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阳明学诠释理论是以二度诠释研究为视角的阳明学诠释史为基础而建构的话语体系。其建构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历史”与“理论”的双重必要性，在“史”与“论”融合视阈下，呈现出显性与隐性双重建构结构。阳明学诠释理论是对阳明学五百余年的发展与诠释史的理论升华与回应，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阳明学；诠释理论；诠释史；二度诠释
自阳明龙场悟道迄今，阳明心学成为中外学者皆可得而释之的对象，产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形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阳明学诠释史画卷。但仔细检视之，我们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往研究阳明学的学者及其著述基本都是对阳明学思想的一度诠释研究，几乎是没有二度诠释研究的，也没有以二度“诠释史”的视野来观照阳明学的诠释流变史；第二，以往的一度研究著述多侧重阳明思想的“还原诠释”或“价值研究”，几乎没有自觉到诠释话语体系的建构，故显得散乱和先入为主，从而缺少普遍性意义；第三，以往的中外阳明学比较研究多侧重义理层面，很少自觉到更为根本的诠释话语的差异；第四，以往的中外阳明学研究著述和史论集多呈现散片化，以阳明学为主题，以诠释话语体系为形上理论建构的阳明学诠释史亟待研究。以上问题，一方面体现了阳明学研究的现状和阳明学诠释理论建构的缺失；另一方面也为开展阳明学诠释理论建构提供了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和诠释语境等。阳明学一度研究的丰富著述为二度诠释理论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文献基础，而其丰富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正是开展研究的可能性依据。阳明学思潮及其流变则构成了二度诠释之语境，在此语境中，我们可以通过探究因国家、政治、民族、文化和诠释方法、诠释立场、诠释向度等的不同带来的不同诠释结果，在诸多具有差异性的诠释结果组成的王阳明思想的诠释史中反思其时代内涵与衍化，以及文化语境对文化生成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建构一种新的阳明学诠释理论。
当手术结束之后，护理人员应该将患者安全的送至病房，并在运送患者的途中，根据患者的情况适当为其调整输液的速度，要注意动作的轻柔、平稳，切勿因振动与牵拉等引起患者的伤口疼痛。应该注意保证引流管和静脉通道的疏通，同时要为患者做好保暖措施，时刻关注患者的呼吸状况[2]。在手术结束后5 h，到患者的病房进行巡视，及时了解患者手术后的情况，积极鼓励患者以乐观的心态面对治疗，从而早日康复。
阳明学诠释理论体系在根本上是一套阳明学的诠释话语体系，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对于已经流衍五百余年的阳明学而言，其诠释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阳明学的诠释流变史研究，只有在“史”与“论”的融合中，在个体性与普遍性、在异与同的互见中，我们才能更好地认知阳明思想之真。
总之，将网络教学平台运用到职校数学教学中，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与时俱进，掌握使用各种平台的能力。教师研究教学内容、平台功能来备课，恰当地运用平台，并把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和教学行为进行有机整合，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不再受空间和时间的约束。如果网络教学平台能更好地为职校数学教学实践服务，那么必然会为职校数学教学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当然，阳明学诠释理论体系的建构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进路的“必然”或“必需”的结果，不是为了研究阳明学而设计出来的研究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它有着“历史”和“理论”的双重必要性。
明末清初，在“救世”思潮之下，一方面，阳明后学积极建构心学与事功的合一之学(1)王畿在《与罗念庵》一书中谈到先师年谱的编撰时说：“学术事功，须混作一项，提掇学术处详明曲尽，而于事功种种应迹，正是此学术下手处，使人读之，则可以默证此学之精微，方是传神手笔。”参见[明]王畿：《与罗念庵》，《王畿集》卷十，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并身体力行，“救亡图存”；一方面，阳明学又被时人视为“空疏”“清谈”“误国”“灭国”之学。清末民初，在社会变革、政治维新之势运下，解决思想原动力的问题迫在眉睫，阳明学成为不二选择。新文化运动30年(1919—1949年)，在中西文化思潮激荡之下，阳明学成为启蒙与图变的心之动力。新中国成立后，在唯物与图新的思想与社会运动中，阳明学又被视为主观唯心、反动落后之思想。新时代承载着中国梦，伟大复兴呼唤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文化自信，阳明学再度成为显学，集信仰、自信、创新、成功诸厚望于一身。在异域的韩国和日本，阳明学也经历波折。阳明学在韩国由最初的被抑制，到积极参与近代化进程，再到在第四次工业化浪潮中的人性教育、人文主义中发挥积极作用。阳明学在日本一直走在“日本化”的道路上，几乎没有错过参与社会变革中的任何一个重要事件。阳明学在发展流变的五百余年间，可谓命运多舛。但正是这起伏不定的命运表明阳明学始终没有离开，它以一种在场意识参与并见证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政治的发展与变迁。因此，阳明学发展衍变的五百年，也是其与时代思想、文化、政治、意识相生相斥的五百年，阳明学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形态或“身份”都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纵观五百余年的阳明学发展历程，阳明学的每一次理论新突破、思想新发展、实践新成就都与时代变革、历史事件密切相连。这些看似独立、分散的发展与突破是我们检视阳明学时不可回避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思想史事件”，并以一种一贯的、整体的理论体系作出解释，就需要建构一种全新的阳明学诠释理论体系。这同样是今天的阳明学研究不可回避和应该承担的学术责任，当下的阳明学研究者有责任对五百余年来的阳明学发展作出理论总结和回应，而不仅仅是“史”的梳理和“思”的解析，尽管这一任务异常艰巨。
透过浩如烟海的阳明学研究著述和阳明学五百余年的“遭遇史”，我们发现作为思想形态存在的阳明学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阳明学思想是动态的。阳明学是历史语境中发展、演化的产物，它不是如其产生时那样一成不变，而是与其所处的时代思想发生交流、碰撞，乃至文化要素间的互渗与转换，最终形成一条清晰可见的阳明学诠释史；第二，阳明学是语境的产物。不同地域的个性文化语境与时代普遍语境所形成的双重语境使产生、发展于其中的阳明学在保持基本属性的同时也具有了不同的地域个性。阳明学是时代思想的一部分，也必然和时代思想发生影响与互动；第三，阳明学可以超越政治文化。伴随着当代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政治与文化的疏离趋势也日渐明显，在不同于传统社会政治与文化密切结合的当代语境中，阳明学得到了更为多样性的发展和多重性的价值体现。阳明学在学术研究与思想交流的层面先于政治而达到了广泛的认可、普及与发展。阳明学的这三个特征使其似乎具有了变动不居、变化莫测的特性，其实不然，阳明学具有自身的“自性”，上述特征不过是阳明学的“适应性”罢了。阳明学的“适应性”即呈现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阳明学”——是“适应性”和“自性”的合一。它一方面体现了阳明学的阶段发展，另一方面体现了阳明学对其之为阳明学的基本原则的持守。如何通过对“典型阳明学”的研究，透过表面的“适应性”揭示阳明学的“自性”，这就需要建构一套诠释理论体系。作为言说对象和结果的阳明学始终处于不断生成中，对象和结果是相对的，二者可以不断转化，故唯有诠释话语体系是相对稳定的，它具有超越性、普遍性。
阳明学诠释理论建构以诠释史为基础，是对诠释史的升华。从一度诠释研究的视角看，阳明学诠释史是建构之再建构，是有亦是无，是有无合一，故其需要在诠释建构中由本质的“在”走向实存的“有”，阳明学诠释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得以抽象与建构起来。因此，阳明学诠释理论研究的显性对象是国内外代表性阳明学者及其著述，及其按历时顺序构成的阳明学发展史，其隐性对象是具有不同面向和形态的阳明学及诠释话语体系，它们隐藏在二度诠释内。抑或可以说，阳明学诠释理论建构是“史”和“论”的双重建构，由具体到抽象、由形下到形上，最终落实于“史”的考察和“论”的哲学分析。故而，阳明学诠释理论建构呈现出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相融合的双重结构。显性结构以历时顺序为主，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整体研究”“区块研究”与“个体研究”相结合：将阳明学诠释史研究分为中国、日本、韩国、欧美四个相对独立部分。以“区块研究”构成对阳明学诠释史研究的“整体研究”，然后对每个时期的代表性阳明学者的思想进行“个体研究”，以“个体研究”充实“区块研究”；第二，传播影响与师承学承相结合：考察“区块研究”间特别是中国阳明学对日本、韩国、欧美阳明学的早期影响，及近现代以来其相互间的影响，同时考察“个体研究”中每个代表性思想家因师承、学承等带来的影响，这主要集中在每个“区块研究”内部，但在当代学者中也可能跨越“区块”。隐性结构以共时顺序为主，具体表现为在进行“区块研究”和“个体研究”时始终贯彻范畴论诠释、方法论诠释、主体论诠释、价值论诠释、发展论诠释等五个向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时代与地域语境中的诠释话语结构进行探讨，由此总结出阳明学诠释的普遍规律和特征。这种二重结构要求我们既要把握阳明学的主导原则与观念，分析其与相关诠释论点的关系，又要还原思想体系于具体的思想史情景中，再现其具体性、多重性和多样性，并解释形成的外在与内在根源，以及文化语境与文化生成的相互影响，把实证考察和哲学分析统一起来，因此，这需要宏阔的哲学史视野和高度的理论抽象。但在根本上，这是一种求同原则下的基于方法差异化的内在理论、立场、视角与思想研究，是貌似悖论的对立统一研究。
总之，阳明学诠释理论建构是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课题，其二度诠释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地弱化诠释者的“偏见”对把握阳明思想的影响，进而得到经过阳明文献和阳明学诠释学术史双重论证的结论，厘清阳明学研究中的诸多误解，探究出阳明学诠释史中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理论。其中也关涉着对阳明原著与一度研究著述、一度研究著述之间的差异性诠释。阳明时代及其后的关于阳明思想的研究构成了一部阳明学发展史，这部发展史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我们要建构的对象，而是研究的对象。因此，通过对中国阳明学诠释中对其他学术思想及西学的处理、阳明学韩国化、日本化、西化过程中对中国阳明学乃至儒学思想及同时代其他本土学术思想的处理等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对比与总结，从而获得新的成果，可以为当下文化复兴中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和西学、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为当前的文化自信与和谐社会秩序建构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思想资源和形上根据。
参考文献：
[1]王畿.与罗念庵[M]//王畿集:卷十.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ProblemsandThoughtsontheConstructionoftheHermeneuticTheoryofYangmingSchool
LU Yong-sheng
(Institute of Yangming Doctrine and Research on Guizhou, Guiyang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5, Guizhou, China)
Abstract:The hermeneutic theory of Yangming School is a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the hermeneutic history of Yangming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ond-degree hermeneutic research. Its construction has clear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dual necessity of “history” and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history” and “theory”, it presents a dual structure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construction. The hermeneutic theory of Yangming School is a theoretical sublima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hermeneutic history of Yangming School for more than 500 years, which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Yangming School; hermeneutic theory; hermeneutic history; second-degree hermeneutics
中图分类号：B2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133(2019)04-0007-02
[收稿日期]2019-03-13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阳明学诠释史研究”(项目编号：17AZX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陆永胜(1978-)，男，河南南阳人，贵阳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 何志玉]
标签：思想论文; 理论论文; 语境论文; 文化论文; 著述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明代哲学(1368~1644年)论文;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阳明学诠释史研究”(17AZX006)论文;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