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中发动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河南省委改变原有工作策略，与杨虎城进行合作，通过在杨部开展军运工作，掌握杨部军事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四九起义不仅有力配合党领导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党在皖北地区的工作奠定群众基础的同时，还为党储备了大量军事人才。
关键词：八七会议；河南省委；军运工作；四九起义
杨虎城曾说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在皖北的合作。”[1]他提到的合作始于1927年杨虎城部驻河南、皖北时，河南省委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开展对杨虎城部的军运工作，一段时期内工作成绩斐然，发动被称作“皖北地区土地革命第一枪”的“四九起义”。学术界有关杨虎城与四九起义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有关河南省委在杨部的军运工作研究较少，军运工作在土地革命初期是党在军队中最根本的工作，是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前提。本文试通过对河南省委领导在杨部所做军运工作的内容及影响进行考证和分析，以期给予此阶段内工作应得之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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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省委在杨虎城部军运工作策略的转变
河南省委在1927年9月中旬在开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制定在杨虎城部开展军运工作的计划，组织皖北特委，策动四九起义，为鄂豫皖边界地区的土地革命战争揭开序幕。受八七会议精神的影响，河南省委对杨部的工作路线逐步清晰。1927年7月26日河南省委重建后，在制定工作方针时认为“河南军委仍可存在，但应缩小，因为当时军事的工作并没有从前那样扩大了。”说明在“八七会议”精神到达河南之前，省委还未形成武装暴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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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接到八七会议决议后，河南省委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主要工作是：“从各地的暴动，汇合而为总的暴动”，[2]省委决定挑选、重用能干的党员，分头到各军队中去活动。自此，省委开始重视军阀武装力量，酝酿开展军运工作的策略。同年冬，高桂滋十九军实行“清党”，军内部分党员转移到杨虎城部，河南省委认为杨虎城主观上更接近共产党，“杨比较其他小军阀是革命点。”，认为可以借助杨的军事力量组织武装暴动，但在工作方法上需注意“对杨的关系不仅以朋友感情而结合，须注意政治上结合”，在军队的军运工作也需深入到下层军队，灵活运用政治策略，为策动军事起义做好人员方面的准备。
二、河南省委在杨虎城部军运工作的内容
(三)成立皖北特委：河南省委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在1927年11月22日的《河南省委关于杨军工作决议案》中提到建立皖北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杨军中需组织特别委员会指挥之”，“特委受省委直接指挥”。皖北特委成立后，机关设在阜阳、太和，地处豫皖边区，与安徽临委所在地芜湖距离远、交通不便，“因为交通便利，受河南省委的领导”。此外，因“皖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必须通过河南省委转送中央”，省委能够根据中央的指示及时地调整对于皖北特委的领导路线。甚至在皖北特委失去与中央联系的一段时间内，河南省委仍坚持对皖北地区工作发出指示。在皖北与中央恢复联系后，中央对皖北特委的指示仍需通过河南省委转达。因此，河南省委不仅承担特委与中央双方报告的传递工作，还需根据中央指示对杨部的工作发出指示。
军校成立后，部队的政治空气很浓，南汉宸、魏野畴亲自讲课，自编教材，课程设置分两个方面，一是军事训练，二是政治教育，讲八七会议精神，讲革命知识，讲社会知识，计划每期训练六个月。但好景不长，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来韩振声来到杨虎城部，目的有二：一是拉拢杨虎城，二是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督促进行清党。不久孙蔚如便将十军中党员“礼送”出境，学校自此即被停办。虽然学校仅维持几个月，但在南汉宸、魏野畴等人的努力下，军事学校以共产党员为骨干，三个大队队长均是共产党员，仍为党培养一批军事骨干，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二)批准杨虎城与谢葆珍结婚：1927年冬，杨虎城率军进驻太和后，对南汉宸和魏野畴提出，让宣传队的党员谢葆珍同志协助他读书学习，言谈间有请求批准结婚的意思。南汉宸在请示河南省委后，由军特委研究决定，于1928年一月批准谢葆珍与杨虎城结婚。韩振声到达杨部“清党”时，河南省委“决定让杨以听韩振声意见为由，与韩一同离开太和，”并让谢葆珍同志随杨赴南京，争取杨虎城与党的继续合作。事实证明，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时仍然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主要是收到了因为谢葆珍同志的影响，谢葆珍同志为党的革命胜利做出牺牲和贡献。
s(一)成立军事学校：1927年，冯玉祥派遣南汉宸到皖北做杨虎城的工作，南汉宸第一次前往太和，并在“回去后除向冯讲明杨军在太和修整外，并把杨的想法报告给河南省委。”之后，杨虎城考虑到改造军队需要，在党军特委书记魏野畴的建议下，请从苏联归来的南汉宸成立十军政治军事学校。南向河南省委请示后，河南省委派南汉宸同志赴太和，切实调查实际状况，整理杨军中党的组织，向他们解释本当八七会议以后的新政策。“那时，决定改造部队的步骤是先训练干部。于是从全军的连排长中，选择年轻而无特殊嗜好的进步的四百余人，成立了干部学校。以我为校长，准备训练四至六个月。”党员“武勉之为冯钦哉师之旅长，刘子华充干校教官，昌绍先、高敬宣、谢祥荫都充干校队长。”
1928年初，第三届皖北特委(又称“皖北临时特委”)成立，书记魏野畴。[3]1928年2月9日，魏野畴在太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会后“派人告河南省委宣告成立特委，请其注意并转知中央。”特委驻阜阳城，直接领导各县。特委书记魏野畴指导整顿党组织后，“阜阳以下有亳州、寿县、太和等特分委。特分委直接领导各县委，皖北十余县都有了县委的组织(阜阳、颍上、寿州、凤台、亳州、蒙城、涡阳、太和、霍邱、六安等县。)”，“从1927年底一百余党员发展到1928年3月二千余党员(青年团员，军队中及土匪中的党员还在外)[4]，组织机构覆盖各县，党员人数增加迅速。魏野畴整顿中共阜阳县临时县委，并组织皖北特委常委，将委员派往各地：魏野畴亲赴十九军指挥工作，昌绍先到十九军教导团做军运工作，胡英初做工运工作，刘贯一负责为特委《工作通讯》写宣传稿、写标语，李烈飞负责农运工作，蒋听松等到亳县、豫东鹿邑工作。在军队中做军运工作，在农村广泛宣传，大力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为武装暴动及建立苏维埃政府打下基础。
1927年冬，第二届皖北特委成立，河南省委派南汉宸带武勉云、刘子华、高敬轩及东路军总司令部参谋昌绍先、谢祥荫到太和组织皖北特委，指定南汉宸为特委书记，组织部长魏野畴任十军政治部主任，征得杨虎城许可，在杨军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的同时秘密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各级政治工作机构的领导者均为党员，在师和军校分别建立了党总支，旅、团建立党支部，营、连建立党小组，党组织负责人由各政治工作机构领导兼任。杨虎城离开部队后，南汉宸等离开军队，分开到皖北各地发动暴动。
皖北地区军阀割据，工作不易开展，河南省委遵循中央指示，在杨虎城部开展工作时，注重培养党的军事干部，为党吸收革命力量，在豫东、皖北各县成立了党的领导机关。但在革命屡遭镇压的白色恐怖背景下，皖北特委的组织机构不得不进行过三次调整：1927年秋，第一届皖北特委成立，组织代号“石久亭”，书记曾晓渊任十九军政治部主任。根据党的指示，在1927年11月，特委召开高、杨、王、肖四军中党的负责人在太和的联席会议，提出坚持北伐的主张。高部清党后，河南省委指示曾晓渊、程宗浩等人离开太和，剩余部分隐蔽在高部教导团。
进行营改增之后规定，如果土地所有者转让土地的使用权，或者是土地的使用者将土地归还土地的所有者的话也免除增值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地使用者的顾虑，从而实现激发土地的使用者利用土地进行综合能力的开发建设，同时不对生态资源和植被进行破坏。
(四)发动四九起义：皖北特委原定于五月底起义，但四月八日皖北特委突然获悉代理军委书记宋树勋叛变，特委当即决定提前暴动，并通知各军各县党组织立即发动起义。1928年4月9日，在皖北特委领导下，起义爆发了。10日上午，北部起义部队与农民赤卫队在行流集会师，军民会合形成革命革命大军，召开三万人的皖北工农兵起义大会，成立安徽省第一个红色政权——皖北苏维埃政府，组成皖北工农红军，大会还通过《临时土地法》、《临时工会法》和《农民协会组织纲领》三个文件。第贫苦农民纷纷报名参加工农红军，革命形势空前高涨。
特委书记魏野畴亲笔给中共中央写《关于皖北政治经济及党之组织经过、现在策略》报告，交由特委交通员陈云樵通过河南省委转报给中央。根据中央指示，特委于提出加强军事训练，为武装暴动准备必要条件。
十一日上午，高桂滋部留守司令王守义纠集所属骑兵和地方民团，包围行流集地区，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激烈奋战、奋起反抗，但因地处平原地区，难以进行掩护、迂回，且因与敌人火力悬殊，工农红军总指挥昌绍先等八十位同志牺牲，副指挥杜聿德等同志被俘后英勇就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一次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英勇行动，为党锻炼和培养了干部，起义脱险的部分同志仍然坚持在皖北地区和全国各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一些同志后来成为革命骨干，继续为党做出贡献。它鼓舞和动员了广大革命人民，这是一次用革命武装进行反抗的英勇行动，也是党在皖北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它推动了北方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河南省委在杨虎城部的军运工作的贡献和意义
八七会议后，河南省委在杨虎城部开展军运工作的路线是基本成功的，为党在皖北地区积攒群众力量、取得革命胜利做出贡献。四九起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党的工作策略及实践是错误的。军运工作需要借用军阀势力的武装力量，在很大的程度上，工作的成败取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因素的综合影响，单纯依靠军阀、国民党的军队力量，不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是注定无法取得革命胜利的。虽然这时候河南省委的力量还很弱小，并没有形成有体系的军运思想，但仍坚持以军运工作为手段，形成党的军事工作的组成部分，配合党发动和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集中体现了党在这一时期在军事斗争方面的努力，是党在军运工作方面富有成果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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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起义是在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运用杨虎城部的军事力量，进行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行动，为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进行的一次极具深意的尝试，反映了河南省委在军事运动工作上取得的独特成就。为党改造旧式军队，独立领导武装力量，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河南省委所取得经验和教训，对于后来领导革命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河南省委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孔从洲.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后[A].回忆西安事变[C].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141.
[2]河南省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一九二七年九月)[A].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C].1984：118.
[3]中共皖北特委组织情况简介[M].太和县档案局编印.
[4]李力果.皖北暴动史略[A].皖北阜阳四九起义[C].中共阜阳县委党史办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58.
中图分类号：D231；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9)04-0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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