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传播
摘 要：《女性的屈从地位》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晚年思想成熟时期写就的一部重要作品，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女权运动的一本圣经”。自出版以来，这部女性主义思想巨著就在西方学界受到广泛关注，与耳熟能详的伍斯通克拉夫特、伍尔夫、波伏娃等女性主义思想家相比，密尔被誉为“西方哲学传统的第一个伟大激进女权主义者”。在《女性的屈从地位》中，他挑战维多利亚时期传统的女性观，在自由功利主义思想主导下认知女性和赋权女性，密尔女性主义思想的进步意义与时代局限值得关注。
关键词：“女权之父”；认知女性；赋权女性
在《女性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Women，1869）中，约翰·斯图亚特·密尔①又译为“穆勒”，见汪溪翻译《女性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本文的引用由作者翻译，来自英文版John Stuart Mill“The Subjection ofWomen”。（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开宗明义地指出：“法律上一个性别屈从另一个性别，是当今社会男女两性关系原则，这种限定本身是错误的，而且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1]早在18世纪末，玛丽·伍斯通克拉夫特就开始为女权辩护道：“当男性为他们的自由而辩争，为自身幸福而果断争取时，压制女性，这难道不自相矛盾、有悖公正？”[2]如果说《为女权辩护》是英国女性的破冰之作，那么在19世纪中叶，当“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各地大肆殖民扩张时，密尔就成为国内女性解放的先锋战士，他为女性平等的政治地位和选举权而摇旗呐喊，不啻为“女权之父”[3]。他认为，女性在法律上的这种屈从状况“应该被取代，代之以完美的平等原则，不仅不要赋予一方权力与眷顾，更不要认定另一方低下无能”[1]1。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Metho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ind Power Curtailment Based on System Regulation Capability Analysis WANG Bingqian,DONG Jianmin,GUAN Qianfeng(71)
作为19世纪自由功利主义哲学家，密尔的名字往往与父亲詹姆士·密尔、杰拉米·边沁、政治经济学、东印度公司等联系一处，人们很难把密尔与女权运动联系起来；而事实上，《女性的屈从地位》是密尔在晚年思想最成熟的时候写就，这部薄册只有短短的一百页左右，但文风犀利、哲思缜密、启智弥深，上溯两希文明下至英国维多利亚历史，话题覆盖北美奴隶制以及欧洲法德意等国民族性格，被视为“一战以前女权运动的一本圣经”[4]。“坚持不懈、充满勇气和能量地为女性平等而奋战。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行为将他的生活领域有力地与女性主义紧密相连”[5]。该书一出版就在当年重印三次，被译成法语、丹麦语、德语、意大利语、波兰语和俄语。自出版以来，这部女性主义思想巨著就受到广泛关注，褒贬不一，而国内的评论文章不足十篇，大多仅从书中内容阐述为主。本文分析他在《女性的屈从地位》所挑战的维多利亚时期传统女性观及自由功利主义思想主导下认知女性和赋权女性的知识话语，进一步探讨密尔女性主义思想的进步意义与时代局限。
一、挑战传统：天性自然还是社会塑造的“女性屈从”
女人与生俱来的次等地位似乎是男权社会的支点，决定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的屈从地位。亚里士多德曾认为女性是有缺憾的性别，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指出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对于视女性天生性情柔弱、行为充满虚伪而且接近罪恶的说法，法国宫廷女作家克莉丝汀·比詹较早地而且“深刻地思考过这些问题”[6]，“我开始检查我作为女性天生的性格行为，同样地，观察经常与我为伴的其他女性，如公主、伟大女性、中产和低产阶级女性，她们大度地向我坦言最隐匿和亲密的想法，希望我能公正、富有良知地判断一些著名男性所言是否属实……就女性天性行为和性格而言，我无法看见或意识到那些断言的真实性”[6]4。如果说比詹、伍斯通克拉夫特等试图从女性自身角度揭示这种不平等，那么男权社会受益者密尔试图撬动男权社会的支点，指出所谓女性的天生次等和屈从地位乃是男权社会和文化的有意塑造。
密尔指出，人类社会从原始蒙昧到文明进步，整个过程都在歧视女性。最初，男性身体强劲，战胜自然，相比而言女性较弱，依赖男性。但当社会发展进步到创建法律制度时，却把身体差别理所当然地上升为有组织地维护男性地位的形式，赋予男性独特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密尔认为，从身体弱势到法律建制导致女性的屈从，是在观念和偏见驱使下的一种约定俗成，不仅缺乏理性论证和历史依据，而且逐渐成为“习俗信仰和普遍感情”[1]3，是另一种奴隶制表现的形式。尽管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制度日益更新，但女性的屈从地位却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成为“合法的家庭奴隶”[1]33，“婚姻是唯一在法律事实上的束缚，法律上的奴隶已经消逝，但没消失的是每个房子中的女性侍从”[1]79。
2016年12月和2017年6月分到连队的新职工党亚龙、马彦霞、张兆杰，对植棉技术和栽培模式不懂，张兰花就担当起了每年新来职工的业余技术员，进行现场讲解、实地示范。2018年党亚龙、马彦霞、张兆杰承包的55亩、53亩、48亩棉花，单产达438公斤、520公斤、470公斤，分获收入13.84万元、15.74万元、12.97万元，使这些新来职工在团场综合配套改革首年就真正尝到了科技致富、勤劳致富带来的殷实生活。
式中,r0为铅层内壁的初始半径；r1为碎片内壁的半径；v0为铅层膨胀到碎片边界时达到的速度，这里忽略了铅层最终的厚度。对爆轰产物采用简化的多方气体膨胀状态方程pVlk为常数，这里，k为多方指数。由于单位长度爆轰产物体积Vl=πr2，状态方程可表达成爆轰产物半径的形式，于是式(13)中爆轰产物压力p也可表示成爆轰产物半径r的函数：
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观是对女性天性的扭曲认识，是“捏造的事实，强制压迫导致某些方向的结果，受一些人为而非天然的驱使”[1]21，是社会灌输的结果。这种思想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被发展为“女性之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塑造的”存在主义观点。在分析人们对女性的屈从接受为“天性自然”的狂热和无理时，密尔以英国女王举例加以讽刺。就像英国受女王统治，外表看起来是那么不自然、不可信，但对英国人而言再自然不过，人们像接受习俗一样地自然可信，这充分说明习俗的任意妄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应该解放和改善“家庭奴隶”，密尔反对“与生俱来的特权”，将男性与生俱来的特权视为中世纪贵族与生俱来的特权，如同旧制度旧习俗应被取代，“只要整个人类进步道路进行到今天，整个现代趋势的潮流警惕任何这个话题的推展，也就是这个过去的残骸与未来格格不入，必须消失殆尽”[1]16。
女性屈从这一观念严重束缚了人性和随之产生的情感，在教育的灌输下不断根深蒂固。在接受教育中，女性性格形成的主要目的是性吸引，“和顺、让步、放弃所有个人意志”[1]15。很多女性早年成长中相信理想的性格是与男人相反，不是自我意志、不是自控管理，而是让步和服从于他人的控制。早在1834年密尔就注意到女性被教育“与某个男性联姻是一种道德上的必须”[7]这一怪象。他指出，“如果对男性具有吸引力没有成为女性教育和性格形成的至关重要部分，那将是一个奇迹”[1]14。所有道德标准疏导着女性朝这个方向发展，然后指出这是女人的天性，甚至连她们的情感因素也要服务于他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伍斯通克拉夫特的影子，在《为女权辩护》中她阐明即使女性情感脆弱，也不是天性使然，而是教育的结果。与伍斯通克拉夫特不同的是，密尔认为女性天性是社会塑造的结果，对“女性而言，暖炉热房的教育发展了她们的本性，为的是她们主人的利益和快乐”[1]21。
二、认知女性：科学实证的女性知识话语
《女性的屈从地位》共分四个部分。密尔在前两部分强有力地批判男权社会的厌女症，指出女性是社会化后的扭曲结果和不自然状态。在第三部分，密尔笔端一转，开始举证历史上出现的优秀女性的行为和特点，从正面认知女性，如在文学成就的历史上，他列举富有成就的女性作家，远有伟大的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现有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他盛誉法国女性主义作家乔治·桑德（George Sand）的文风：“她的散文就像海顿或者莫扎特的交响乐一样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1]69。他赞誉科学成就上苏格兰出生的杰出女科学家玛丽索·莫维尔（MarySomerville）。密尔试图在心理学、解剖学中寻找揭示环境与性格联系以及男女两性大脑差异的答案，感叹“如此重要的话题却很少被关注”[1]22。他决定另辟蹊径，受英国科学实证主义影响，密尔从已知经验和更多事实上尝试认知女性和女性能力。
纵观历史，密尔认为女性的政治能力超群。虽然女性群体中确实没有出现过像荷马、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贝多芬等著名男性取得的光辉成就，但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伊丽莎白女王、圣女贞德等真实杰出的女性，为数不多的皇家女性表现出政治上的统治超群，堪与男性帝王相提并论甚至更强，究其原因，在于“公主在成长过程中，从来没被灌输她们不适合参与政治，而是被允许、接受任何受教育的人的自由和参与身边的重要交易事件，她们受到支持加入。”[1]55。密尔认为没有任何明显可见的差异，能够解释男女在性格和政治能力上的不同。
密尔对于历史上女性在一定领域取得的成就低于男性的缘由剖析入理。女性照顾家庭、管理开销，这占据了她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即使一个女性地位和环境优越，免除了她这方面的操劳，她还需要将精力放到管理整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沟通上——所谓的社交，大部分是晚宴、音乐会、晚会、晨访、书信往来等”[1]71。此外，女性的日常义务还要为自身添加魅力，“女性大部分时间和思考还花在穿衣考量上（不是说穿着华丽，而是有品位，自然而考究的思考）”[1]73。她还要花时间关照和回应每个人的感受和需要，“她必须总要关照别人或者每个人，如果她有书房或者有追求，她必须抽空去做。”[1]74再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因素。社会声望和获取地位不是女性成功的标准，而男性在教育理念上得到鼓励要出人头地，女性就是“被喜欢、被爱、被期望得到”[1]75，“期望名望本身被认为是勇敢和非女性气的”[1]73，这令女性缺乏激励。
首先，女性具有“实用才能”。从女性脑力的特殊天性而言，女性的直觉感知能力强，具有迅速、正确、现时的洞察力，“同样的经验或者同样的总结能力，女性通常能比男性看到眼前更多的……对当下的感知是实践能力所主要依赖的。”[1]57其次，女性“果敢决断”。聪明女性往往领悟能力快，这也令女性实践能力强。密尔认为采取行动需要的是果断，而男性因为擅长思考而需要长时间的构思、搜集证据，并将推测和猜想演变为成熟的理论。社会上有一些工作性质强调的是转瞬即逝和迅速消失的事物，相对而言，思考迅速就非同寻常的重要。正是这方面女性或者更接近女性的男性，能力更加胜出。再次，女性“灵活变动”。女性头脑的灵活力强，兴趣多变，可能因此而在某一领域难以达到至高点，密尔认为，女性“这种需要专心才能获取成果的特殊发展能力丧失了，因为大脑未能完成她生活的目的，尤其在抽象思考领域。但我坚定地认为，大脑更多的是重复往返回到困难问题，而不是不断地持续下去。”[1]63而这种灵活力，“女性可能天生具有，也可通过训练和教育获取，”[1]63因此，女性思考对于那些思考中的男性非常有用，因为女性想法更加实际，“我非常怀疑的是，即使现在，跟男性相比女性不见得处于劣势”[1]58，“任何一个理论思考的男性……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比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陪伴、受其批评指导更加锤炼思维”[1]58。
再次，赋予女性选举权和从政权。密尔在1867年众议会上说他想“唤醒女性参与政治的荣誉”[12]。他不满于仅为思想家晚年一直投身选举、募捐、请愿集会、演讲的实践中。他对于蝇营狗苟的男性都拥有选举权而愤愤不平，认为同样地女性也需要拥有选举权，主政或从事参与具有重要公众责任的职业，“下令任何人群不应该为医生或者不应该为律师，不应该为议会成员，不仅损害她们，而且损害那些雇佣医生、律师、选举议会成员的人，以及损害那些被剥夺竞争所带来有效刺激结果的人们”[1]51。女性有选择接受由谁管理的权利，这是一种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自我保护的手段。从历史上的经验看，女性的政治管理能力超常，女王统治“天赋展现出与想象和传统女性截然不同：她们统治坚定果敢、聪明智慧”[1]53。
密尔直接挑战的是维多利亚时期主流的女性观。他在1869年写给约翰·尼克的一封信中认为，习俗是罪魁祸首，对女性天性的侵蚀要比男性的多[7]1633，因此更重要的是有必要在天性证实之前，去除掉习俗。他接着批驳了维多利亚时期几种女性天性的惯例说。首先，他批驳了女性天生适合当“妻子和母亲”之说，指出是“社会强调女性应该结婚生子，（如果）不强制，她们就不会这么做。如果任意女性自然发展，她们会不满当下角色而改变，因此有必要强制。”[1]27密尔认为，这种考虑与美国南部卡罗莱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制毫无差异，相反，如果婚姻中男女平等，有思想、有能力的女性可以从其所愿，女性就不会拒绝结婚生子。其次，密尔批驳女性“天生神经系统易受影响”说。密尔认为天生神经质是遗传造成的，不分男女。后天形成的神经质只适合上层社会的女性，她们就像温室植物，在内在和外在懈怠的环境中成长，难怪她们的身体和智力会扭曲式神经质。而那些从小与男孩子一样受到体育锻炼和身体自由的女性，长大很少神经质。况且，神经质的人群如果受到训练，妥善应用好自己的易感动特质，会更加有成就，“强烈情感是强烈自控的工具和因素，一旦朝那个方向培养，成功的话，会形成不仅直觉英雄人物，而且自我超越的英雄。”[1]61从种族性格经验而言，那些易感种族如希腊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在天性上看来在科学、公众事业、文学、司法或者战争上并没有比英国人显示任何弱势。最后，密尔批驳“女性天生性情好变”说。人们认为女性不能持久关注一件事情，更加把注意力分散在很多事情而不是在一条道路上走到极致。密尔认为这不能说明优秀本身，而只能说明优秀的风格。“我的决定性观点是，大脑不断往复思考难题要比不断坚持难题更加有效”[1]63，女性只是思考的方式不同而已。
三、赋权女性：为女性的政治法律权力而辩护
18世纪末以来，启蒙思想家向传统宣战，为奴隶、犹太人、印第安人和儿童这类普通大众争取权利，但却没有对女性伸出救援之手。约翰·洛克曾意义深远地指出，“天赋平权”不屈服于任何人的意志与权威，但他认为女性和动物不享受“天性自由”，屈从来自“应该服从丈夫的妻子”[8]。即使密尔的父亲詹姆斯·密尔也未能摆脱时代的束缚，认为女性的兴趣与男性一致，完全可由丈夫代表而免除选举权。约翰·密尔虽然毕生对父亲的思想认同与倾慕，但在赋权女性上，他持与父亲不同的观点，呼吁“赋予每个人选举权的理由决定了不应排除女性。”[1]28人人都有追求自由和个体幸福的权利，包括女性，人类道德的进化要将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放在平等公则下，用道德原则取代强力原则。事实上，《女性的屈从地位》不但是“一部哲学文稿，更是一部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政治草案”[9]。在1869年新年之际，密尔写给美国作家帕克·戈得温（Parke Godwin）道：“在我看来，解放女性和男女合作生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两个伟大变化”[10]。
“这真离奇。一个偷香窃玉的男人，找到真爱却又遭到抛弃而最终厌倦了女人。这个情场的浪子回头又太迟了。他遇到了一个女浪子。我想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这样的男人。”
其次，赋予女性从事社会事务的职业权。密尔认为社会为了男性的自身利益，排除人类近一半的人数从事社会职业，等于剥夺她们平等的人类道德权利。“没有充分理由证明女性没有男性聪明”[1]49。相反，仅把女性的禀赋用在家庭管理过于局限，“很多女性证明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甚至毫无例外，那些男性做的，她们能做得漂亮而可靠。”[1]50只有鼓励女性从业，男女在社会职业上自由竞争，才会促进社会效率的提高，而增强女性社会能力，会更加促进男性在竞争上的才能，这样会增加整个人类的思想进步。
首先，密尔认为要保护女性的财产拥有权。作为功利主义者，他一生号召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当时的美国有很多联邦新旧州的条例或者在美国宪法条例中，已经赋予女性平等的权利，提高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物质地位。但在欧陆，人们仍然虚伪地奴役女性，认为一旦结婚，男性和女性“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完整人的两半……女性的政治和经济独立与整个婚后生活的逻辑不适”[11]，应将女性与其财产归为男性。对此，密尔认为，“规则很简单：如果未婚，丈夫的或者妻子的（财产）结婚后就应该在各自控制之下，不需要为了将之存留给子女而用权力将两人财产捆绑一起”[1]46。
公元前4世纪时，我们可以认定为意定代理人的唯一类型只有奴隶和家子，他们处在家父的权力之下。对于之外的任何其他人而言，适用的是这样一条极为古老的市民法原则，即“无人能通过一个不隶属于其权力之下的家外人取得物或权利”。正如盖尤斯在《法学阶梯》2,95所记叙的：
教育赋权女性的保障，通过教育保证“女性平等地成长，与同等阶级的男性一样能够了解商业、公众事务、更高级的思考。”[1]83赋权女性、增强受教育女性的才能还会对整个人类信仰和大众情感增加助益，尤其道德伦理上的影响，这充分体现了密尔功利主义思想。在个人生活中，女性的温柔美德会成为催化剂，不仅体现在宗教和道德教育方面感染他人，还会在家庭影响丈夫和儿子的自我判断。女性因为厌恶战争、热爱慈善，独特的同情心不仅具有感染力，还会刺激男性成为女性期待的英雄，促进社会公众道德的形成。他认为女性在道德的正面影响可具体体现在中世纪流行的骑士精神上，“骑士理想是女性情感影响人类道德培养的至高点”[1]85。骑士既有娴熟的战事技能，还自我谦恭，服从和敬仰女性。骑士实践不像其他实践具有理论标准，而是约定俗成，“是我们人类道德史上的宝贵里程碑之一”[1]85。相对而言在现代社会，“整个社会从战事变成经商，从争斗变成工业生活……现代道德生活的主要基础是公正与谨慎，尊重每个人的各种权利，以及每个人自善其身的能力”[1]86。密尔的言外之意是，现代社会的法律并没有给予女性应有的权利，却在不断屈从女性，与中世纪的“骑士精神”相比，这并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四、古今之辩：《女性的屈从地位》批评论争
密尔同时代的人大多对《女性的屈从地位》持批评态度，认为他受妻子哈瑞特·泰勒（Harriet Taylor）影响至深，充满“夸张”“请愿”[13]。对此种批评，密尔在《自传》中认为自己其实早年就相信女性平等[14]。密尔与哈瑞特长期保持柏拉图式恋情，直至哈瑞特丈夫去世后，才得以幸福地在一起生活了10年。1850年，当密尔获闻美国马萨诸塞州举行“全国女性权利大会”（National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后，欣喜地写信鼓励哈瑞特发表女性思想：“似乎像我们在倾诉——（你要）像美国人一样直言不讳，像英国人一样不惧怕、不受奴役——丝毫不妥协——为原则欢呼，为结果呐喊”[15]。1851年7月，刚与密尔喜结良缘的哈瑞特在《西敏斯特评论》发表长文《赋予女性选举权》，质疑“为何每个女性要仅仅成为男性的注脚”[16]，“女性想要的是平等的权利、平等社会权益的获取，而不是各自站位，不是一种感伤的牧师氏婚姻”[16]35。这不可谓夫唱妇随、琴瑟和鸣！哈瑞特去世后，女儿海伦·泰勒成为密尔的助手，她积极投身社会的女性政治选举权，密尔《女性的屈从地位》手稿就是在海伦的辅助下写完的。密尔毕生受到这两位亲近的优秀女性陪伴和照顾，也充分见证女性的智慧与勇敢。
从被动接受厂商条款到主动寻求需方权益，从断档管理到医学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单一医疗机构实践到行业协会共同推行，这是省医院以“大型进口医疗设备维保服务规范化招标采购”案例为突破口，带动整个地区医疗机构现代医院管理升级的典型路径。
对密尔女性主义思想的研究从未停止，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以来，《女性的屈从地位》具有了新时代的阐释。批评主要围绕两点：一个是密尔方法论上的“前后矛盾”。詹妮弗·如英认为，“密尔否定女性天性的存在，他却在第三部分着手（认知）未被关注的女性天性”[17]。茱莉·安娜认为，密尔将功利主义的改良思想与两性平等的激进方法合在一起，为的是用当下女性的行为展现女性自由所带给社会的益处[18]。二是密尔在女性社会角色上的立场“模糊不定”。尽管密尔倡导女性从事社会职业，但在第三部分结尾，他指出最好的男女劳动分工模式是男性挣钱，女性照顾家庭和开销。“密尔的设想是现存家庭结构的坚持不变，讨论女性生活的后果，这是他女性思想的缺憾，这是当今女权运动尝试修复的”[19]。奥金批评密尔，“尽管赋予女性婚后拥有财产权和工作收入权，但并没给予照顾家务的女性分享男性在外收入的平等权利”[19]229-30，玛丽·姗蕾批评密尔不仅没有赋予女性平等的工作权，而且还否定了男性照顾家庭和孩子的义务，她认为传统的劳动分工设置障碍，阻止女性的平等及夫妻婚姻的友谊，他们缺乏“共同建设一个共同情感和增进友谊的经验”[20]。紫腊·爱森斯坦认为，密尔的女性思想受自由主义的局限，自由主义的根基是个人主义和父权性，这是与女权主义的男女之间完全平等背道而驰的，“密尔仍然为女性指出母亲和妻子的角色，批评女性为工资而工作的必要。”[21]
如果我们将密尔放置在维多利亚社会语境下，就很容易理解他的“前后矛盾”和“模糊不定”，这里面体现密尔更多的是政治家的策略之举，而非仅是哲学家的思想创新。密尔《女性的屈从地位》在1861年写成，但他为了等待时机成熟，1869年才出版，今天的人们似乎很难设想他的艰难和遇到的挑战。1865年至1868年密尔在任职威斯敏斯特众议员期间，曾提议女性选举权“是我在议员能力范围内行使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真正的公共服务”[15]222。提案1866年虽然仅得到73票赞成，但密尔已经看到希望，赞成者中大名鼎鼎的本杰明·迪斯雷利①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为英国保守党领袖，两度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他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名小说家，被誉为19世纪英国的著名文人首相。和索尔兹伯利侯爵②索尔兹伯利侯爵，罗伯特·盖斯科因 - 塞西尔（Robert Gascoyne-Cecil，3rd Marquess ofSalisbury，1830—1903），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三次出任首相，任相时间共13年，是英国在20世纪中的第一位首相和最后一位来自上议院的首相。，但反对派有格莱斯顿③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一位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知名的自由派政治家，他曾四度当选英国首相。和维多利亚女王。1867年提案未被通过，1868年选举失败后，在还有机会为其他议席竞选情况下，他拒绝了。1869年，他出版了《女性的屈从地位》，试图在思想上影响更多的男女大众。他的“前后矛盾”其实显示了他所处时代的尴尬。事实上，密尔认为女性是社会化的结果，这一思想难道不比波伏娃的思想早了近一个世纪？而且密尔举证优秀女性，为的是证明女性的才能，证明女性对男性有助益的功利主义思想。另外，认知女性天性可以说是密尔披荆斩棘的尝试，因为直到今天，女权主义者也没有对“什么是性别”“性别如何在解剖学上影响性别差异？”这类基本问题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22]。而密尔根据经验观察的实证主义方法不失为认知女性、赋权女性奠定了坚实根基。此外，密尔对女性劳动分工的“模糊不定”体现了密尔的政治实用策略。他是“非常实用现实的积极分子”[23]，他知道改革的脚步需要渐进才不至于半途而废，因为维多利亚时期谈及争取女性选举权，“很多男性脸上会显示蔑笑”[24]。他不仅需要争取议员投票的支持，还要争取社会上的男男女女，尤其是女性的支持，“这个国家的聪明女性要给那些呼吁她们权益的男性道德上的支持，让不太聪明的女性认识到政治自由才是女性免除恶毒折磨的唯一有效救助。”[25]为争取19世纪犹豫不定的议员及思想没像他那样激进的人，他的模糊不定不失为一种良策。如果说他改革不那么彻底激进，显示男性性别歧视的话，也是由于受一定历史时期的局限。
毋庸置疑的是密尔在思想和实践上的先锋作用，他的很多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适用，如“如果女性没有财产，那么挣钱能力对一个女性的尊严是至关重要的”[1]47。他谈及女性拥有“自己的文学”须待时日：“如果女性文学注定具有不同于男性的集体特点，天生倾向不同的话，还需要比过去更长的时间才能将她们自身从接受模式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按照直觉引导自身。但是如果不能证明女性有何种天生倾向令她们的天赋整体上不同于男性，那么她们每个个体作家具有自身的个性倾向，目前看来被从前和范例所影响而遮盖，至少需要几代人才能将她们的个性发挥到迎头赶上那影响”[1]71。
1882年，英国众议院通过保护女性财产的《已婚女性财产权法案》。1919年，30岁以上的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到了1928年，英国议院通过法案，赋予女性与男性同样的选举权，这时离密尔去世已近62年。著名的女权运动领导人米利森特·加勒特·福西特夫人①米利森特·加勒特·福西特夫人（Dame 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1847—1929）英国女权运动领导人，又译为米利森特·伽莱特·弗赛特。1897—1919年任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主席。在她所领导的这一组织推动下，《全民代表法案》于1918年获得通过，使600万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目睹众议院大厅中女性参加选举的过程，激动万分，上了年纪的她带领女性代表来到密尔的雕塑前，恭敬地献上花束，对他表示怀念。她认为，密尔是女性选举权运动的“主要开创者，他为之投入了最大的思想力量和生命最好的岁月”[26]，正如约翰·莫雷所言，“他不仅生活在哲学思想的激励中，还积极推进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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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of Feminism”John Stuart Mill’s Discourse on Women
Huang Liju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100089）
Abstract：The Subjection of Women is John Stuart Mill’s mature masterpiece composed in his late years and considered as“a Bible of Feminist Movement before WWI”.Ever since its publication，this great feminist work has received reviews of various kinds in the western world，both praising and criticizing as well.However，very limited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to study on it in China with no less than 10 commentary articles.Mill was acclaimed as“the first great radical feminist in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together with other female philosophers as Mary Wollstonecraft，Virginia Woolf and Simone de Bourvoir.This study explores his challenge to the Victorian concept on women，his conceptualization and empowerment of women.Furthermore，the critical reviews from both his contemporaries and the modern feminists will be given to elaborate the strengths and limits ofhis feminist thoughts.
Key words：“father off eminism”；conceptualization of women；empowerment of women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50（2019）06-0121-07
收稿日期：2019-06-10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WXB003）
作者简介：黄丽娟，女，辽宁铁岭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博士，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批评理论、中外女性文学、西方旅华文学、跨文化现象与比较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赵 践 责任校对：赵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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