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信解、愿求、修行、证果四大方面，当下的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个性，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女性佛教信仰特征，更有基于其所在地域背景差异和农村女性性别身份标签视域下的江西地方信仰特色。其中，江西农村信仰文化原生态的多方保持，使之信解混同特征突出；至于愿求，则明显烙上了劳务输出大省的印痕，并在革命老区环境的熏陶下得以某种升华；而无论是受益于佛教活动场所的数量优势，还是无奈于教育素养低、视野与交际狭窄等不足，她们的修行总能应对得体，自在自适且中道圆融；其证果的功利性，则超出了一般程度，并呈现于如“集体无意识下的地缘认同式证果”等多种形态之中。
关键词：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
在江西，佛教多个宗派都曾于此长期流布，这里有众多的中国佛教宗派的祖庭，佛教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化、世俗化与民间化的进程，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者在这一进程中与佛教的双向互动，可以说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只是由于其信仰不著而由此对世俗内外社会生活影响不直接，使得“一般文献不会有足够记载而无法讨论”，以致她们在佛教史上“仿佛不曾存在过”而难以为学术界所关注。因此，探寻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群体曾经被失落的话语，以帮助她们再次发声，这是佛教女性研究应该的学术指向。
佛教信仰的践行，一般有四个环节贯串其中，即信、愿、行、证。具体来说，先是因某种因缘而信解一定的佛法义理；然后因信起愿，即立发誓愿，必求报应；再依信、愿起行，常是“戒、定、慧”三学等兼修；而后信、愿、行圆之后，终能证得一定程度的果报。这四个环节，常是构成佛教信徒信仰实践的主要内容，江西农村女性的佛教信仰实践亦不例外，只是因其所在地域背景特色和农村女性身份差异，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带上自己的信仰个性而已。
一、信(解)
基于社会并兼及家庭维度观，目前，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人群，大致有信仰代际延递明显弱化的三个层级。其中，第一个层级为佛教信仰最为普遍且最为虔诚的一代，系四十年代及其之前的老年奶奶型群体。局限于全然旧时代的家庭教育与社会影响，并乡村的原始和蒙昧，使得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倾向于神性的荣光，而非纯粹的乡村佛教乃其最多的心仪之一。
第二个等级是五十年代及其之后的中老年女性，她们的佛教信仰影响直接受益于前者，虽然她们完全生于新中国建立之后，但在工农剪刀差时代，叠加于浓重的重男轻女的乡村氛围之下，现代教育的幸运降临于她们身上的概率颇为渺茫。因此，前辈言传身教的信仰影响，因缺少足够的“它者”思想意识对冲而轻易地在她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集体无意识印象。不过，随着持之以恒的社会主义唯物论宣传的日益坚持，这代农村女性的信仰意识的多维性和调和倾向极为明显。不可思议的多维信仰并存，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演绎。尤其是作为身处以中国红色根据地而著名的革命老区农村女性，当她们被问及佛教信仰视域下的红色文化的接受时，她们会没有丝毫犹豫地给予了双向好感的正面评价。在她们的意识里，所有的佛、菩萨都是教人善念、佑护百姓、救民于危难的，一如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真诚回答，亦可以几乎从所有江西农村佛教信仰女性口中得到，可知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和引导是非常彻底而有效的，完全没有因为佛教信仰的介入而有所削弱。
第三个层级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女性佛教信仰人群。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社会进步，这类农村女性的素养获得，基本上同步于乡土之外的现代化正规教育，而其所在家庭与乡村社会的信仰教育影响，实在难能与之相颉颃了。她们的佛教信仰，更多的是神圣性消解之后的代际文化惯性使然而已，虽然其间亦常常不乏严格意义上的佛教信仰个案在，但生活中的某种不幸偶遇，及其随之所引发的生死与命运的无常感，往往可以原在地解读出她们的信解因缘。只是一旦之前两个层级人群代谢完成，而这类个案人群又如此之小众，以致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得不为佛教在乡村的前景而担忧。虽然因此而致的一定程度的信仰失衡情况，目前在江西农村尚未令人警惕，但在中国数量可观的某些地区的乡村，由于传统信仰的衰落抑或断层，以致趁间而入的如基督教势力甚至宗教邪伪势力，颇呈汹汹之状。这是一个大而沉重且非常复杂的话题，且容待它论。
唐宋之后的禅、净风行天下，其实质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践行，并因此而进一步演化为中国化佛教。在这个过程中，与之伴随的是，中国佛教信仰阶层重心渐趋向社会中下阶层甚至于明清之后的社会底层。当然，这种信仰趋向亦不过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发展走向没落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以及二者之间的某种暗合而已。由曾经的某种社会显学而没落为社会底层的有限寄托，似乎是所有人类宗教的普遍规律，至少在相对的丛林法则社会中难以例外，亦一定程度地验证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农村女性佛教信仰现实。可以说，在当今中国社会分层中，农村人群仍然无可争议地处于相对弱势层级，而农村女性则是该层级的绝对弱势底层。实际上，在笔者的调查取样中，信仰虔诚度最高的一部分样本，对应着几乎60%以上的社会生活弱者。她们或是遭遇过较大疾病打击，或是社会交际圈中的失语者，或有重大生活变故的后遗症等等。其中值得深思的是，排除于前述原因之外而得益于家族同性长辈影响的信仰者，倘若回溯追究其上代背后的信仰渊源，我们常常会得到一个可预料的信仰因缘——上辈女性信仰者曾经有过在今天看来更为沉重的不幸，只不过，这种信仰因缘被隐形地代际传承了。
由于特有的历史与地域因缘，江西农村信仰文化原生态的保持，在不少方面可以说是相对优于中国其它乡村地区的。从古老的原始信仰到神话现代伟人，从历时的繁杂的地方神崇拜到共时的乡土化的佛菩萨崇拜，均能够于此获得各自的发展机遇并以不同的存在形式留下了自己的历史痕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信仰仍然活化于江西各地乡村，并或多或少地统摄于佛教的名相与内涵之下。在这样的佛教信仰背景之下，以前述三类江西农村女性信仰群体的文化素养现状而论，对信仰的名相和内涵做宗教学解读，自然难能为其信解所长。实际上，她们也并没有该方面的信解企图，她们的信解特长在于，用最大限度的包容将自己的信仰所及一概统摄于处在流行优势之中的佛教名相与内涵之下，并给予以个体自适与自在为信仰目的之被动解读。
包括患者夫妇染色体异常和胚胎遗传缺陷。流产物常为空孕囊或结构异常的胚胎。染色体异常包括染色体数目异常和结构异常。
超度与往生异相下的证果。在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众的亡灵超度信仰中，有两类亡灵超度较为特殊：一是，因家庭条件的原因，在亲人患病期间，无力给予较好的照顾和治疗而去世的亡灵超度。在很多江西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水平欠发达，家庭劳务繁重，使得家庭一旦遇到有亲人患上较大疾病，往往即无力承担高昂的治疗和维护费用，又难能无微不至地陪护。在病人患病期间，一般是男人在外务工挣钱，女人则要长久地在病床前直面并承受亲人患病的一切痛苦和压力。在长期的陪护过程中，身心交瘁的陪护者的心理经常会交织于一种怨愤、怜悯、愧疚的矛盾复杂的状态中。而一旦病人去世，巨大的悲痛之后，对亲人怜悯、愧疚的心理一面主导了自己的情绪，以致日思夜梦深陷其中，甚至遭遇所谓亡灵缠扰。二是，因为避孕条件和教育不足、计划生育、重男轻女等导致的堕胎和遗弃女婴的亡灵超度。在江西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现象至今都是一定程度地存在的。就在笔者调研期间，还听说了一对双胞胎女婴被遗弃在一拖拉机车厢里并获领养的传闻。无论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被迫，所造成的堕胎或弃婴都会给农村女性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甚至也会遭遇所谓婴灵缠扰。在江西寺庙里，时或会见到佛教界并不被经常提及的《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此经印行的目的是“使天下妇女免造杀胎之罪，免受杀胎之苦”。在这部经里，杀胎之罪是等同杀父、杀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唯有求助普光如来才可灭罪。在通过种种修行超度上述两类亡灵的过程中，这些女性证得了实实在在的精神解脱，日夜缠扰她们的亡灵也获得了安宁。如果说超度中的异相验证的是“为他”过程中的证果，那么往生中的异相验证的则是“为我”过程中的证果。能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佛教信徒修行的终极证果之一，在此过程中，往往会伴随一些所谓异相出现，如在临终一刻，仍然能够佛不绝口，离世之后，室内会飘出一阵异香或妙音、身躯通体柔软不僵、顶门或足心温热久久不散、鼻垂双玉、坐逝不卧或吉祥卧，甚至有西方三圣现身接引等等，这些都是信徒们所认可的功德圆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明证。在江西一些地方，农村女性信徒的往生并不孤单，在教友团里，无论任何教友，临终之时都会被三五成群的教友们围绕助念阿弥陀佛。一者，见证教友修行的功德是否圆满；二者，临终者得闻佛菩萨名号可消种种业障，易得佛菩萨接引至西方净土；三者，助念之人亦可获得更多功德，实为利人利己之举。
二、愿(求)
体制性评价与认可的证果。江西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开放和地方社会发展的需要，江西各级地方政府大力加强了对宗教文化、宗教活动场所等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力度。佛教在江西发展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境内的佛教名山星罗棋布，宗派祖庭众多，佛教名人辈出，在全国乃至世界佛教界都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宣传推介佛教文化、发展佛教文化旅游、开发佛教文化产业、努力推进佛教文化研究等等举措，在江西各地的推行都颇有一定的成效和影响。中国各级政府的威权式社会管理模式，同样适用于宗教领域。在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徒意识中，处在社会权力底层的她们所理解的“政府对宗教的某种认可”自然是极具权威和不容置疑的，很显然，她们并没能将宗教文化与信仰正确地区隔开来。但这并不是问题，无论如何，政府因素的介入，都会被其一厢情愿地作为有力明证而附会于自我信仰证果之上。连类而及，相关宗教管理部门或准官方性质的佛教协会等的评价与认可，如各地方年度“五好”宗教活动场所的通报、年度优秀居士的决定、佛协会员的入选等等的各种名单上，绝大部分身影均为女性信众，其中不乏众多的农村女性信徒。在她们积极努力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信仰依附性特点的另类表达——极力寻求自我信仰证果的体制内评价与认可。
因果报应式证果。不仅在于江西农村女性信众，可以说，因果报应在整个佛教界都是最常见的证果解释。报应分善恶，善的报应，如前述吉安敦厚镇某村一对母女二人，女儿坚信：“我们做好事，做坏事，都会有因果报应。因为菩萨什么都晓得，我们看不到她，她看得到我们。”由于女儿信仰佛教，经常做善事，十多年了，精神病也好了很多，结果母亲也进佛教了。母亲也认为：“修了佛教，做什么事都顺心了。一家人一个信佛教，财气就来了，福气就来了。”恶的报应，如慈化镇山楚村水塘组的刘阿姨，说到自己小儿子不懂事扔了一颗石头到庙里，然后还在庙里撒了尿，结果“小鸡鸡”肿了。于是刘阿姨买了纸钱和爆竹过去庙里捎给了菩萨，并且给菩萨道了歉，请菩萨原谅小孩子不懂事，结果几分钟过后，小儿子就好了。万载县双桥镇大桥村的龙某香孩子的爷爷和另外一些人在庙旁边砍了柴，结果回家就发疯了乱说话。新余市渝水区英罗坊镇的宋某英听说有个开挖掘机的，修高速时把庙撞了一下，结果司机马上被送医院去了，最后还是他家人买了烟花爆竹拜了佛，解释说是国家的事情，自己不得已才来迁庙之类的话，结果病就好了。还听说，有因为砍了庙旁边的一根柱子，结果回家就死了的等等。或许这类因、果之间的报应关系并非必然，但在她们的信仰意识里却是毋庸置疑的。
又常见她们的回向愿文曰：“世上一切堕胎婴儿，愿他(她)们早日得到解救、解脱、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在江西农村地区，由于计划外生育，生理、心理卫生知识普及欠缺，相关妇幼保健能力较差，重男轻女等等因素，农村妇女流产之后的身、心创伤，尤以女性母性本能中的强烈负疚感为最。不过，这类问题常常又是她们的深度禁忌之所在，故此，试图通过其它外在路径以排解的主客观可能性均非常小。但这又是一个极其严重而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于是，这条愿求堕胎婴儿往生净土的回向文，成为了她们学佛笔记上常见的内容之一。抑或可以这样认为，该条学佛内容的生成，实质上是因应于她们的愿求而被凸显。其实，在其它省份偏落后的农村地区，这个问题在农村佛教女性的信仰表达中，呈现出了较为类似的特点。①虽然这是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所具有的某类地域共性，但其背后折射的重要因素之一则是农村地区相关保障偏落后的现状。以妇幼保健为例，江西农村地区明显差于城市地区，如2014年，江西全省婴儿死亡率农村(9.0‰)是城市(3.8‰)的2.3倍；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农村(14.2‰)是城市(5.3‰)的2.7倍。②
三、(修)行
行：即依教起行，如常见的念佛、拜佛、念经、坐禅、斋戒、行善积德等等。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江西农村女性的佛教修行，多依托于以下几个佛教要素践行各种佛事信仰：寺庙或佛教活动点、出家师父或居士大德、从各种途径请回家中的佛像、较为固定的教友圈等等。
第一，采用AUT检测：AUT理论上来说可以检测，利用A扫描来完成。由于TOFD存在固有检测盲区2～3mm，所以AUT如果检测根焊TOFD不需要使用。存在问题及难点：“金口”由于占整体管道数量极小，采用AUT检测需要准备的很多，轨道、对比试块（加工难度较大，估计价格在3.2万元左右），设备的利用率，技术参数设置（大量试验，成本严重增加）。由于“金口”组对是质量的重中之重，所以组对的对口间隙、焊缝上下宽度等对检测影响较大，端角反射会极为强烈，不利于判定和操作。从技术角度来说，AUT适合批量、焊接成形有规律、坡口角度、宽度固定（偏差极小）的焊缝，所以不推荐使用AUT。
就其所依托的佛教活动场所而言，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修行的最常见方式是“跑庙”，也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去寺庙或佛教活动点等佛教活动场所参与佛事活动。一般的情况下，“跑庙”多局限在农村女性的所在居住地周边，只有少数经济能力较强的、在家中能做得主的、儿女孝顺舍得供养父母的农村女性，才有条件远涉佛教四大名山去“跑庙”。相对于其他省份的农村女性来说，江西农村女性的“跑庙”修行，是有很好的场所便利的。从佛教庙宇数量来说，除港澳台之外的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被国家宗教管理部门官方认可并登记在册的江西佛教活动场所，数量多达3260处，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浙江的4057处和福建的3396处，是最后一名海南省的163(3260/20)倍之多。另外，还有大量的未登记在册的民间佛教活动点，这些佛教活动点就是一个个小佛堂，是正规寺庙信仰影响的具体延伸，能够一定程度地满足其信仰辐射领域内信众的日常佛事需求。而且这些佛教活动场所，90%以上均分布于江西各市县的乡村区域内，也就是说，在江西农村女性的日常生活圈大概10公里左右的半径内，基本上都是可以很便利地获得其佛事场所需求的。只是这些场所的负责人，女性占比大概只有十之二三，而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农村女性主持者自然占比更低。而与之有异的是，这类场所中的日常管理者，特别是后勤服务则几乎完全是女人们。无论是佛菩萨的节日，还是打佛七、举行大型法会如升座、上梁等，能走上台面的农村女性可谓极其稀见，但几乎所有的场合她们都是必不或缺的主力。
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修行，特别依赖和信从出家师父或居士大德，这跟江西农村女性的教育素养偏低以致教义理解和佛经阅读能力低下很有关系。江西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农村里的重男轻女意识，即便在当下仍然是显在9的，这一点，可以从江西偏高的人口性别比可以得到印证。虽然江西近年来的性别比已经明显矫正，比如，出生人口性别比由2007年的124.93下降到2015年的114.19，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3.51和国际公认正常值103-107。重男轻女意识之下，首当其冲的是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的被剥夺，具体到对农村女性佛教信仰影响来说，除上述信仰内容接受层面之外，其影响甚至深刻至信仰本质层面，使得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渐趋民俗化甚至迷信化，这一点在年龄层次偏大的女性信众阶层尤其表现明显。因此，当你走进江西的乡村佛寺，总会发现求神问卜的法器竟能占据大殿醒目的位置，支付一定数量的钱款，即有专职人员帮你解签释疑，甚至可以请某法师帮你念咒驱邪避鬼，或为你某件护身饰品诵经开光，或赠你一纸灵符趋吉避凶。而大殿中接受参拜的偶像们，并非全为佛系，亦常常杂陈着儒教、道教或者某些民间传说中的神祇。“跑庙”的农村女性们，对此完全不以为意，在她们心目中和有限理解之下，一切皆如其所欲，并视之为佛教本来面目。这种信仰素养和偏好，自然会在有意无意的相互迎合中，负回馈于其佛教教育而拉低了整个教团的信仰认知水平。而好处则在于，她们对皈依师和僧众是非常虔信的，无论是信仰的接受还是相关佛事的义务劳动，甚至是皈依师的个人事务，都能被虔诚奉行。只是由于她们的佛教修养、经济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佛事组织能力等等均极为有限，故此，在绝大多数场域里，其角色总是局限在默默奉献的幕后而已。
如果要想关注能体现江西农村女性个性化、私人化的佛教修行的一面，我们则需要把聚焦点移至她们的家庭佛堂和她们的家庭生活之中。佛堂的核心当然是通过各种途径请回来的佛菩萨，通常绝大多数应该是观世音菩萨。最多的是杨柳观音，手持净瓶挥洒甘露于人间，也常见喜气洋洋的送子观音。而无一例外地，所有的观音菩萨，都一定是慈祥、温柔、美貌的女性形象。农村里的居住空间宽绰，供奉菩萨的佛堂一定是要单独占据一间房间的。虽然农村女性在家庭中并无太多的话语权，但在家中供奉佛菩萨通常不会被反对，在村子里也不会被视为异类。由于信仰熏陶而慈悲向善，她们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和睦的，在村子里的人缘和口碑通常也是非常好的，村子里的其她妇女们遇到难事了也会来佛堂求神问卜。只是近些年来，基督教在江西农村发展迅猛，是能与佛教争夺女性信众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基督教之类的外来信仰，农村佛教女性的信仰态度大多是爱憎分明截然对立的，但也只是局限于认识立场而不会付诸暴力手段。在她们每天的佛教修行中，早晚敬一炷香，是铁定不变的，有时也会烧上一摞纸钱。敬香的过程中，家中大大小小的烦心事都可以向佛菩萨祷告、占卜问卦。但念经不多，最多的是反复颂赞一声“阿弥陀佛”，或祈求“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保佑家人一切平安如意等。每逢初一、十五、佛教节日等，无论是否去寺庙或佛教活动点参与佛事，都会洁净斋戒。
术后患肢行悬吊固定，部分Mayo III型的患者予石膏托固定患肢，2周后拆除石膏。术后第1 d常规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行患肢悬吊的患者，术后第1 d开始进行肘关节屈伸功能锻炼。石膏固定者术后1 d开始进行肌肉收缩功能锻炼，2周左右拆除石膏后行主被动屈伸肘关节。术后2个月如X线片提示骨折线消失则可完全负重进行功能锻炼。
江西农村女性，尤其是不能外出务工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的日常活动圈子多是局限于方圆1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周边邻村的有佛教信仰的女性信众，是她们可以触及的人群，这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修行教友圈。如果有恰当的因缘或条件允许，她们会建设一个非正式的佛教活动点，请一尊佛菩萨，摆上供桌香案和蒲团，响起专门播放佛教音乐和诵经的20元一台的小播放机，就是一个简单的佛堂了。可以聚会念佛、可以为教友助念送往生等等。佛堂里的活动，并不全是相关修行，也可以说是一个另类的同类人群聚会点。江西是人口外出务工的大省，这些三五成群的中老年佛教女性群体，不少系家人外出务工而留守家园的孤独者，佛堂在满足其信仰之外，更是给予了她们一个特定的社交机会。在这个修行教友团里，有的还是婆媳、母女、亲戚关系，更多的是同村或邻近村民。她们之间的家长里短、谈天说地，甚至在佛菩萨前玩小彩头的扑克牌，都并不显得是对神灵的亵渎。佛堂的位置优势免去了上山“跑庙”的奔波不便，不过一旦山里寺庙有佛事活动，那是一定会不辞辛劳地去参加的，还要捐赠一些功德钱。在上山路上，凡有人推销与佛菩萨有关的用品，是必买且深信不疑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佛教活动点都是这样的随意，也有规模较大且规矩严密的佛堂，聚会修行的教友也不仅局限于周边村落，甚至有远方教友定期加入。不过，这需要有相当的财力、物力，以及较高的知识水平、组织能力和信仰威信的教友一力担当，才能聚拢教友形成气候，通常一般农村女性教友是难能可以的。如依托于安义县观音寺的石鼻镇向坊村毛家村小组的佛堂，主持人就是一位中学退休老师，还编撰了《招德佛堂》内刊；南昌青山湖区湖坊镇湖坊村的佛堂所在地是“中国十佳小康村”、“江西省文明村”，主持人来自一个家族，有婆婆胡某秀、媳妇胡某妹、侄媳妇褚某华等数位，经济能力相对较强；南昌县莲塘镇的妙音莲社成立多年了，曾经的主持人都是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很强且有一些名气的居士教友。
四、证(果)
总体上看，江西农村女性的佛教信仰，有着非常明确的功利性，所有的信仰付出都是企冀有所证果的。拿她们的话来说，就是某个庙很灵验，某个菩萨很灵验，求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在现世里，或者是疾病因信仰而痊愈，或者是求子而得子，或者是求财而家庭富裕，或者是求婚姻而幸福美满，或者是求平安而消灾免难等等。在前生和来世里，因为自己的修行，能够福及过往的亲人，使之消尽罪孽脱离地狱苦海，或投生好人家，或超升西方极乐世界；现在的自己和亲人能够通过修行积福作为往生资粮，或者来生转女成男不再受苦，或者脱离轮回被佛菩萨等接引至西方极乐世界等等。总之，付出了信仰的代价，就应该要以某种方式证得某种果报。
一个寺庙或某处佛菩萨的香火旺盛与否，通常是判断其是否灵验并决定是否寄托自己的信仰于此的重要依据。农村的社会环境是非常现实的，任何点滴的付出都必须要取得等量的收获才行。而且，这种收获必须要立竿见影，利益一定要眼前能看得到的，即便是佛教信仰的证果或证伪亦不例外。在小农经济基础下的农村社会存在，是风险厌恶型和敏感型社会存在，也就决定了其包括信仰意识在内的思维特性的高度功利性。农村女性处于乡村社会权力最底层，其所掌控的资源自然是最为有限的，这也就决定了其信仰证果一定是以利益考量为主导趋向。因此，在农村女性信仰意识里，一个寺庙或某处佛菩萨的香火旺盛、灵验与否，是一个自在系统，并不必然与个体信仰付出之间正相关。显然，这是一种风险规避的自我优先保护思维，一旦信仰被证伪，自己便可置身事外。江西系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在全国实力排名中属于相对靠后层次，这是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证果功利化特性的深层次背景。
表现在义理开悟上的证果。在安义观音寺的一次佛七法会结束后，课题组访谈了安义县石鼻镇向坊村的魏某兰，当谈及法会修证时，她欣然谈起自己的体验：“在这庄严殊胜的法会中，我得到了身心快乐，法喜充满”，真正懂得了，“要看破、放下，才能了脱生死，才能出离六道轮回”。“我们做义工，不是帮别人做事，是为了自己了生死成佛积累一点资粮。”人要学会感恩，“让我们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在一旁的进贤县民和镇高岭村的李某华也略显兴奋地分享了自己的体会：“在师父的带领下，我们大家念佛，修行都很精进、欢喜，真是法喜充满，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我们懂得了“要断恶修善，看破、放下万缘，不要再堕入六道轮回，要了脱生死，必须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信愿持名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不光是诵经念佛是修行，在平时生活中修行，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中也是可以修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信仰的热忱，没有佛教的熏陶，没有真修实学，并达到一定的证果境界，这样一群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江西农村女性，能够感悟出如此深入浅出的佛学理念和人生感悟。
根据虚拟现实工具箱树节点信息，将研究对象的geomery节点中的point性质，和SFRotation性质输入，已知Viking海盗号的三角形面片信息有6399个，Toutatis小行星的三角形面片信息有7625个，根据第2节的研究内容，运行碰撞检测过程，随着检测时间的优化计算，得出碰撞时的检测点信息，如图5。
愿求，即立发誓愿，求得果报。立发誓愿，是主动表达要完成某种修行，这是一种付出，目的是收获自己想要的世俗内外的果报。在这中间，佛菩萨更多的是旁观者、见证者，甚至是人神二位一体。这与上帝信仰不一样，上帝乃造物主，对人有生杀予夺的威权。在上帝面前的愿求，要的是不受惩罚和免于恐惧；在佛菩萨面前的愿求，是世俗欲望和修行果报的满足。上帝崇拜是媚主，佛教信仰是亲近佛菩萨并以之为榜样。这也是为何中国的佛菩萨总是慈眉善目、悲天悯人但并不高高在上(藏传佛教的佛菩萨有令人恐惧的一面，但并不能代表中国佛教偶像崇拜的主流)。江西有不足5千万人口，农村人口占比近一半，农民收入更是偏低，作为劳力输出大省，农村50岁以下的多数男性和部分女性多外出务工。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地方的乡村几乎家家都有男人外出广东、浙江、福建、上海、江苏等地务工，剩下的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一些妇女以及无法带走在家读书的少年儿童。甚至有些地方如贵溪、鄱阳、万年、赣州的一些乡村，外出人口最高曾达60%之多，剩下的几乎全为老弱妇孺。外出务工的男人，对于老年女性信徒来说是儿子，对于中青年妇女来说是丈夫。她们的信仰愿求有着共同的利益指向，或者祈祷外出的男人能挣到足够的钱，出门在外一切平安顺畅；或者因为照顾家庭的责任在肩，祈求家庭幸福团圆、子女成才等等。于此之外，老年女性信徒的愿求，更偏向关注往生轮回问题，而中青年女性信徒的愿求，则偏向如何获得分居孤单状况下的世间幸福。在虔信佛菩萨一定会满足自己的愿求后，种种忧虑和担心消解了，丈夫不在身边也不会孤单害怕了，烧香拜佛做功课还让她们每天充实起来，与教友们一起“跑庙”更是一种观光娱乐，义工奉献则使得她们的格局境界迥异于一般女性而精神满足等等。
会计基础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实行会计基础工作标准化，明确每个会计人员的岗位标准和岗位职责，使会计人员在处理各项会计业务时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尽职尽责，保证会计资料的准确、完整、真实。会计基础工作标准化，可以从会计核算标准化体系、资产管理标准化体系、会计综合业务标准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
集体无意识下的地域认同式证果。据《高僧传》记载，早在东汉灵帝时期(约公元188年前后)，西域沙门安世高即已入赣弘法，并在豫章(今南昌)城东肇建东寺。一直以来，江西都是一个佛教大省，可以说，佛教影响已经深达江西人的潜意识层面，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信仰习惯。在乡村相对单纯的信仰环境里，江西农村女性尤其熏染至深。在田野调查中，听到她们说的最多的一个理由就是，佛教是老人传下来的，观音菩萨是在自己家乡出生的，老祖宗都是这样的信的，从小父母亲也是这样信的。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去拜一下佛菩萨，先给佛菩萨看节、拜年，希望保佑我们平安顺畅。在我们心中，大家都信佛，每家人都会信，会供佛菩萨，希望菩萨保佑。在她们的感觉中，与其它外来宗教比，不必说，佛教一定是保佑自己多一些，即便是一点小小不顺心的时候，拜一下佛菩萨，感觉一下子就好了。有钱的时候，给佛菩萨捐点钱，没钱的时候，给佛菩萨烧点香放挂鞭炮，佛菩萨都不会怪罪的。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感觉佛菩萨一定是在保佑自己，如同父母会无条件地一切包容子女一样。很明显，这是集体无意识的地域信仰认同，替代了信仰证果的实际验证。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信仰证果已经被预设了。这种信仰证果倾向，在江西古寺庙保存得力的周边所在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类似的信解混同特点，亦不难在笔者调研所及的上述之外的农村女性佛教信仰中发现。正如宜春慈化镇山楚村水塘组陈姓女居士被问及“一般都信什么菩萨”时所回答的那样，“都相信，就是有庙宇的地方都相信，都会心里想一想佛菩萨”，至于庙宇里供奉的是男菩萨包公、普庵，还是女菩萨观音抑或圣地公公和圣地婆婆，均不存在任何区隔。年近五十岁，有着初中文化水平的她，将自己的佛教信解，完全依附于庙宇及其相关符号之上，信解依附性是这些农村佛教女性的信解混同背后的本质所在。有时，该符号还会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如政府支持复建曾经的庙宇，这是最权威的信解背书；某人砍了庙宇旁的草木，开挖掘机的人、拆迁的人因为修高速破坏了庙宇的柱子，传说都遭到了严重报应，这是更具说服力的信解灵性。庙宇及其间的偶像以僧尼为方外代言人，政府乃世俗代言人，信解灵性则源自众口的传说，其间唯独空缺了她们自己主动的信解诉说。
5、居住村庄及畜牧养殖区域种植防护林。充分利用村庄四周的自然环境，例如低洼地势、闲置土地、地表无植被区域种植护存林木带，居住住宅、道路两侧种植合适林木，居住庭院与畜栏周围适当种植可供食用的多年生植被，经济与环境改善兼得。
以笔者在赣北乡村调研为例，无论是鸣山乡九山村平石岭的面朝都昌县的蟠龙殿，还是鄱阳县响水滩乡平石岭的面朝鄱阳县的蟠龙殿，作为主神的地方神“万法祖师”、道教许真君、佛教观音，三者并列于一间民居大小的寺庙中毫无挂碍；都昌县蔡岭镇太平村万家埂的五显庙中的主神被称作“五显菩萨”，与如来、药师、阿弥陀佛和桓公陶侃和睦相处；同村谭家桥铫王寺中的四位“铫王”，完全不排斥一众如来、药师、阿弥陀佛和地藏、韦陀菩萨。周边乡村的女性信众们通常并不能辨别其间的区隔，常常混同地通称其崇拜偶像为大慈大悲的佛菩萨。事实上，不仅普通农村佛教女性们作如此信解，即便是铫王庙里的住持尼姑，亦不介意其所侍奉的主神与佛教之间并没有多少关系。更有意思的是，在国家最高层面的宗教管理部门的备案里，上述蟠龙、五显、铫王等寺庙，亦均无一例外地登记在佛教类属之下的。在江西乡村地区，这些乡村女性信众们佛教信解的混同，绝非偶然一见，且表现各异。比如，丰城市张巷镇的农村佛教女性们，对于去寺庙参加大型佛事活动，仙佛不分地一概称之为“朝仙”；村里有人信基督教，每星期的礼拜活动，在她们意识中，与“朝仙”“好像也差不多”；在淘沙镇范家村54岁的女居士范某眼中，基督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一如佛教，都是“正规的教派，都会教你行善积德做好事，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人家”。又如上饶玉山一众老年乡村佛教女性认为，给菩萨烧纸钱、用特殊的法术给被惊吓的人喊回灵魂、被“岔路鬼”带错路等等，都是她所信解的佛教信仰。再如万载双桥镇大桥村的佛教女性们，皈依上高九峰寺比丘尼顿成法师，并不妨碍她们虔诚地朝拜“陈大仙”和“华佗仙师”，或者初一、十五去陈大仙庙聚集在一起学习佛经。
如果说前述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的愿求，烙上的是劳务输出大省的印痕，那么她们下述的愿求则可以说是熏陶于江西革命老区环境下的信仰升华。在吉安青原山皈依的某母女二人，三十多岁的“女儿出了事(可能是患上了精神类疾病)”，信仰佛教已经有十多年了，后来母亲跟着信仰佛教也已经七八年了。于母亲信佛的愿求来说，最大的企冀是“能得到阿弥陀佛的福报”，特别是渴望观音菩萨对女儿的“救苦救难”，因为磁带上说“观音菩萨下凡是娘在身上怀着18个月”，所以最懂一个做母亲的心。女儿显然对佛教信仰的认知深切得多，就她个人来说，信仰佛教最大的愿求是日后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并且也会祈祷“国家太平，风调雨顺”。一个农村的中年妇女自然难能有这样的誓愿高度，原来是一些佛学院的学生和她交流的结果。在她的学佛笔记上，参差不齐地写着一些句子，其中就有回向愿文“世界和平，战争消灭，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灾障永除，祸患不生，现眷安乐，先亡超升”。一个卑微的乡村女性的个体利益视角之下，竟然能够升华出国家甚至世界层面的博大胸怀与格局，实在令人极其印象深刻！以笔者的调研了解，在该升华得以成功生发的背后，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因缘：一者在于中国佛教信仰的思想改造力量之强大，一者在于江西这块红色土地所特具之红色背景优势。其实，在调研之前，以常理考虑，江西的红色文化与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之间，是被我们预设为一对相互冲突的因素标记于问卷之上的。并且，在调研的过程中，就该问题我们几乎询问了每一位调研对象。非常出乎意料之外，在红色根据地的江西大地上，即便是农村地区文化程度非常有限的农村妇女人群，她们长期耳濡目染于红色文化的熏陶之下，已完全将其圆融于个人佛教信仰之中。就调研所及可知，至少在江西农村佛教女性中，红色文化已经成为她们的佛教信仰愿求层次得以升华所独具的先天之优势。吉安县敦厚镇的一位从未进过校门的69岁老太太熊居士，以她朴素而崇高的佛教信仰愿求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向佛菩萨求愿若想获得灵验，熊居士认为，除了要对庙里有所贡献之外，“如帮庙里做义工，交伙食费，出香火钱”，还必须要满足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你自己平时要做好事，要心好，要先为人家，不要为自己，不要自私，要顾全大家”。这个顾全大家，绝对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要落实到身边的日常生活之中，要有实实在在的善行积累：“比如说你们村子里哪户人家家里有困难，你就要去帮，人家米不够啊，钱不够啊，你就要帮别人。你做了这些好事，你必定会好，必定你家求佛菩萨，想求什么就求得到。人家有困难你不管，你就管你自己，又要佛菩萨对你好，又要别人对你好，你对别人不好，这就不行。”另外，在求愿过程中，“求身体好、求儿子、求女儿、求孙子、求女婿什么的，一定不要只说佛菩萨你保佑我家人，应该说要保佑全吉安县要风调雨顺，保佑全中国、全世界都好。”很显然，熊居士的这种佛教愿求理念与宣教话语模式，其实乃江西红色文化因子深度介入地方社会之下的宗教映射和信仰圆融的一种呈现。亦可以确定，类似的呈现，并非偶然可见，而是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的普遍个性。
有求必应式证果及其它。以“有求必应”远近闻名的灵石庵，位于铜鼓县大段镇九龙村九龙湖天柱峰景区内。经常来庵中值守敬香的4位50多岁的女香客说，她们几个都是湖区附近的农民，灵石庵创建于南宋，祖祖辈辈相传至她们，一直都虔诚地在这里修行并守护经营。虽然庵中的各式偶像制作粗糙，供放杂乱随意，但遍布庵中的“有求必应”锦旗和厚厚沉积的香灰，显示出庵中佛菩萨的灵验。现在风景区被浙江人承包了，连带灵石庵也被商业化了，所以香火差了不少。她们很为此痛惜和不平，但坚信只要有她们在，灵石庵还会像以前一样辉煌灵验的。她们的土地被湖水淹了，年纪大了打工也不行，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庵中修行和守护经营，同时，庵中的香火也能为她们解决部分养老之忧。万载双桥镇的某位60多岁的农妇，与几个子女之间的关系都不太和谐，她很担心养老问题，就创建了一个无名小庵，请了关公形象在庵里，还有观音菩萨。据说，小庵灵验的很，是“有求必应”，所以有一些香火，可以足够供自己生活、修行和庵里的各项开支。后来，庵的产权问题起了纠纷，说是被人夺占了，现在她正在准备再建一座庙。她说，只要是她建的庙，就一定会灵的，因为是菩萨让她这么做的。③在江西农村地区，一些贫困女性的生活与养老问题或多或少总是存在的，她们的佛教信仰与现实生活常常都是融为一体的。还有灵异感应式证果。如上饶玉山的黄某香老人，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荤菜吃着吃着突然就干呕了，她觉得这是佛菩萨的意旨，从此就戒了荤，一直到现在。只是她的戒荤是有自己个性的，鱼类、蛋类可以不忌，但奶类必须要忌。二十多年来，她的菜都是与其他人分开做的，偶尔不小心吃了点荤，就会干呕，说是佛菩萨对她的惩罚。又有因信仰而获得某种特异神技式证果。如宜春慈化镇山楚村水塘组陈阿姨，得佛菩萨感应，能驱邪治病，还能预知吉凶，帮人寻找失物等等。
当然，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的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上文所述的四个方面，这里有问卷、访谈的局限因素在，也有其它方面的因缘在。例如，由于农村女性佛教信仰的民间化、世俗化和生活化，使得她们的佛教信仰已经与其人生的方方面面融为了一体，因此，她们人生的个性化与她们信仰的个性化之间的深度交涉，将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所在。另外，上文所述的四个方面之间，也并非总是区隔分明的，四者之间时时并行甚至交汇而互为因果的现象，亦是常见情况，而这其中的因缘，也将是课题组的下一步兴趣所在等等。也就是说，所谓信、愿、行、证的分类表述之方便，展现的只是江西女村女性佛教信仰的通常意义上的个性，而远非其全部存在形态。
而国内外针对地铁噪声的来源和控制都进行了广泛研究，梁笑娟等[4]调查了广州地铁1、2、3、4号线的车站环境噪声和列车车厢内部噪声水平，探讨了车站环境噪声的日变化趋势和地铁噪声的来源，测试结果证实地铁列车高速运行是地铁车站环境噪声的主要噪声源.张晓排等[5]对地铁车辆在静止及运行情况下进行车内噪声测试，结果表明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对车内噪声影响较大的是轮轨噪声，且车辆的密封性对车内噪声的分布有较大的影响.徐靖[6]采用Artemis测试分析系统对隧道内运行的大连厂地铁车辆进行了噪声测试，结果表明车辆内噪声的最主要噪声源是轮轨噪声，且主频带一般都在315～5 000 Hz之间，低频率的声压级很小.
注释：
板栗花具有独特的香气，是一种精油含量中等的香料原料，可以优化提取工艺，并进一步挖掘其精油具有驱蚊作用的特性，研究板栗花驱蚊有效成分[28，34]。安全、高效的蚊虫驱避剂拥有巨大的市场，板栗花固有的驱蚊特性早已在民间应用，说明其精油中含有相应的驱避成分，板栗花精油源自天然，具有安全的天性，通过功能配伍，有望开发出安全无毒、性能优良和香气怡人驱蚊产品。
①如周玉茹女士在她的《佛教信仰对农村妇女生活的影响——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一文中也得出过类似结论，参见《中国民族报》2012年4月24日第006版。
②引自政府相关官网的公开数据，以下同。
③本信息的相关线索系宜春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杨永俊教授提供。
ABriefInvestigationReportofBuddhismBeliefsofJiangxiRuralFemale
WANG Shui-gen1，FU Qin-fang2
(1.SchoolofCultureandCommunication，YichunUniversity，Yichun336000，China；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YichunUniversity，Yichun336000，China)
Abstract：The four aspects of present Buddhism belief of JiangXi rural female-their faith and interpretation，their prayers，their self-cultivation，and the rewards of the various stages of attainment-have not only the common character of rural female Buddhism belief，but also their local colors originated from the regional disparity as well as gender identities.Among these four aspects，their faith and interpretation is a mixture of the rural people’s various religious beliefs that are perfectly preserved in different areas in Jiangxi；their prayers have significant regional features due to the fact that Jiang Xi province is a major exporter of labors，and are somehow sublimated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dedication spirit advocated in Jiangxi-an old revolutionary base；their self-cultivation are always in free and harmonious state ，being able to cope with different situations，no matter the advantageous one such as the numerous places of worship，or the adverse one such as the poor education and narrow vis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y have；their rewards of the various stages of attainment is extraordinarily utilitarian in various forms，including“the region-identified one under social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Keywords：Jiang xi；rural female；Buddhism belief
中图分类号：B9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0X(2019)08-0010-08
收稿日期：2019-06-27
基金项目：2012 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研究》( 项目编号：ZJ1201) 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水根(1973—)，男，安徽东至人，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宗教问题研究中心、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宜春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佛教文化。
(责任编辑：周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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