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次生政治舆情深刻影响社会舆情的性质和方向、公民道德教育环境和公众道德共识的生成，如果处置不当，会带来不可预料的“二次危机”。应当辩证分析次生政治舆情的发展演变和内在规律，以制度建设、舆论引导等方式加强次生政治舆情建设，促进次生政治舆情与原生政治舆情良性互动，并使其真正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关键词】次生政治舆情 公民道德养成 后真相
在互联网技术广泛普及的今天，人类进入了情绪化表达、非理性言论大肆传播的“后真相”时代，在这种时代环境中，政治舆情传播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情绪宣泄、个人信仰为主体的次生政治舆情占领了公共政治舆情空间，并形成了独特的次生政治舆情生态。
“后真相”背景下次生政治舆情具有后发性、关联性和敏感性特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络空间中草根阶层、小镇青年成了话语传播的主体，情绪化表达、非理性言论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内容，这无疑推动了舆论表达和信息传播的多元化，但也带来了主流媒体话语缺失、知识精英话语权式微等问题。美国学者凯斯·桑坦斯将之称为“后真相”时代。他认为，虚拟的网络世界带来了话语传播的“糟托邦”，事实和真相也可能被遮蔽。“后真相”时代的政治舆情传播呈现出极端化、片面化、猎奇化等特征，社会大众往往会被网络造谣、花边新闻、情绪化表达所吸引，反而忽视了政治事件和热点问题的事实真相及发展过程，这些深刻影响了当代政治生态的发展，并带来了次生政治舆情泛滥的传播局面。
次生政治舆情是相对原生政治舆情而言的，是原生政治舆情在各个舆论场传播中经过再加工和再创造所形成的新舆情，如果对次生政治舆情处置不当，往往会带来不可预料的“二次危机”。一是后发性。次生政治舆情是原生政治舆情“裂变”和“病毒式”传播的结果，是围绕原生政治舆情展开的。比如在“严书记事件”中，网民们围绕严书记身份产生了许多猜测和情绪化观点，但是当严书记违法违纪问题被查清、其本人受到惩处后，各种次生政治舆情也渐渐消散。二是关联性。当原生政治事件发生后，事件相关的利益主体也会成为次生政治舆情的重要指向，比如某一事件爆发后，与其相关的政府部门、官方媒体都可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三是敏感性。次生政治舆情往往比原生政治舆情更具话题性、情绪性、极端性，可能会刺激大众敏感的神经。比如，当涉及政府官员、权力部门与弱势群体的关系时，网络舆论会将新闻事件与伦理道德、社会正义、贫富差距等方面联系起来，以极端化、情绪化、道德化的方式进行传播和扩散。
次生政治舆情对公民道德生成的影响
次生政治舆情并不局限于公民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建设等领域，会对公民道德观念培育、道德共识生成、道德环境建设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是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
次生政治舆情影响公民道德观念培育。在网络化、多元化的时代，各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肆意传播，给公民道德意识培育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利己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就影响着青少年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次生政治舆情是政治民主化在网络空间的表现形式。在负面舆情中，各种政治观点、政治谣言、情绪化表达泛滥，传统道德、现代观念、西方价值观相互交织，情绪化表达、极端化言论肆意传播，这使真相和事实变得微不足道，情绪宣泄、自我表达才更重要，由此，人们会产生“找不到北”的道德无助感，好像被抛弃到了“陌生的荒原”。这严重影响了公众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道德建设。
次生政治舆情影响公民道德共识生成。公民道德教育以全社会的道德共识为基本前提，只有对公共生活、公共道德产生价值共识，才能更好地推进公民道德教育，将外在的道德原则内化为公民的道德人格和道德自觉。虽然在“后真相”时代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但是其政治参与能力并没有明显提高，许多社会成员缺乏政治定力和是非分辨能力，对主流媒体的报道持否定态度或不满情绪，更喜欢小道消息、花边新闻、道听途说，这使他们常常以情绪宣泄、个人偏好等方式发表政治言论，进一步加剧了负面次生政治舆情的泛滥。
引领公民道德观念，保障次生政治舆情的道德合理性和价值正当性。如果说原生政治舆情是独立的、内生的、理性的，那么次生政治舆情就是信念和情感主宰的、主观性的、偶然性的。这意味着次生政治舆情不免带有主观偏见，可能会在民意的浪潮中随波逐流，所以说它是“情本位”的政治文化，是个人信念“抱团取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以正确的信念、积极的情感引导，促进次生政治舆情和原生政治舆情良性互动，为公民道德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应当将理想秩序作为次生政治舆情的首要价值，引导自媒体、新闻网站、社会舆论等媒介正确传播政治舆情，保障次生政治舆情的道德合理性和价值正当性。
虽然次生政治舆情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但只要合理引导，是能够促进次生政治舆情与原生政治舆情良性互动的，也能使其真正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合理引导次生政治舆情，为公民道德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
次生政治舆情影响公民道德环境建设。次生政治舆情具有正向和负向两重功能，正向次生政治舆情往往能够营造一种自由民主、宽容独立的公共政治环境，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并进一步强化公共权力和公共道德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负向次生政治舆情以情感、信念等方式对公共权力进行报复和反制，质疑公共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导致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极端主义等不良价值观泛滥。于是，谣言和谎言泛滥，事实和真相湮没于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之中，公共伦理、公民道德湮没于情绪宣泄、“娱乐至死”的浪潮之中，公民道德环境随之恶化。同时，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不明真相的公众不愿接受复杂的论证过程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更愿意相信经过包装的政治谎言，那些明白无误的、简洁明晰的、绝对式的、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言论更能够吸引公众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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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推动次生政治舆情的法治化规范化。作为社会政治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次生政治舆情内蕴了公众的情绪表达、个人信念、价值理想等要素，并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参与度。显然，次生政治舆情建设也是影响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应将自由、民主、理性等政治价值观融入公共政治建设中，培养公众的平等意识、公共道德意识和思想政治觉悟，提升次生政治舆情的道德合理性、价值公正性和舆论导向性；应加强公共舆论监管体制，用法律制度规范次生政治舆情传播行为，推动次生政治舆情的法治化、规范化，将公共政治舆情转化为推动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力量；应明确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网络媒体的主体责任，将各种极端的、反社会的、误导公众的政治舆情屏蔽在传播体系之外。加强道德环境建设，降低负向次生政治舆情发生的可能性。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等思想文化肆意传播，弱化了公众对主流道德观念的价值认同。以次生政治舆情培育引领公民道德建设，应加强公权力运行机制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机制和行政问责机制，不断减少各种掩盖事实真相、逃避公众监督的现象发生，从源头上降低负向次生政治舆情发生的可能性；应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开展文明上网实践，培育公众公共道德意识，提升公众政治参与能力，为次生政治舆情的良性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参考文献】
①[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②郑智斌、宋微：《次生舆情的成因及其应对》，《当代传播》，2017 年第5 期。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为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
责编/张忠华 美编/李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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