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旨在归纳国内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的研究成果，以“本源——衍生——发展”的思路贯穿以往研究。基于人口红利本源概念，围绕存在性、影响机制、实现机制及持续性等问题分析，通过阐述第二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及广义人口红利等概念，清晰人口红利衍生概念；总结人口红利的发展研究，主要体现在人口红利再认识、结构分析、区域化分析及契机于经济新常态等方面。与此同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可从新时代人口机会转型、人口红利转型量化分析、构建人力资本红利分析框架及深化分析继续收获人口红利的战略和经济改革决策等四点展开。
【关键词】人口红利 第二人口红利 人力资本红利 广义人口红利
一、引 言
人口红利是人口问题，也是经济发展问题，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一直是经济学探索的核心内容，相关研究主要以数量、质量、结构和迁移流动四个维度展开（图1）。人口红利本源是讨论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于1997年由Bloom和Williamson基于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分析，用“demographic gift”一词来体现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形成的人口结构优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98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用“demographic bonus”，来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年和老年两头小而中间劳动力年龄段人口比例大的阶段，后中国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人口机会窗口。2002 年以后，学者开始使用“demographic dividend”表述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基于人口机会窗口时期所能实现的经济效益。
1.4 患者管理 对于接受等离子电切治疗的前列腺增生患者，不仅需要重视客观疗效指标，还需特别关注患者报告的疗效(patient reported outcomes，PROs)。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该分阶段开展患者管理，尽可能实现前列腺增生患者的全程、全面追踪和管理。大多数专家认为，需配备前列腺患者管理专职人员，以患者教育、会谈、小组面谈、电话及微信等方式完成患者的安全数据收集分析及全程管理[2]。
图1 人口与经济增长研究文献思路
人口红利的概念虽由国外学者提出，但国内研究方兴未艾。根据中国知网论文检索，2003年1月至2019年4月，题目含有“人口红利”的论文为1185篇，主题包含“人口红利”字段的论文达3790篇，可谓汗牛充栋。本文着眼于国内人口红利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归纳，从宏观全局角度切入，以本源研究、衍生研究和发展研究的思路贯穿分析，追寻近些年我国人口红利研究的发展轨迹，从而捋清研究脉络、清晰研究思路、分类研究问题，总结研究视角，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促进人口红利研究发展，丰富人口红利研究内容。
二、人口红利本源研究
我国对人口红利本源概念的研究主要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实现的路径以及周期性等四个问题分析。
（一）存在性
基于Bloom与Williamson（1997）对东亚经济奇迹的研究，人口红利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5%～33%[1]。国内研究基于不同时期的GDP数据，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王丰与安德鲁·梅森（2006）以有效生产者人数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的比重为抚养比，估算出人口红利对1982～2000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5%[2]。陈友华（2008）以15～59岁劳动人口数占总人口比重为指标，构建数学模型估算1978～2006年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作用，认为进入21世纪后，我国每年实现的GDP中人口红利的贡献份额超过10%[3]。王金营等（2010）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析，1978～2007年间人口抚养比的降低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25%[4]。车士义等（2011）结合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和布鲁姆人口年龄结构模型分析，发现1978～2008年由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每年约为3%[5]。实证研究结果虽无统一的精确值，但可得出基本判断：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做出了贡献。
（二）影响机制
已有文献主要通过人口机会窗口的两个基本特征，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和较轻的人口抚养比，从劳动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原理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影响机制。
基于劳动经济学理论，从劳动力有效供给、劳动力分工和劳动配置效率等三个方面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蔡昉（2004）认为，在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在较高水平下，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促进我国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扩张，促使经济发挥比较优势[6]。王德文等（2004）提出，劳动力供给数量上升会增强分工效应，劳动分工会带来规模效应，从而增加总产出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7]。汪小勤等（2007）认为，我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潜在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产量较高的工业部门，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发挥巨大效应，创造出新的生产力[8]。
宏观经济学原理分析机制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储蓄）、消费、进出口的逻辑出发，多数研究认为储蓄是人口红利影响经济的重要渠道。汪伟（2009）分析198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指出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是导致我国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9]。李魁（2010）利用1990～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证明，储蓄率提高主要源于快速下降的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10]。刘士杰（2010）提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升高能够通过增加投资比例促进资本深化，并用数理模型分析，少儿抚养比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11]。姚林华（2012）利用Leff模型检验1980～2010年我国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得到少儿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均呈负向关系，即抚养比下降有利于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增加[12]。唐代盛等（2014）利用1952～2009年数据实证检验，提出储蓄率的部分增长可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来解释，人口抚养比下降是我国储蓄率保持高位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并通过投资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13]。
综上，探索人口红利影响机制的多种动力途径，把储蓄（投资）渠道作为研究热点，证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与高储蓄率显著关联，但具体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则结论不一。
（三）实现机制
人口红利不会自动收获。当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时，必须配合与之匹配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才能将潜在人口机会转变为现实的经济红利，否则，会荒废人口机会。穆光宗（2008）重申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不会自然变为人口红利，只有在低人口抚养比、充裕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三个条件均具备时，才能发挥机遇作用[14]。王德文等（2004）、王红梅（2008）均提出充分实现人口红利的三条有效途径分别为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15][16]。沈丽君（2005）对过去人口红利未能充分兑现的原因分析，认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17]。王章华等（2011）通过区分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人口红利的变动趋势，提出促进就业、加强劳动力合理流动、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适时推迟退休年龄等政策以获取人口红利[18]。毛新雅等（2012）建立实际GDP增长速度与劳动人口占比增速的回归方程，提出城市化发展和对外开放确实促使我国经济增长获取更多的人口红利[19]。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Lee 和Mason（2006）从微观个体（家庭）行为研究出发，将人们基于养老预期而增加储蓄，进而推进经济增长的情形，称之为第二次人口红利（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27]。第二人口红利是人口红利内涵的一次延伸，拓宽了人口红利的研究范围。运用类比思维，国内学者对第二人口红利从概念界定、周期性、影响机制、实现机制等方面做了相关研究。
可见，人口红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较轻的人口抚养负担及充分就业等，必要条件是与之适应的经济社会决策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等改革要素。
（四）持续性
人口结构转变具有动态效应。已有研究对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有不同的界定、研究角度和测量标准，但无定论。
迈克耳逊本人并不了解“‘以太’零漂移”实验结果具有的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这一实验的结果导致爱因斯坦在1905年创立了狭义相对论。迈克耳逊始终认为“以太”是存在的，他不乐意看到自己的实验导致了相对论这一“怪物”。然而，他具有的高尚的科学品质却是值得称道的，他并没有因为实验结果出乎自己的意料而放弃和隐瞒结果，而是把实验结果坦诚地公之于世。
从表1看出，不同品种间氨基酸含量差异明显。其中，春季雌蛹氨基酸总含量平均值为40.1%，变化区间为35.1%～44.6%；秋季雌蛹氨基酸总含量平均值为46.6%，变化区间为44.8%～47.9%。春季雄蛹平均值为32.8%，变化区间为29.5%～34.1%，雌雄平均值差值为8.4%；秋季雄蛹平均值为36.3%，变化区间为34.9%～38.7%，雌雄平均值差值为10.3%。同品种雌雄蛹之间氨基酸总量的差值最小的为2.2%，最大差值为13.1%。研究发现，强健性家蚕品种雌雄蛹氨基酸总量秋期差距较大，除品种104外，其余品种的雌雄蛹氨基酸总含量差异在10%左右。
需求情况：农业方面，目前处于淡季，市场需求冷清。工业方面，环保保持严峻态势，复合肥原料采购仍随用随采，对尿素整体需求疲软。出口方面，印度开展新一轮尿素采购，且标购价格偏低，且国际市场供应较为充足，对国内出口无明显利好。
来到中军帐瞭望台，远远地就看到了王宝生，他正站在屋外拿着对讲机汇报情况，看见记者到来，他笑着挥手致意。
三是基于我国二元经济，从城乡人口结构转变分析，结论依然存在差异。蔡昉（2010）分析人口转变进程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关系，论证人口红利在2015年后逐渐消失，得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判断[25]。田萍等（2015）认为，在保证正常的资本积累条件下，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变化分析，推测人口红利结束时间是2021年[26]。
三、人口红利的衍生研究
人口红利的衍生过程是对概念认知化、界定化及丰富化的过程。从机制上，将人口红利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从人力资本体现角度，定义人力资本红利、人才红利或教育红利；从数量和质量维度，将由人口结构转变的红利与人力资本强化的红利，分别称之为数量型人口红利和质量型人口红利；从区别于狭隘的年龄结构人口红利，将同时体现数量和质量维度的人口红利，定义为新型人口红利、二次人口红利或广义人口红利等概念。
基于经济增长视角，涂舒等（2013）提出，新型人口红利是指具有不同质量层次的人力资本禀赋条件下劳动力生产和创新效率提升带来的经济发展效应、自主创新效应等的组合，构建了一种基于人力资本集聚的新型人口红利产生的动力机制模型，提出技工时代、企业家时代和智力国民时代①原文中智力国民时代是指国家中、社会中、组织内的每个人都能发挥和释放其创新潜能，形成国家创新合力。是新人口红利的三个层次[34]。吕宏玉（2014）提出，二次人口红利的动力在于提高人口数量和转变人口规模；内涵在于探索传统资源中的隐形人力资源和回流科技人力资源；机制在于劳动力分流、人力资源匹配和产业发展[35]。李钢等（2016）认为由劳动力素质提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质量型人口红利，构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从2016～2020年劳动力素质提高每年提升经济增长率约2个百分点，其机制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36]。钟水映等（2016）将人口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一并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对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发现，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减轻甚至抵消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37]。
（一）第二人口红利
加快自动化技术的创新的步伐，培养大量创新型人才，以积极的态度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在经济以及行政方面促进人才及技术的发展，在人员管理方面要优化管理结构，避免管理冗余，确保优秀人才能拥有足够的机遇。在创新方面我国要尽力走在世界的前沿，引领技术发展的潮流，在具有高度竞争压力的国际市场中得以生存，从而促进我国机械自动化的发展。
张学辉（2005）对人口红利区分，将由于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和劳动供给增加所推动的经济增长称为第一人口红利，将由于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促使升高储蓄率和增加资本供给的推动作用定义为第二人口红利[28]。杨娟（2009）认为，第一人口红利的作用可能是短期的或波动的，第二人口红利的作用是长期的或持续的，养老计划安排是实现第二红利的重要途径[29]。孟令国等（2013）运用1997～2009年各省面板数据，从人力资本、储蓄与投资、制度创新等三个层面研究第二人口红利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提出第二人口红利是人们因养老预期调整个人消费、储蓄而获得的[30]。贺大兴（2013）构建生命周期为三期的OLG模型分析两次人口红利，利用1987～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发现，两次人口红利效应同时存在，均推动经济增长[31]。陈纪平（2017）认为，第二人口红利的本质是居民面临养老风险提高储蓄率及其所形成的资本积累效应，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和剔除第一人口红利效应之后，第二人口红利效应显著，且形成第二人口红红利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寿命延长[32]。李超等（2018）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2010～2014年面板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家庭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提出我国收获第二人口红利是基于老龄化产生的预防动机大于生命周期消费模式对储蓄率的负效应[33]。
（二）人力资本红利
人力资本红利的本质是从人力资本视角讨论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称新型人口红利、二次人口红利或质量型人口红利。伴随传统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弱，人口红利表现形态开始转型，近几年国内人口红利研究的重点转向人力资本红利。
母液循环套用时，作为起催化作用的甲醇钠不加或者减少加入量是否对产品的收率有一定的影响？在保持其他反应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逐步增加甲醇钠的量，观察收率与含量的变化，如表4所示。
（三）广义人口红利
穆光宗（2008）在反思人口红利与现实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人口红利概念，把广义人口红利界定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强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14]。胡鞍钢（2011）提出人力资源红利理论，包含人力资本红利、就业总量红利和就业结构红利，强调人力资源红利实质上是高质量的人口红利，其边际效率显著高于传统的人口红利，并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得出，我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38]。王叶涛（2013）将人口劳动力数量上的广化、劳动力质量上的深化以及劳动力就业结构上的优化同时纳入人口红利范畴，提出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抚养比等于或小于50，由劳动年龄人口充分供给带来的生产性（数量型人口红利）以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质量型人口红利），人口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升级（结构型人口红利），由此获得的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39]。赵雨等（2017）提出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40]。
可见，广义人口红利是人口红利概念广义化的统称，其包含多个维度界定的人口红利。
四、人口红利的发展研究
人口红利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对人口红利整体性认识的提升；二是，从差异化视角对人口红利结构分解和区域化研究；三是，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探索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人口红利的再认识
对人口红利的认识从概念区分、片面认知，到辩证分析和结合中国国情不断升华。在人口红利计算方法上，王丰（2007）归纳为三种方法：使用宏观数据，运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将人口因素纳入回归方程进行观察，采用宏观模拟方法分解人口因素的贡献，以及从个人分析角度说明人口变化的影响[41]。在人口红利概念上，刘元春等（2009）归纳了人口红利认识中的四大误区，认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理论抚养比不等同于实际抚养比、经济增长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同于劳动力短缺[42]。在人口红利实现机制上，陈仲常等（2011）补充人口红利实现条件，只有在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同步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人口红利[43]。在人口红利的贡献度上，认识到仅从经济效益讨论人口红利过于狭隘，封小郡（2014）以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争论为起点反思，认为人口红利在本土化应用时存在片面化、简化、泛化的问题，存在重经济效益而轻社会发展、重生产过程而轻消费过程的潜在缺憾[44]。段辉（2015）提出传统的人口红利论与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具有历史契合性，在缔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过度透支、环境污染严重等现实压力[45]。在人口红利认识视角上，李建民（2016）提出人口红利包含储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等多个维度，是一个具有结构性特征的人口经济现象，并从来源和结构角度区分第一、第二人口红利[46]。原新（2017）聚焦于人口机会的角度，指出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口正在关小，但依然开放；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口正在开启，且越开越大，两个人口机会重叠并正在加速从数量型红利向质量型红利转变[47]。
（二）人口红利的结构分析
基于人口红利的延伸概念，分解人口红利结构，区分不同维度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凸显人口红利转型趋势。王叶涛（2013）基于新型人口红利视角测度红利经济价值，从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劳动力二元就业结构等三个维度将人口红利分解为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和结构型人口红利，运用1952～2011年数据实证发现，数量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18.2%提升至改革开放后的21.34%；相应的，质量型人口红利从0.7%提升至10%，结构型人口红利从负作用转为正向贡献度达10.14%[39]。斯等（2016）也从这三个维度对人口红利分解，指出1978～2009年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结构型人口红利分别对GDP的贡献度依次为15%、6.1%、3.5%；认为数量型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渐关闭，质量型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渐打开；质量型人口红利成为新人口红利的主要形式，结构型人口红利是改革红利的新形式[48]。杨成钢等（2017）构建了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人口数量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利用198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发现，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呈现下降趋势；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39%，呈现波动式上升；从2010年起，质量红利开始超越数量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导力量[49]。
（三）人口红利的区域化研究
本文着眼于贯穿人口红利的研究问题，落脚点于梳理近二十年国内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的研究，以“本源研究——衍生研究——发展研究”的分析逻辑，归纳总结了人口红利研究的主要观点，厘清了人口红利研究的脉络。在整体性把握人口红利研究发展轨迹的基础上，进一步概况总结各阶段特点，从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以往研究。与此同时，本文在引用具体结论时，将具体时间段的数据、考量指标或方法提及，避免对结果以偏概全。
二是从人口抚养比的相对变化速率判断，人口红利已于2015年结束。王德文等（2004）认为人口红利处于人口抚养占比持续下降时，得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就开始享受人口红利，于2015年前后结束[6]。蔡昉（2011）将资本积累情况和人口抚养比变动率的动态变化一起考虑，人口红利会在2013年人口抚养比降低到最低点之后迅速消失[24]。
（四）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新常态
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目标是转换经济增长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我国经济新常态时期，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弱化的事实，进一步拓展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陆旸等（2016）测算出“十三五”期间，我国的平均潜在增长率为6.6%，认为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需要转向改革红利，提出通过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生产税减少20%、劳动参与率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2%及增加培训等改革措施，可促进经济发展[56]。晏月平等（2018）提出我国经济和人口在2010 年以来双双进入新常态，曾以充足劳动力和较低抚养比为主导的传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素质提高和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为主导的新型人口红利正在产生，新型人口红利的开发与利用可成为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机制[57]。杨成钢（2018）提出，我国人口质量红利已经开始替代人口数量红利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且伴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我国仍然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58]。田伟（2018）在测算1979～2014 年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基础上，判断数量型人口红利在消失，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并预估我国将最早于2024年，最晚2026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59]。晏月平等（2018）认为，需客观看待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其在带来经济增长减弱使得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机遇，使得少儿及老人消费市场扩大，减小经济增长转型期的就业压力等[60]。
五、研究结论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
区域发展差异是我国基本国情，不同区域的人口红利差异是客观现实，劳动力资源的空间移动促进了人口红利的有效利用。多数研究以东、中、西部地区划分进行差异实证分析和差异影响分析。钟水映等（2010）采用1990～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推算，指出人口红利对东、中、西部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差异明显，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50]。王婷等（2012）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与分解2006～2010年我国各地区人口红利实现的相对效率，比较发现，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51]。张爽（2015）引入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1997～2013 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面板模型，提出一个地区的人口红利和老龄化增加会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且相邻地区的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的变化也会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52]。王宇（2016）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1990～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认为地区内的人口红利是由本地区内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和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人口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53]。张同斌（2016）基于2002～2013地市级面板数据，构建门限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大、中等规模城市比小规模城市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而在人力资本红利变现上规模间差异不显著；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贡献度近似，而在人力资本红利贡献上，欠发达城市的高边际产出和发达城市的聚集效应突出，与中等发达城市较低贡献形成鲜明对比[54]。赵春燕（2018）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2000～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上升的老年抚养负担会侵蚀少儿抚养负担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表现为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东部地区不显著；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为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55]。
一是基于人口红利窗口期，即从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来判断，我国人口红利将于2030年左右结束。于学军（2003）以人口抚养比50为门槛，判断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始于1990年，终于2030年，持续约40年[20]。陈友华（2005）认为所谓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是相对于标准人口而言，如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人口，按照抚养比低于或超过标准人口抚养比的5%计算，结论与于学军的基本一致[21]。姚林华（2012）利用Leslie 模型分析我国1980～2050 年人口抚养比变化趋势，认为人口红利在2027年左右消失[22]。郭晗等（2014）基于人口抚养比趋势，得出人口红利变化呈倒U型曲线，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人口红利区间，2010年越过拐点开始持续下降，2030年转向人口负债[23]。
首先，差异性是人口红利本源研究的鲜明特点。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上，结论差异明显，最高可达25%，最低仅为3%；在人口红利的影响和实现机制上，相关研究选取路径不同，各有侧重；在人口红利周期性判断上，时间界定从不同角度解释理解，结论存在不一致性。
其次，丰富化是人口红利概念衍生的体现。第二人口红利是第一人口红利的类比延伸，人力资本红利是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横向延伸，广义人口红利是人口红利溯源概念的纵向延伸。
最后，多维研究发展人口红利。从本源到衍生，从狭义到广义，从整体到结构，从数量到质量，从系统到区域，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人口红利认识逐步提升，人口红利内容愈加丰富，人口红利理论得到发展。
（二）研究展望
随着人口红利认知的提升，人口红利研究动态性发展。一方面，需加强源问题研究，辩证分析人口红利结论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还需以新视角、新思路深化分析，拓展研究。笔者认为未来人口红利的研究可从以下四点展开探讨：
第一，人口转型与新时代的人口机会转型。需清晰的认识到新时代人口变化的三点事实：人口老龄化正在不断加深、人口素质正在快速提升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缩减但规模依然巨大，这些特征是人口转变继续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结果。老龄社会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结束，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对老龄化之忧，忽视我国劳动力健康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素质的提升以及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的事实。加强分析人口转变理论与我国新时期人口转变特征、人口机会窗口转型和人口红利转型的机理与表现、以及新时代收获人口红利的路径选择。
综合物探和钻孔信息(图8)，通过高精度磁测和激电中梯扫面测量，获得了较为详细的地球物理信息。分析测区内的异常组合和分布特征，表现为一个突出特征：异常叠加(图3、4)，既无论磁异常或视极化率异常，都明显叠加有一定规模的局部异常或具高频特征的脉动异常，这种叠加异常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测区浅、中、深三个层次的矿化活动，即高频脉动异常一般反映了地表不均匀矿化活动的分布特征，局部异常反映了地表或地下隐伏的具有一定深度的矿化体，区域性高背景特征的视极化率异常则反映了深部矿化活动的存在[13]，这种浅、中、深的矿化特征在各钻孔不同深度揭露情况(表3)得到了验证。
第二，人口红利转型的量化分析。人口红利表现形式正在发生变化，数量型人口红利在减弱，质量型人口红利在增强，人口红利逐渐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过渡。需建立人口红利监测指标体系，进一步动态量化分析人口红利发展，从而更为客观和精确地把握人口红利形式及其发展趋势，为继续开发和利用新时代人口红利提供准确基础。
专业相关课程中第一步是基于案例教学模式。此环节中的案例可以是课本中优秀案例或以往教学过程中的教学资源，意在培养引导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在讨论分析案例过程中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将问题进行整合。教学资源整合是此环节中的核心，每一轮课程结束都会生成一套完整教学资源供下一轮师生挖掘分析，将各类优秀教学案例进行整理汇总形成优秀立体的资源库供学生选题使用。学生在资源库中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案例进行分析自主学习，此过程需要教师对学生选取的案例进行跟踪辅导，拓展思考。
第三，理论上，构建人力资本红利的分析框架。现阶段人口红利研究愈发凸显人力资本红利，而需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早于人口红利理论，也是一直以来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未来研究要避免旧问题换“新装”，搭乘人口红利“顺风车”，还需从概念界定、衡量标准、影响机制、实现机制等系统性框架研究，推动人力资本红利研究。
第四，实践上，深化分析新时代继续收获人口红利的战略和经济改革决策。第一人口红利实现条件需要劳动力流动、充分就业与经济改革等要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升人力资本及社会保障等措施与之匹配。契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趋势新背景，经济可持续发展新战略，还需深入战略和经济改革决策研究，为继续收获人口红利提供政策基础。✿
参考文献：
[1] loom D E，Williamson J G.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J]. Nber Working papers，1997（3）：419-455.
[2]王丰，安德鲁·梅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6（3）：2-17.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58-63.
[4]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2010（5）：15-24.
[5]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J].人口与经济，2011（3）：16-23+77.
[6]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
[7][15]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5）：2-11.
[8]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1）：104-110.
[9]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09（1）：29-52.
[10]李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人口红利[D].武汉大学，2010.
[11]刘士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人口红利理论框架的深入分析[D].南开大学，2010.
[12][22] 姚林华.基于储蓄因素的我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12（9）：83-88.
[13]唐代盛，乌拉尔·沙尔赛开，邓力源.人口红利：基于中国储蓄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4（2）：108-114.
[14]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5-13.
[16]王红梅.充分兑现人口红利，实现经济持续增长[J].西北人口，2008（1）：30-33.
[17]沈君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J].南方人口，2005（1）：41-47.
[18]王章华，陈建付.中国“人口红利”及其获取对策[J].改革与战略，2011（5）：43-45.
[19]毛新雅，彭希哲.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J].南京社会科学，2012（4）：31-38.
[20]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9-14.
[21]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11）：21-27.
[23]郭晗，任保平.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当代财经，2014（3）：5-13.
[24]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J].经济学动态，2011（6）：3-7.
[25]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26]田萍，张屹山，张鹤.中国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消失时点预测[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1）：139-148+159.
[27]Lee R and Mason A.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J].Finance and Development，2006（3）：16-17.
[28]张学辉.人口红利、养老保险改革与经济增长[D].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
[29]杨娟.关于人口红利的一般讨论——兼论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8）：12-16.
[30]孟令国，王清.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6）：44-53.
[31]贺大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两次人口红利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3（4）：46-52.
[32]陈纪平.我国老龄化进程中的第二人口红利：理论与实证[J].西北人口，2017（4）：18-23.
[33]李超，罗润东.老龄化、预防动机与家庭储蓄率——对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8（2）：104-113.
[34]涂舒，周宇.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型人口红利[J].现代经济探讨，2013（11）：16-20.
[35]吕宏玉.二次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内涵和机制[J].商业时代，2014（20）：39-40.
[36]李钢，梁泳梅，沈可挺.质量型人口红利对中国未来经济影响评估[J].China Economist，2016（1）：112-125.
[37]钟水映，赵雨，任静儒.“教育红利”对“人口红利”的替代作用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6（2）：26-34+126.
[38]胡鞍钢，才利民.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4）：1-8.
[39]王叶涛.新型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40]赵雨，钟水映，等.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4）：3-11+158.
[41]王丰.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J].人口研究，2007，（6）：76-83.
[42]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1）：81-90.
[43]陈仲常，郑良蔚，丁从明.人口结构转型、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叠加效应分析——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新解读[J].西北人口，2011（5）：14-18.
[44]封小郡.对“人口红利”概念本土应用的反思——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与否的争论说起[J].人口与社会，2014（2）：10-15.
[45]段辉.多视角反观人口红利论[J].西南金融，2015（6）：70-73.
[46]李建民.对人口红利的再认识：来源、结构与机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6（6）：1-6.
[47]原新，高瑗，李竞博.人口红利概念及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再认识——聚焦于人口机会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7（6）：19-31+126.
[48]薛斯，邓力源.人口红利的结构分解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劳动经济，2016（9）：9-17.
[49]杨成钢，闫东东.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J].人口学刊，2017（5）：25-35.
[50]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4）：14-23+186-187.
[51]王婷，吕昭河.中国区域间人口红利差异分解及解释——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J].中国人口科学，2012（4）：2-12+111.
[52]张爽.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溢出的空间计量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5.
[53]王宇.基于省际面板模型的中国人口红利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6.
[54]张同斌.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到质量型“人力资本红利”——兼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机制[J].经济科学，2016（5）：5-17.
[55]赵春燕.人口红利、结构红利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J].西北人口，2018（6）：23-31.
[56]陆旸，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J].世界经济，2016（1）：3-23.
[57]晏月平，韦思琪.中国人口新常态与新型人口红利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1）：58-70.
[58]杨成钢.人口质量红利、产业转型和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J].东岳论丛，2018（1）：46-53.
[59]田伟.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经济问题探索，2018（7）：10-19.
[60]晏月平，李新宇.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J].人口与社会，2018（1）：19-31.
The Development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Research in China：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YUAN Xin，LIU Hui-ru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Nankai University of China，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s domestic published articles on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origin—derivation—development”.Based on the classical concept，the paper tries to argue the existence，the dynamic mechanism，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demographic dividend；it also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the human capital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the generalized demographic dividend，so as to mak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clear；then，it explores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graphic dividend，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through the recognition，structural analysis，regional analysi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Meanwhile，it is proposed to explore new perspectives on demographic dividend research from four aspects，which are the population opportunity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transformation；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human capital demographic dividend；the further study on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policy to continue to harvest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Key words】Demographic Dividend；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The Human Capital Demographic Dividend；The Generalized Demographic Dividend
【DOI】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4.006
【收稿日期】2019-03-12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9）04-0060-09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13JZD005）。
【作者简介】原新，男，甘肃玉门人，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人口老龄化；刘绘如（通讯作者），女，河南濮阳人，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老龄化。
标签：红利论文; 人口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西北人口》2019年第5期论文;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13JZD005)论文;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