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戴维·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探赜论文

刘歆:戴维·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探赜论文

【内容摘要】戴维·佩珀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借鉴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的基础上,擘画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阐明生态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捍卫社会公平与正义,追求环境友好与生态和谐。这充分彰显着佩珀作为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视野与政治立场,深刻体现了佩珀深邃的历史思维、恢宏的战略思维和系统的辩证思维,对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 键 词】戴维·佩珀 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生态持续恶化、资源约束趋紧、自然承载力下降等生态难题日益突出。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戴维·佩珀(David Peper)在其著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深入剖析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绿色政治思潮(包括生态中心主义、技术中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根源及其物质基础,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持续扩大的现实根源,明确指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的任何“技术性修补”而非“根本性变革”都无法从源头上改变资本主义生态、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破解生态危机的唯一路径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性变革,实现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生态社会主义制度,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真正自由和人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

⑨赵欣:《古基因组学和考古学的整合——2018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7讲纪要》,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8年6月19日.

一、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

面对世界性的环境污染、资源损耗以及生态危机持续扩大的现实问题,戴维·佩珀阐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和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P105)佩珀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既不能停留在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表面,也不能停留在依靠人类意识、观念变革解决生态问题的层面,而应该进一步探寻生态恶化的现实根源。戴维·佩珀把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运用唯物史观对生态问题进行全面解读,明确指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深刻阐明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掩盖下的生态非正义。

一方面,在资本逻辑操控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和无限获取最大利润。戴维·佩珀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就是资本积累、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以利润增长为核心、无限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内在逻辑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已经从生产领域渗透到消费领域,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现象接踵而至,同时资本家也会通过广告、娱乐等宣传手段,投入更多的资本制造市场需求扩大的假象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必然导致污染预防控制、资源循环使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措施没有落实到位,直接造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财富分配不公以及生态系统功能的功能紊乱,激化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使社会与自然发生新陈代谢断裂,致使生态危机在世界各地扩散蔓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疯狂趋利的逻辑本性导致贪婪战胜正义,疯狂战胜理性,资本主义的利润驱动型体制也建立在压榨工人阶级、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物质环境的基础之上,这就使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必然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致命缺陷,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因此,资本主义从它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属性来说,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损害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呈现出反生态、反自然的本性。

最后五分钟,比赛进入白热化,双方势均力敌。女生的体力肯定是稍逊于男生的,只能以智取胜。我们决定团结一致,我和另外三个低年级的女生手拉手组成一堵“人墙”,在前面负责掩护和转移注意力,三个五年级的组员负责“进攻”。在我们有序的进攻和防守下,男生组的人数越来越少。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致力于“社会公平与正义”,并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解读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生态矛盾,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与社会不公正现象频繁出现。佩珀认为:“环境威胁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同样严重的,一些富裕的人,仍然能享受舒适健康的环境,并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2](P340)正如佩珀所言,环境灾难对穷困人民和富裕群体的影响是不平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群体利用金钱抢占掠夺贫困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转嫁污染,远离渐趋恶化的生态环境,以保证自己能够享受到舒适且健康的生存环境。这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而且严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不难看出,免除环境威胁需要富裕的物质基础,而富裕群体依靠资本主义赤裸裸的不公正性和不平等性始终维持并保护着这个基础。佩珀将社会不公正现象与日趋恶化的生态难题结合起来,明确指出贫困落后也是生态持续恶化、环境承载力日益下降的重要原因,处理好国家贫穷落后的问题是解决生态不公正难题的基础性条件。

二、生态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0](P38-39)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不但来自于而且从属于自然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与环境面对的是“增加资本积累”这一铁的规律,使利润日益增长、资本不断扩大是必要的,但对于自然和环境来说,将必然是灾难。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利润驱动型体制造成了环境不友好和生态不公正的现象,激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内的生态矛盾,导致全球环境持续恶化、资源约束趋紧、自然承载力下降等生态难题。因此,戴维·佩珀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社会发展的不可再生性与不可持续性,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了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的本质,最终从经济、政治和生活三个维度,明确提出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设想,追求环境友好与生态和谐的理想蓝图。

首先,从经济维度来看,在经济模式上,戴维·佩珀坚持适度发展的原则,主张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强调为维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应放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同时,佩珀也提倡根据人类的实际需要进行社会生产和资源分配,阐明:“生产时建立在资源劳动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的大多数人都会发挥自己的才能与别人相处,所以个人愿望在很大程度上与共同体是相一致的。”[2](P265);在经济体制上,佩珀提出建立以满足人类的合理需求为目的,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目标的适度的经济增长,明确指出合理使用技术可以增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在经济运行方式上,佩珀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无序性等特征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倡导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运行方式——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同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合理限制市场竞争,主张建立生态经济模式替代市场经济模式;在经济制度方面,佩珀坚决反对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工具性的关系,主张在尊重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的基础上,实行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有计划地调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佩珀建构的生态社会主义坚决驳斥生态中心主义,因为它融入了太多的绿色意识形态并且有时公然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将自然界神秘化,使人与自然向分离,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二元论基础上的环境决定论”[7](P132-136)。它要求人要敬畏生态约束与自然法则,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遵循生物的伦理道德,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关怀。“但这既与生态社会主义坚持的社会——自然关系一元论观点背道而驰,又与生态社会主义对人类困境关怀原则南辕北辙。”[8]也就是说,生态中心主义名义上单纯地从自然的立场出发保护生态的整体利益,但实质上它视人类为自然的摧毁者和生态的破坏者,把自然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位置,将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神秘化,颠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必然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体制。生态学认为,人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人又不能超越自然,应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并将人类对自然的关怀与社会的改造结合在一起,通过个体自觉的方式达到尊崇自然的目的。佩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与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同义,也正是多布森所说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它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以人类的现实利益为逻辑起点,以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为最终目标,是一种重视万物生存、珍惜自然利益、崇尚人道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弱含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生存状态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特征。”[9](P51)另外,佩珀赞同格伦德曼“支配自然”的观点,他阐明,生态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生态问题反映着人类整体的生命活动毁坏了自身的生存条件的困境,并强调通过人类的集体行动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制度,以从根本上解决积重难返的生态难题。“支配自然”这一思想提供了人如何解决人既存在于自然又与之相对立的矛盾的途径。当然,“支配自然”并不等于破坏自然,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肆无忌惮地去盘剥自然,而是人类在满足自身合理需要、实现主体利益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包含有保护自然的涵义,但是,这种“支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内被狭隘的经济利益所扭曲。佩珀特别强调,人类并不是大自然的污染源,人并不是天生就富有侵犯性、贪婪性、野蛮性,人按其本性来说具有理性精神,目前人面对自然所表现出来的巧取豪夺是由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造成的,人按其本性与自然并不冲突。换言之,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与成本外在化与收益内在化的逻辑造成了人本质上的异化,即人的疯狂性与富有侵略性等病态特征。因此,只有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的利润驱动型体制,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调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同时兼顾非人类自然的利益,才能逐渐消除这些病态特征,从而恢复其理性,破解生态危机的困境。佩珀指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从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出发,以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合理需要为基础,通过理性方式合理使用并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社会生产,建立一种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真正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

1.2.3 形成最终量表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对某综合性医院265名护士进行正式调查,对量表进行信效度分析后形成最终版综合性医院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

三、生态社会主义捍卫社会公平与正义

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公正日益缺失的现实,生态社会主义坚决捍卫社会公平与正义。首先,佩珀阐述了民主的重要性,强调要消除这种不公正与不平等的现象必须从体制内而不是体制外寻找解决途径。生态社会主义民主以权力的空间划分为基础,是一种自下而上、重在参与的权力民主,而权力的分散化避免了高度集权带来的独裁专制、剥削压迫,有助于促进平等与公正的健全和完善。其次,佩珀阐明了多样性的原则。文化多样性可以避免资本的全球化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促进社会的繁荣和昌盛,而生物多样性则为大自然增添生机与活力,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和不可分离的和谐关系。最后,佩珀论述了共同体的必要性。一方面,共同体可以通过独立自主、自力谋生减少对经济全球化的依赖程度,避免了话语权缺失、贸易不平等的现象;另一方面,共同体可以通过发展社会生产、降低能源消耗满足成员的基本需要,有效解决因地区经济差异而引起的不公正问题。同时,戴维·佩珀特别强调:“社会正义在全球范围内是所有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的,实现社会公正是与其他社会难题做斗争的前提条件。”[2](P176)在佩珀看来,社会公正既不是国家权力划分的公正,也不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而是人类在环境污染、资源损耗、自然承载力下降等生态意识上的公平与正义。资本主义无限追逐剩余价值和获取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在逻辑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缺失生态正义,具有反自然、反生态的重要特征。最终,戴维·佩珀深刻论述,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内,在资本疯狂趋利和扩张的运动中,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环境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只有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捍卫社会公平与正义,才能有效控制和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

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生态持续恶化、资源损耗加剧、自然承载力日趋脆弱的严峻性,推行“生态帝国主义”政策。所谓“生态帝国主义”就是在复杂的国际格局的演变形势下,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仍存在不公正、不合理因素的情况下,由于资本无限扩张的需要,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含量低、产品质量低和物质资源投入较多、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搬迁至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向发展中国家排放大量的有毒废弃物,疯狂侵占和无限掠夺这些国家的丰富自然资源,尤其是宝贵稀缺资源,把生态难题转嫁给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减轻了本国生态系统的压力,保证本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这也造成世界各国发展的极度不均衡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落后。戴维·佩珀认为:“环境质量和物质贫困与富裕相关,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维持了自身并成为世界羡慕的对象。”[2](P140)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的利润驱动型体制内,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自然资源有限和生态危机持续恶化的双重压力,通过转嫁污染和掠夺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措施来缓解本国的生态矛盾,改善本国的生态环境。首先,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速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在国际社会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制定贸易和竞争规则方面具有的发言权以及在资金、技术方面的强大优势,疯狂抢占和掠夺全球性资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宝贵稀缺资源。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意识到治理环境污染的必要性,但是由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循环利用以及污染预防控制等措施会加剧本国企业的负担,使生产成本迅速提高,所以他们打着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旗号,在贫困落后的国家开设工厂,甚至将一些向生态排放有害物质、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搬迁至环境监管比较松懈的发展中国家,这样既缩减了本国政府和企业治理生态污染的负担,又为本国企业提供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了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再次,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到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在刺激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着世界财富分配不公、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社会经济发展失衡,使全球环境问题渐趋恶化。最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倾倒家庭垃圾、工业垃圾和有毒废料等危险废物,把那里当作他们的垃圾处理站,这严重威胁着贫困落后国家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加剧了世界生态环境的污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萨默斯曾经说:“向收入低的国家(输出肮脏工业)和倾倒一批有毒垃圾,其经济理由是无可挑剔的。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种局面。”[3](P73)佩珀强调,资本主义无限获取剩余价值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将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拓展到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制度的层面,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必然以牺牲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疯狂掠夺自然资源为代价,因而是反自然、反生态的。因此,“要根除生态危机,就必须进行资本主义的更替,实现生态社会主义”[4](导言7)。

戴维·佩珀认为,资本疯狂逐利和盲目扩张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成本外在化、收益内在化”政策的必然性,也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实现担负起“这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早期的殖民扩张与掠夺、贩卖黑人奴隶、商业战争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通过阶级压迫与剥削、武力征服以及不等价交易等暴力手段在生产和交换中积累大量的货币财富,并将其重新投资以实现资本的迅速增长与疯狂扩张,但是资本的增长与扩张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阶级斗争贯穿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阶级关系既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压迫与剥削的合法性来源,同时也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掩盖下的生态非正义,即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冲突导致生态资源拥有、分配以及使用上的不公平。因此,压迫、盘剥和不公正根植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而其对立面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则不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并且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贫富差距拉大,这种不公正也会进一步加剧。在佩珀看来,“社会不公正和环境退化这两个祸害即使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也仍将继续扩大。”[1](P2)

四、生态社会主义追求环境友好与生态和谐

国内学者指出:“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把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进到了一个前人无法想象的新高度。然而同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和掠夺也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5]在戴维·佩珀看来,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爆发的现实根源。由于无限获取剩余价值和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这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会逐渐地侵蚀着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基础,撕裂自然的内在平衡,进而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源头上改变实行利润挂帅的经营管理策略,但是地球的恩惠和宽容却不是无限的,那么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绿色资本主义”,“绿色”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变成无根和漂浮的幻象,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构建生态社会主义,重塑人类中心主义却是破解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

“生态危机正是人与自然之间张力恶化到一定程度的反映”。[4](P6)生态危机是全人类的灾难,生态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中断,暗示着人类历史面临被终结的危险。生态危机实质上就是人类危机,只有人类才能解决自身面临的生存条件难题,破解生态危机的困境。因此,戴维·佩珀倡导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瑞尼·格伦德曼最早提出的“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明确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精神的重要性,强调这种人类精神的满足有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交往”[6](P665)。作为未来超越并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理想社会模式——生态社会主义“这种社会是以人的合理需要和利益为中心,以传统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为基础,致力于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2](P139)重塑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显著标志与根本特征,同时也是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与核心。不过,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即表面上将人而实质上把科学技术置于核心位置,也不是极端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与马克思所阐述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亦或说人文主义同义。它拒斥把自然置于人类之上的“生物道德论” 和“自然神秘论”,并直言“自然权利论”和“自然价值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

其次,从政治维度来看,戴维·佩珀坚持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瑞尼·格伦德曼提出的“国家是必要的,国家是确保民权、民主参与,协调经济资源和确保计划实现的管理职能”的理念。佩珀认为,就现实的环境问题来看,消除生态危机仅仅依靠区域之间的协调配合是行不通的,更为关键的是,需要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的联合互助。因此,佩珀强烈批判无政府主义只看到国家和制度在生态危机中的消极作用,严厉批评无政府主义彻底否定国家和制度、企图依靠基层组织解决环境问题的观点,深刻强调生态社会主义借助国家和制度的力量缓解生态矛盾、破解生态危机的必要性。佩珀还倡导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新的国家模式,推行社会主义生态重建。所谓“生态重建”就是对整个社会体系进行重新规划与建设,依靠国家和社会投入的资金与技术整治日益退化的生态系统,调整劳动、教育、家庭等政策,规范市场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生态体系,最终使人类共同体适应生态系统以保证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和谐发展。

陆静山将乡村儿童图书馆的特点总结为实用性和工具性,并在图书馆建设中秉持实用主义的办馆理念。乡村儿童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后备力量,需要掌握更多解决乡村实际问题的实用工具,陆静山认为应该“把图书当作一种工具来看待,是一种生活工具,一种‘做’的工具”[7](5),这与陶行知的“工具主义图书论”相契合。根据其观点,设立乡村儿童图书馆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引导儿童利用工具的场所和儿童日常生活参考的重要基地,以期解决儿童生活中的部分问题,凸显了乡村儿童图书馆的工具性、实用性特征。

最后,从生活维度来看,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戴维·佩珀坚决反对把物质消费作为社会生活的唯一乐趣和自身幸福的衡量标准,主张摒弃人类盲目追求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生活模式,倡导根据人类社会的合理需求进行商品生产和资源分配,建立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生活方式,在生产劳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

五、结语

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借鉴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治理环境污染与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成果。在当代全球性生态难题凸显的大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对生态持续恶化、资源约束趋紧、自然承载力下降等生态难题担负主要责任,但是他们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实力,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发展利益并没有在自然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以及污染预防控制等方面作出本质性的转变。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伪善与丑恶,戴维·佩珀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反自然、反生态的本性,指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的任何“技术性”修补而非“根本性变革”都不可能从源头上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发展的不可再生性与不可持续性。因此,佩珀将生态社会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有机联系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进一步扩大的罪魁祸首,为人类勾勒了以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价值诉求、以追求环境友好与生态和谐为价值目标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这充分彰显着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传统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理论视野和政治立场,深刻体现了佩珀深邃的历史思维、恢宏的战略思维和系统的辩证思维,对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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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维·佩珀.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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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9)08-0081-06

* 本文为山东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项目“微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绿色教育创新研究”(SDYY17084)阶段性成果;山东农业大学优势研究领域培育项目:“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研究”。

* 作者简介:刘歆(1995—),男,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张新(1996—),女,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共同第一作者,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苏百义(1964—),男,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农业生态文明。

(责任编辑:张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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