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沈万三在天龙屯堡被沈氏家族作为祖先神加以祭供，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都有隆重的祭典。屯堡旅游开发后，正月初五当天村落举行抬神轿活动，兴建“中华财神万三祠”，突显了沈万三财神的功能。随着外来商业资本逐步占据旅游开发的主导地位，开发商与地域社会间的矛盾日渐加深。以沈氏家族为代表的当地民众与原生活区相隔离，被迁移在村落之外，民俗本身的魅力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因此受到冲击而渐行消退。
[关键词]天龙屯堡；沈万三；祖先神；财神；民俗主义
一、天龙屯堡的历史沿革
天龙屯堡，位于安顺市区与坪坝县城之间，因地势四面包裹，曾名“饭笼铺”、“饭笼塘”。20世纪初期，当地乡绅以“饭笼”稍不雅为由，从周边的天台山、龙眼山各取一字，命名为“天龙”。道光七年《安平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设“平坝卫”，因“苗夷远窜，地广人稀”，便由他处实行“三丁抽一”制，征发而充实该地。卫下设5个千户所，共50个屯，卫配置兵额5600名，其中各千户所统兵1120名，各百户所统兵112名，各设屯堡，故称军屯。[1]刘祖宪修：《安平县志·地理志》卷2，贵州省图书馆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复制油印本，1964年，第16页。该村居民以张、陈、沈、郑四大姓氏为主，据当地保存的《沈氏家谱》记载（原谱为咸丰五年修），沈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沈万三，生活在天龙屯堡的沈氏全部是万三公次子沈茂的后人。明洪武十四年，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兰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在远征滇黔之际，留下了一部分人就地屯田，至今屯堡人均认为自己的祖籍在安徽、江苏一带。
早在1902年，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就对饭笼铺的风土人情进行了详细的记录。1903年，鸟居先生的同事伊东忠太再次前往天龙进行调察。[2]黄才贵编：《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1-330页。随着1986年安顺地戏赴法国、西班牙演出，“安顺”、“天龙屯堡”的名字再次活跃在大众的视野。[3]安顺市西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政府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5页。由于天龙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风貌，该村于2001年前后被开发为旅游景点，并对所有安徽人、江苏人实行半价制，由此在旅游业、文化界的名声日渐显赫。2018年7月6日至7月17日，笔者在天龙屯堡就当地的沈万三民俗文化展开调查。该村共有居民103户，其中沈氏约存15户。实地调研结束后，笔者用聊天软件对当地居民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咨询。调研资料表明，沈万三的形象有一个由祖先神发展为财神与祖先神并存的样态过程。
二、作为祖先神的沈万三
在2001年旅游开发之前，沈万三主要以祖先神的身份接受沈氏家族的祭拜。祭拜仪式在清明节、中元节时期分外隆重。天龙屯堡的四大家族分别有自己的大坟，沈家人会在每年清明前后进行祭祀活动。祭祖的时间一般是在清明节的前三天，当时间确定下来后，族长派人逐一告知每个家庭，以便在外之人及时返回。凌晨4点半前后，祭祖的队伍从村寨出发，人数一般不低于50人。族长骑马走在队列首位，马匹的颜色尽可能采用纯白色。徒步30至40分钟后，方可抵达沈家大坟。祭礼中，站在离大坟最近处的是两位男性族人。他们嗓音浑厚，对面而立，侧身朝向大坟，承担着主祭人的职能。正对大坟站立的首位族人是族长，族长身后一排是德高望重的沈氏长者，第三排为族长、长者的家庭，从第四排开始不再讲究顺序。先鸣三声锣后开始宣读祭文，左侧的主祭人先为宣读，诵完一句后，由右侧主祭人再次唱读。据沈氏族长沈XD说：“读字的时候，就像唱歌子一样，声音能传得特别远。”[1]被访谈人：沈XD，男，1954年生，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天龙屯堡人；访谈人：周丹；访谈时间：2018年7月11日；访谈地点：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天龙屯堡。祭文的开头讲述家族的历史，这一内容取自《沈氏家谱》，大意为：明朝初年，天龙这里是皇帝朱元璋设立的屯堡。后来因沈万三惹恼了皇上，被发配到贵州、云南一带。经过天龙之时，被山水人文所吸引，一些人留在这里生活，剩下的族人继续南迁。说完家族来历后，开始报祖先姓名，从沈万三、沈茂开始，直到前一代先祖结束。随后列举前一年的族中大事，比如粮食收成、子嗣的出生和考学等。最后表达自己对祖先的敬仰与怀念，并祈求先人继续保佑后世族人。宣读完毕后主祭人将祭文焚烧。至此，两位族人卸下宗教性职责，回归到自己的小家庭中。从第一排族长开始，一一上前叩头，焚烧纸钱。如果是女性烧送给祖先的纸钱，实际上祖先能收到的仅为全数的一半。待所有家庭完成仪式后，再集体叩头，礼毕。
在这场仪式中，媳妇们一般不参加。除了早年的族规限制已成习俗外，她们也必须留在家中准备当天中午的聚餐食材。午餐人数众多，最多可超百人。食材需要提前2、3天开始准备，菜品以家常菜为主，另配如熏肉、马烧腊、刀头肉之类的荤菜。村落里开阔的空间只有天龙学堂门口的操场，四大家族的祭祖日期需要相互商定，每个氏族的聚会必须错开时间。
族人在沈家大坟祭祀先祖时情感是严肃的，人们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培养孝亲仁爱的人伦道德，寻找人类精神的信仰；并且族群内部通过祭祖之类的聚会，增强认同感，得到心灵的慰藉。回到村子后，原先的严肃紧张之感被消解，祭祀当天的情绪得到适当的平衡，并最终以酒足饭饱的满足感告终。天龙屯堡沈氏家族的祭祖传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期盼，成为历代承续的仪式。
以中华财神万三祠为例，这片园区占地上千平米，是旅游团游客的必经之地，当地人称为“财神庙”。坐落于沈家园地区内的财神庙未让沈氏家族参与管理，而是从邻村招募了一位异姓工作人员，这种边缘化行为势必导致沈氏后人对财神庙缺乏认同感，从文化层面上来说是不利的，它致使沈万三财神文化的传承动力的衰退。
三、祖先神和财神的双重功能：旅游开发后的沈万三
故里之争，素来是获得文化资源的一种有效途径，便于当地进行旅游开发，获取经济利益。这一现象在国内外都十分普遍。如湖北安陆、四川江油、甘肃天水、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等地都在争夺“李白故里”之称；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将传说人物柳毅定为自己的祖先神加以崇拜；甚至连在民间语境中以负面形象而广为人知的小说人物西门庆还有山东阳谷、临清、安徽黄山三地在争夺其故里。各地争夺历史名人，旨在利用文化遗产经济学[1]顾江：《文化遗产经济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25页。原理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每发掘一位公众人物，就可以建设旅游景点，获得丰厚的经济收入。旅游业是“无烟工业”，[2]谢倩：《城市营销视角下的历史名人故里之争的思考》，《知识经济》2012年第12期，72-73、81页。既可以像工业一样，收益颇丰，又能够不污染环境，同时带动餐饮、住宿、交通等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故里之争才会格外普遍。天龙屯堡在旅游开发时，便借用了“沈万三故里”的名号。据顾诚先生的考证，沈万三的生活年代在元末，并未入明。被皇帝惩处的沈氏家族实际上是沈万三的后代。[3]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5-84页。在民间故事的传播过程中，民众将后来的故事追溯到沈万三的身上。但民间传言沈万三是明初人，生活在江浙一带。他最初是落魄的小商贩，机缘之下获得聚宝盆，因此发家致富。他富可敌国且乐善好施，却不幸遭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记恨。皇帝找借口将宝物和沈家的财产据为己有，并把沈万三及其家族发配到云贵一带。[4]（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93页。因拥有富可敌国的财产和神奇的宝物聚宝盆，沈万三逐步被民间赋予财神的神格，具有财神的功能。[5]简涛：《沈万三的传说与迎财神的习俗》，《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第72-75页。财神沈万三的信仰圈涉及北京、山东、江浙、贵州、云南等地，信众通过对财神沈万三的祭拜，来达到求财的目的。
约从2008年开始，每逢正月初三，沈家人便提前将原放在沈万三故居的神像抬入天龙学堂，为初五的拜财神仪式做好准备。学堂院中摆放着三个案桌，上面各放着一个量斗，每个量斗里插着两根粗蜡烛，量斗下还要压着一叠叠财神画像。另有一个大桌子是专门摆放供品的，一般准备猪头、雄鸡、刀头肉和一些瓜果。财神沈万三的金色塑像会预先安放在案后的房间内。在抬财神之前，舞狮队伍、地戏队伍都已开始热身，为来客表演节目。到了例如8点08分、8点18分之类的吉时，财神祭祀正式开始。仪式由沈氏中德高望重者担任主祭人。开始之初的礼节如下：
从抬财神仪式来看，它动用了几乎全村老少的全部力量。负责扎金箔的乡民认真仔细地粘贴捆绑金箔，使其在游街的时候更加牢固，确保仪式顺利进行。青壮年们一般只有在新年期间才能返乡，与家人团聚。抬财神的活动给了他们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尤其对于适婚男青年来说，道路两边看热闹的同龄女子更是鼓舞了他们干劲。活动提供了结识异性的机会，体现出祭祖仪式多元的社会功能。村寨从正月初五清晨开始，就热闹非凡。这种吸引力并不是旅游公司花钱促成的营销，而是活动本身具备的魅力吸引了四方游客。沈万三被赋予财神身份不失为一种民俗主义现象，财神的功能被发掘出来，但是抬财神当天足以吸引村民、游客的欢闹气氛是该地自身营造的。通过一系列的流程所展示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是生活在都市的外来游客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接触到的情感。抬神轿虽然是一种民俗主义现象，但它作为嫁接的民俗良好地适应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促进了天龙屯堡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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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7年，天龙村民陈Y便萌发了开发屯堡旅游的想法。陈氏家境优渥，常年在深圳经商。他出资成立了民间民俗资料办公室，请村中长者专职收集整理有关材料。1999年，在天龙镇政府的支持下，陈Y成立了“屯堡文化资料收集小组”和“旅游开发筹建组”。到了2001年，一心想走旅游路线的何ZJ当选为村委会主任。陈Y、吴B、郑RC三人共出资100万元，加上何氏筹集到的200万元启动基金，天龙屯堡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很快，天龙形成了“政府+公司+旅行社+农民旅游协会”的旅游开发模式，[1]李思维：《特色文化与乡村旅游——天龙模式的启示》，《理论与当代》2010年第2期，第83-86页。在旅游界、政界被称为“天龙模式”，并于2005年获得“中国十大乡村旅游模式”的荣誉称号。
1.设立沈万三故居
“财神沈万三”是天龙屯堡利用的金字招牌。屯堡利用沈万三是沈氏家族祖先神这一契机，率先将本村定名为沈万三故里，设置沈万三故居。宣称当年因得罪了皇帝朱元璋，沈家被流放此地。沈家人住在村中的沈家园一带，于是开发者出资购买沈氏住宅，将其开发为“沈万三故居”。开发商依据房屋的具体情况，将原属4户的沈家宅子以每户5至10万元不等的价格购买下来，然后打造成一个四合院落，将房屋命名为沈万三家的厨房、正堂、厕所等。正堂的中间是一个案几，上面摆着一尊大约80厘米高的金色沈万三塑像，塑像下的小凳子上放着聚宝盆，地上置一蒲团供来客跪拜，正堂墙壁上挂着沈氏家族的历代名人、沈氏祖先堂、沈氏合影等图片，屋外墙壁上挂着“贞白之节”的木匾。
2.正月初五抬财神
财神是我国民间信仰体系中，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财富日益成为人们正当合理的追求。在辛勤工作的同时，寻求财神的庇护也成了一种心灵安慰。财神信仰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一方面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与普通的日常生活仪式的对应物，一方面看到追求财富的个人心里如何借助一种传统文化形式表达其社会属性。”[6]高丙中：《当代财神复兴的文化理解》，《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第138页。私人财产得到国家制度、道德社会的支持，政府为财富的获得提供政策、法律保护，道德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发家致富之人辛勤劳动、坚韧品质的肯定。
敬香，初敬香。敬馔，初敬馔。敬爵，初敬爵。敬茗，初敬茗。敬刚髯。敬柔毛。敬旱鹰。敬鲜尾。敬家禽。敬山珍海味。敬糖果食品。叩首、再叩首、三叩首。主祭人，兴，跪。六叩首。九叩首。
为了更加深入地开展信息化建设，企业关键要得到来自领导的重视以及支持。信息化建设无疑是一项具有长期性以及复杂性的工作。因此，高层领导有必要订立合适的、可操作性较强的战略，做好日常的总体规划工作，顺利地开展每一个环节。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企业管理层考虑到权力划分以及自身利益，并未真正深入地认识企业信息化，对于信息化管理的热情以及接受度也较为低下，企业吸取新技术以及新知识的能力也明显不足，企业变革的意愿不够，甚至产生一些抵触情绪，信息化建设必然不会顺利。
之后由沈氏族人负责宣读《告祖财神文》。随后沈万三的神像被抬到轿中，这意味着祖财神沈万三已经附着在神像上，巡视人间。村民和游客在祷告之后要领取一张财神画像，以保今年财运顺通。之后，财神将乘轿巡视村寨。巡游队伍包括了抬神轿的人员、舞狮队伍、地戏队伍，还有大批的村民和游客。
过年期间，外出务工的青壮年返乡，志愿轿夫从中筛选而出。开头阵的是喇叭手、锣鼓手，他们用乐器的声音来吸引游人。天龙屯堡在正月初五这天，往往是游人最多的时候，不仅有远途游客、本村居民，还有大量从隔壁村庄、其他县市赶来的客人。据说当天财神爷会下凡，就坐在轿子里，求财的人得先轻拍神仙的肩膀，和他打个招呼，然后塞钱“贿赂”财神，祈求今年得到财福之报。在清晨第一圈巡游时，游神队伍也会来到商家的店铺，大呼“财神到，发大财”之类的话。因为是财神沈万三驾到，所以店主都会给财神爷供钱。人人都对财富抱有渴望，因此当抬财神的队伍来到家门口，都会得到居民的热情接待。在这一阶段，沈万三超越了祖先神的范畴，财神的功能被格外彰显。
从整数乘法到小数乘法，再到分数乘法，都是乘法意义的一次跨越，从知识起点和学生学习起点的角度来看，教学活动要从运算意义、运算过程和运算方法上为学生的学习起点做准备。
分属主题6“北欧国家数学史”的大会报告是西挪威大学Andreas Christiansen的“第一批挪威数学教科书——一个独立和争议的故事”．他介绍了第一批挪威数学教科书的作者伯恩特·迈克尔·霍姆伯（Bernt Michael Holmboe，1795—1850）及成书背景，这些教科书在当时受到了很大争议．Christiansen试着从成书的历史时期及政治和社会背景去理解这些教科书，同时阐述了诸如教科书的灵感从何而来、今天又能从这些教科书中学到什么等问题．
3.建立中华财神万三祠
“中华财神万三祠”于2009年9月落成，原名“中华财神祠”。开放当天，沈、张、陈、郑四大家族的代表全部到齐，更有国内外多家媒体争相报道。中华财神万三祠位于原沈家园附近，与沈万三故居相隔一排店面，曾经是一片菜地。门外是一对类似蟾蜍的大石雕，导游带领旅游团来到此处后，便和游客们说：“摸一摸它的头，很快就能发财”。走到水缸边，导游又会说：“水能生财。把钱丢到水中蟾蜍的嘴巴里，就肯定能发大财”。游客们纷纷解囊，略表心意。笔者2017年夏天前往调研时，看到庙堂中间供奉的是手捧聚宝盆的财神沈万三，左为文财神范蠡，右是赵公明。万三祠本身不配置导游，看管祠堂的是一对邻村夫妇。男子名赵YL，负责为游客提供上香、求签服务，女性负责园区的卫生工作。
四、民间话语的失声
沈万三原本是天龙屯堡沈氏家族的祖先神，每年的清明、中元节享受沈氏家族的祭祀。沈氏祭祀先祖，祈求先人保佑氏族枝繁叶茂，族人生活平安幸福。这一阶段，沈万三作为财神的功能特征并不明显。进行旅游开发之后，商业资本借用“财神沈万三故里”的名头进行旅游宣传，突出了原先被隐藏起的财神身份。由此天龙屯堡的沈万三具备了祖先神和财神的双重功能。加之对名人故里的利用，天龙屯堡迅速地在中国旅游业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江苏连云港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国际海陆物流一体化深度合作创新，开展蓝色海湾综合整治。盐城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则是探索滩涂与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模式，推进海洋生态保护管理协调机制改革。
旨在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且为自身谋利的旅游开发原本是一桩共赢的美事。但是在民俗主义的开发过程中，随着商业资本的不断渗透，如何把握好当地民众与开发商之间利益的平衡，如何将当地的风俗风貌良性运用以实现互利共赢，成了不容忽视的难题。
德国民俗学家汉斯·莫泽在1962年的《论当代民俗主义》中提出了“民俗主义”的概念，指代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旅游业的日益蓬勃，越来越多的民众切身参与到旅游中来。对于旅游景点的民俗主义现象，也愈发引起民俗学者的关注。全国各地的古村落均不同程度地包含很多将民俗文化作为资源予以利用地实践，也深刻反映着地方乡土、地域社会作为资源被利用的现实。
1.权力的平衡：商业资本、地方精英、当地民众
在天龙屯堡开发的早期，带头人是以陈Y、何ZJ为代表的当地精英人士。2001年陈Y受何ZJ之邀回到家乡后，便前往贵阳与某旅游公司总经理吴B洽谈合作。天龙处于贵州西部，贵州西线旅游已经开展了十几年，但主要是黄果树瀑布、龙宫、织金洞一类的自然风光。经过一番商议，天龙屯堡的旅游开发工作正式展开。
约从2009年开始，天龙屯堡旅游开始事业内部出现调整，以陈Y为代表的当地精英的开发大权逐步转移给一家大型旅游开发公司。到了2012年，该大公司完全收购了天龙村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为进行整体性开发，从居民手中回收地产，申请地皮，新建楼盘，乔迁民居。但每户面积50平左右的小户型，无法与屯堡村民的日常生活相匹配。因此楼盘闲置数年，无人居住。以银器店老板娘的观点为例，“那个房子挺方便的，旁边有一条路，走几分钟就是街了。贵倒是不贵，1200-1300的样子吧，但是太小了，我们不可能一家人挤在那么小的房子里。不习惯。”[1]被访谈人：鲍QK，女，1965年生，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天龙屯堡人；访谈人：周丹；访谈时间：2018年7月16日；访谈地点：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天龙屯堡。开发策略的水土不服，可见一斑。开发公司不惜重金买地建楼，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村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司的盈利。最为直观的表现在购票人数上，作为旅游景点的天龙村面向游客收取门票，但当地人进村无需门票。这导致大批游客为了节省开支，随同当地居民一起从小路进入景区。再比如一户沈姓家庭，以财神后人的名义开办农家乐，并笑称吃到带有铜币的饺子就会在今年发大财。这一宣传手段十分奏效，游人并不刻意追求发财暴富，但是吃饺子带来的喜悦感让她们对沈氏的农家饭菜充满期待，主人与客人之间的亲密度也大大拉近，让客人体会到都市钢筋水泥的环境中缺乏的农家气息。游客和小生意人之间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关系，游客花钱体验乐趣，村民用服务获得经济利益。这笔收入是私人的，不需要上交给旅游公司，属于村民和游客间的直接交易，因而价格低廉，让这几家农家乐一时间十分红火。就商业集团来说，他们对天龙投资巨万，结果资金还未收回之际，村民却抢先一步先富裕了起来，这在无形当中减少了开发集团的经济利润，也造成了开发商心理上的不平衡。为了尽可能的降低自己的损失，采用的方式就是集中管理。将村民外迁，自己来负责原址的旅游开发，确保经济收入的殷实。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对科技创新的服务和支撑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4]。2014年1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2014〕70号）；2015年12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指导意见》（教技厅〔2015〕4号），各大高校纷纷响应，积极开展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2.平衡的打破：占据主导权的商业资本与被边缘化的当地居民
沈氏族人对祖先沈万三的祭祀除了清明外，在中元节也会举行。中元节是当地人除了过年外，最为重视的节日。迎祖活动从农历七月十二左右开始。沈氏族人将一幅“祖宗堂”画轴[2]祖宗堂画轴：采用套印法印制而成，宽约60厘米，高约90厘米。画面正中是一座“祖宗堂”屋宇、供桌、神位。购买者在神位上书写自家堂号，两侧填写对联式祈福语。“祖宗堂”三字下的首行填写前代男性祖先名，次行填写同辈人中所有离世者的姓名。画轴四周配有为以忠孝仁义为主题的图画。悬挂在面对大门的位置，以便于返回人间的祖先看见。为了更好地引导祖先回家，人们还会从村口到自己家门的位置沿路插上香火。祖宗堂用雕花木板套印而成，仅每年的中元节和过年期间悬挂在正堂，以图画的方式代替祠堂，供奉祖先。沈氏祖宗堂的第一排先写好先祖沈万三、沈茂的名字，然后才是各家的分支，一直顺延到上一辈人。这一部分的人名写完，另起一行，书写同辈中去世的亲人之名。随着亲人的离世，该行被不断添加。祖宗堂挂好后，下放置案桌一张，桌上是一日三餐、烧包[3]烧包：烧包是烧送给先人的纸钱，由白封纸包折黄表纸组成，呈扁平信封状，高约22厘米，宽约15厘米。封纸折成三折，以中间一折为正面，上面印着“阳上孝虔备，印经褚财信袱包上奉，冥中收用。天运年月日化”。左折上侧印着《净土神咒》内容，下侧画着家用电器。右折上侧印着《往生神咒》内容，下侧画着服饰鞋帽。右折侧边空白处印着一人牵马图和一个“封”字。、纸钱。同辈中逝去几个人，就对应摆放几副碗筷。开饭的时候，后嗣要在案前焚一支细香。等到香烧完，便意味着祖先已酒足饭饱出门游乐去了。农历七月十四的傍晚，烧包仪式开始。以前是直接把烧包从地面开始垒起来，现在为了保护古村落，人们先用砖头垫底，以免黑色烧痕破坏路面美观。烧包堆按照多边形模样被垒高，中间留空。点燃后的黄表纸被放到烧包中间，使其连同烧包一起燃烧。随后村民各自回家吃晚饭。饭后收拾碗筷时，村民也会将祖先堂下面的饭菜收掉。晚饭后，人们聚集到小河边。用事先准备好的半个西瓜皮作为送祖的瓜灯使用。人们先在西瓜底部挖出一个凹槽，便于安放蜡烛，瓜身上刻着心愿，放进河中顺水流去，象征着自己接待了祖先，又完满地把他送走了。至此，中元节迎祖送祖仪式全部结束。
自我恢复量表的译制过程如下。(1)分别由笔者和2名英语系的老师对自我恢复量表进行翻译。(2)对比各翻译稿,修改后形成自我恢复量表的初稿。(3)请另外2名英语系老师将自我恢复量表译回英文,确保与原文的意思相一致。(4)比较翻译差别较大的题目,进行修改,最后形成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自我恢复量表。
在开发前期，最显著的特征是能与当地居民互利共赢地发展。开发商按照“政府+公司+旅行社+农民旅游协会”的模式，调动村民的力量共同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政府为当地旅游开发提供政策或资金上的扶持，旅游公司进行投资与策划，旅行社招揽游客，村民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村落里生存的同时为旅游业贡献力量。这种发展方式是可持续的。就当地来说，四股力量可以一同获利；就外地游客来说，来到天龙屯堡旅游，看到的是和谐的村落文化，得到了审美的愉悦。
当外来的商业资本在一个乡村、城市，取得了绝对优势后，资本的“飞地化”也让投资者反客为主，改变一个地区发展的方向。乡村旅游中外来资本的“飞地化”，容易带来促使乡村性消失或变色的危险。[2]邹统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成都农家乐与北京民俗村的比较与对策分析》，《旅游学刊》2005年第3期，第63-68页。游客不辞劳苦来到天龙村，就是为了看到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民俗风貌，这种风貌不仅仅是一栋栋老式房屋，更是当地居民所具备的真诚、热情、淳朴，人与人之间亲密的接触。在城市中，很可能邻里之间互不相识，每个人的空间被钢筋水泥隔断，倍生距离感。当天龙的游人发现自己所到之处的商家均是外地来的投资客，街上的路人是和自己一样失望的游客时，该地的旅游业在民俗风貌方面将难以为继。
五、讨论：失去民俗的乡村民俗旅游
利用式(19)计算得出的最小防护层厚度，对超高速动能武器打击下典型花岗岩掩体的防护效能进行评估。图5计算给出了打击速度为1 700，3 400， 5 100 m·s-1下，最小防护层厚度与超高速弹体质量之间的关系曲线。
民俗之“民”，在本文中指代两个方面，一是屯堡内居住的当地村民，二是外来游客。以天龙屯堡为代表的中国乡村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不当做法，导致当地居民被迫搬离原来的生活场域，失去了扎根的地方。衣食起居、婚丧嫁娶变得极为模式化，在一个个水泥单元中完成，与亲邻之间的联系被现代建筑隔断。日积月累之下，人们对当地的认同感越来越低。尤其是景区借用沈氏家族的祖先神沈万三作为财神而大打历史名人文化牌，获得文化、经济上的利益的同时，却没有给与沈氏家族应有的关注。在沈氏后人无法对营造出来的财神沈万三文化产生共鸣的前提下，便不可能在正月初五的抬财神祭典、财神庙的祭拜中找到认同感。
从游客的角度而言，民俗旅游的原本目的是花钱得到审美享受。这种愉悦来自鸟语花香的山川、别具一格的建筑、民风质朴的乡村。但当游人花费了金钱，却发现目所能及之处是流水线操作下的模板景区，来往行人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投资客，内心的失望不言自明。如此一来，天龙屯堡的人气度、旅游性价比在消费者心中一落千丈。
据徐刚先生的调研，天龙屯堡旅游业在2007年达到史上最繁荣的时期，2008年以后，游客人数不断减少，到2010年旅游人数不足20万（以购票为准）。[1]徐刚：《贵州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及破解——以安顺天龙屯堡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116-118页。据笔者的访谈，屯堡中随处可见的是卖花鞋的老妇人。沈JH谈到：“这个花鞋是她最先钩的。现在人人都做花鞋了，也卖不上价了。以前游客多，生意好。有次我媳妇（开店，做蜡染生意）早上开门，刚拿大筛子把花鞋放到店门口，就被一群台湾来的游客抢（买）掉了。那时候价格也高，现在低了，我就不做了。你看我们天龙这儿，这么好，明明可以发展得很好的嘛。”[2]被访谈人：沈JH，女，1933年生，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天龙屯堡人；访谈人：周丹；访谈时间：2018年7月14日；访谈地点：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天龙屯堡。沈老太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着对天龙屯堡发展现状的不满。
旅游开发中，将当地居民迁离原址的做法绝非个案。江南一带的部分古镇，也是采用这种统一管理的方式。将原住民迁走后，用围墙把旅游村落围在其中，不再开放任何小路。再将沿街的房屋承包给投资者当作商铺的门面，出售食品、服饰，或者承接住宿。游客从进入古镇开始需要支付门票钱，接着是购买食物的花销，如果需要住宿的话还要加上旅店费用。多笔费用结算下来，将是一大笔客观的收入。诚如周星先生所言，“民俗旅游的确能够促使当地社区的居民重新认识他们自身的生活文化，并关注自身生活中的民俗及有关传统，甚至不排除一些已经濒临消亡的民俗事象借此契机得以延续或起死回生的可能性。”[3]周星：《“农家乐”与民俗主义》，《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第91页。民俗旅游、民俗主义本身无可厚非，如果既能弘扬当地文化又能为人民创收，实为美事一桩。然而一旦商业资本占据压倒性优势时，民俗、民间性往往所剩无几。地域社会没有能力选择自己满意的存在方式，剩下的只能是虚假的表演。“民俗学研究是为了能够和生活当事人相互配合，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参考。”[4][日]岛村恭则：《社会变动、“生世界”与民俗》（王京译），《民俗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80 页。那么，对于旅游开发过程中，将当地居民排斥在外的民俗主义现象，民俗学者又该做何思考？假如民俗旅游中的没有了当地居民，尽数是外来户，是在金钱、权力的驱使下被迫做出的表演，那么试问这种民俗旅游能够良好的发展下去吗？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应该注重以下三个层面：
1.防止原居民与传承场域相疏离
在旅游开发中，迁出古村落中的居民进行统一管理的方式是投资公司惯用的手段。然而一旦村民搬离原本的生活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将无法展示，必然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搬进了楼房，本来生活的场域没有了。迁离的结果就是失去了传承场域，失去了扎根的地方，人们不再相互了解，不再相互认同，归属感逐步被消解。住在同一块地面上时，出门、吃饭、上茅厕都可以碰面。搬迁后，所有的生活在新式单元房中完成，交流被居住空间折断，由此出现了比邻而居的陌生人。
当然，在保持生活场域的前提下，必须要致力于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一方有权力强制性要求居民常年生活在潮湿阴暗的老房子中，过着洗漱缺水、如厕不便的生活。因此，在生活环境的内部，有必要做出一些调整。比如用竞赛、奖励的方式进行卫生评比，通过物质利益激励居民保持家庭的整洁和卫生。
2.保持当地特色，避免同质化
在城市化背景下，以传统村镇资源为基础、满足现代都市需求的特色小镇已经出现了旅游化的总体趋势。开发公司包揽全局后，外来的建筑队往往缺少对一个地区文化的理解，导致生产出来的景观趋于模式化。以天龙屯堡为例，石头房、沈万三文化都是不可多得的开发亮点，天龙屯堡已经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在后期发展中被放弃，势必是资源的浪费。切勿在商业开发的过程中，消解了原本生活的特殊性。把一个原本颇具活力的景点，包装得太过于刻板。游客到了相隔千里的两个旅游区却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景区的文化特性消失了，只剩下表演态。对景观的厌倦、对文化造假的质疑带来的反感心理导致了客流的不断减少。就村镇原本的景观来说，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特征。在旅游开发之际，应该组织专人对该地区的文化面貌进行透彻的分析，从而提出建设方案，避免旅游景点的同质化。
3.维护开发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平衡
投资者种种措施的出发点，是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这一点无可厚非。当游客逃票、私人交易的情况下，旅游开发公司的利益着实受损。这种情况下，双方有必要进行沟通、调节，以达到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开发过程中，势必会有矛盾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建言献策、居民访谈的方式来解决。当地人自家开办农家乐，游人吃在农家、住在农家，这种体验本身是颇具吸引力的，但也必然造成旅游公司利益的受损。但强制关闭农家乐、迁出居民、景点外包的方式也会损害乡村民俗旅游原有的魅力，这样一来极可能导致客源的流失。如何达到利益的平衡，共同分羹，需要双方共同商议，不能由一方用“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
各学科的研究者们可以直观地从数据得知民俗旅游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但旅游开发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不可量化。在贵州天龙屯堡，沈万三原本是四大家族中沈氏的祖先神，其财神的神格是消隐的。旅游开发过程中，人为的将财神的功能突显出来，成为旅游开发的金字招牌。开发者和当地居民一起筹办了正月初五抬神轿的活动，并修建了中华财神万三祠。然而随着商业资本的不断渗透，投资者缺乏对地域社会的关注。一旦投资者反客为主，对村落组织大规模“换血”，民俗风貌将会发生质的改变。与此同时，原本以村落、村民为核心的民俗旅游舍本逐末式的做法也必将影响旅游业的生命周期。唯有重视地域社会的魅力，避免当地居民与商业资本的对立，才能更好地调动地区的资源，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The Exploited Wealth God and Alienated Inhabitants: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Tianlong Tunpu
Zhou D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China,200444）
Abstract:Shen Wansan is sacrificed by the Shen-family as the Ancestral God in Tianlong Tunpu.Every year,there are grand sacrifices on Tomb Sweeping Festival and Ghost Festival.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unpu tourism,Shen Wansan is regarded as the wealth god,being carried in the sedan chair to advance a crui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of every year.And then,the travel company built the Temple of Shen Wansan,which highlighted the function of the Wealth God.With foreign commercial capital gradually occupy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velopers and regional society is deepening.The local people represented by the Shen-family is isolated from the original living area and be relocated outside the village.The charming of folk customs itself gradually faded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The morbid state of tourism under the popular folkflorism trend in is worth discussing.
Key words:Tianlong Tunpu;Shen Wansan;The Ancestral God;The Wealth God;Folklorism.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7）04-0037-08
作者简介：周丹（1992-），女，安徽蚌埠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财神信仰及其价值批判研究”（项目编号：15BZJ03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宋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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