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在高校共产党组织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得到了广泛传播。具体路径包括:成立进步理论团体和研究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邀请进步教授做报告或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开展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澄清师生的模糊认识，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创办进步刊物，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这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对于推进新时代高校工作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 键 词:五四时期；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西方在华创办的报纸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即开始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但这时尚处于零星和不系统的阶段。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真正广泛传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高校作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集中地，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点领域。五四时期②关于五四时期的起止时间，学术界有多种观点和看法。本文采用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23年底科玄论战结束为止。，高校共产党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团体运用多种手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传播。
一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传播的基本状况
五四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日益完善，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1918年中国有专科以上学校89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10所，专科学校79所。1925年，中国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50所，专科学校58所①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1页。。五四运动前后，高校出现了以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以北京大学师生为主要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力量。党成立后至1924年大革命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唐山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中法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先后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五四时期，高校共产党组织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成立进步理论团体和研究会、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邀请进步教授做报告或演讲、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论战、创办进步刊物等方式，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尤其是高校的传播。
(一)成立进步理论团体和研究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
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高校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竞相传播发展的重要领域。为了引导进步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高校党组织和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成立多种形式的理论团体和研究会，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以“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为例。1920年3月，在李大钊、邓中夏等领导下，北京大学秘密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党成立后，中共北京地方党组织决定将研究会公开，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该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研究方法分为“搜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讨论会”“讲演会”“编译、刊印《马克斯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四项②《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关于搜集图书，研究会通过多种举措，到1922年6月已经购得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多种，中文书籍20多种。英文书籍主要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中文书籍主要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阶级斗争》(恽代英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马克思经济学说》(李达译)、《社会主义史》(李季译)③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2-93页。。在此基础上，研究会设立了藏书室，取名“亢慕义斋”，即英文“Communism”之音译，其目的在于躲避北京政府的搜查。关于研究方法，从1922年起增加了“特别研究”。其采取自由组合和固定分组相结合。其中自由组合有“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三个，固定分组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什维克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十组。在北京大学党组织领导下，该研究会成员到1922年初已发展到60多人，后来一度达到250多人。其成员除了北大师生外，还有北洋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民国大学等学校的师生①王效挺、黄文一:《战斗的足迹:北大地下党有关史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3页。。
五四时期，在各地党组织和进步师生的领导下，全国其他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团体。主要有:1920年秋，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影响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其主要领导人为该校教师王右木，早年曾留学日本，深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思想影响。1921年夏，在北京共产党小组领导和帮助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1922年5月，在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指导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了“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中，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是五四运动之后，四川地区最早诞生的一个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群众性革命组织。王右木多次给读书会成员讲解《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神髓》，指导他们学习《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组织阅读《新青年》和《民报》副刊等②《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拟定了劳动问题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唯物史观、以社会主义眼光研究远东问题等13个研究题目，组织团员和广大青年进行学习和研究。他们还公开举办“社会改造”讨论会，探讨改造中国的办法是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主义③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第1卷，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伴随着近代出版业的兴起与发展，报纸刊物在文化交流、思想传播、信息传递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五四时期，高校共产党组织和进步社团通过创办进步刊物，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阵地。比如，1919年12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进步学生发起创办《少年世界》月刊和《少年社会》周刊。恽代英、杨贤江担任《少年世界》周刊编辑，李大钊、蔡和森、王若飞等均为该刊写过文章。它曾发表过《波希微党(即布尔塞维克)之教育计划》《新俄罗斯建设之初步》《俄国学生对世界之宣言》等系列文章②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第1卷，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再如，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于1922年创办《人声报》。这是四川第一家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刊物，重点是系统、集中地宣传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介绍苏联和工人运动状况。王右木在创刊号上发文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可免却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免除军国主义的压迫”、“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可促进世界和平”等。因此，中国要实行“新俄罗斯的赤色化”，也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③《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
在新的经济形态下，以互联网思维、借助先进信息通讯技术（ICT）和能源电力技术，实现能源产业链的数字化重构。
(二)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五四时期，高校共产党组织利用可能条件，通过组织党员教师或者马克思主义者，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在课堂上向广大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以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为例。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加之该校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各种社会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学校里公开合法传播。因此，从1920年起，李大钊即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和政治系先后正式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这是我国大学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①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6-97页。。其中“唯物史观”课程有七部分教学内容，分别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②《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它主要讲授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为传统的史学教育注入了新内容，深得学生喜欢，并被迅速掌握。
北京大学档案馆现存有1923年该校政治系学生贺廷珊的《唯物史观》课程试卷，试题为“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关于唯物史观的要义，他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和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马氏又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他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等，他称之为观念态度或人类的意识”③《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关于唯物史观对现代史学的影响，他认为，“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最大之点”，“所以有历史眼光的人，都说马克思是辟新路的持刀者，是历史上最大的新纪元。由他影响观之，马氏真不愧为纪元人”④《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分析贺廷珊的试卷，他不仅掌握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论述了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因而，李大钊给他评了95分。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大学通过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分学生已经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达到了较高水平。
在安全关键领域有许多硬实时的系统需求。例如航空发动机的控制系统，汽车的防抱死系统，一旦程序未能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完成既定的功能，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对于诸如此的安全关键软件进行执行时间尤其是最坏执行时间的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1]。为此在一些特定领域出现了许多对程序进行执行时间分析的工具。例如空客公司使用的程序分析工具OTAWA等[2]。但是在程序的执行时间分析过程中需要用户标注程序的循环边界。
总体上来看，五四时期由于北京政府反对和破坏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传播活动，除了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外，全国其他高校只是零星地开设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尚不系统和成熟。比如，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党的创始人之一李汉俊曾在历史社会学系任教，讲授《唯物论》《辩证法》等课程②谢红星主编:《武汉大学校史新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再如，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王右木讲授经济学。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才是使人类走上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的科学主张”③《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1922年后，恽代英、吴玉章曾在该校任教，但没有开设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更多是通过演讲或社团活动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A股的停牌“钉子户”们，正在戴上最严的“紧箍咒”。继11月6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后，沪深交易所的配套细则也于日前出炉。
上海大学创建于1922年，是国共合作的新型革命大学。它实际上是在党的主导下创办和建设的。因此，上海大学讲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既有便利条件，又是其重要任务。五四时期，上海大学在党组织领导下开设了多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主要有: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蔡和森《社会进化史》，施复亮《社会科学》，萧朴《辩证唯物论》，李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⑤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8-92页。。上海大学还组织编写了这些课程的讲义，印发给学生及供全党学习使用，主要有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施存统《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社会问题》，安体诚《现代经济学》，董亦湘《唯物史观》等。以1924年1月上海书店印行的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为例。该讲义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讲解了哲学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第二部分探讨了唯物哲学与社会现象。其中哲学部分，有9个小标题，依次分析了“宇宙之起源”“生命之发展”“细胞——生命之历程”“实质与意识”“永久的真理——善与恶”“平等”“自由与必然”“互变律”“数与质——否定之否定”等问题。其中经济学部分，有7个小标题，依次分析了“社会的物质——经济”“原始的共产主义及私产之起源”“阶级之发生及发展”“分工”“价值的理论”“简单的与复杂的劳动”“资本及余剩价值”等①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8-325页。。仅从哲学和经济学部分的标题，即可看出该课程主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标志着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三)邀请进步教授做报告或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
由表1可以看出，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不少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受邀到高校做报告或者演讲。他们演讲的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革命问题与实际等，地点主要为北京、上海等高等教育发达地区。而这又与党处于幼年、党组织力量较为薄弱有关，同时也与五四时期党在大部分地区处于地下状态和非法地位密不可分。这些报告和演讲，对于澄清师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和辨别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1923年李大钊在上海大学所做的《社会主义释疑》报告，针对当时社会上关于社会主义的疑问，指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①《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7、458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②《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8、459页。。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指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再如，吴玉章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做《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势力》的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派别很多，“其中以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最流行。因为经过苏俄的试验，人人已知道他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人民要“对于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明辨而后笃行，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③《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这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俄国人的路。
表1 五四时期高校党组织邀请进步人士演讲和报告一览表
高校 演讲者 题目 时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陈独秀 新教育的精神 1920.2.7北京大学 李大钊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1922.2.19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李大钊 纪念五四运动三周年 1922.5.4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李大钊 进步的历史观 1923.2.2—4上海大学 李大钊 演化与进步 1923.4.15北京大学 李大钊 纪念五四运动 1923.5.4上海大学 李大钊 社会主义释疑 1923.11.13上海大学 李大钊 史学概论 1923.11.29上海大学 李大钊 劳动问题的祸源 1923.12.4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吴玉章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势力 1924年初
五四时期，高校党组织还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进步人士到校做报告或者演讲，在更大范围内向师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详见表1。
(四)开展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澄清进步师生的模糊认识，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
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纷繁复杂，仅社会主义学说就有多种，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比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社会思想界围绕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论战。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领域，首当其冲成为思想争论的“中心”和“旋涡”。高校党组织运用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师生，展开了与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
我搂着她，说：“你把衣服穿起来吧，万一着凉了，可不好。”她说：“你是喜欢搂着光溜溜的我，还是穿衣服的我？”我说：“当然是光溜溜的你。”她说：“那我还穿衣服干什么？”
基于云计算平台的白酒发酵智能专家系统在白酒生产过程中应用，首先代替了传统的人工经验式和粗放式的生产模式，以精确化和数字化实现白酒窖池的实时检测，通过对白酒生产过程中窖池的内发酵温度等的检测，可实时掌握窖池内酒醅的发酵规律，工作人员可根据发酵温度的变化，及时的调整发酵工艺，实现最优发酵；其次，通过对白酒窖池内相关参数的数据采集，形成大数据系统，结合人工神经网络系统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专家系统给出最优发酵方案，进行专家判决。本系统的运行还有待进一步的优化，专家系统的决策需要长期的优化训练才能达到最优效果。
(五)创办进步刊物，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
总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团体遍布全国主要高校，呈现出由北京向全国主要城市拓展的发展路径。从其组织者来看，高校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团体的领导者和建立者。高校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师生在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它们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理论团体，是党联系广大师生的纽带。从其学习传播内容来看，初期主要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与分析中国革命问题。从其学习传播水平来看，区域之间和校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北京大学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心，该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团体组织系统最为完善，活动质量和学习效果最好。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处沿海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开始呈现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趋向。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尽管处于偏僻的内地，但自建党之初就一直受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和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团体组织活动极具特色，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水平较高。
在人们进行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旅游地的安全性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个要素。唐山大地震后，虽然唐山会有小震，但都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对于唐山进行地震遗址开发，以地震为主题名片进行对外宣传，安全性是有保障的，进行旅游开发是可行的。
五四时期，由于主客观方面原因，一些高校没有创办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但是高校党组织和进步师生通过利用或者改造现有刊物，时断时续有选择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清华学校创办有《清华周刊》，初期由校长指定学生主编。五四运动后，改由学生会主编。面对五四运动后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探讨和介绍“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工学主义”“新村主义”等思潮。1920年4月24日，该刊曾发表《学生对于社会应该怎么样》一文，指出“学生对于社会应该负改良的责任，所以学生对于社会的情形，应该要时时留意”。这些虽然还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但无疑已经开始引导清华学生关注现实、改造社会，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同年10月29日，该刊登出学校书报社书目及价格，其中就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等书籍。1924年，该刊先后刊出了《中文书籍介绍——陈独秀先生讲演录》《中文书籍介绍——〈社会主义神髓〉》《中文定期出版中论文介绍——〈李宁与社会主义〉》等文章④《清华革命先驱》(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490页。。这充分反映出经由五四运动，《清华周刊》已经发展成为一份具有较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进步刊物。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传播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学习、宣传、教育和研究。它为高校培养了一支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骨干队伍，建设了一批组织严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团体，创办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刊物，澄清了进步师生的模糊认识，为党的创建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准备。正是经由高校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中国共产党孕育诞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正如习近平在2018年5月2日考察北京大学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①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中国共产党以及各地高校共产党组织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传播开始有了更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组织力量，从而得以更加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大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就是发生在北京大学。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李大钊和胡适，均为北京大学教师。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率先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7月，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的迅速扩大，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实质是鼓吹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此，李大钊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批驳。他认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④《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一方面，社会问题的研究，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⑤《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李大钊在此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李大钊主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①《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李大钊在此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需要，阐述了中国社会要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高校师生中的吸引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传播的当代启示
当前，总结概括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传播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开展思想文化领域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加快高校“双一流”建设等，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高校广泛传播，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不断发挥高校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各级组织和高校共产党组织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传播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比如，党的一大、二大、三大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宣传和教育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制定了相关政策和具体措施。高校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们领导建立了由理论课程、研究社团、进步刊物、学术报告、演讲会、思想论战等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传播的体系。它们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输送了高素质的理论人才和干部队伍。高校进步师生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因此，新时代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只有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断提高高校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只有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才能保持高校马克思主义的鲜亮底色，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对广大师生的吸引力和引领力。
(二)必须营造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客观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高校广泛传播离不开各种主客观条件。五四时期，高校进步师生之所以选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人民的、实践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才使广大高校师生矢志不渝地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强烈地反对封建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和思想条件。同时，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邓中夏等为代表的进步师生在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先锋队和主力军作用。因此，新时代应从营造各种主客观条件入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创新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当前创新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继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二是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思想条件、物质保障，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宣传、研究和教育工作。三是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由深厚理论素养和扎实功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术骨干等构成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依次将温度控制在0 ℃,50 ℃和100 ℃。在图6和图7中记录多波长激光器26个通道(BP和25阶stokes)稳定状态下的波形。ΔT=50 ℃和ΔT=100 ℃情况下,从图6和图7中可以看出stokes光中心波长的漂移情况。
(三)必须永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鲜亮底色
五四时期，高校共产党组织、进步师生和理论团体，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学习、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包括开展与其他社会思潮的论战，既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又使不少高校逐步形成了爱国进步、追求真理的革命传统。当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②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面对“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的现象，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继承和弘扬高校的光荣革命传统，擦亮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底色，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想理论建设的首要任务。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不断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广大师生。二是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三是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四是要积极应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既要敢于亮剑，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又要注意方法和策略，以理服人，以文育人，以文化人。
(四)必须构建高效协同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
五四时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高校已经形成由理论课程、研究社团、进步刊物、学术演讲或报告会、思想论战等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地区和学校在构建与运用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时侧重点和着力点有所不同。比如，北京大学长于举办社团活动，上海大学长于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长于创办进步刊物。新时代我国高校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环境，与五四时期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高校已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因此，新时代高校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系统完整、灵活多样、相互配合、立体多元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一是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二是要建设和引导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团体，使其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摇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的学习、宣传和传播的重要平台。三是要开展形式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报告会、研讨会、座谈会、实践教育活动等，建设马克思主义“第二课堂”，延伸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学习、宣传和教育的时间、空间与载体。四是要与时俱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校报、校刊、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传播平台的建设和管理。
(五)必须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五四时期，高校共产党组织、理论社团和进步师生结合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和实际状况，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传播。在传播内容上，重点是学习、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组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建党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传播开始呈现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的价值取向。在传播载体上，五四初期更多是通过报刊和书籍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建党之后，开始尝试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与载体，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比如，在北京大学等少数高校，既开设有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又有关于中国问题深刻分析的报告会、演讲会、座谈会，还有力求走出校园、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社团等。在传播区域上，五四初期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地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建党之后，呈现出由北京、上海高校向其它地区的高校拓展和传播的态势。当前，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工作，必须结合时代变化和受众对象，丰富内容，创新方式，既要“零时差”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三进”工程，又要遵循传播规律和教育规律，有针对性地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开展学习教育活动，还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性和吸引力。
作者简介:李向勇，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民主革命时期高等学校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及其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3YJC710024)。
(责任编辑：吴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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