如对于村庄早期人家是否有场，笔者访谈的村庄个别老人都能记起他祖父时的场。笔者访谈的YZY说到：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场，穷人有穷人的场，富人有富人家的场。我爷时家里就有场，但是我就不知道具体情形了。那时候都在一个大院里，到我大（方言，即父亲）时就搬到新院了，也就有了新场，我们家的场至少有2亩大，因为地多，庄稼大，也算是庄子上最大的场。那时庄子上一共就有十几家，每家都有场。YBR家那时也有场，就在今天的那个谁家门前处。 （YZY，83 岁，2018）
YZY老人记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村庄中场的基本情况，可以说，当时村民筑场和建家同样重要和棘手，筑院建家是供家人居住生活安家落户，而建场则使务农中将田地种植的庄稼最终转化为食用的粮食必要的生产空间。由于当时不具备水利灌溉设施和条件，全村所有耕种土地都为旱地，种地主要靠年降水量的多寡，种植的粮食种类有春麦、糜子、谷子等适合旱地生长的农作物，亩产量较低，基本都是广种薄收。他们收割庄稼后都要将粮食碾掉，一般而言，地里收割的庄稼都要堆放几天，待晒干后再碾掉。而粮食收集好停放的空间就是场，场是他们庄稼收割后的主要劳动空间。从村庄老人口述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每家一个场这是务农的需要。但是家家有场也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现实情况是，对于那些从大家庭中分家后，且已单门立户，有了自己独立庭院的小家庭，场伴随着庭院而建成，当然不乏也有例外。民国时期，村庄中家户少，一个家庭中人口多且多为四世同堂的联合家庭，几个成家立业的兄弟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较为寻常，有的家庭在经济上尽管已经独立，但是与父辈共聚的现实让他们共享一个以大家庭为单位的场，兄弟间的劳动协作是他们内部互动的主要形式。村民YBF弟兄几家当时就共住在一个大院里，他们几个家庭就共有一个场，协作劳动某种程度又强化着他们的家族认同。直到他们的下一辈，随着各家人口增多，开始择地新建庭院，一个完整的大家庭分化成几个小家庭，各家也都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新场。如村民YDX与其弟弟YBW原本也是一个场，后来兄弟俩由一家分为两家，YBW就在新家筑造了一个新场，等等。可以说，场的数量是与家庭的数量成正比关系，场一定程度是家庭再生产的衍生物，其特殊在于，在乡土社会中只是传统的大家庭模式的客观存在，场与家庭的数量并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对等性，所谓单门立户有庭院有场这是村民的一厢情愿，但也在考究其经济能力是否具备。因此，场是一个家庭是否具有经济与身份独立性的体现，有家有场才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主体的家庭的体现。因为在传统乡土社会，家庭一直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农村的生产、交换、积累、消费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的。[7]在村民的传统观念中有院子却无场，经常借别人家的场来碾场，这是一个农民家庭其身份优越性在乡土语境中的明显缺失，在农民的集体意识里有地有场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家庭，有场与无场于农民无疑带有了一定社会价值判断的特性。在田野中，笔者收集到的口述史资料都在表明，村庄中的场随着家庭再生产在逐渐增多。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村庄场的存在形态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集体场与个体家庭场两种类型的并存，20世纪80年代中期集体场消失开始出现以个体家庭场为主导的形式。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农村农业生产关系改变的产物，农业生产的单位重新回归以个体农户或家庭为主体的经营方式。1984年左右，生产队制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其功能被村民小组所代替。村民小组不是经济和政治组织，只是村委会下设立的行政编组或劳动组织单位，一般由几户和十几户人家组成。由于土地包产到组，组再包干到户，农村经济的基本劳动生产单位又重新回归到了个体农户或家庭。20世纪80年代初，H村基本上还保留着四个归属于生产队的集体场，当时村民劳动生产还是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形式，村庄虽然已经实行了包干到户，但是村民基本还都是在生产队的场上碾场，由于土地的经营权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这就导致一个生产队几十家在碾场中，毕竟场的空间有限，碾场需要各家按序排队，谁排前谁排后，当时围绕着这个问题不时会产生矛盾，这导致了一些家庭开始筑造自家的场，从1980年开始，村庄里各家开始建新场，到了1985年左右，全村基本上80%以上的人家都有了自家的场，他们基本上都开始在自家场上碾粮食。但集体场依然在发挥作用，只是从生产队的集体形式转化为几个家庭共同使用的空间，如从1985年开始，北队绝大多数村民已经在自家的场上碾场了，原本属于北队的集体场，成了邻近几家碾场的空间。其实村庄中其它三个生产队的场也都经历了同样的转变。
这一日正谈着，孟导忽想起自己老家有那么一盒子古钱，好像是祖辈在刚解放斗地主的时候随大流从地主家哄抢出来的。孟导小时候还记得大人们抱怨没抢到什么值钱货，只抢到个漂亮盒子。看盒子很气派，本以为里面藏了什么宝贝，谁知就一盒子破铜钱，也不舍得扔，就压在箱底了……
那年夏天八月份正好下了一场雨，待天气放晴，土壤还潮湿，社长YBH紧急召唤村里人开始建场，当时村里所有劳动力集体出动，因为人多力量大，总共不到一周时间，一个十亩大的场就建好了。当时之所以要夏天建场，还是考虑到当时村庄是旱地庄稼，一般都是秋季收割并打场。（YZY，83岁，2018）
Finite element study on residual stress and strain of strengthened connection
三、作为村集体象征符号的“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的一次变革，确立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农业耕作模式，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新型农业耕作模式。这种制度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属性的前提下，将土地承包给每个家庭，农户对土地拥有自主经营权，这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时代变革。“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分散化的农民开始直接进入村域外的市场环境。随之，在大多数的中国村庄里,村社会的组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被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则趋于解体”[17]。随之而来的便是，“农户自主生产经营，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中国农村再次回到了亿万农户分散生产经营的状态”[18]。
场是农民个体家庭的固定资产，建场不能随心所欲，在空间坐落上必须是与个体家庭的庭院紧密相连，一般都会以庭院门前土地为首选，建场基本都是在夏秋季时，《诗经·幽风·七月》中就有“九月筑场圃”的说法，然则古人是将圃场同地，只是春夏种菜时叫“圃”，秋冬时则筑坚以为“场”[8]。之所以此时筑场，是由于降水量多土地湿润，通过使用犁将土壤翻开，用铁锹将土铺平，再用耕牛拉着磙子反复碾压，直至土壤结实成一体并平坦为止，待干燥后，扫去土屑，就可以直接使用。对于居有定所的农民，一生中也就建一次场，便可终身使用，身后作为私家财产由后辈继承，因此建场不仅仅是建造一个劳动生产空间，更是给自己及后辈建造何以为农的基业。在H村，场每年至多使用一至两次，其余时间主要堆积麦秸，或闲置于此。场是以自然空间的形态而存在，但场的现实存在感却是借助于其自身功能的发挥，以及场自身作为一种职业空间符号的象征性，场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得益于农民的主观建构实践与社会文化意义的赋予。场的存在不只是一个平坦的自然空间，更需要一个碾场的工具即磙子常年呈现其中，在人类社会的前农业机械化阶段，农民碾场主要靠牲口拉滚子为基本类型，所以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都要有一个磙子，不使用时一般就放置在各家场上，场与磙子浑然一体，形成农业语境中的一个象征符号体系，抑或场作为一个劳动空间已被“符码化”，但是所谓的“符码化”并不直接体现在场本身而是表现在了周围的其他事物上，比如年代久远的大树或石头。[9]在H村场的“符码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石制的磙子等物体上，如此场作为劳动生产空间的存在感则更加明显。笔者访谈的YZY老人说，他父亲就曾置办了两个磙子，在和兄弟分家时，磙子也是家里仅有的固定财产，兄弟两人一家一个平均分配。对于农民而言，场与磙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场的存在价值借助磙子这一劳动工具而实现，他们则共同构成了农民最为基本的不动产，是农民为农的优势资本。对于几家共用一个场的农民，场的所有权属于哪家，他家就拥有使用场的优先权，无场的人家碾场时要去借场，借与被借间构成了主位与客位的关系，借场是一种财产的借让，对于被借者在接受借让时，相应地就接受并欠下了对方的人情，最终要通过帮助对方家劳动或其它形式实现互惠式的“礼物”交换，正是人情这种世俗伦理的纽带将礼物馈赠的双方联系在一起。
从那年起，传统小农经济时代村庄村民劳动生产模式彻底发生变化，原本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开展主体的农业生产转变为以社为单位的集体劳动生产，春夏村庄全部劳动力集体耕种，秋天村民将庄稼集体收获后，他们将庄稼集中堆放到大场，碾场也是集体劳动，生产的粮食依照一定的标准集体分配。在集体劳动生产中，场是一个村民集体活动的空间，它以集体劳动的形式，将一家一户集中起来通过集体劳动汇聚成为一个整体，无疑是体现并强化村集体的存在感，“社会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对于社会团体而言，是增强内聚力的必要条件”。[11]村集体的表达符号从以自然村转向为社，社无疑是当时社会中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单位。当社代替村成为村民的整体认同单位时，村庄共同体以全新的形式被重构，并以新的形式得以呈现。原本传统时代的村民关系被整合为一个紧密的社员关系，松散的地缘群体被重塑成为一个具有“正式制度”特性的社缘群体，“集体是对传统农村村落血缘和地缘认同的超越，它将农民从传统的小共同体认同中解放出来，建立起对现代国家这个大共同体的认同”[12]。因为“社会认同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内生力量”。[13]空间不仅是外在的自然景观，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当时社不仅是村民集体的家，也是他们劳动、生产、分配的基本单位，也是他们作为群体归属与认同的单位，集体场的出现以及村民以社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则无疑体现并强化着当时村民的群体认同，重塑着村民社群中的自我身份意识，诚如有人说道：“集体曾经重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单位，深刻影响了农民的认同与行为逻辑”[14]。于是场随之从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存在属性与形态中脱离出来，开始成为村集体的一个象征符号，体现了特定年代村民的群体认同与整体归属感。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H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村庄人口及居住格局来说，与1978年之前相较，村庄人口数量快速增长，根据笔者的统计，截至2018年10月，全村人口已有300多个家户1300多口人，村庄人口居住格局则更加分散。从2010年开始，村庄中场的数量开始减少，一家一场的局面开始终结。2018年10月，笔者在村庄开展田野作业时，发现村庄中的场基本上已全部消失，笔者在全村发现仅有一家还保留着场，也基本处于停用的状态。当时正值秋收，村庄中有三个家庭在旱地种了糜子，由于他们都没有了场，他们都把收割的粮食运到村庄坟地旁的场地上碾场，各家按前后顺序排队，极不方便。笔者问及村民关于场的问题，都一致认为现在全村无场了，对于这种变化，大家似乎觉得习以为常。对于这一现象，笔者非常好奇。诚如上面所说，场是农民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劳动空间，农民一旦失去了场，何以为农？而场的消失，如果是一种乡土传统的变迁，那么这种变迁对于农村又将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场在乡土社会中的终结？对于场的消失，笔者认为其实质上是农村社会变迁的基层呈现，其变迁的深层缘由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视之。
虚拟水战略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当地农村人口就业的影响、对当地棉农收益的影响和对当地棉农种植积极性等方面的影响。由于进口棉花会导致本地的棉花生产减少，棉农收入减少，降低棉农的积极性，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虚拟水战略是在充分发挥本地资源条件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满足需求的一种策略，即进口的棉花是棉农由于缺水而无法生产的，因此即使不进口棉花，棉农也无法实现增收的。同时棉农可以利用节约下来的水资源发展高附加值的其他农产品，对于棉农的增收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机遇。
3.选举投票时设有独立写票和秘密投票间。这不仅是一种人文关怀，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基层民主选举中，由于物质条件，更是由于观念的滞后，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合理设置现代化、人性化的选举场地，亦是我们在细节上需要不断提升的。
四、新时期以来社会转型中的“场”
20世纪50年代，场在村庄中的存在属性与形态有所变化，这也是乡土社会内嵌于中国大传统，在社会转型中乡土社会自觉变迁的时代投射。H村的 “场”在存在属性与形态上发生变化始自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村庄走上了农业集体化道路，村庄农民经济活动组织形态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诚如有学者这样说道，我国农村和农业的产权和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其不再按照自然村建立生产组织，由此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小农村社经济制度的组织载体。[10]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大变革中，农村的“场”不可避免地在所有权与存在形态发生变化，那些原本作为个体家庭私有财产的场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彰显生产资料公有制特性的集体场。1955年时，村庄中就开始筹划建造集体场，各家各户的场由于不再使用开始废弃，基本被改为农田种植庄稼。最初为适应农业合作化的需要全村只建有一个集体场，其位置就在今天村庄YZL家门前，当时社长YBR负责动员全村人集体建场，当时选择此地建场也是颇费周折，经历了村民间的反复讨论才最终拍板，并在当年7月份开始正式建场，因为当地干旱少雨，要想将田地改建为平坦的场，需要选择最佳的时机。笔者访谈的YZY说到：
下料装置是把定量的饲料由料仓送入料槽。计量准确是该装置需要保证的基本问题。常见的饲料计量方法有容积式计量法和称重式计量法，容积式计量法结构简单、计量速度快，但要求物料粒度、密度均匀、湿度稳定，计量精度较低，为l.5%～3%。称重式计量法的下料速度慢，生产率比较低，但计量精度较高，能达到0.1%～1%[4]。为了保证合适的下料速度和较好的下料精度，同时考虑螺旋的加工成本，本设计选用容积式计量法，即采用等径等螺距的螺旋送料方式完成下料。下料的速度取决于螺旋的尺寸和转速，如图3所示每一圈螺旋容积大小为
从1986年开始，原本村庄的四个生产队的场逐渐开始转变成为个别家庭的场，当时有四家人通过同样对等的土地兑换，将四个集体场中原本属于生产队的土地面积，再用同等的土地进行兑换，使得原本属于集体的场为一家人所有，至此集体场开始退出村庄舞台，成为村民们的一个历史记忆。到20世纪90年代末，村庄的四个集体场基本都已废弛，被四家人改为耕种庄稼的田地。从1986年开始，全村人家基本都已有了自家的场，当然村民各家的场有大有小，基本都可以满足村民劳动生产的需要。从1985年开始，随着固海扬水工程的实施，H村开始有大量的旱地改为水浇地，村庄中的农作物种植结构有了重大变化，当时村庄村民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糜子、谷子、胡麻、油菜、马铃薯、玉米，其中以小麦、糜子、胡麻居多，在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下，当时村庄粮食生产连年出现大丰收，村民们的农作物种植从过去的秋季作物转为夏秋两季作物，这也增加了村民对场的依赖和需要，他们将夏秋两季农作物收割以后，都必须运回自家的场，晾晒几天待干燥后再脱粒，对于无场的村民，这些农业生产工作不仅滞后且很被动，因为夏季七月收割之际，降水量相对较多，一旦遇上下雨天，庄稼就会受到雨水浸泡而受损，此时有场的人家则抢抓有利时机，尽快完成庄稼的收割、晾晒和脱粒，实现颗粒归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村庄中能看到的景象是，各家的场上堆满了麦垛，以及各家碾场时相互协作的劳动情景。与20世纪80年代的集体场劳作的情景不一样，一家一场成为各家劳动的基本类型，在劳动中尽管没有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场景，但是这些农业劳动中各家基本上都会相互协作的，这些家庭基本上都是一个家族，或者是邻居等，谁家碾场，几家人都会去帮忙，互助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这是一种乡土社会农民劳动互助的基本形式，是以劳动为礼物馈赠的互惠互利形式，从铺场、挑场、扬场等碾场的各个具体环节，集体劳动和劳动协作是常态，这也弥补了一家一户劳动力不足的困境。诚如有人所说，家庭在乡村社会系统的运行中承担着综合性的功能，不同家庭综合于村落社会整体之中，既独立分散，却又难以分割。[19]这种群体碾场的行为，也成为村庄走出集体化时代以后，农村农民各家实现互动与沟通的基本形式，场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碾场就是人们沟通与互动的方式，他将原本已经以一家一户为存在单位的家庭，通过劳动合作，将个体家庭重新汇聚成为一个个劳动合作的群体，他们以亲族或邻居为单位，以碾场这样一个劳动生产互动形式，在劳动互助中将分散的家庭结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群体。
五、消失于乡土视野的“场”
20世纪50年代末期，原本的合作社被生产队所替代。生产队作为基层农业生产组织单位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将几个自然村汇聚的高级合作社转化为一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辖多个生产队（小队）。生产队类似一个大家庭，掌管着队里的所有生产和分配，每个生产队的成员只能在队里付出劳动然后从队里取得收入。[15]生产队制的出现使得原本作为基层组织单位的合作社转为以生产队为单位，农村基层劳动生产分配单位的规模变小，这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单位的一个主要变化。有学者认为，1962年农业生产就退回到了生产队（初级社水平）的基础，也就承认了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为财产边界的小农村社制。[16]从1962年开始，H村在生产大队的领导下，全村分为了四个生产小队，依据村庄人口东西南北的分布格局。村庄农民有着自己的空间认知，他们将自己所属的空间视为一个整体，依据自己特有的居住格局，分类出不同的空间方位，并将自己置身于不同的方位中，形成一种身体、心理、意识的空间归属，分为东队、西队、南队、北队等四个更小单位生产小队。随着四个生产小队的出现，他们的劳动形式必然是以生产小队为单位来开展，原本村庄的集体场已不适应村庄已有的四个生产小队劳动生产的需要，次年在村庄集体场的基础上，为了各生产队方便组织劳动生产，南队保留了大集体场，其他三个生产队又择地新建小队所属的场。随着村庄四个场并存格局的出现，村民劳动生产开始有了新的组织单位，他们以各自所属的生产队为劳动单位，庄稼生产又都回到各自生产队的场，场成为生产队存在的符号表征，在各自生产队劳动生产的社员，他们的认同已带有了一定的场景性，他们最为寻常的认同单位就是生产队，如西队或南队等都是他们最为基本，也是日常中最为共识的群体认同单位，这种认同将一个群体分化为小群体，并固化四个小群体劳动单位。只有到了他们走出村庄，到了公社时与其他生产大队的人相遇时，作为生产大队的单位认同就更加强烈了，这种归属于生产队的集体场一直持续到1984年左右。应该看到，这种劳动生产形式，不断强化着村民对于其所归属的生产队的身份认同，以及村民在 “村队模式”中作为一个村集体的群体认同，它与传统的村落及合作社并不构成内部范畴的对等性，当“队”员身份替代“社”员身份时，人群所属的空间被重新得以构建，由此所形成的新的队属的认同反过来又成为共属于一个生产小队集体的维系纽带。
消除大学新生学习上迷茫感需要学校、教师以及学生三方力量，形成合力。在此过程中主体是学生个体自身，但同样需要学校和教师可以做一些全局性和指导性的工作，为大学新生更好地适应大学学习保驾护航。
第一，场的消失是当下农村中人地关系紧张的现实表达。H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在多维度呈现出发展变化的历程。一是人口数量从少到多，从最初的几家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村已有100多户，有800多口人，到2018年底现在约有300多户，从最初的几十口人到现在的1300多口人；二是居住格局从集中走向分散，从最初几个兄弟家庭的集中居住，到现在多姓氏家庭遍布村庄四周的分散居住格局。中国当代农村家庭结构是一个核心家庭为主，直系家庭为辅的格局。[20]近些年随着人口增多，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的出现，他们在分家后，都会选择建新家来单过。根据笔者的统计，截止2018年10月，全村约有300多家（户），其中核心家庭约占全部家庭总数的95%，在村庄中一个男子一旦成家，绝大多数都选择单门立户，多子家庭的老人也都选择分家单独生活。随着人口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家庭建新家的诉求增加，原本一家上百亩的土地变成了一家仅有几亩地，对于一些地少的人家，开始将原本的场改为土地，种植庄稼，这成为村庄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三是随着人口增加和居住空间的诉求增加，大量的耕地转化为宅基地，人均可耕地面积减小，早期村庄中人少地多的局面终结，人多地少成为现实，人地关系紧张成为一种客观现实。于是近几年在一些村民庭院修建中，一些人家开始将场改为耕地，有些将场变成了院落空间的拓展和延伸。
第二，场在村庄中的消失也是农业现代化在农村普及的大势所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现代化成为国家话语，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开始加快，机械化投入农业生产的速度加快，但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村庄中使用现代机械从事劳动生产，主要体现在使用机械如拖拉机等来劳动生产，如播种、耕地、拉粮食，但是收割庄稼和庄稼脱粒，基本还是以人工收割为主，即使在2000年左右，虽有个别人家使用脱粒机来收割庄稼，但是人们普遍不接受这种方式，一方面觉得代价大，另一方面觉得这种收割方式有点浪费。这时村庄中庄稼的脱粒，主要使用碾场的方式，当时开始使用拖拉机来碾场。第二阶段，从2005年以后至今，村庄中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基本在播种和脱粒环节，都开始使用大型机械。2000年初，村庄中还无大型收割机，但是到了2005年以后，村庄开始有村民开始请外村的大型收割机帮他们来收割，到了2010年以后，村庄中有两家人购买了收割机，基本满足了村庄村民收割庄稼的现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村庄剩余劳动力增多。村庄中收割庄稼主要使用机械化，场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第三，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与变化，使场的使用价值丧失。在农村农民选择种植何种农作物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这是必须尊重农作物种植的自身规律，如种植何种作物，是与气候环境、降水量、水的灌溉、粮食产量及市场价格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H村在未有水浇地前，村庄农作物种植结构较为单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水浇地的出现，村庄中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多样化，主要有小麦、糜子、谷子、胡麻、油菜、马铃薯、玉米等，这些农作物由于种类多，种植面积小，对于当时农村人口劳动力充足的现实，从发挥劳动力自身的功能及劳动代价角度考虑，比较适合人工收割，尤其是通过碾场的形式，更符合中国农民的经济实用和减少代价的诉求。但是到了2005年以后，全村的农作物种植结构有了大的调整，原本使得那些需要场来脱粒的作物不再种植了，现在农民一般农作物种植内容有玉米和油葵这两类，农作物种植结构由多样走向单一，笔者对2018年全村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查显示，在1000多亩地的夏季作物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为玉米，百分之十为油葵。秋天旱地原有作物如糜子、谷子、马铃薯等种植较少，一般收成不好。当笔者问及为什么现在只种玉米而不种其他农作物时？村民一致认为现在土质不好，种植其他农作物不长庄稼，种玉米在产量上相对较好，且经营起来方便省事。由于村民大面积地种植玉米，这种农作物种植比较适合于农业机械化生产，近几年来，随着村庄中年轻人外出打工增多，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家庭劳动力数量减少，为了适应这种现状，大多数人家都会选择机械化种植和收割，这样就将人从劳动环节中解放出来，由于农作物的脱粒工作在耕地里就已完成，碾场这一环节就无存在意义，场的实用价值渐渐消失，这也是大多数人家将场改为耕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 语
以上是对H村“场”的演生史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场作为乡土社会中的一个农业生产空间，在其存在属性与形态上经历了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场——以社和队为单位的集体场——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场——场退出乡土社会，这样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有形劳动生产空间的变迁，实为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文明东渐中国引致的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缩影，也是透视近代以来乡土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近代以来中国农村数以万计之村庄的变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社会以基层视之就有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经典范式，“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基层之特质，是相对于城市现代文明的一种边缘性的特殊社会，生活于乡土的人们靠种地为生，以土地为命根，世代定居，人们彼此互为熟人，重视血缘认同，并以约定俗成的“礼”来维持其“礼治”特性的社会秩序，彰显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本色。但自近代以来“乡土中国”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着社会变迁。诚如有学者所说，从历史变迁的经验事实来看，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等四次重大的历史变迁。[21]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背景中，中国社会在基层呈现出了由“乡土中国”—“新乡土中国”（“后乡土中国”）的时代转型。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这是农村中场存生与演变及自身特质流动性的社会场景或决定因素。乡土社会的后乡土特性即“新乡土中国”的形成，实为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场产生于农业文明语境中，是中国农民文化创造的产物，作为一种农民文化的存在形式，其必然内嵌于中国社会大传统，以及全球化和现代化等的宏观语境中，并深受其影响而不断变化。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全球化、现代化、国家转型等多种时代因素的复杂交织，在其所编织的世界体系和时代话语之网中，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处于边缘的社会，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裹挟其中，经受着不可回避的时代改造与现代重塑。分析乡土社会中场的时代变迁，不可忽视这一时代整体社会语境，即不可脱离全球化、现代化、国家转型等这一宏观背景，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关涉在这一整体框架内。这也是我国乡土社会中有形的场外之隐形的“场”，它构成了农业社会中有形的场时代变化的宏观社会场景。
如果说，乡土社会中场的变迁是中国社会大“场”变迁的必然产物，那么，在当今社会现代化的大潮流中，作为传统时代农民劳动生产的一个重要空间，在农业劳动生产工具的现代化转型中，是否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失去其存在价值，最终彻底走向消失？随着农民失场，农村中“后乡土中国”的特征逐渐明显，以后农民是否完全意义上依靠现代机械来劳动生产，传统意义上农民无场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时代必然产物，这种结局表征着传统的式微，乡土本色的逐渐淡化，后乡土色彩在农村逐渐显现，现代性的地位在农业生产中的确立，但这种农业现代化是否就要彻底取代传统人力资源投入方式，这有待于经受时间的考验。在“新乡土中国”时代，随着现代化的冲击，社会改造导致传统的断裂，乡土社会又将面临着新的时代重构，而乡土重建的资源何在？那些已被现代观念所抛弃的传统，不仅是同质化的现代社会中的浓浓乡愁，更是“乡土中国”理想秩序的重建、乡土社会转型是否良性及乡村振兴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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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ield"Outside of the Threshing Ground--The Ethnography of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Field” in a Northwest Village
YANG Wen-bi
Abstract:The“Threshing Ground” is the production space particularly for farmers to dry and thresh grain in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For Chinese farmers who worked for generations,the“threshing ground”is a necessity to engag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e fixed assets and family wealth that farmers inheri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as well as the superior capital for farmers to engage in professional farming.The“Threshing Ground”had its own existent morphology(form/mode of existence)and social attributes in traditional society.Since modern time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existent mode and social attributes of the“threshing ground” have been changing constantly.The “threshing ground” of Hong’an Village emerged with its village formation,and its existing form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individual family as a unit to village collective as a unit.In the 1980s,it returned to the state of“threshing ground”of individual family as a unit until today,the village“threshing ground”has come to an end finally.This kind of change is actually the epitome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rural area along with time vicissitude under the triple scenes of globalization,moder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form since recent years.
Key words:Rural Village；Farmer Hong’an Village；The Threshing Ground；Ethnography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1－0055-07
本文系宁夏社会主义学院2018-2019年度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8-10-22
作者简介：杨文笔（1981-），男，回族，宁夏海原人，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副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胡成霞]
标签：村庄论文; 乡土论文; 社会论文; 家庭论文; 集体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宁夏社会主义学院2018-2019年度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论文; 宁夏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