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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老龄化是死亡率和生育率双双下降的必然结果。从人口老龄化机理出发建立数学模型，定量研究各因素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贡献率及其变动规律。结果表明：总和生育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将决定和主导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死亡水平将持续深入影响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发展累积所形成的惯性作用对人口老龄化有着重要影响；相对而言，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较为微弱。建议：理性认识人口老龄化过程，科学看待未来老龄化决定因素，合理制定适合我国老龄社会发展的相应政策。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死亡率；生育率
截至2018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49亿人，人口老龄化率为17.88%，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79亿人①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 l；The 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EB/OL]．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面对来势迅猛的人口老龄化浪潮，我们需要认真剖析人口老龄化过程，探寻人口老龄化过程形成机理。人口老龄化是死亡率和生育率双降的结果，这是普遍规律，对于相对封闭的中国人口来说亦是如此。但是，中国特色的生育率降低过程和死亡率下降历程，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迥异。在人口发展不同阶段，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作用强度不一。深入分析人口因素对老龄化过程的影响及其程度，系统回顾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及其形成历程，全面认识人口老龄化和各影响要素的现状，预测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走向及其影响机制，掌握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主要决定因素，有助于为国家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制定应对老龄社会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为实现人口健康老龄化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奠定基础。
一、我国人口转变和老龄化形势
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根本性转变。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主动调控，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产方式变化和生活水平提高，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并快速步入低生育率时代，有效缓解了人口快速增长压力，改变了人口发展轨迹，创造了人口发展奇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转变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死亡率超前于出生率下降并持续稳定在较低水平，1949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0‰，20世纪50年代末降至10‰，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反跳以后，又继续下降，20世纪70年代中期降至6‰～7‰的较低水平并且一直持续至今。第二个阶段是出生率快速下降并长期维持在相对低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出生率开始迅速下降，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惯性反弹之后，出生率进入了持续下降阶段，1990年跌破20‰，1999年跌至15‰以下，2002年以来一直在12‰上下小幅波动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人口普查资料（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15年）。。自此，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速度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速度的历史性转变，仅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历时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实现的人口转变历程，属于典型的“急刹车”。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了“急刹车”式人口转变，使我国人口快速步入低生育率时期。按照人口发展规律，一旦人口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在存在男孩偏好文化的国家，必将带来诸如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人口缩减、出生性别结构异常、家庭少子化、家庭结构简单化等人口结构性问题。这将成为影响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既是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然代价，也对新时期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提出了现实要求。
人口转变的结果之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按照国际上判断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常用标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70年时间里，我国人口快速跨越了三个类型的年龄结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为年轻型人口结构，人口处在快速增长期，总人口从1949年的5.42亿增加到1982年的9.63亿，年均增长率为1.76%，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基本保持在30%以上。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为成年型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总人口从1982年的9.63亿增长到2000年的12.66亿，年均增长率为1.53%。其中，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1982年的5.66亿增至2000年的8.46亿，年均增长率为2.26%，明显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进入新世纪以来，人口结构也同步跨入了老年型，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但是，在老年型人口的初期，劳动力人口占比依然保持上升态势，从2000年的66.79%升至2010年的70.14%，2018年降至65.26%，但劳动力人口规模依然庞大（见表1）。我国改革开放创造中国经济奇迹时期与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时期和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初期实现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历史性相遇，人口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绝佳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系列探索与创新，充分开发和利用了人口优势，实现了人口机会向经济收益的转化，为中国创造经济奇迹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埋下了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隐患——诸如挤压经济增长潜力，挑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后劲，加大社会养老和医疗养老负担，以及增加长期照护服务需求，等等。
表1 历次人口普查时间和2018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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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根据联合国人口中方案预测结果，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发展与老龄社会发展主要呈现三大特征。一是总人口规模巨大。2018年，全国总人口为13.95亿，未来峰值人口将出现于2029年，规模为14.42亿；之后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2029—2050年以年均0.26%的速度减少，2050年的人口规模为13.64亿。据预测，尽管印度将于2024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依然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二是老年人口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2018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49亿。虽然“三年困难时期”的1959—1961年出生队列人口将导致未来3年老年人口增速减缓，年增长率将降至3%以下；但由于受随之而来的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队列人口的强烈冲击，老年人口将在2022年之后短期内迅速回升，老年人口呈现波动式快速增长——2025年，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3亿，2033年突破4亿，2050年达到4.79亿。三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将不可逆转。截至2018年末，全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为17.88%，其中，15～59岁劳动力人口占比为65.26%，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为16.86%，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①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 l．。从年龄中位数分析，全国人口年龄结构逐年老化，2018年的年龄中位数是38.14岁，2024年将超过40岁，2050年将达到45.02岁，深度老龄化日益加剧。2018—2050年，全国人口老龄化率将以年均0.54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上升；2024年老龄化率将达到20.18%，比1999年翻一番；2040年，老龄化水平将超过30%；2050年将达到35.10%，届时我国将步入全球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列②The 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EB/OL]．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针对目前运动控制系统课程出现的教学手段和培养方式方面的问题，通过采用改革理论教学模式、优化实践教学、面向工程实际培养等方式，制定了从基础课到专业基础课再到专业核心课的课程群方案，加强课程之间的关联；通过加强MATLAB仿真实践与实验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面向工程实际的培养方式，使学生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对于工程实际有了初步的了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此教学改革思路有助于解决运动控制系统课程难学和难教的问题，希望对于其他综合性和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程提高教学质量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二、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机理
目前我国的生育水平到底有多低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利用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及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调整（崔红艳等，2013；王金营等，2013）。二是利用教育统计数据和公安户籍登记数据对普查数据进行调整，并依据这些数据对生育水平进行估计（杨凡等，2013；翟振武等，2015）。三是使用间接估计方法对总和生育率进行估计（陈卫等，2014；王广州等，2011）。尽管对生育水平具体取值存在争议，但统计数据总体偏低已成共识。为了更好地分析生育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将生育水平按两套方案进行设计，高方案和低方案分别作为生育水平变化范围的上下限（见表2）。低方案：1982—2017年，采用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数据；2018—2050年，延续当前生育率变化趋势，将总和生育率设定为1.5。高方案①其数值设定仅为取一个尽量高限值，用以说明生育率变动范围。：1982—1989年，采用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数据；1990—2005年的总和生育率取自于学军（2005）的估计值；2006—2017年，采用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生育率调查数据；2018—2050年，应用联合国未来人口预测假设指标，将总和生育率设定为1.8。
为了更准确地阐释人口老龄化变动及其决定因素，有必要以“人口老龄化率”的概念为起点进行分析。人口老龄化率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可用公式表示为：
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变化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为：
图1 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率变动的影响
人口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年龄别死亡率等因素经由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规模结构决定和影响人口老龄化进程。从逻辑关系来看：人口生育率下降将使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并由此使得近期总人口数量、中期育龄妇女数量、远期老年人口数量减少，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将会上升；出生性别比升高将使未来育龄妇女数量减少，从而对未来出生人口数量产生负向影响，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有所升高；人口死亡率下降将使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均有所增长，死亡率下降初期主要表现为婴幼儿死亡率下降,这将导致人口年轻化，死亡率下降后期则会对人口老龄化起到促进作用。
图2 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贡献情况
全国人口结构远非理想稳态人口，即便人口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年龄别死亡率等参量均保持恒定，人口老龄化率仍会发生变化，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影响与基期人口发展指标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只改变某一因素而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则其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之中，不仅有该因素指标变化的贡献，还有人口发展惯性的作用，将人口惯性作用从中扣除，即为单一因素对人口老龄化的净影响。因此，可将人口老龄化率变化归因于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平均预期寿命和人口发展惯性等四大因素（见图2）。在人口发展的不同阶段，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各异。本文拟探析各因素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贡献率及其变动规律。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SRB）一直偏高且持续增长。1982年人口普查为107.12，开始偏离正常值范围，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至114.73，2000年达到119.92，2008年进一步增至120.56（见表4）。近年来，随着国家开展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其快速增长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并出现下降趋势，预计2020年将下降到107.51，稍高于正常值上限，假定2020—2050年保持该水平不变。
三、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数学模型
在实际人口发展中，各因素始终是动态变化的，其综合作用使得人口老龄化率发生变动。当保持其他因素不变而仅变化某一因素时，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人口老龄化率变化量是由该因素变动引起的。但须注意的是，即便保持所有因素不变，人口老龄化率仍将发生一定变化，可将此时的人口老龄化率变化量归因于人口发展惯性。因此，需要从某因素变化引致人口老龄化率变化量中扣除人口发展惯性的影响，方为该因素对人口老龄化率的独立影响。可以约定，某因素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是扣除其他因素影响后的独立贡献量在实际人口老龄化率变化总量中的占比。
现以1982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年①之所以选择1982年为起点，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我国自1982年人口生育率开始出现明显下降；二是自1982年开始我国初步解决温饱问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得以提高，人口死亡率出现明显下降；三是自1982年开始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偏高。，对1982—2018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变动情况进行分解，研究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率变动的影响程度。具体分解过程包括三个步骤：一是保持基期（1982年）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死亡水平不变，测算1983—2018年人口老龄化率，并将之作为人口发展惯性下的老龄化率ABt，与1982年老龄化率A0进行比较，计算并得到差值AB0t；二是保持基期两项变量不变，测算只调整某一因素时的1983—2018年全国人口老龄化率ATt、ASt、AEt，并将之分别与对应年份的AB0t相比较，计算并得到差值ATBt、ASBt、AEBt；三是以真实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数据模拟出真实的人口发展过程，测算1983—2018年人口老龄化率A1t，将之与1982年老龄化率A0进行比较，计算并得到差值A10t。将上述不同年份的人口老龄化率差值代入模型，计算得到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影响及其程度。各因素之间关系可以表达为：
其中，A0为基期老龄化率，A1t为t年的实际老龄化率。
当筛选完音乐课程资源之后，教师就可以把音乐资料通过文本形式或制作成DVD、VCD储存到资源库中。而且，也可以将制作好的CD、音乐文本上传，方便有需要的教师在局域网上查阅相关资料。在使用之后，教师也要尽量提出使用建议，以此来改进资源库的构建，在最大程度上发挥音乐资源库的作用。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为1982年7月1日0时,为了使其与现行的人口统计资料具有可比性,利用列克西斯图移算法把人口调整到1982年12月31日作为分析基期。并采用同样方法，对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适当调整。
其中，X(a,t)表示分年龄人口数量，M为最高年龄。分子和分母分别为t时期的老年人口数量和总人口规模，两者均受过去一段时期的出生人口规模和分年龄人口死亡率影响，所不同的是，老年人口数量仅受60年之前出生人口状况影响，而近期出生人口规模仅影响总人口规模。出生人口规模不仅取决于妇女生育水平，还与育龄妇女规模结构直接相关，而当期育龄妇女规模结构又取决于15年前的出生性别比。根据人口学原理，各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呈现时期迭代性，出生率、死亡率因素交织在一起，对人口老龄化过程的影响纷繁复杂，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变动的影响如图1所示。
出生性别比变化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为：
将样品在含有7 mol·L-1尿素，2 mol·L-1硫脲素，0.1%(W/V)CHAPS溶解后超声波处理60 s，室温提取30 min，收集上清液离心，15 000 r·min-1，4 ℃，10 min，重复2次，用于iTRAQ分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口发展惯性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其在1983年的贡献率达到了99%以上。随着人口增长方式发生转变和人口老龄化率快速增长，生育水平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开始增强，并逐渐成为主要影响因素。2013年之后，生育水平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贡献率持续稳步上升，而人口惯性作用的贡献率则快速下降。到2050年，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接近60%，而人口发展惯性的贡献率仅剩23.70%，但两者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贡献率之和始终保持在八成以上。相比较而言，平均预期寿命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较低，1983—2017年基本保持在10%以下，出生性别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十分微弱，1983—2017年基本保持在1%以内（见表5）。
为了使上述人口指标与人口统计数据相适应，有必要对人口指标进行界定，以总和生育率表示人口生育水平，以平均人口出生预期寿命表示人口死亡水平，将相应数值代入数学模型，计算得出各因素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贡献率。
四、数据来源与指标设定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987年、1995年、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以及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根据上述资料进行数据整理，并对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内插法和外推法予以补充。
（一）基期人口数据
人口发展惯性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为：
2.2 实践工作坊的实施 “实践工作坊”要求多人参与，共同研习、共同合作操作。教师根据课程内容及大纲要求布置实践任务，各坊根据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进行研习与讨论，合作制定实验方案，协同完成实验，在实验完成后各坊展示实验产品，在展示过程中指出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以及解决方案。展示完毕后，教师组织与实验课上其他工作坊对该实验方案的制定依据和实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发表见解。经过几轮实验实训后，大部分学生会对果蔬加工工艺学有较为透彻的理解，实践操作水平大大提高，学生合作力、组织力、协调力、领导力等能力明显增强。
（二）总和生育率
人口因素对老龄化的影响呈现多阶段和多时期性。人口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分阶段的，死亡率下降初期主要表现为婴儿死亡率下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口结构年轻化，死亡率下降后期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此时的预期寿命延长才会真正促使人口老龄化。同时，人口因素对老龄化的影响错综复杂。出生人口性别比决定了当期女孩出生数量，这将影响15年之后的育龄妇女规模，在保持TFR不变的情况下，当期出生性别比偏高将使15年之后的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从而使人口老龄化水平有所上升；当期出生人口将成为60年后的老年人口，在保持人口发展趋势不变的情况下，出生人口减少将使60年后的老年人口规模下降，从而使60年后的人口老龄化率有所变化。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进程不仅受到当期人口因素影响，还会受到历史累积因素影响。历史累积作用是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的动态影响，亦可将之称为人口发展惯性。
表2 1982—2017年我国平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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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以最近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分析基础，1982年人口普查的死亡数据质量比较高，基本不经调整就可以直接应用于分析研究（游允中，1984）；199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死亡数据存在一定程度漏报，不仅0～4岁人口死亡漏报严重，而且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死亡漏报也相当严重（王金营，2013）。应用李树茁（1994）的研究成果，对死亡漏报进行适当调整，并采用线性内插法得出各年份出生预期寿命，设定2017年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4.04岁、女性为79.83岁（见表3）。2018—2050年，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以年均0.2岁的速度增长，死亡模式以各年龄段预期寿命作为参考指标，并采用西方模式生命表。
表3 1982—2017年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变动情况（单位：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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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生人口性别比
⑨由于风浪影响或水位测量误差可能造成水闸上下游水位偏差，为防引排倒流，设定上游水位比下游水位高0.01 m以内时，闸门一次性关到底（不分级关闸）。
表4 1982—2017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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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因素贡献率测算结果
将上述人口指标数据代入数学模型，即可得到人口老龄化原因的人口学变量分解情况。测算结果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平均预期寿命、出生性别比和人口发展惯性等因素对全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有着一定影响，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时间推移，上述因素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贡献率将会发生结构性变化。
（一）从贡献率绝对量来看，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惯性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八成以上
平均预期寿命变化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为：
表5 各因素对全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贡献率（主要年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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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总体变动趋势来看，育龄妇女生育水平逐渐成为决定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主导因素
1983—2050年，人口发展惯性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贡献率呈现总体减弱趋势，将从1983年的99.60%降至2050年的23.70%；同期，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贡献率逐年增长，将从1983年的0.11%增至2050年的58.76%。人口发展惯性和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贡献率一降一升，两者于2006年开始基本持平，互有高低，并于2013年完成实质性切换，人口老龄化的主导因素开始由人口发展惯性转换为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见表5，图3）。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增加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0.28%增至2050年的11.97%，对全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强，但其贡献率较为有限；出生性别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相对较弱，且带有明显滞后性，其贡献率从1983年的0.01%增至2050年的5.57%，其中2019年将增至1%以上（见表5）。
不过，大人们要做的，可能是纠正“偏食”吧。文学的世界非常宽广，好吃的“食物”也远远不止那么几样。我想孩子们可以从各种题材的书中获得阅读的乐趣，让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毕竟，如果只偏好某种食物，有可能营养不良哦。
图4左下表示LNAPI_SA对LNAPI_SA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农产品价格给CPI一个冲击，在第1期时，CPI就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产生了正响应，且响应的效果逐渐增强，在第3期达到最大；之后CPI对农产品价格冲击的响应效果逐渐减弱，在第8期（两年）时为0；之后继续下跌，产生负效应，在第10期时达到最大负效应；之后回升在第14期时再次变为0；之后趋于平稳。这说明在1-2年内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会对CPI 产生正影响，且在价格上涨后的9个月内影响最大，但在2年后可能会对CPI产生负影响。
图3 生育水平和人口惯性对老龄化进程的贡献率变动情况
（三）从不同生育水平来看，高低方案下的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贡献率略有差异，但不会造成结构性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各因素在高低方案下的贡献率差值均呈逐年扩大态势，其中，生育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差异最为显著。高方案下，生育水平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影响略低一些，高低方案下的贡献率差值将于2050年扩大至5.79个百分点，而人口发展惯性、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贡献率均会有所增加，2050年时的高低方案贡献率差值将分别增至2.86个百分点、2.00个百分点和0.93个百分点。从其差值绝对量可见，到2050年时差值最大不过为5.79个百分点，将总和生育率从1.50提升至1.80，仅使生育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下降一成左右，生育水平仍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主导因素，其比2050年时的人口发展惯性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高出将近一倍（见表6）。由此可见，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不同方案下各因素的贡献率总体构成和排位次序保持不变。
以某纯电动汽车为研究对象，以传统汽车设计思路为基础，根据设计目标确定了动力系统的相关参数。介绍了动力性系统参数的相关计算要求，确定了各个部件参数。在设计逻辑门限控制策略以及双向DC/DC转换器的基础上，搭建了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数学模型。在ADVISOR环境下对某纯电动的车动力系统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验证了设计方案的各项指标的合理性。结果也表明电机在较高工作效率区间工作且电池具有良好的充放电特性。为纯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设计提供了一种高效可行的方法。
表6 高低方案下各因素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主要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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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结论
人口老龄化是死亡率和生育率双双下降的必然结果。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总和生育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人口因素累积所形成的惯性作用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发挥重要影响；相对而言，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影响较为微弱。研究结果可帮助我们理性认识人口老龄化过程，科学看待未来老龄化决定因素，有效制定适合老龄社会发展的相关政策。
一是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将决定和主导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将2018—2050年的总和生育率从1.5调整为1.8，生育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将有所降低，尽管从数量上仅下降5.38个百分点并不会给人口老龄化进程带来实质性变化，但适度提高生育水平对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有着重要影响，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对优化老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2016年1月，国家开始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但三年来的实践表明，这一生育政策的调整效果欠佳，生育反弹动能不足，甚至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出生堆积现象。数据显示，2018年出生人口比2017年还减少了200万。“全面二孩”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价值观已经从紧缩型走向适度宽松型；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内涵开始由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调控总量、提升素质和优化结构并举转变，由管理为主向更加注重服务家庭转变，由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向政府、社会和公民多元共治转变。政府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定位是：做好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开展人口监测预警，研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生育率是决定未来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全面“二孩”政策不是调整生育政策的终点，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始终在路上。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好完善与生育政策调整相配套的一揽子经济社会政策，构建家庭发展支持政策体系，助力家庭经济、社会、生育、学习、共同应对风险等功能和能力的提升，加强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从而有效提振人们的生育信心，增强其生育意愿，提升其生育能力，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二是人口死亡水平将持续深入影响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改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将呈现稳步延长态势，但上升幅度较小，上升速度缓慢，其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亦为“润物细无声”。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延长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并没有直观感觉的那么大，预测2050年的贡献率仅为12%左右。这提示我们，需要科学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生预期寿命增加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影响并非仅仅体现在人口老龄化率上，更主要的是通过扩大老年人口基数而使未来失能老年人口增多。所以，未来宜以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为目标优化老龄健康服务模式，建立健全老龄健康服务体系，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有效降低或延迟慢性病及其并发症发病率，从根本上降低老年人口失能风险，延长中年期和健康老年期，缩短非健康老年期，促使老年人保持较长时期的健康状态。为老年人口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积极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与社会环境，已经成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由此，一要加强推进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方式转型，合理配置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资源，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全面提升为老服务能力；二要建立完善健康促进工作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开展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知识，增加健康投资，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三要完善老年健康支持体系，加快发展老年保健事业，提高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减少老年病的患病率，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最大程度延长老年人独立、自主生活时间，延长健康寿命。
三是人口发展惯性对老龄化进程的影响不容忽视。人口发展是长周期事件，不仅取决于当期人口因素及其指标水平，还与过往人口发展轨迹有着重要关联。随着医学科学技术进步、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管理服务水平提高，人口死亡率在较低水平保持稳定将是必然趋势。今天的老年人是60年以前出生且依然存活的人口，今天的出生人口将在60年以后步入老年期，由人口发展惯性所决定的老年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率上升是长周期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规律使然。这就需要我们在拟定人口政策和老龄社会相关政策时，必须尊重人口发展规律，树立长周期的时空观念，以全生命周期视域规划未来的人口发展，科学预见其可能对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影响及其程度，切实保障相关政策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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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actors Determ ining China's Population Ageing Process
HU YaoLing1,YUAN Xin2
(1.School of Economics,Hebei University ofChina,Baoding 071002,Hebei Province,China;2.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on Ageing and Development,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Population ageing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cline in both mortality and fertility.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ageing,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mathematical model to quantitatively study contribution rates and changing laws of various factors of population ageing.Results indicate that a lower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a longer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are the main causes of population ageing.The fertility level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ill determine the ageing process in the future,and themortality rate of the population will continue to influence the process as well.The inertial effect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geing of population.Comparatively speaking,the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has a weak impact on population ageing.This paper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eing rationally,consider determinants of ageing in a scientific way,and make sound policies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 evolvement of China's ageing society.
Key words:population ageing;mortality rate;fertility rate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98（2019）03-0003-13
收稿日期：2019-2-12；修改日期：2019-03-0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13JZD005）。
作者简介：胡耀岭（1969—），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人口与健康；原新（1962—），甘肃玉门人，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人口老龄化、人口政策等。
[责任编辑：魏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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