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联系古希腊的历史文化背景，少年本爱好诗的柏拉图对其产生抵制，主要是受苏格拉底影响。苏格拉底的审判使得柏拉图意识到雅典政治改革离不开哲学。辨析柏拉图诗哲之辨实质是对公民教育权争夺的问题，因为城邦的教育涉及到城邦的统治。柏拉图对诗省察后肯定诗的美育价值，警惕的是不好的诗会导致公民丧失理性，刺激欲望，破坏城邦的秩序，造成非正义的暴政或独裁。公民唯有通过理性的思考去审察自身，追求爱智慧的生活，个体的欲望、情感和行动才将由和谐归于统一，形成有秩序的正义的共同体。柏拉图对诗哲之辩的思考及其政治哲学的智慧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仍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柏拉图；苏格拉底；诗哲之辩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言哲学与诗的纷争“自古有之”，两方都认为自己为最高的智慧之源，民众应接纳诗的教育或哲学的教育，柏拉图从自身的哲学观点出发，是支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的，并对传统的文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谴责。可实际上，柏拉图在青年时期非常热衷于文艺创作活动，除了写笑剧之外，还写了大量水平极佳的诗歌。亚里士多德在评论柏拉图论述时也提到“这些对话处于诗歌和散文之间”。什么导致了柏拉图变得如此抵制诗歌呢？诗哲之辩的背后的焦点是什么？这需要从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从苏格拉底之审判开始一一厘清。
一、苏格拉底的审判对柏拉图的影响
古希腊时代雅典城邦主要实行的是民主制，它的原则是全体公民拥有平等执政和平等决策的权利，城邦的社会活动自然也是公共性与集体性的了。公民积极地参与城邦的集体活动，比如公民大会、城邦祭祀和体育竞赛、文艺表演等活动，享受其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参与也体现了公民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公民也只有参与到城邦共同体中，才可获得身份存在的意义。
诗在当时的公共文化活动中占了很大的分量。通过诵诗人的传唱、剧场的表演，以及政府的鼓励，在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诗成为公民文化生活的极重要的一部分，有名望的诗人也承担着民族的老师这样的身份，柏拉图也承认“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他，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诗为雅典的公民提供了文化启蒙的教育读本与伦理道德的标尺，题材多取自神话与历史，反映当下城邦的问题，其口语化、戏剧化的通俗表演，也容易吸引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古希腊传统民族文化，关心城邦共同体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青年时期的柏拉图也因家庭和社会传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积极参与公共文化生活，荷马和赫西奥德的史诗，以及萨福和品达罗斯的抒情诗等熏陶了他年轻的心灵。可以说，柏拉图如果没有拜师苏格拉底，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希腊的一位伟大诗人，但在二十岁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后，柏拉图毅然地转向哲学研究。之后发生所谓的“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事件极大地打击了青年柏拉图。诗也推波助澜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谐剧《云》中“浮在空中”可笑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成为了苏格拉底被指控的佐证之一。柏拉图在晚年写给朋友狄多的信中痛苦地回忆到苏格拉底“我毫不迟疑地认为他是所有活着的人中间最正直的一位”。
在经历苏格拉底之死，心灵饱受创伤后，柏拉图出走雅典，听从苏格拉底死前的嘱咐，去各地游历以寻找真正智慧。那么，导致苏格拉底之死的深层原因，柏拉图在游历之后归结为什么呢？
二、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审判的审察
柏拉图于公元前399年离开雅典后，经过种种挫折和实地考察深切地意识到要改革雅典的政治离不开哲学。苏格拉底被处死，很大原因也是在于他对当时为盲众所操纵的雅典民主的批评。柏拉图认为人民未系统地接受追求理性的教育，不知道如何选择最优秀适合的执政者，选择城邦明智的发展道路。公民只有通过爱智慧，才能用理性看清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利用批判和协调精神的欲望以形成一个目标明确的和谐整体。
例（6）需要表述否定情况，在商务信函中，说话者会尽量在措辞方面避免“you”，以保护读者的“自我”，该句采用了无灵主语you flexible spending并使用被动语态，语气上避免了责备，双方合作才能由机会顺利进行。
理想国是由哲学王统治城邦，领导各个阶级顺应天性和禀赋来工作，个体互不干扰，但又通过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一个高效、和谐的整体。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正义。每个个体的欲望、情感和行动都将由和谐归于统一，欲望归于秩序就会形成智慧，人民将会形成组织。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艺必须有利于对理想国的灵魂及其德性的培养和成长，它要引导公民追求真善美，追求知识，克制欲望的引诱。所以，《法律》篇制定了严格的文艺审察制度，“要任用较为严肃较为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模仿好人的语言，按照我们开始立法所定的规范来说唱故事来教育战士”，就是因为模仿好的诗会使公民认识真善美，变得勇敢、节制以及充满智慧。
柏拉图自然知道庸众的危险，这些人无论是开公民大会还是去剧场，只要参加任何公共活动，就会利用这些场合大呼小叫，发表言过其实的意见，他非常担心尚未培养出理性判断力的年轻人会被影响。然而当时的雅典城邦的公共生活已然是风气极坏，当在政治场合中，苏格拉底的申辩被不断的喧哗声打断，陪审团陶醉于群情激愤的氛围中，对自己接受到的暗示——对苏格拉底的污蔑与谣言毫无理性地全盘接受，视虚构的喜剧为审判用的法庭论据，将假戏当真，充满荒谬与非理性的色彩。
柏拉图认识到我们必须采取“和风细雨地劝告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去改变公民对学习的恶感，庸众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有理性的哲人，哲人在现实的城邦中是如此的孤独甚至危险，民众肯定是无法一开始就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哲人所制定的城邦制度，哲人只能通过神话这样的诗的方式去劝导指引民众，洞穴之喻、《申辩》的亡灵国度的神话就是明显的例子。理想国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可以用高贵的谎言，比如“出生神话”、只允许歌颂神明的或赞颂好人的诗歌等等。这都是为了使公民爱护国家，成为一个和谐有秩序的共同体。所以在哲学家柏拉图的诗学之辩《会饮》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代表酒神的阿尔喀比亚德将胜利的系带授予了苏格拉底，宣布哲学的胜利，但在苏格拉底言说爱若斯是何物时，还是以神话这样诗的方式。
如果公民被不好的诗所引诱，长期下来必在欲念中迷醉放荡，沦为欲望俘虏的隐患，当个人的欲望被刺激膨胀，自然而然容易走向寡头的独裁，庸众也在集体狂热情感的熏陶下变为非理性的乌合之众。
在柏拉图看来，庸俗的诗歌无疑是滋长了公民人性恶的部分。诗歌应该塑造尽善尽美而且永恒不变的神，英雄不该是贪婪残暴的，因为会使民众去模仿丑恶。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当时的庸俗音乐失去了真理，一味制造淫糜的作品，只为迎合听者的快感，理智平静的精神状态难以模仿，也不会被观众所了解，反而是无理性的和无益的部分更容易模仿和受观众好评。这一切还导致了“剧场政体”（the atrocracy），这使得“人们都自以为知道他们其实并不知道的东西，就不再有什么恐惧，随着恐惧的消失，无耻也就跟着来了”，人们肆意地评价诗的好坏，一切都流于庸俗化。
2.4 影响新生儿黄疸严重程度相关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新生儿黄疸病情轻重程度作为因变量，将胎龄、胎儿出生时体质量、头颅血肿、喂养方式、开奶时间、母婴血型不合6因素作为回归性分析的自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开奶时间、母婴血型不合、喂养方式是新生儿黄疸病情严重程度的主要危险因素(P<0.05)。见表3。
黎永兰被林雪川试图拖往河边的过程中，至少有包括出租车司机、市民罗先生、沿路商户在内的三拨人看到了这一情况，出租车司机还拨打了110报警。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能改变41岁的副区长黎永兰被重伤致死的事实。
或许，他是无意的，也可能觉得他人的落难或者受伤的姿态有些可笑，但是，我相信有些东西是自觉的、天性中的。善恶本是人性的两个基本点，有些东西确实是与生俱来、后天无法更改的。
柏拉图已然认识到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改革都唤不醒沉睡的雅典人，他只能以哲学性的逻辑思维论辩城邦的不义与哲学生活的重要性，希求公民都能过上追求智慧的生活。他晚年写信给朋友时谈到“最后我终于得出结论：所有现存的城邦无一例外都治理得不好，它们的法律制度除非有惊人的计划并伴随好运气，否则是难以治理的。因此我被迫宣布，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分辨什么东西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柏拉图为了培养出一批既精通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又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家，来实现他所主张“哲学王”治国的政治理想，创立了雅典学院，以启民智。由此可见，柏拉图将挽救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的希望都寄托在哲学上面，他对诗的态度亦以是否符合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的政治理想为标准的。
三、柏拉图对诗的审判
柏拉图对诗的态度是有分别的，早中期对传统文艺几乎持全盘否定态度，坚持要将诗驱逐出理想国，在晚期的《法律》篇中，则在坚持严格的检查制度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接受文艺。但无论如何，他对诗的审判始终是以社会功能角度出发的。
群体性易受到暗示与轻信，而有一定知识的人实际在群体中也与无知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掌握的也只是技艺，而非贯通所有真正知识的爱智慧者。苏格拉底一直拒绝更易煽动陪审团，获取同情的修辞式的言说方式，去哀嚎、哭求，他强调自己只用直言，并拒绝像当时的雅典习俗一样，泪流满面地带着自己的小孩、亲戚上来恳求法官们。他不是不知道这样做能有可能免除一死，但他仍然拒绝了。《申辩》中他把自己比作牛虻，神“派我到城邦里来当这样的一个，惊醒、劝说、责备你们每个人”，但被吵醒的民众杀害了苏格拉底，“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用暗示的办法加以诱导而不是作出合理解释的信念，历来都是如此。”
柏拉图认为诗人分为两种。《斐德诺》提到第一流的诗人是和哲学家一样最接近理式的人，第六流的则是摹仿的诗匠，他们只是粗劣地模仿现实世界，是“影子的影子”。柏拉图认为后一种诗人实际上并不能传授给人们知识，他们对自己的创造一无所知，还自己标榜有智慧，他们的诗歌其实是在迎合观众本性渴望发泄的部分。
我们往往只注意到诗人被柏拉图驱逐出理想国，却忽视他在《斐德若》中提到的第一流诗人的存在。第一种诗人实际上可以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哲学即是“最高的的诗”，专研哲学的哲学家自然也是第一流的诗人。他在《法律》篇对想进入理想国的摹仿的诗人答复“我们按照我们的能力也是些悲剧诗人，我们也创作了一部顶优美，顶高尚的悲剧。我们的城邦不是别的，它就模仿了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真正的悲剧。你们是诗人，我们也是诗人，是你们的同调者，也是你们的敌手。最高贵的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这里很清楚地表明，柏拉图否定的并不是所有的诗人，他否定的是只会拙劣模仿的诗人。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他们是无知的，没有真正的智慧，对自己写的一无所知，无法分辨善恶好坏，去教育人民。而且他们的写诗根本不是依靠技艺，只是陷于迷狂的灵感；第二是他们只能提供低级的，对实在事物的摹仿，是“影子的影子”，会对城邦公民产生不良影响。他自己肯定的是能正确地引导和教育公民的第一流诗人，即像哲学家这样真正追求理性和智慧的人。《王制》在柏拉图看来也是他的一流诗作，因为理想国作为一个现实不存在的政治理想，就是模仿天上原型而写就的最高的哲学之诗。
柏拉图意识到了在民主制度下，大众的激情是无法理性地去思考法律与正义，决议只是为了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但僭主的专制独裁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少数人谋取利益的独裁。这二者都无法建立在真正正义的基础上。
柏拉图肯定的是模仿真理的诗，鼓励对美本身的观照，“这类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柏拉图也清楚地知道好的诗歌对人的美育价值，并将为引入理想国的诗歌做了标准的制定，一切是为了让儿童在幼年就接受好的教育，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受到熏陶。
“三区”人才支持工作是一项全国性的人才培养工程，我们不应把目光仅局限在河北省，凭借一己之力，去帮扶贫困单位，应转换思维，加强与先进省市兄弟单位以及高校图书馆的合作与交流，把“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战略合作协议，包括聘请知名专家、学者授课、实进行人才交流等方式支持工作的开展。也可带着基层公共图书馆学员“走出去”，观摩先进图书馆对口岗位经验和技术，吸取经验教训，开阔思路，不断提升自我。
总之，诗哲之争的的争论焦点就是城邦公民的教育权，涉及到城邦的教育也就意味着涉及到城邦的统治问题。柏拉图警惕的是不好的诗会导致公民丧失理性，刺激欲望，破坏城邦的秩序，造成暴政或独裁。
四、对诗的审判的再省察
这就是为什么理想国建设中反复提到诗的原因，柏拉图郑重地告诫“这场斗争是重大的。其重要性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它是决定一个人善恶的关键。因此，不能让荣誉、财富、权力，也不能让诗歌诱使我们漫不经心地对待正义和一切美德。”
临床既往的教学模式为传统带教方法，学生所学的知识均为被动接受，学习目标也不是十分明确，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学生的需求也难以满足[11-12]。特别是对于医学留学生，由于思维差异大及语言沟通难度大，传统的临床教学方法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留学生教学的要求[13-14]。近年来，在临床教学模式中，PBL教学法应运而生。PBL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医学教育，目前已成为国际医学教育通用的教学方法之一[15-16]。
试验 2：机组速度采用Ⅲ挡(10.66 km/h)灭鼠作业，试验次数为4次，每次试验为时间为6min。如图4所示为三点悬挂瞬时测力界面，试验数据如图5～图11所示。
会饮上最后清醒的是两位诗人与哲学家，他们最后谈论的话题的是一个人可以兼长谐剧和肃剧，我们是否可以推测，这里的谐剧和肃剧也代表我们所说的真正第一流的诗神的顶礼者和哲人的融合，他们睡着的顺序也暗示了谐剧必然要低于肃剧，而真正的爱智慧的人融二者于内，而且高于二者更接近那个究极的美呢？哲学可以以诗的方式去引导民众，但最后公民们还是要去获取真知，去追求爱智慧的理性生活，从而构建一个明智和谐的城邦共同体。
诗哲之辩的背后不单单是文艺上的纷争，背后隐藏的是对公民的教育权的争夺，而教育权也意味着思考要怎样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城邦的问题。这对现在的生活同样具有思考意义，民众究竟要过怎样的生活来获得自身存在价值？
反思当下，公众还是生活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能激发人类的智力、带来积极向上愉悦的文化却荡然无存，精神孱弱的大众被动地接受乏味平庸的消费文化商品，为流水线大批量生产的千篇一律的文化商品如痴如醉。更可怕的是我们所看所思所想被牢牢掌控在大众媒介的手中，关于真实生活的种种栩栩如生的幻相使我们沦陷。工业都市的异化、战后的虚无、政治的荒诞……大众媒介操纵下的民众在娱乐至死中醉生梦死；非理性的人惊异地发现理性的不可靠与虚无，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在这个时代是并行的。
千年前的诗与哲学的纷争面临的是公众的教育问题，柏拉图苦苦思索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更好的城邦，引导城邦的公民回归理性，走向善与正义，最终成为爱智慧的人。《申辩》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不断地去省察雅典城邦中的诗人、匠人、政治家……“神安排我以爱知为生，审察自己和别人。”公民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去审察自身，追求爱智慧的生活，个体的欲望、情感和行动才会由和谐归于统一，形成有秩序的正义的共同体，雅典才能变成名副其实的智慧之乡。
在当下，我们仍面临这个问题，甚至情况更为恶劣与极端，现代人心甘情愿地待在洞穴之喻中的“洞穴”里，甚至是生存在“洞穴”之下的“洞穴”，我们能做的似乎是再次站在苏格拉底的申辩席位上，再次接受审判，对自身的生活方式和存在价值追求方式进行省察，以诗与哲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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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钇宣，女，贵州凯里人，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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