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志明鬼思想是墨子“兼爱”理念在精神层面的反映。首先指出墨子的“天志明鬼”的积极意义，然后揭示天志、明鬼思想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不足，最后指出天志明鬼思想的核心价值以及在当代的批判与继承。
关键词：“天志明鬼”思想；墨子
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社会正在经历大动乱、大变革，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愈深。墨子提出天志明鬼思想，希望借用民间和神鬼超自然的力量，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从而为普通百姓发声，实现“兼爱”。
墨子“天志”、“明鬼”思想中的利与弊、理论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发展，以及其在当下社会中的扬弃之处，这些都是笔者在本篇中所要进行论述的。
一、理想状态
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是墨子为底层劳动者发声的体现，其思想的理想状态是实现以下三个方面：一为约束统治者，并劝导统治者行善政；二为借此规范百姓的日常言行；三为希望在民间乃至官方建立起“重义”的价值信仰。
《墨子·天志上》：“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1]146。”顺从天意是仁政，反对天意则是暴政，而天意的要求则分为天之不欲与所欲。“天之不欲”是：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1]152。墨子借上天反对来警示统治者，强国不要欺压弱国，权贵不要压榨贫贱。《墨子·天志下》：“顺天之意，兼爱天下之人”[1]162，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关注百姓民生。为了使天志更具约束力，墨子提出“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1]151”利用鬼神表达“兼爱天下”的政治主张，并警戒统治者。
鬼神的赏善罚恶不只针对统治者，同时也引导普通百姓行善。《墨子·天志上》：“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1]144”借天之所欲，劝导百姓行仁义之事。又提出“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1]152”希望有气力的人能相互帮助，有道德的人能相互教导，有财物的人能相互分享。上天了解世人的一言一行，鬼神会对所有人进行监督和赏罚，“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1]145”百姓对鬼神怀有敬畏之心，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让人们能做到存善心、行善事。
“天志明鬼”思想由于历史因素，并没有突破时代的限制，依然深受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消极地要求劳动人民安时顺命，麻痹了人们的抗争革命精神，这是墨子“天鬼”思想中最遗憾的不足。墨子后学在哲学层面上争辩的有神论与鬼神论并没有触及政治利益，小生产者的落后性亦由此展示出来。
首先，借用鬼神的力量来约束统治者，从而实现“兼爱”政治主张，这样的目标明显带有空想性。兼爱思想在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的社会大环境下不可能为统治阶级所奉行。而鬼神是虚无的，所谓上天对君主权力的监督与奖惩制度，其实只是心理暗示和道德约束，不可能真正达到约束统治者的理想状态。
因此，墨子提出的“天志明鬼”思想的理想状态，对于道德约束失效的乱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是针对统治阶级。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社会中既没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力量，传统的道德礼制也变得脆弱无力，而“刑不上大夫”使贵族们免于法律的限制，唯有不可掌握的鬼神之力成为统治者的制衡。墨子利用原始宗教中人们对自然鬼神力量的敬畏，并以“兼爱”为核心加以改造，站在广大底层劳动者的立场上，通过上天的力量来限制贵族统治阶层的特权，陟罚臧否，竭力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体现了底层人民对统治者剥削的反抗。
二、矛盾与不足
3.3.5 药剂防治 种植前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700倍液喷洒地表和墙壁等，进行表面灭菌；大棚、温室也可用10%腐霉利烟雾剂每667m2用250-300g熏烟，隔7d熏1次，连熏2-3次。发病后可用50%异菌脲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50%咪鲜胺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或10%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40%嘧霉胺悬浮剂1000倍液喷雾防治。
从目前认定情况看，申请人主要以病理学或药理学专家工作小组或联盟为主，他们对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并不依托于特定药物研发项目，而是致力于推动制药行业研发水平的整体提升。同时，已经认定的生物标志物以非临床研究阶段应用为主，但对于药物临床试验阶段的安全性、有效性研究也可以提供支持，FDA临床审查部门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如何将其更好地使用在临床研发项目中。
尽管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有着积极作用，但由于时代局限性，其学说自身依然带有很大的矛盾和不足。
墨子的“鬼神论”，其核心是在宗教层面上阐述和巩固“兼爱”思想。墨子认为天有意志，并将天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让鬼神帮助实行上天的意志，实施奖赏和惩罚，因此“天志思想”和“明鬼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为“兼爱”这一核心政治主张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墨子所谓的“天志”实质上就是他本人政治主张的体现。
墨家思想“一方面对鬼神的重要性极力渲染，另一方面又持有一种为人所用的现实的实用态度。”[3]128像《公孟》《贵义》都反映出朴素唯物论，体现墨子和其后学对鬼神的争辩。“他既有‘天志’、‘明鬼’的有神论思想，也有‘非命’、‘尚力’的无神论因素，形成谬误与真理的奇妙结合。”[4]56
此外，在墨子的天鬼思想中，人的地位始终被放置在鬼神之下，这与春秋战国时期要求凸显人的价值的时代趋势相反，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倒退。在《墨子》的天志篇中，多次出现“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类似的表述。墨子认为行事的标准应以符合天的要求为最高宗旨，而非人的需求，弱化了对人本身的关注。我们要区分好墨子的天志观与非命观，要肯定“非命观”中“人定胜天”的积极意义，但是也不能否认墨子天学中存在的“返古”趋势。孔子认为“子不语乱神怪力”，老庄提出“道法自然”等，这些都体现出诸子百家对鬼神持有怀疑态度，将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关注人与社会。而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却是立足于原始的天鬼之说上，与时代发展趋势相悖。
除此之外，墨子还希冀用“鬼神”宗教思想为人们提供信仰支撑。墨子从天志衍生出天欲、天德与天贼观念。天欲观在前文已有交代，此处不再详述。天德观是“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1]153。”而天贼则与此相反，行三不利。无论是天子诸侯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做天所欲之事，符合天德之利，如此可以为圣贤之人；否则就是天贼，必会被鬼神惩罚。
三、思想核心与现代意义
其次，墨子的天鬼思想并没有脱离等级限制。《墨子·天志下》：“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1]161”墨子认为能监督和赏罚统治者的只有比君主更“高级”的鬼神，而不可能是处于“下位”的百姓。而“这种主张也常常使得广大劳动者在残酷的剥削下，拼命降低生活的要求，拼命多做工，不敢萌生人和反抗的念头。”[2]78从这方面来看，墨子并非积极鼓励底层百姓作斗争，而是处于被动的等待状态，这不仅没有达到为底层人民发声的基本要求，甚至打压了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精神。
“君权神授”观念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而墨子的天鬼观代表的是广大劳动者的立场与利益，是小生产者意志的扩大、引申和幻想，从根本上说代表的是劳动人民，反映对统治阶级残酷压迫的反抗，目的在于限制统治者为所欲为。尽管墨子的宗教思想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等级观念，但不能因此抹杀墨子为创造“兼爱非攻”、和平共存的理想社会而付出的努力。
因此，对待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未知事物上，抛弃墨子“天鬼观”中对天、鬼、神的过度崇拜，回归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在对权力的监管上，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而非依靠虚无的鬼神进行赏罚，建设法治社会。同时，我们应当发扬墨子天学中的兼爱、重义思想，劝导人们关爱团结，相互帮助，打破“物质至上”的社会冷漠。
每一个历史境遇中的视域都存在着变体，因为人们都是从自我生存状态出发，来关注本我的价值，不同的生存状态，其关注点也就不同。异议的声音，打破了传统的关注点，为我们探索新的生存状态的表现开启了新的空间。
公元前481年，田常在民众的支持下，打败了齐国当权贵族监止，并杀死了齐国奴隶主贵族的最高代表齐简公。从此，以田氏为首的齐国地主阶级势力反对奴隶主旧有阶级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据《史记·田敬仲世家》记载，在田常杀死齐简公以后的五年，即公元前476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由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姜齐政杖已名存实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地主政权——田齐政权建立起来了。
(3) 工程处治方案。项目区山体高陡，多种形式的崩塌频发而冲击能量大，加之工程工期紧张，考虑到线路以路基形式通过，结合项目区坡脚存在较宽的河流阶地等有利条件，决定在坡脚路基部位设置装配式棚洞被动防护方案。即棚洞结构的桩柱及纵梁采用现浇型式，而棚洞顶板采用预制装配的方式，以快速完成工程施工。放弃了工程施工速度较慢、全部现浇和对地基整体强度要求较高的明洞防护方案。棚洞上部根据危岩落石的冲击能量，设置厚约4 m碎石土缓冲层，并在其中设置厚70 cm的EPS缓冲层，以进一步提高棚洞的抗冲击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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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继愈.墨子与墨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张晓虎.战国社会思想与墨子宗教观的内在矛盾[J].云南社会科学，2004(06).
[4]孙中原.墨学通论[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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