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40年的中国人类学研究见证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仅表现为人们思维范式的重大转变，而且也表现为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上从原有的总体性国家逐步脱嵌，而再嵌入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过程中去。这种转型当然也影响着中国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过去的完全依赖于西方人类学发展理论与方法，发展到当下开始反思中国的真问题，寻找中国的解决办法的新时代。文章回顾这一40年的过程，指出中国人类学作为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性，同时也以南开大学的人类学发展为例，在“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使命下提出南开大学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关键词：人类学；学科建设；重塑中华民族；察国情；走出中国
一、研究背景
100多年前，由蔡元培等老一辈学者将人类学课程引入中国，他们一直探索的是运用人类学来开民智、察民情，并服务中国当时的诸种社会和文化命题。这种人类学中国化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也成为中国人类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人类学自百年前引入中国之后，结合时代命题形成了几种发展脉络，但是由于它所依附的每个学科在这40年中都已经形成完整成型的体系，也得到政府教育部门的正式承认，因此人类学很难从其中独立出来，形成自身的学科。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的三科并列、相辅相成的景象并未发生。而就现在出现的新的人类学脉络，如发展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女性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层出不穷。这些变化毫无疑问是与当代的这个转型时代息息相关。
古人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班级规则的制定有利于班级管理，新接一个班级，班级已有的规则在继续延续的过程中出现不和谐的音符，此时的班主任需要重新整顿班规，但又不可一意孤行。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对于任何一条规定，都应当让受教育者看不出是对他们的禁止，而应当把它们理解为是行动的号召，是鼓励和帮助他们在善良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因此，班规的制定要体现民主性与广泛参与性。
改革开放的4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巨变时代，这种巨变表现在：第一、国家政治战略从准备战争为中心的继续革命转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第二、从公有制经济为单一主体的计划经济转型为以多种经济并存与混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体化；第三、从国家主导的总体性社会转型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分化的多元性社会，由此形成政府职能部门和组织体系的转型以及企业组织和接踵而来的社会组织的兴起。如果从注重整体观的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巨变整体上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脱嵌，原有的中华文化从现实“共产主义”革命文化中脱嵌，而再嵌入到中华民族-国家的文化现代化潮流中去。如果说20世纪初的这种现代化是一种救亡压倒启蒙的历程，那么在上个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种现代化，则力图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
这40年可以说仍然是这种百年探索的恢复和延续。因此要理解改革开放这40年的人类学发展，仍然需要从100年中国人类学史去回顾才能真正理解，它是如何与时代的转型密切结合，又如何因为时代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主动抑或被动的转型。本文将结合南开大学的人类学历程做一个简单论述。
二、南开的中国人类学发展历程
人类学属于西学东渐，也是萨伊德所说的“理论的旅行”，因此它深深地受到理论发源地的影响，也深深受到那些作为中介的留学归国的学者本人的性情和理解所影响。由于西方并非一个整体，因此西方的人类学也呈现出不同的流派，比如欧陆、英国和美国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这也使得在这些地方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也呈现出对人类学的不同认识。因此，因为这些不同的人类学者，中国人类学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时期，中国人类学背负着不同的学科意识，也形成了不同的人类学发展脉络。
2004年，南开大学从兰州大学引进了高永久教授，为学校发展民族学学科。学校当年成立了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2005年，南开大学获得了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以高永久、陈·巴特尔、陈纪、郝亚明几位老师为代表。从2008年开始，该中心先后出版了南开民族学系列丛书，包括《民族政治学概论》《民族学概论》《民族社会学概论》等。郝亚明与中央民族大学包智明教授合著的《体制政策与蒙古族乡村社会变迁》一书，运用人类学整体性的研究手法，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社会文化变迁及其深层原因。郝亚明也通过对内蒙古乡村、西藏牧区和凉山彝族地区多年来细致的实地调查，结合民族学的专业知识，形成了多篇关于民族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相关论文。而以邢公畹为代表的南开大学少数民族语言问题研究的学者，在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汉台语比较研究）、语言理论研究、汉语语法研究等领域产生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
教育人类学是介于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将人类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应用到教育领域，从宏观到微观、现实和观念等方面来描述、解释教育现象、揭示教育与人、教育与文化、社会文化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应用性学科。①李复新，瞿保奎：《教育人类学：理论与问题》，《教育研究》2003年第10期。在南开大学，陈·巴特尔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尤其对蒙古族的教育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文化变迁中的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一书中，他将把蒙古族高等教育演变放在民族赖以生存的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中加以梳理，并重新认识，客观看待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2009年，他与美国教授Peter Englert合著了《守望·自觉·比较——少数民族及原住民教育研究》一书，该书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出发，探讨了民族院校研究生教育思想的转变、民族学院的组织特性等问题，尤其对历史中的科举制度和元代书院官学化进行了文化阐述。袁同凯长期扎根田野，脚步遍布新疆哈萨克草原、广西土瑶、老挝北部等地区，出版了《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教育人类学简论》《蓝靛瑶人及其学校教育：一个老挝北部山地族群的民族志研究》等著作。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本世纪初最大的发展项目，给中国的人类学走出去，研究他国的异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类似于当年的边政研究，人类学家一方面可以发挥自己研究他者文化的学术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知识和方法的支持，因此当代中国的人类学发展恰恰是要走出去，走向非洲、走向太平洋、走向欧美，只有这样，人类学才能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得到国家的认可，成为一级学科。
aij——邻接矩阵A的元素,A=[aij]描述各DG单元间的联系,若有(vj,vi)∈E,aij=1,否则aij=0。
中国人类学的第二条脉络就是社会学，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其中的社会人类学。也就是著名的中国人类学的功能学派。那个时候的吴文藻、费孝通等人更关注如何观察中国和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他们的问题意识要高于学科意识，因此他们把功能主义人类学、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传统融合到研究中国的社区，并由小社区来理解大社会。这一脉络对于中国学术的影响极为深远。这个所谓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其实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学派。它所创造的社区方法论和乡土中国的想象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今天。80年代，费孝通先生重建当代中国的社会学，亦由南开开始。这影响到南开的很多人类学者都在社会学的脉络下继续研究。它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在进一步的发展。2003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袁同凯加盟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该系又于2004年引进了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刘华芹。2004年南开大学人类学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点，从此成为学校的一门正式学科，并于2017年开始申请人类学二级学科博士点。
可以说，从人类学自身的圈子来看，希望人类学具有一级学科的呼声从未停息，但是从整个学术场的权力格局来看，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似乎都已经被它所依附的学科所占据。可以说在人类学创建的时期，人类学作为学科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调，反而研究中国问题成为主要的当时人类学者的方向。这种问题意识无疑是中国人类学特色，但是也确实如胡鸿保老师所说对学科意识形成了负面的影响。如果局限于现有的领域，无论是研究汉人社会还是研究少数民族，它都只能是依附在民族学或者社会学下。
南开大学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在不断地适应这新时代的社会需求，关注社会问题，用人类学特有的学科意识来阐释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当前南开大学的人类学学科主要由袁同凯、朱健刚、刘华芹、马伟华、黄旭涛等老师开设课程并从事相关研究，形成了教育人类学、网络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三个研究方向。
改革开放的40年间，人类学虽然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却因其文化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论，弥散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差不多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冠以人类学的专业存在，甚至艺术人类学也开始引人关注。人类学似乎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这40年也不仅仅是恢复和重建，人类学再次从西方舶来。西方阐释人类学之后的人类学开始影响着中国人类学的独立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人类学者，他们所处的海外已经是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人类学，或沉入后现代的解构或建构主义的思潮；或积极寻找出路，力图走向公民的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女性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等分支学科层出不穷，去中心化和非科学化成为一种趋势。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以前的这些脉络，而形成世代更替后的新的人类学。
中国人类学还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生物学和民俗学脉络，人类学学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基本都被取消。但人类学本身的思维方式仍然运用于国家认可的民族研究中去，人类学可以说在那时受到到苏联人类科学的影响，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这也是人类学中国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如顾定国所说的这也是中国人类学不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同时受到西方和苏联的双重影响。但即使在那个时期也没有完全只是苏联模式的照搬，民族识别运动是那个时候人类学发展被冠以民族研究的重要后果，政治意义也极为深远。但这些研究在南开还比较薄弱，这里不做过多讨论，不过，这些脉络各自都独立发展，遗憾的是最终它并没有整合出一个独立的人类学学科发展。
中国人类学的第一条脉络是民族学，也可以说是文化人类学。这由既任政府重要官员，又兼中国最高学府首长的蔡元培先生在德国学习后介绍入中国，又引入北京大学的课程。1923年，当时的南开大学雄心勃勃，张伯苓、严修以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国，力图建立东方的哈佛、耶鲁这样的私立大学，他们的口号是“知中国、服务中国”。在那个仁人志士力图救中国的年代，中国人对人类学独特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渴望。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下，他们聘请了当时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也是中国第一个在西方毕业的人类学博士李济，建立了人类学系，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
伴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近年来网络人类学已经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它以网络空间的人与文化为研究对象②刘华芹：《网络人类学:网络空间与人类学的互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研究范畴涵盖网络世界的整体性、虚拟社区互动和网络社区文化等方面。刘华芹主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相关研究成果。在《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一书中，她对天涯社区这个网络虚拟社区进行了全方位细致的描述，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对以往对于网络社会的认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而都市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主要聚焦于都市区域的社会文化发展及变迁等问题。马伟华和陈纪都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关注了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与城市融入、城市民族认同建构等问题③马伟华：《社会适应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资源整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
三、南开人类学的未来展望
中国人类学的第三个脉络是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有着3000年文字历史的文明国家。人类学进入中国和人类学进入大洋州和非洲有着重大的差异，它自然就和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密切结合起来。而陶云逵先生在南开的教授职位当年就是被授予历史人类学讲座教授。陶云逵先生对历史情有独钟，他创办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可以说在那个时期，除了中央研究院的史地所、魁阁工作室，就是南开的边疆人文研究室。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边政学的兴起，边疆研究不但提升了人类学的理论范式，积累了关于中国的大量田野调查资料，而且也将人类学的知识应用到当时的中国抗战中。由此人类学建构关于中国的国家想象。这也影响着南开大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视。在这40年间，以杨志玖为代表的学者搜集了大量历史文献，对蒙元史、回族史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杨志玖的学术成果主要成果集中在马可·波罗研究、探马赤军研究、元代回族变迁等几个重要领域。例如，《元代回族史简稿》是杨志玖关于元代回族史研究的一个总结性论著，这一领域的研究伴随了杨志玖的整个学术生涯。
展望未来的中国人类学发展，可以说它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想让人类学成为一级学科的欲望依然强烈。如果人类学要成为一级学科，就需要与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战略一致，才有可能得到国家的承认，但同时又要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从而不至于被原有学科所覆盖。
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并非现在民族研究中对于少数民族的侧重，而是欧陆传统下的文化人类学。文化是其核心概念，这和现在的文化人类学没有实质差别。在胡鸿保老师主编的《中国人类学史》中，这类研究归入人类学的民族学派。不过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和描述。南开大学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李济的学生陶云逵先生也从德国留学回到南开，开始了这一类的研究。他深受文化传播论的影响，是国内第一个运用文化概念来分析民族社会的重要学者。民族学的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的南开。从民族历史和语言逐渐扩展到民族政治、社会以及政策等方方面面。
但这是否就是中国人类学的唯一目标呢？笔者并不这样认为，在和权力进行对话的另一面，具有批判和反思的中国人类学也可以不再追求一定要成为实体性学科，它本身的对现代反思和批判倾向可以让它成为一种弥散性学科，它继续以一种理论方式和研究方法弥散在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甚至哲学、文学和艺术中。它不仅仅不是一门科学，而且还不是一门学科。它超越学科。或者说超学科，和各学科展开对话，着力于激活各学科的发展。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区域教研组内教师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这种关系有助于教师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教研组“尊重、关爱、合作”的基本理念基础上的。
这当然太理想了，但是这可能恰恰是现在人类学家最现实的工作方式。南开大学计划建立人类学研究中心，一方面它积极推动人类学一级学科的发展，它会把“一带一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发展跨学科的力量来研究相关的发展、环境、健康、教育等多种问题。另一方面，在这个转型与多变的时代，它也学会低调而浩荡地前行。
2.1.2 磷。果实缺磷能够引发水心病，影响苹果的储藏质量。2012年全市叶片磷平均含量为0.28%(表1)，说明烟台市果园磷的使用量在较高水平，果树减磷迫在眉睫。除非叶片磷的含量低于0.08%才进行土壤施磷肥。磷元素在土壤中与其他元素合作关系不是很好，能使钙、镁、锌、铜、硫等元素变得无效。低磷常与土壤pH低有关，酸性土壤中磷酸根离子与铁(Fe3+)、铝(Al3+)、锰(Mn2+)形成磷酸盐沉淀，使磷素失效；碱性土壤中的磷被Ca2+、Mg2+固定。
钾肥施用充足，不但能使作物产量增加，而且可以改善作物品质。钾对作物品质影响主要体现在：油料作物的含油量增加；纤维作物的纤维长度和强度改善；淀粉作物的淀粉含量增加；糖料作物的含糖量增加；果品的含糖量、维C和糖酸比提高，果实风味增加；橡胶单株干胶产量增加，乳胶早凝率降低。因此，钾通常被称为“品质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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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Nankai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ZHU Jiangang,YUAN Tongkai
(Nankai University,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Tianjin,300350,China)
Abstract:40 years of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have witnessed the great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This change is not only a major change in people's thinking paradigm,but also in the gradual embedding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state governance from the original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country.This transformation of course also aff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that is,from the past relying entirely on western anthropological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methods to the current era of rethinking China's real problems and looking for Chinese solutions.While reviewing the process of 40 years,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facing Chinese anthropology as a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many possibiliti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by taking the anthropological development of Nanka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and under the mission of"knowing China and serving China",it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focus of Nankai Universit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anthropology;discipline construction;reshaping the Chinese nation;examining the national conditions;going out of China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33（2019）02-0051-05
收稿日期：2019-1-10
作者简介：朱健刚（1972～），男，湖南长沙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袁同凯（1963～），男，新疆阿勒泰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黄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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