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历史文化研究·
摘 要：《中共中央告商城县全体同志书》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商城县地方党组织发布的一份集表扬、批评和指示于一体的党内文件。这份党内文件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商城起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宣传中共六大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有效解决商城地方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中共中央在对商城县全体同志书中的有关指示带有明显的“左”倾迹象和一定的片面性，对商城的革命工作和商城地方党组织建设都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商城起义;《中共中央告商城县全体同志书》
1929年5月6日(农历立夏节)，商城起义(又称“立夏节起义”“商南起义”“商南暴动”“太平山起义”“商南立夏节起义”[1])爆发后，在带领商城人民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同时，商城地方党组织内部一度出现过严重的党内纠纷和错误倾向[2]138。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出《中共中央告商城县全体同志书》(以下简称《告同志书》)。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由中央给地方党组织或上级党组织给下级党组织下发“指示”“信”“指示信”等形式进行工作指导的情况比较普遍，而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全体党员或一定范围内的部分党员发出“告同志书”的情况并不多见①，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一个县的全体党员发出这样的“告同志书”更是十分罕见。当时的中共中央为什么要以这么高的规格对商城县的全体党员专门发出这样一份兼具表扬、批评和指示性质的党内文件？其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作用怎样？深入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学术价值，而且对新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告同志书》出台的历史背景
(一)商城地方党组织内部的严重纠纷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早在商城起义爆发前夕，由于“河南党团组织迭遭破坏，省委陷于瘫痪，豫东南特委、商城县委均遭受重大损失”，“豫东南特委与商城联系受阻，决定商南暂归鄂东特委领导”[3]125。1929年3月13日，中共豫东南特委和鄂东特委及红三十一师党委联席会议后，鄂东特委又将商城南部、罗田北部和麻城东部划为特别区，成立由徐子清(湖北麻城人，又名徐思庶、徐思恕)为书记的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员会，负责领导以商南为中心的武装起义[4]6。1929年5月6日午夜，由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员会领导的丁家埠、李家集、斑竹园、白沙河、西河桥、徐王庙、竹叶庵、南溪等11个暴动点同时发动暴动[5]80。商城起义胜利后，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员会于5月9日宣布成立以周维炯为师长、徐其虚为党代表、漆海峰为参谋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并建立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5]9。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1929年6月11日中共鄂东北特委和信阳中心县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员会，改组中共商城县委。时任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书记徐子清和特委委员徐其虚(湖北麻城人，原名徐其昌)等人认为，他们代表的“鄂豫皖特区区委，自然不受商城县委的指挥”[6]466，不仅不同意撤销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而且试图软禁中共信阳中心县委派来的特派员。中共信阳中心县委和商城县委立即采取非常手段，宣布撤销“二徐”党籍，并枪决徐子清[7]134-135。据鄂东北特委代表何玉林给中央的报告反映，红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的重要创始人徐子清被中共信阳中心县委用“非常手段处决”，对被监押的第三十二师党代表徐其虚，借口防止其逃跑，在没有征得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也将其杀害[8]176。
另据中央巡视员郭树勋(湖北省孝感人，又名郭述申)巡视商城后了解到，中共商城县委“没有经过组织路线，由少数人的意见，把努力于工作的红军三十二师的党代表戴亢君(安徽霍山人，又名戴克杰，戴天奇，笔者注)同志谋害了，并且用最残酷的方式——乱棒击死执行的。因此问题，所有由外派去在商工作的同志，人人自危”[9]173。在1930年1月15日召开的中共商城县委、第三十二师党委代表联席会上，“李梯云、王泽渥、徐全、潘(漆)仲甫、徐云亭等秘密集议，决定扣留中央巡视员和由中巡及信阳中心县委派来的同志”，他们错误认为“中巡是第三党、信阳中心县委也是第三党，所有从外面来的同志都是第三党”，并“决定全体扣留枪决”[9]169。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严重局面，原本是负责前来处理商城地方党组织内部纠纷和调解矛盾的中央巡视员郭树勋以及信阳中心县委派来的同志为了自保，不得不连夜逃离商城。
商城地方党组织和第三十二师党委内部的重大纠纷，不仅严重影响豫东南及商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团结，而且在商城地方党组织内部造成人人自危的严重局面，给党的革命事业和党的建设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由于商城县所在豫东南地处偏僻，交通阻塞，加上中共河南省委与中共豫东南特委的关系“异常的不密切，党内最重要的文件，如六次大会的一切议决案，延至去年(1928年，笔者注)十二月下旬始由鄂东北特委方面抄写一份政治议决案过去”[5]19。《告同志书》甚至说“党的六次大会的精神，到现在才传达到你们这块来”[4]86，况且“最近一年来客观政治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六次大会和二中全会对于政治形势的估量，目前革命已是全国范围内的成熟复兴”[4]86。中共中央认为，在国际形势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激烈，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日趋高涨。在国内形势方面，军阀混战接连不断，农民运动广泛开展，城市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军阀制度的崩溃，愈是不可挽救。特别是红军队伍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内已有红军十四军。红军的发展，无疑是促进革命高潮、革命势力平衡发展的形态，毫无疑义的是全国革命高潮明显的象征”[4]87。在中共中央看来，商城地方党组织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并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为此，中央认为很有必要对商城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形势和政策方面的普及教育。
(三)商城党组织内部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不良倾向
从样品前期处理过程(1.3.1)的步骤来看，可能引入的干扰元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在车床上对高纯锡样品的表面刨光处理时，由于接触样品分析面的车刀是钢材质的，因此在该过程可能会对样品分析面引入Fe元素的污染；另一方面，后续样品的清洗过程中所使用的硝酸和超纯水，可能会残留一些离子污染样品分析面，对分析有直接影响的就是Ca、Mg离子。只要通过预溅射使这3种可能存在的干扰元素含量趋于平稳，即可正常检测采集数据组。
一是狭隘的地域保守观念。中央巡视员郭树勋(郭述申)在巡视商城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商城同志始终有一种错误观念，不信任组织，不信任外县的同志。他们恐怕把三十二师调到光山去改造，所以极不愿迅速打通与三十一师的联系。”[10]257为此他觉得，一方面“商城同志地域观念非常浓厚，对于外去工作的同志，异常嫉视，尤其是努力而且坚决的同志，都受到他们的排斥(如戴亢君师党代表)”[10]277；另一方面，“到商工作的同志，因为急于想转变商城的工作，所以在工作的态度上有许多令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意识充满的商城同志们不满意的地方，因此也形成他们嫉视外来的同志”[10]278。
二是不能坚决地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根据中央巡视员等人提供的一些信息进行初步分析后认为，商城的党组织“离开了党的正确路线，不明了我们目前的政治前途，因此在工作中产生了许多错误”[4]88。当时商城“有县委组织领导五人，同志约一千人左右，但是党与群众组织不分，没有支部生活，南乡有四个区委，北部有三个区委，上下关系不好，负责同志官僚化，并且任用家内人在党内做工作”[9]153。在当时的光山，已经“有许多乡村成立了苏维埃的组织，开始实行分配地主的土地，由乡苏维埃发给耕种的执照。商城虽然有长久的游击战争，但是没有实行土地革命，有时候他们把豪绅地主捉着罚了款，就放了，做出这种错误，没有以土地革命去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9]159。比如，时任第三十二师党委常委的刘殿元得到一豪绅送的两个金手镯后就把他放了[9]177-178。由于“对于土地革命不能坚决地执行，甚至于有保护富农和中小商人的政策”，结果商城的党组织“不只是做了群众的尾巴，而且做了革命的障碍者”[4]88。
三是党的指导机关不健全。中共六安县委在题为《关于商城党和红三十二师的情况》的报告中认为,“商城县党的组织是很幼稚的，同志对于党的认识薄弱和政治水平线太低”。“商城党的组织太糟糕了，李梯云现在是县委书记，王泽涯是执委，商城多数同志都满意他(们)两个”[11]31-33。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在巡视商城后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三十二师及商城党的危机，严重得非常，指导机关充满了投机分子和腐化的东西。三十二师军队中被流氓等所把持，军队的前途危险非常，真有共产党员不能起作用，因此我们对商城和三十二师的党，要用极大的力量来改造。”[10]220据郭树勋了解的一些情况表明，“由于没有建立起党的政治影响和树立党的纪律”，商城地方党组织中一些党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比普通群众还要差。比如，在攻下商城县城的时候，有的党员“为着抢东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钱带回家去，甚至有许多因为暴富了，脱离队伍放弃革命了”[9]177。
切缝前再次进行校准，调整锯片至设计切缝深度开始切缝，电动机牵引切缝机在临时轨道上行进作业，过程中无需人工牵引、手扶，切缝速度不宜过快，速度在50～80m/h时锯片损耗最经济。速度太快时，质量和轨道铺设的效率将不容易把控，锯片也会出现过度、过快磨损。
二、《告同志书》的历史作用
(一)有效促进了商城起义胜利果实的巩固和发展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共豫东南特委多次遭到敌人破坏，中共商城县委在组织发动商城起义的过程中也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中共河南省委和豫东南特委与中共商城县委没有建立起紧密的指导关系。即便在这样复杂而艰苦的环境中，商城县的全体党员在鄂东特委的指导和帮助下取得了商城起义的伟大胜利。不仅建立了河南省第一支正规的红军武装，建立了河南省第一块稳固的革命根据地，而且解放了河南省第一座县城，建立了河南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12]。
二硫代氨基甲酸基团（N-C=S）是反应的活性集团，其碳硫双键中S原子上的电子流动性较大，具有较强的给电子效应，使得单键S原子在较大范围内呈现负电场，从而对带正电荷的重金属离子有较强的捕集能力。捕集剂可与大多数重金属离子发生离子交换反应，生成一种同时存在配位键和共价键的螯合产物［17］。这种螯合物体系具有网络状的空间交联结构，难溶于水，稳定性较高。以Cu2+为例，Cu2+螯合物的积累稳定常数可达1 021.7，而CuS的溶度积仅为4.28×10-12，由此可见螯合剂处理的重金属废物具有相当稳定的结构。
观察组38例中，治愈25例，显效12例，无效1例，总有效率为97.37%；对照组38例中，治愈13例，显效17例，无效8例，总有效率为78.95%，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中共中央在《告同志书》中不仅对商城起义所取得的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对商城县地方党组织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为组织发动商城起义，商城地方党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商城起义取得胜利后，商城地方党组织在攻打商城县城、组织杨山煤矿工人起义、支援六霍起义、创建和扩大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告同志书》所指出的那样：“商城的党和同志们能在艰苦的情况下积极的奋斗，从分粮抗租的斗争发展到地方暴动，并且在斗争中建立起工农武装的红军队伍，于不久前还占领敌人反动统治的中心，解除了地主阶级许多武装，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这些英雄斗争的事迹和刻苦工作的精神，中央表示无限的欣慰和敬意。”[4]86
中共中央对商城起义的高度评价和对商城地方党组织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对商城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一是以商城为中心的红色区域不断扩大。以1930年6月下旬召开的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标志，形成了统一的鄂豫皖苏区。二是广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据统计，从1930年2月商城县开始土地分配工作，到1932年秋，商城共有103个乡进行了土地改革，121 600多人分得了229 530多亩土地[3]152-154。
(二)有效推动了商城地方党组织的团结统一
1930年3月20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进一步实现了党对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集中统一领导”[2]151。1930年4月10日召开的鄂豫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组建红一军的指示，决定将原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原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分别改编为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并将原第三十二师一部与豫东南游击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独立旅，全军共2 100余人，直属中央军委指挥[2]151-152。1930年6月，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宣布成立。商城地方党组织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是纠正狭隘的地域保守观念。中共中央认为，“商城的党完全笼罩在地域的保守观念中”“不明了商城的党和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是中国革命力量的一小部分”[4]88。这种观念使商城的党组织拘泥于狭隘的商城范围内，“只想依赖红军，幻想在一个区域的割据”[4]88。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商城地方党组织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冲破地域保守观念，以争取新的胜利前途”[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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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改正对党内同志采取恐怖手段的错误方法，有效防止肃反扩大化。中共中央在指出商城党组织和中央巡视员郭树勋等人错误的同时，强调指出商城党组织之所以发生“红色恐怖”之类的错误，主要是因为缺乏上级党组织的经常指导。针对商城地方党组织乱打乱杀党内同志的错误做法，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绝对的反对非常的恐怖纪律”，对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加强政治领导，树立党的自我批评的精神，以教育说服的精神去改正同志的错误，坚决反对恐怖纪律和阴谋手段”，“要站在教育同志的观点上”，要“从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指出并纠正同志们”，只有这样，“才能锻炼更有经验和更强健的干部，这样的纪律才更有积极的意义”[4]89-90。
鉴于“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普遍地发动起来，土地革命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愈益深入，苏维埃政权同时扩大起来。北方如京东、直南、保北、东三省的边境以及河南、安徽、山东等地，也同样地发展了游击战争，走上了地方暴动”[4]87。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商城的党和全体同志“加紧发动群众，广泛地领导他们斗争，扩大地方暴动，深入土地革命，积极地在党的正确策略下，进行党的工作，使商城的群众革命斗争与全国的工农兵革命运动汇合起来”，并强调“这才是商城党的正确工作思路，这才是保障全国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亦即是保障商城革命前提”[4]87-88。对此，商城地方党组织切实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立即着手扩大并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三)有效推动了商城党组织和鄂豫皖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
中共商城地方党组织接到中共中央发来的《告同志书》后，对照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学习和整改。商城县和红三十二师的广大党员从思想上认识到错杀“二徐一戴”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坚决克服了党内存在地方主义错误思想倾向；组织上主动接受鄂豫边特委和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使鄂豫皖边区的党和红军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互相支援，共同战斗”[2]114。
三是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内团结。针对商城地方党组织内部存在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等不良倾向，中共中央要求商城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布尔塞维克党人的态度”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精神”“坚决地站在党的领导下大胆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勇敢地改正这些错误”[4]90。与此同时，《告同志书》对中央巡视员郭树勋等人“没有纠正商城党内同志的错误”[4]90，也进行了严厉批评。商城地方党组织接到《告同志书》后，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据郑位三后来回忆，在“二徐一戴”问题上，“周维炯等人开始就承认错误，要求处分。以后组织上根据情况分别给了一些处分，没有开除党籍，但是有留党察看的”[13]。
中共中央对商城地方党组织和第三十二师党组织存在问题的了解，其信息来源渠道主要是中共河南省委、中共豫东南特委、中共鄂东北特委(1929年5月初中共鄂东特委与平汉路特委合组为中共鄂东北特委)、中共信阳中心县委的报告以及中央巡视员的巡视报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报告，比如《六安县委报告——关于商城党和红三十二师的情况》。中央所了解到商城党组织和红三十二师党组织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告同志书》用大量的篇幅指出商城党组织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并对其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谭元春评曰：“‘意’字说芳草，妙。”[8]诗人多选用纤小清新的字词，瑶瑟、韶光、碧林、芳草，高洁优雅，读来令人觉之清爽秀朗。诗人选用这些清微优雅之事物，再施以“照、含、贮、凝”等轻柔舒缓的动词，加以“翠、碧、空、深”等自然淡雅的形容词，构成宽淡闲远的画面，形成清空淡泊、闲逸优雅的意境，读来使人宁静、闲适。明钟惺评此诗，“幽婉而古诗性情”。[8]再如其《山中兴作》“高高丹桂枝，嫋嫋女萝衣”[5]，《过野叟居》“野人闲种树，树老野人前”。[5]善于用典，意象多选择与诗人的典雅之趣相协调，融合之景，典雅淡泊。
以聚氯乙烯和煤焦油为主要原材料，掺入适量的外加剂，以水为分散介质而制成的水乳型防水涂料，称为聚氯乙烯防水涂料。聚氯乙烯防水涂料在施工应用中，也需要铺设玻璃纤维布或聚酯无纺布等材料进行增强处理，以达到增强的效果。
三、《告同志书》的历史局限性
(一)对革命形势过于乐观
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②的影响，中共中央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做出过于盲目乐观的估计。《告同志书》认为“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如怒潮般的膨胀起来”，国内“革命群众的斗争，愈益表现继涨增高的形势”[4]87。将这些革命势力“平衡发展和积极的汇合起来以争取一省或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这绝不是辽远的事实，而是迅速的、可能的前途”[4]87。进而对中国革命形势做出盲目乐观的估计，认为“世界革命的高潮快要来临了，全中国革命斗争，走向了平衡与猛进的发展形势。历史上巨大的事变，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临到我们面前”[4]86-90。正是由于对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中共中央在《告同志书》中对商城地方党组织的“地域保守观念”进行了不完全恰当的指责和批评。认为商城地方党组织“不愿有新的扩大的发展”“不愿和外方的革命势力相结合”“不愿和全国的革命势力汇合起来”，以致“商城的党完全笼罩在地域的保守观念中”[4]88。进而片面强调要采取“进攻策略”，扩大地方武装暴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将商城的革命斗争与全国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
(二)“左”倾色彩比较浓厚
《告同志书》是在“左”倾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大背景下发出的，字里行间难免散发着“左”倾错误思想的不良影响。受共产国际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以李立三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于国内阶级关系发展变化的复杂性特别是如何对待中间阶级，都缺乏清醒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的特点，以及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等，都缺乏正确的了解。所以，在《告同志书》中要求商城县全体党员将富农分子作为打击对象，“并从党内肃清富农思想的领导”“积极采取进攻的策略和全国甚至于世界的革命势力汇合起来”[4]90。在《告同志书》的结尾明确提出：“商城的党强固起来，形成中国党强固的一部分，以促进革命新高潮迅速的到来，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并完成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任务。”[4]90这既是李立三在中共六大所做的《现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中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的来到，就是要积极准备，实现武装暴动，夺取全国政权”[14]308主张的新发展，也是他在1930年6月11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的雏形。
(三)片面强调“唯成分论”
受共产国际代表及苏联党内斗争经验的影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党的指导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成分”是“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原因之一”[15]633。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提出，“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15]636-637。中共六大后，“唯成分论”在党中央实际上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片面强调工人成分党员的数量，忽视工人成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给党的组织发展带来了严重恶果。中共中央不顾当时地方党组织中农民成分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客观事实，在《告同志书》中教条地片面强调地方党组织的无产阶级成分，认为“商城党的指导机关，充满了小资产阶级、富农，甚至于小地主”，为此“要坚决排斥富农分子和富农思想，在党内及群众组织中肃清富农的领导与富农成分，建立雇农贫农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纠正地域的保守观念，才能解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4]86-88。片面强调党员成分的结果，一方面使不少知识分子党员和地主、富农成分的党员成为被排挤和打击的对象；另一方面，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因不少新提拔的工农成分的干部缺乏领导能力影响了党的建设质量和革命进程。
(四)过分夸大商城地方党组织学习领会中央精神的滞后性
《告同志书》一开头就指出：“河南党的指导机关也经过了数次的破获，因此，对于各地党部没有建立起密切的指导关系，党的六次大会的精神，到现在才传达到你们这块来。”[4]86并据此认为，“事实上我们检阅商城的党，恰恰和我们的期望相违背，离开了党的正确路线，不明了我们目前的政治前途，因此在工作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绝不是我们同志们自觉构成的，而是客观的原因和党非无产阶级基础的必然结果”[4]88。其实，早在商城起义前夕，中共六大的指示精神就已经传达到商城地方党组织。据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在“关于豫东南政治和党组织状况存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由于中共商城县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加上交通阻塞，以及中共河南省委与豫东南特委的关系“不密切”，“党内最重要的文件，如六次大会的一切议决案，延至十二月(1928年12月，笔者注)下旬始由鄂东北特委方面抄写一份政治议决案过去，特委负责各同志依然承继‘八七’、‘十一月扩大会’的许多错误指示从事工作，在十二月九日东南特委尚议决发动商城总的暴动，党的政策重要的转变，那时候还没有送到东南特委，因此才有那些错误不正确的决定”[5]19-20。另据当年参加商城起义的王玉田回忆，“中共豫东南特委和鄂东北特委，于1929年2月3日在光山柴山堡南竹园召开了两委联席会议，县委陈慕尧、杨锦昭、钟启太三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六大’会议精神，研究了商城形势，分析了商城南乡党的工作发展情况，作了‘积极准备，发动商南起义’的决定”[16]41-42。可见，虽然商城地处偏远，地方党组织在商城起义前夕又遭到严重破坏，但不能就此简单认为商城地方党组织没有学习贯彻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
从总体上看，《告同志书》是在商城地方党组织内部发生重大纠纷和不良倾向的背景下发出的一份党内文件。这对商城地区的革命运动和商城地方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都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告同志书》毕竟是由“左”倾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根据中央巡视员的巡视报告起草的，难免会受到“左”倾思想错误的影响和巡视员的个人主观偏见的束缚。这种历史局限性对商城革命工作的开展和地方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都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
集函数多用于博弈论、优化算法、复杂网络等学科领域[7-11]，由定义可知[12]，给定有限集E={1,2,…,n}，设f为相应的集函数f:2E→R，若对于∀S,T⊆E，存在f(S)+f(T)≥f(S∪T)+f(S∩T)，则称f是次模集函数(submodular set function).若对于∀S,T⊆E，当T⊆S时有f(S)≤f(T)，此时则称f为单调非增次模集函数.下面用该函数及其性质证明投资组合对非系统性风险的发散作用.
注释：
①主要有《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致莫斯科中国学生同志书》(1929年7月3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告同志书》(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告同志书——为反对和肃清立三同志路线的问题》(193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1937年4月15日)，《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1939年4月26日)，等等。
②布哈林在1928年6—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第三时期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危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可以分为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23年)；第二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和局部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复兴的时期”(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斗争失败至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前夕)；第三个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期。1929年4月，斯大林又将第三时期概括为“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的时期，即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阶级战斗的时期”。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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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29—1930)(甲4·上)[G].开封：开封日报社印刷厂，1984.
[11]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4册)[G].黄冈：黄冈地委机关印刷厂，1986.
[12] 田青刚.商城起义的特点与历史贡献[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9(5):131-135.
[13] 郑位三同志谈话记录(1958年12月15日)[A].武汉：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SZA—2994.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6]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4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Commentson"TheLetteroftheCPCCentralCommitteetoAllComradesinShangchengCounty"
TANG Jin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Letter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All Comrades in Shangcheng County" is an inner-party document that integrates praise, criticism and instructions issued to the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in Shangcheng County in the nam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This inner-party documen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fruits of victory achieved by the Shangcheng Uprising, publicizing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and the Party's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fter the 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ffectively solving the problems and disputes existing in the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in Shangcheng.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Third Period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relevant instruct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book to all comrades in Shangcheng County have obvious "left" signs and certain one-sidedness, which have brought certain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revolutionary work of Shangche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in Shangcheng.
Keywords: CPC;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Shangcheng uprising; The Letter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All Comrades in Shangcheng County
DOI：10.3969/j.issn.1003-0964.2019.06.025
OSID: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9)06-0135-06
收稿日期：2019-08-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DJ002)
作者简介：唐金培(1967—),男，湖南武冈人，法学硕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吉家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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