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海德格尔从此在的有限性本质出发，阐述了此在的时间性是此在超越论的生存论结构之本质，由此将时间性与历史性的维度带入哲学的根基之中，不仅从存在的层面上说明了存在物之存在的生成机制，也从存在论的维度上彰显了历史学之所以得以可能的生成根源。但因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着重于此在之存在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存在本身的探讨，由此不仅增强了作为时间性此在的主体性意味，而且也容易造成人们对其的相对主义误解以及对此在的本真历史性之成立的质疑，我们必须回到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上来化解这些误解与质疑，同时也应在存在问题的层面上来考察其生存论历史学的局限。
关键词: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此在；时间性；历史性
“历史性”是《存在与时间》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界对此的研究一般侧重于从此在的时间性角度对其展开阐述。笔者试图深入到此在的有限性来重新考察时间性乃至历史性的“生成”，并进一步廓清历史性概念本身，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海德格尔生存论历史学思想的理解。与以往在认识论的意义上看待历史不同，海德格尔基于此在的有限性与时间性重新思索历史，亦即他探讨的不是一门历史科学是怎样的和如何构成的，而是考察历史学或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历史(如历史事件、作为历史的存在物等)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之物”的基本意义是通过此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而得到规定的，“而决不是通过对一种特定历史描述中的概念构成的形式分析而得到规定的”[1]87。正如狄尔泰所言——“在把握历史关联时，关键性的事情是：我们既不能从流传下来的历史事件的遗迹中读出历史关联总体，也不能为了构造传统而将所谓的历史哲学观念投射到传统的流传物之中。”[2]101简言之，我们既不能通过实证主义的方式也不能通过观念论来把握历史。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历史的存在论根基在于此在的时间性，并更加源初地奠基于此在的有限性之中。
在研究学者们对环状RNA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临床逐渐对环状RNA的类型、形成机制、生物学功能以及具体特征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尽管环状RNA已被临床熟知，它在我们人体疾病中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它在疾病中的作用机制还必须给予进一步的探究。有相关琛调查显示环状RNA比线性RNA更加稳定，所以，环状RNA有更大的机率成为疾病诊断与预后主要的生物学标志。
一、形而上学(1)尽管海德格尔在后期哲学中几乎不再使用“存在论”或“哲学”等词语来标识自己的思想，传统形而上学更是其批判和克服的主要对象，但“形而上学”一词在其前期哲学中仍具有积极的意义。比如，他在《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都将形而上学确立为属于人之本性的形而上学，明确地将基础存在论看作是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认为“只有此在的形而上学才能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参见：海德格尔著、王庆节译《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导言第1-2页。的发生：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与此在的有限性存在
众所周知，传统西方哲学在存在物的层面上探讨存在物之存在如何可能的问题，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这样一种探讨存在论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却是遗忘或遮蔽了存在本身。从存在物的层面上探讨存在物之意义不仅在逻辑上会导致理论的无穷倒退，并且由此也会导致诸如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等的二元区分与对立。究其根本原因，正是哲学对存在本身的错失与遗忘。然而“存在”是“什么”呢？对于海德格尔而言，用“什么”来对存在进行发问显然是不适宜的，因为“存在”根本不是现成性的“什么”，而是不断生成变化的“如何”或“怎么样”。因此，对于存在，我们不能用对象性的概念思维来把捉它，而只能用现象学的方法来显示它。传统西方哲学总是预先设定了一套概念框架，然后再用这套框架将存在物之存在框定或限定出来，这样做的不合理之处在于：首先，既然概念框架是预先就有的，那么我们对存在物之存在的认识只不过是认识我们原先就有的东西，而非存在物本身，由此便导致了外部世界不可知，或作为内部的主体如何能够达到外部之客体的问题；其次，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先天或先验的概念框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哲学家们因为局限于对象性的概念思维也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由此可见，传统哲学虽然一直自诩学科之母或作为科学的科学，其自身根基却并不是牢固可靠的。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物在获得其意义从而能够作为某个对象为我们显现出来之前，必然早已与人共处于一个前概念前思维的存在境域之中，否则人便不能“识得”此对象是“我”的对象。因为对于其本质是有限的人来说，他并不像神那样能够创生出存在物，而是必须依赖于已然的存在物而存在，由此，他如何“能够”依赖存在物，就是一个首先需要予以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换言之，我们人本身如何能够“识得”并不是我们自身所创造的存在物，或者说如何能够将其看作是我们的对象呢？在自然主义的态度下，主客体的存在及其二分是不言而喻的，认识就是现成的主体通过其已有的逻辑概念范畴去把握已经在那的客体，但是仔细思考便会发现这些问题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言自明，毋宁说它们有着更为源初的存在论根基，而这便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正是从人之本质的有限性出发，阐述了此在的生存论结构如何构成了超越的存在境域，从而使得存在物之存在能够对人本身显现出来。此在操心的生存论结构或时间性表明人的本质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开放、流动的境域之流，而此在的有限性使得它必然以这样的超越的方式存在，亦即必然以超出存在物而又使得存在物之存在得以可能的方式生存，否则，作为有限的此在便没有现成意义上的“世界”。简言之，此在必须已经在世界之中，它才会有一个“世界”。如此，哲学的根基并不是从主体与客体及其二分的预设亦即从中点开始的，而是从“起点”亦即此在的有限性开始的。因此，哲学或形而上学必然是此在的哲学或形而上学，哲学为了达到它的严格性或“无前提性”，必须从“起点”或“实事”出发，而非从中点开始“构建”。尽管存在本身并非就是此在的存在，但是此在之存在作为存在物之存在的开显途径却是通往存在意义的必然之途。
1.4.1 手术治疗 所有患者均接受TCRA手术。使用GMBH-75438型手术宫腔镜(德国Richard Wolf公司)及配套设备，所有手术均由经验丰富的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主持，手术时间在患者月经干净后3～7 d内，要求患者术前禁止性生活1周，术前预处理宫颈，全身麻醉后，宫腔镜直视下，采用针状电极分离粘连组织，游离并尽可能地保护残留子宫内膜，环状电极切除宫腔内纤维瘢痕组织，显露宫底部及双侧宫角，双侧输卵管开口清晰可见即可。
时间性是此在最源始的生存本质，但这一本质在传统哲学中却是被遮蔽的，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将其一步步地回溯、还原出来，才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如此，我们对哲学本身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哲学自古希腊伊始就探寻着万事万物之永恒不变的本原，而鉴于时间与历史都属于变化的领域，因而不可能担当起作为“终极实在”的“重任”。而此在的时间性乃是对传统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必须从人之本质的有限性出发才能真正达到现象学的“实事”或“无前提性”，对于哲学之本原的探寻既不是古希腊哲学里的终极实在，也不是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中的意识实体(包括胡塞尔哲学的先验主体)，而是人之有限性本质的生存，因为这才是现象学严格意义上的实事本身或真正的“现象”。
二、哲学的无前提性：时间性作为此在生存论结构的本质
历史性的本质内涵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此在源始地以历史性的方式生存；其二，历史性作为此在源始的生存方式，它是时间性本真到时的一种样式，历史性只会由时间性“而且源始地只会由本真的时间性照面”[4]426。历史性表明此在如何演历其一生的途程，当然这里的演历不能通过此在非本真的生存活动方式来理解。也就是说，它不是预先设定一个不变的主体，然后此在的一生就是这个主体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一切事件的总和，或者说在它身上所发生的不断变化更迭的体验的简单相加。对于此在而言，“生存的行运不是现成事物的运动”，它是“从此在伸展着的途程得以规定的”，我们把这叫作此在的演历。[4]424-425“演历”的德文词为geschehen(又译为“发生”)，它有本真与非本真的方式，本真的演历就是历史性的基本建构，它的名词形式为Geschichte(历史)。海德格尔强调geschehen与Geschichte这两个概念在词源上的亲缘关系，用演历来说明历史事件的特征，源始的演历是奠基于此在本真的生存活动方式之中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正在发生，而关于“现成事物的运动”的历史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与以上的论述相关，海德格尔区分Geschichtlichkeit(历史性)和Historie(历史学)这两个概念，前者是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实际性的解释学现象学的概念，在这里，此在是由历史性规定的，此在源始意义上的历史是非现成意义上的活生生的历史(因而它是正在发生)，它是历史学得以可能和形成的前提条件或基础。[7]138-139“对历史学这门科学的生存论阐释只意在证明它在存在论上源出于此在的历史性。”[4]426与常人此在沉沦的演历不同，此在本真的演历是敞开、绽出和开放的，它不断地面向可能性或者说不断地将可能性保持其为可能性，它以此在自身的常驻性为基础，海德格尔把此在本真的演历叫做命运。“我们用命运来标识此在在本真的决心中的源始演历。”[4]434传统哲学首先规定此在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如将其看作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一本质规定首先对此在预先作了存在论的设定，因而关于此在的种种存在规定都以此预设为基础并因此而具有“必然性”，由此一开始就凝固、封闭了此在的存在。与此相关，以往的历史哲学，局限于存在物层面上的对象性思维，并没有从根基上探讨历史乃至历史学的存在论起源，而只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探讨“历史规律或历史过程、研究历史认识的方法和性质”[8]导言，而在海德格尔这里，以“历史性”作为存在论基础的历史学，则与人之本质的有限性密切相关。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使得此在的有限性能够在其中得以生存的是此在操心的生存论结构，亦即“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之中—作为寓于……的存在”[4]226，而这样一个多样性结构的统一与整体性的意义便是时间性，因此，时间性便是有限性此在的超越的生存论结构的本质。换言之，此在的有限性使得此在必然以时间性的方式生存，而作为时间性的时间也与传统哲学的时间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给出了时间性的经典定义，“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4]372。从表面上看，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概念依然涉及了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时间的三个向度，海德格尔将其称为曾在(Gewesen)、当前(Gegenwart)与将来(Zukunft)。“曾在”之向度是此在在世界之中的生存论环节的时间性意义，“当前”则对应于此在寓于世内存在物而存在，“将来”则表示此在先行于自身的存在。这样一个统一的时间性结构便是此在本真的源始存在方式，它构成了此在超越的生存论结构之统一体的意义。从中可以看出，时间性的这三个向度不同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流俗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因为海德格尔的曾在、当前与将来这三者是内在地统一的，其中任何一个向度都内在地包含了其它两个向度于自身，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时间就是时间性之绽出境域图式(Schema)的整体到时，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是曾在、当前与将来这三个向度“同时出现”“一起在此”的。而传统时间或我们流俗意义上所理解的时间却是均质流逝的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亦即过去的不能再重来，而未来的还没来到，因此这种时间说的无非是“现在”，过去是已经不再的现在，未来则是尚未到来的现在。
对hsPDA组和nhsPDA组早产儿的PDA生后3 d的液体入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生后第1天、第2天、第3天的液体入量均与hsPDA相关联，两组差异均有统计意义(P<0.05)。
由此，探讨此在之生存便成为了一项严肃的为存在论奠基的事业，此一“事业”便构成了《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存在论，而这一点对于追求普遍性抽象理论的传统哲学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传统哲学自从巴门尼德提出作为“不变的一”的存在以来，哲学家为之殚精竭虑的是那个在千变万化、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真正不变的永恒实在，而流变本身则被主流哲学当作“非存在”的领域而打入了哲学的“冷宫”。理性哲学何其“强大”，以至于它不仅从“根基”上遮蔽了存在本身，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置自身的“不堪一击”于不顾，对于其自身的理论困境要么是束手无策(如怀疑论)，要么便是自欺欺人(如独断论)。海德格尔不再从现成性的存在物之角度上去看待人之本质，不再“超越”人之有限性的本质去追寻所谓的终极永恒的实在，也不再把无时间与无历史的绝对主体看作是哲学的“阿基米德点”。因为这不仅会导致哲学与人之生存的根本分离、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而且更会导致我们无视人的本质有限性，从而使哲学失去内在的人的根基与界限。如前所述，人之生存之所以必然会成为哲学的出发点乃是在于人之本质的有限性，如果说传统存在论是探讨存在物之存在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从人之外的终极实在或无时间性与历史性的先验主体中去寻找，毋宁说它的提出与回答都内在于人的有限性本质之中，是基于人的有限性而必然会提出并必然要回答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的有限性本质使得它必然需要形而上学，换言之，哲学并不是从人之外强加于人的，而是它的有限性本质必然要求一种形而上学的奠基，形而上学必然会从人本身的有限性“生发”出来，人内在地需要一种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就是在突破进入存在物之际所发生的基本事件，而这一突破与人这样的东西的实际生存同时发生。”[3]232事实上，早在1922年的“那托普报告”中，海德格尔就已指出，哲学的发生与对作为实际生命之此在的基本运动的把握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哲学研究的对象乃是人类此在——哲学研究就人类此在的存在特征来追问人类此在。哲学追问的这个基本方向并不是从外部加给所追问的对象(即实际生命)的，并不是从外部拧在所追问的对象上面的，毋宁说，它必须被理解为对实际生命的一种基本运动的明确把握。”[1]78
而历史的内在意义结构在于此在的历史性生存方式之中，换言之，唯有此在以历史性的方式生存，才会有历史或历史学。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此在的历史性是建基于此在的时间性生存论结构之中的，因此要阐明此在历史性的生存方式，就需要对此在的时间性含义了然于胸。时间性揭示出此在作为寓于世内存在者的日常存在并不是其本真的生存方式，毋宁说它是其本真存在方式的一种褫夺样式，亦即它是以遮蔽此在本真的存在样式亦即以常人的方式存在的。如前所述，时间性作为此在操心的生存论结构之意义其三个向度亦即曾在、当前与将来分别对应于此在在世界中的、寓于世内存在者以及先行于自身的生存论环节，而三个向度的整体到时表明此在总是通过它的时间性整体结构去通达存在和开显存在物之存在。由此，此在本真的历史性就必然体现为先行于自身的在当前化中对过去的“重演”，“先行于自身”表明此在在先行向死而在中能够“跳出”当下的“沉沦”样式，亦即将常人此在的存在方式筹划到它本己的生存中去，从而能够与“过去之事”进行“存在”的对答，亦即不是用现成性的眼光去看待过去之事，而是将其“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打开，并永远保持住这可能性，唯有如此，才有今人与古人之“视域”的当下“瞬间”的发生与相遇，才有历史事物的生成，也才会有历史学。无论是时间性还是历史性，都显明了存在物之存在(包括历史事物或历史学)的生成机制，因此，它是通向存在论奠基的必然之途。这再次表明历史性是时间性之本真的到时样式，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现成性的意义上将过去之事带到当前，或者说不可能在现成性的意义上“占有过去”，倘若我们用现成性的眼光看待过去，那么过去的就过去了，永远不可能再重来。正如当我们用现成性的眼光去看待未来，那么未来就永远都是未来，不可能来到当下。唯有在非现成性的意义上，此在才能先行到死中去，亦即让死之可能性或将来来到当下，从而将自己的日常存在筹划到本真的生存中去，由此打开使得“过去”能够来到当下的境域，而这时候的“过去”已不是现成性的、板结化的“过去”，而是共属于时间性之统一体的“游戏”境域或解释学的处境。“历史本身，作为在理解中被占有的过去，从其可把握性方面来看，是与解释学处境的决定性的选择和形成过程的原始性一道生长起来的。”[1]77
三、历史事实的内在意义结构：作为时间性之根本体现的历史性
海德格尔虽然并未明确地指出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或他并无意指出)应是历史事实的内在意义结构，但他的生存论历史学无疑表明，奠基于此在时间性的历史性无疑是这一内在的本质结构，它是历史事实或历史学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一方面，此在的自身存在必须通过历史性才能理解；另一方面，此在的历史性又构成了历史学的存在论基础。如果说时间性结构是此在存在的“横剖面”分析，那么，历史性作为时间性的根本体现则是此在的“纵向面”“描述”，两者实为一体两面。换言之，时间性是此在的“横向”生存结构，而“历史性”则表明此在如何以时间性的方式实际地生存。时间性的本质已然包含了“历史性”情境的内涵，但唯有通过对历史性的阐述，我们才能把握这一“情境”如何展现。当我们说历史性是此在存在的建构时，我们认为时间性作为此在存在的建构，根本地是通过历史性体现出来的。
与传统哲学将哲学的本原归结为某一永恒的终极实体或将哲学奠基于绝对意识主体的“阿基米德点”不同，海德格尔将时间性与历史性的维度带入了存在物之存在的根据或原因之中，两条道路可简单地被归结为“自下而上”的“抽象”和“自上而下”的“还原”之差异，因此，在对哲学之根据的探寻上，两者不仅是思维内容的不同，更是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正是从此在的历史性视角来讨论历史问题的，事实上，这种思想已经蕴含在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之中。众所周知，狄尔泰追随施莱尔马赫将个体看作是真正的历史实在，他反对人类生命本身具有一个能够被理性所明确把握的结构的观点，在他看来，实在生命是丰富多样的、不可以被通约的，所以我们只能理解生命，而不能通过普遍性的概念结构去限定它或简化它。海德格尔认为，狄尔泰虽然已看到作为前反思、前理论领域的生命本身的基本特征是“历史性-存在”，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既没有追问这一“历史性-存在”真正是什么，也没有“表明生命本身如何是历史性的”。[2]102海德格尔则进一步将狄尔泰的“生命”概念深化为此在的存在，并通过时间性说明此在何以是历史性的此在(2)海德格尔在其哲学的开端及其前期哲学中，深受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的影响。穆尔指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狄尔泰的批判所针对的并不是其哲学的出发点本身，而是狄尔泰没有将这些出发点贯彻到底。参见:约斯·德·穆尔著、吕和应译的《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页。从某种程度上说，笔者赞同李永刚先生的观点，亦即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是进入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最佳入口。参见：李永刚著的《历史主义与解释学》，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对哲学本身的“变革”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与传统哲学之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却又是显而易见的。
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海德格尔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阐释为存在论的一次奠基，亦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而是探讨知识对象如何得以生成的存在论根源问题。海德格尔在这里正是从康德的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本质出发，一步步地回溯到使得知性(思维)与感性(直观)能够达到源始统一的超越论想象力那里。超越论想象力是知性与感性得以合一的聚持中点，由其所发动的纯粹综合活动及其活动结果的图式亦即时间的先天规定是三者能够形成超越的境域外观之“秘密”所在，因而超越论想象力就是源始性的时间，而这一超越的境域就是知识得以可能的存在论境域。因此，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就意味着先天的“超越”如何可能，因而“综合”就意味着境域的生成，它是一个使知识得以可能的境域，而非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表明真正的知识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构成的。“存在论的知识将超越‘形象’出来，超越之形象活动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境域的保持开放，在这里，存在物的存在可先行得到瞥见。”[3]118鉴于超越论想象力就是源始性的时间，因此，康德的“我思”就是时间性的“我思”。唯有“我思”是时间性的，超时间的自我才是可能的，后者以前者作为存在论基础。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进一步将时间性的“我思”生存论化为此在的时间性结构。
一般而言，历史之所以对于人本身重要，乃在于它作为人类整体的“记忆”乃至“沉淀”，是我们人思考我们何以成其本身的不可或缺或者最根本的部分。就作为人类个体而言，每个人如果没有了他(她)自身的“历史”或记忆，我们便很难设想人本身的同一性如何得以延续，而对于人类整体而言，人类的文明与文化也只能碎片式地呈现，因而是无意义的。但是这些可以说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历史态度。海德格尔要解决的并不是我们应如何去把捉和阐述历史，而是历史之为历史的存在论根源是什么，历史事物的生成机制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历史学要回答的是，在时间上已经过去的事物有很多，为什么在其中有些东西成为了“文物”而被人所保存，有些事件成为了标志性的历史性事件而具有了突出的历史意义，如此等等，而更多的东西则可能永远被“埋没”在无声无息的时间长河里，也许它们有一天也会成为“文物”、历史性事件或某种历史而进入人们的视野里，但是至少在目前人类可能的意义境域中，它们还没有进入到人的“历史”视野中来，因此也可能还未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所以，海德格尔要探讨的不是历史是如何的，而是要探讨各种各样的历史事物得以生成的存在论“机制”是什么，又或者是何以会有各种类型的历史学。
因此，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打破了传统哲学之本质与现象的二分。此在以时间性的方式生存，也就是说时间性乃是此在生存的境域结构，这一境域表明此在并不是现成的主体实体，而是不断流变的“境域之流”，由此历史性才有可能被纳入到此在的本质之中，从而具有了存在论的意义。在近代主体性哲学看来，主体作为知识的最终根据乃是先天的，因而是无历史的。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实体，还是康德的“先验我思”，抑或胡塞尔的“先验主体”，都是超越历史与时间之外的。尽管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对先验想象力的阐述已使得他向“作为时间性之我思”的发现迈进了一步，但由于他仍然局限于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却又必然使得他会在这一发现面前退缩。因此，在海德格尔这里，作为哲学之“本原”的此在的时间性便不再是现成的超越时间与历史之外的终极根据，而是充满开放与可能性，具有丰富历史情境的源始境域。“源始性之意义并非一个外在于历史的或者超越于历史的理念，不如说，此种意义显示在这样一回事情上，即无前提性本身唯有在实际地以历史为取向的固有批判中才能被赢获。”[5]7这表明哲学并不是无历史性的，毋宁说它的根基或“源头活水”就在人之生存的时间性与历史性之中，这一点与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思想是根本相左的。李凯尔特认为“历史学”与“哲学”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概念，因为历史学就其特征而言是局限于历史性、亦即以时间作为条件的东西，而哲学所要追求的却是永恒的、非时间性的东西。由此，李凯尔特认为，“历史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6]310。
四、余论：对“本真历史性”概念的进一步澄清以及生存论历史学的局限
第二，云计算平台为“零工化”的需求和供给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储存和计算平台。云计算平台能够为供给方提供储存海量需求大数据的平台，使得服务供给方能够充分了解需求的分布以及各种个性化细节。此外，云计算平台也为大数据的计算提供了物质基础。
首先，通过此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虽然“无前提性”地说明了存在物之存在的生成机制——与先天概念结构(如康德，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或先验主体的意向性结构(如胡塞尔)对其的说明相比，真正地彰显了时间性与历史性的动态生成之维——但是人的主体性在这里却突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或比传统哲学更为极端。这主要是因为，此在虽然不是传统哲学的意识主体，但无论如何却是不折不扣的生存主体，海德格尔虽然强调此在的存在是为通达存在之意义作准备的，但是在他的时间性与历史性学说中，此在的存在无疑比存在本身更为重要，甚或在《存在与时间》中体现出一种喧宾夺主的“气势”。就此而言，一方面，此在之存在是开显存在物之存在的前提或基础；另一方面，此在的历史性却是个体此在的本真性。将历史事实的内在意义结构奠基于个体的生存之上，如果忽略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存在问题之维，那么便容易造成人们对其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的误解；另一方面也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质疑，亦即，此在本真的历史性是本真的吗？[9]因为本真性必然是与“个别性”内在一致的，当此在本真的历史性对“曾在此”进行二次重演时，难道不是丧失掉其本真性了吗？因为此在对曾在此的重演，意味着此在有向类此在过渡的危险，而此在的本真性本身却意味着与“类”或非个体是必然构成内在矛盾的[10]。凡此种种问题，都需要对海德格尔的此在的本真历史性概念作进一步的澄清。
在笔者看来，此在本真的历史性对曾在此的二次重演使得此在本真的历史性在某种程度上“失真”了的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原因首先在于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将此在本真的个别性绝对化了，个别性是作为时间性整体的个别性，亦即仍然是处于世界中的作为日常此在的个别性，不是架空了解释学处境的个别性。此在本真的历史性固然体现在对曾在此的二次重演，但它之所以是本真的，在于它能够将曾在此作为可能性而打开，从而能够与此在本真的当前进行瞬间的相遇，由此新的意义境域才会生成，事物才能本真地为我而显现出来，而非现成性地人云亦云地将过去简单地重复。因此，对曾在此的二次重演并不是向“类此在”进行转化，从而失掉了其作为个别性的本真。毫无疑问，本真性之意义首先需要从个别性来理解，但这个个别性不是绝对地脱离常人的仿佛置于真空中的个别性，而是能够将此在的日常存在筹划到它的本真生存中去，也就是从生存论上打开常人此在对本真此在的遮蔽。这里的重点在于“打开”，而不是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将它消灭掉或予以消除，此在作为时间性的整体存在，即使是作为本真的个别性存在，它也不可能消除它作为常人的存在方式，因为此在首先和通常是以常人此在的方式生存的，它只有通过向死而在，才能打开这种遮蔽，让其本真之在显露出来，而唯有打开这种遮蔽，源头活水才会流淌出来，才会呈现时间性的境域之流。
其次，在海德格尔本真的历史性概念中，并不必然包含着类此在的非本真的矛盾，海德格尔对本真的历史性定义的关键点在于能够打开在当前化中常人的遮蔽，从而能够重演曾在此，“个别性”作为本真性的应有之义不应该在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维度上(如本真的个别性与类的此在)来理解，而应在遮蔽和揭蔽的生存论层面上来把捉，这一点从海德格尔源始地将真理理解为去蔽的观点便可见一斑，所谓“真”应该首先从“去除掩蔽”的意义上来理解，唯有去除掩蔽，“真”亦即真正的现象或“实事”才能显现出来。作为去蔽的或展开状态的真理正是此在本真的历史性揭示出来的，正因为如此，真理本身才可能是历史性的真理。但由此会不会导致相对主义呢？如果真理是揭蔽，那么相对于绝对主义而言的相对主义就并不被包含在作为揭蔽的真理之中，两者是不同层面的范畴，前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后者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因此不能说海德格尔的历史性真理陷入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层面的范畴，其本身是建基于此在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之上的，正如主体与客体及其二分要建基于此在的生存之上一样。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成为教学改革的主导方向，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成为教学改革中确实可行的新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颠覆传统的教学流程，学习者在课前自主学习网络教学教育资源，实现知识传递；课堂则主要进行师生协作式答疑讨论，获得知识内化的优化，实现对传统教学中师生角色的翻转。
那么，生存论历史学具有哪些局限呢？作为对历史科学的生存论存在论奠基，时间性与历史性是极其重要的概念，但在这个过程中，海德格尔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历史学，这只是他的存在学说的一个“副产品”，这一点从海德格尔将此在的历史性与时间性奠基于此在的有限性之上便可见一斑。如前所述，时间性与历史性的“生成”秘密乃在于此在的有限性，是后者使前两者得以可能和成为必然。海德格尔的真正目的是借助对历史学的生存论存在论阐述来进一步深入揭示此在有限性与时间性的哲学根基，从这个角度上说，当我们去阐述生存论历史学的局限时，也理应在这个层面上去考察。换言之，不是从历史科学的“构建”而应从它的“根基”上去揭示它的局限。就此而言，我们认为，除了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此在的历史性有强化传统哲学的主体性之嫌外，时间性作为此在生存论的超越论结构虽然是在此在有限性的存在论层面上得到描述的，但它的外在形式却依然是康德式或胡塞尔式的，亦即“勾划”一个“结构”来说明哲学的根基，无论它是知识论还是存在论的根基，它都始终带有一种“结构”的特质而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哲学的“理路”限制，因此也难以将如“游戏”般的存在境域彰显出来，这大概也是海德格尔在后期哲学中为什么会破除时间性之优先地位的原因之一。相对于天地人神之四方域的时空深渊，三个向度的时间性结构显然过于“板结”化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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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tudyonHeidegger′sExistentialHistory
LIRirong
(CentreforForeignLiteratureandCulture，GuangdongUniversityofForeignStudies，Guangzhou510420,China)
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nature of Dasein′s finitude, Heidegger argued that Dasein′s temporality is the essence of its transcendental existential structure, therefore he brought dimension of temporality and historicity into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philosophy. This not only show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Being of beings from the point of Being, but also reveals the ontological origins of history. However, Heidegger attached too much importance to the Being of Dasein, and overlooked the Being itself to some extent in BeingandTime, which enhances the subjectivity of Dasein, and easily causes people to misunderstand it as one kind of relativism and suspect Dasein′s authentic historicity. Therefore, we must go back to Heidegger′s Being to dissolve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and also examine the limitations of Heidegger′s existential history from the angle of existing problems.
Key words:Heidegger;BeingandTime;Dasein; temporality; historicity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19.10.002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9)10-0006-07
收稿日期:2019-0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研究”(16BKS018)；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德格尔政治哲学的基础与转向研究”(18ZXC001)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日容(1979—)，女，广东化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讲师，博士，博士后，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编辑 王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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