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庄子与萨特生存观进行了比较，从时间维度来讲，二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相差甚远，思想必然存在差异。庄子主张恬淡无为，萨特则倡导有为创造；庄子赞赏逍遥自适，萨特则突出自由谋划；庄子的理想生存付于“道”，萨特笔下的本真生存只能面向世界；庄子消极脱世，萨特则积极入世。尽管二者的价值导向存在着明显差异，但是这些差异都共同植根于他们对人性中虚无维度的洞察。庄子与萨特的自由起点都是从个人自由出发，都突出自由的价值并以人的无规定性为自由奠基。由此可见，如何实现自由的理想生存成为二者哲学理论的旨归。
关键词：恬淡无为；有为创造；逍遥自适；自由谋划
庄子生于战国中期，亲历诸侯争霸，连年兵争不止。面对乱世，庄子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因此他汲汲于寻觅个人自由，消极避世，积极入“道”。萨特生逢二战时期。他投笔从戎，曾战败被俘。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人生境遇，决定了萨特以个人生存意义的探寻和自由的实现作为其生存哲学的旨归。二者相似的生活经历必然会导致思想上的共鸣与呼应。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比庄子和萨特的理想生存模式及其实现方式，探求二者生存论思想的得失并试图搭建审视理想生存的完整视角。
一、庄子与萨特的理想生存
(一)“道”的生存
关于理想生存的理论建构总离不开形上根基的预设。在庄子那里，这一形上预设无疑是“道”。“道”在庄子的哲学大厦之中是作为理论基点而存在的。“道”是“万物之所系”“一化之所待”。“道”是无形的世界，存在于外在世界和感性世界之间。
“道”是创生万物的实在，产生天地万物[1]。正如《大宗师》中所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2]142首先，“道”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其次，“道”不是源于它物，而是自为自根。最后，“道”是世间万物的主人，决定了它们的命运。
“道”不仅是世界之本根的实在，而且也是人可以投入其中的实在，也可以说“道”具有认识论意义[3]114。据《齐物论》记载：“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2]34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在于，虽然人们可以看到万事万物的迥然不同，但只知有物即可，不做是非之判断，不做道德之评判。任何常人的认识、是非的评判，都是对“道”的破坏。“道”作为生存状态，有其进入法则：人们要减少对万事万物的热情，弱化人与物之间的牵绊。绝对无为，顺人顺物，方可入道。“道”的生存状态具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意味。逍遥自适是庄子所追求的理想自由。
1.1 资料来源 选取2016年1月-2017年11月到湖口县妇幼保健院进行孕前及孕期检查的汉族女性，排除非本市籍贯者，依据知情同意原则，入组对象共708例，平均年龄(28.34±3.92)岁。
(二)面向世界而生存
与庄子的绝对无为、消极的处世观不同。萨特的生存理想意在追求面向世界而生存，作一名可以自由选择、自由谋划的生存主体。萨特认为，大千世界变幻莫测，规律难寻。人想要获得自由的生存，要依仗自我设计，自我谋划。显而易见，与庄子“不食人间烟火”的思想境域不同，自我意识，自我行动被萨特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行动学说[4]36。
通过实验和访谈，实验对象认为以情感态度价值观为主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缓解学习障碍，但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学习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学习者的需求也是因人而异的，在面对技能的学习上，生动的语言描述和和情感价值观的讲授方法并不是特别有效，而更加有效的课程设计策略还有待研究。据此，实验过后，继续寻找文献，发现只有黄璐[19]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些设计策略(见表2)可供参考。
在萨特那里，人的生存结构分为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两个部分。一方面，自为存在对自在存在的趋近[5]66。自为存在是一种能动的生存主体，但同时它不具有先天的规定性，需要自在存在充实自己的存在。通过占有自在的方式，使自身获得规定性。另一方面，自为还具有一种从自在中分离开来的趋向。因为自在存在具有惰性，而自为存在具有虚无性，无规定性，自为存在不想被异己的、惰性的力量所制约和支配，所以才试图从自在之中超脱回归自身，其实这是一种自欺行为。
二、庄子与萨特理想生存的实现方式
(一)恬淡无为
庄子理想生存的实现与内心的安宁平静密不可分。在《庄子·内篇·德充符》中托孔子之口讲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夫保始之征，不惧之实；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将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犹若是，而况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乎！彼且择日而登假，人则从是也。彼且何肎以物为事乎！”[2]103孔子在这里把水比作镜子，只有静止之水方可映衬事物。人之内心平静如水，人心所识别之世间万物也同样随心而止。以现代语言来解释，这里所讲的“心如止水”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静心则可以观物；二是世间万物之得止源自于心之得止。无静无躁、无心无物才是真止。
团队的正向发展需要明确目标的指引，而目标的设立必须以团队所有成员的认同作为前提，同时，充分发掘和调动所有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肯定个人技能的前提下，鼓励团队协作，正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当团队达到目标时，允诺的奖励措施必须切实的执行，这是一种契约精神，也是一个团队领导人树立威信的基础。
人心如水，内心平静，就越接近这种本来的状态。在庄子那里，内心的安宁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为了达到功效的生存状态，二是为了身体健康长久，三是为了真正的自由。而第三种理解更能契入庄子思想体系的内核。人心中有所牵绊，就会打破内心的安宁。人心之中，波澜不惊，则会使人长寿。不刻意而为之，内心自由无碍，就能达到逍遥自得的生存状态。世人常说，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一切情绪都源自于内心的暗涛汹涌，不平不静，世间一切烦恼乃是庸人自扰[6]。
(二)有为创造
由此可见，萨特理想生存的实现方式同庄子的“恬淡无为”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以人的无规定性为自由奠基，从而实现本真生存。自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存在，想要面向世界而生存，首先就必须承认自身的虚无性。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厦中，“虚无”这一哲学概念好比“北斗之尊”。存在虽说是先于虚无的，但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只有通过“虚无”赋予其意义，方能获得“名分”[7]。反之，“虚无”是人的实质，是自为存在。“虚无”的存在性也需要到自在存在当中去寻觅。
萨特的哲学是从存在开始的。在萨特那里，存在着两种本体，即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自在存在”不掺杂一丝一毫人类的认知，其存在于人类认知之外。“自在存在”亘古不变，不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改变，不依赖它物而存在，不带有一丝一毫人类的印记。而“自为存在”即人本身，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空洞的生存意向，它没有任何现成的本质规定。“自为存在”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物，但是它带有人类认知并依托自在存在而存在。可以说它是带有人类认知的自在存在。自在存在是自足的，自为存在引起虚无性而匮乏。自为存在想要获得规定性，就必须将自身托付于自在存在之中，通过赋予自在存在以意义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规定性。
“有为创造”可以说是萨特生存主义哲学的价值导向。“有为”有两层释义。一方面，从庄子“无为”的对立面来讲，“有为”可以诠释为“有作为”。“有为创造”即人们通过实际行动，有所作为，面向世界，主动创造，从而找到生存的意义。另一方面，“有为”在庄子哲学那里被诠释为“有所依赖”。代换到萨特生存主义哲学当中，“有为”即自为本身的虚无性，决定了自为必须依赖于自在而存在，从而面向世界而生存。
C.Because his relative lives there.D.Because he’d like to study English.
三、庄子与萨特的理想生存者及其现实关怀
(一)逍遥自适的理想生存者
在庄子那里，“逍遥”一词常与“游”一字合在一起联用。游，有交游，游历之意。所游之处，是指四海之内，尘世之内。但庄子的所游之处有所不同，极为高远隐约，虚无缥缈。《逍遥游》中有云：“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2]10庄子认为，真正的圣人是顺应着天地阴阳的常道发展，把握自然之气的变幻莫测，以便翱游于一望无际的时空。可见，庄子所游之处，一无所有，无穷无尽。那么，庄子所游的目的地在何处呢？《逍遥游》中有云：“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2]14由此可见，空无所有，一望无际的四海尘世之外就是庄子所游的目的地。庄子所追求的自由，要到现实以外的世界去寻找。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庄子之游不是形体之游，而是内心之游，并且庄子的“逍遥游”带有自由出世的思想倾向。
“悠然自得，逍遥自适”是庄子哲学的主旋律。“逍遥”一词并不是庄子的独创。屈原在《离骚》中对“逍遥”一词也有所诠释。屈原在被流放的路途中，遇烈日当空，便折下“若木”的树枝遮挡阳光，享受片刻的舒适。“逍遥”一词在这里表现为悠然自适之意。国学大师、楚辞学家姜亮夫先生将这里的逍遥校注为：“逍遥即游之义。”两汉的司马相如在《长门赋·并序》中描写了陈皇后在屋中徘徊消忧、魂不守舍、形容枯槁、独自幽居、逍遥自虞的状态。庄子的逍遥与以上篇幅所提及形骸之逍遥大相径庭。心灵之游是才是庄子的逍遥。《逍遥游》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2]21逍遥于空无所有之处，这不是形骸的逍遥，而是遐想中的逍遥。
(二)自由谋划的理想生存者
与庄子逍遥自适的理想生存者不同，萨特所推崇的是可以自由谋划，自由选择的理想生存者，是积极入世的“有为者”。按照萨特的意思，自主选择作为哲学概念与自由息息相关，是应当被我们加以考察的。[8]125由前文所述可知，在庄子那里，主体想要进入一种“道”的生存状态，就必须减弱自身的意向活动力，淡化物我之间的牵绊，顺人顺物。与庄子意向活动力的减弱不同，萨特主张增强人的主观能动性，自由是自主选择，自主谋划的自由。在萨特那里，也可以说，选择即自由。因为作为一个人存在于世，必然要进行各种各样的选择。反之，人之所以不可能不是自由的，是因为选择是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避的。
庄子所游之处是四海之外，超凡脱俗的世界，处事态度是消极的，悲观的。而萨特的哲学并不是“悲观”的哲学，而是“乐观”的，“行动”的哲学[4]8。萨特的理想生存者的自由谋划，自由选择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也就是说，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萨特还认为，理想生存者的自由谋划是可以为他人所借鉴的。理想的生存者并不是到自己为止，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的同时，也在为他人做出选择[9]19。换言之，人在自由行动时，就是在为他人做出示范。他人对自己的效仿，能给他人带来好处，好就是自由，自由是最基本的好。
① 生活往往喜欢与我们开玩笑，甜美的果实有乱人心神的毒性，平坦的大道上从不缺少美丽的陷阱。② 一旦我们双眼被假象蒙蔽，沉醉在外界滥加的动听的修饰语中不可自拔，我们便会毫无例外地走向沉沦，不管你曾经有多大能耐。③ 纵横天下的西楚霸王，没几年便落得乌江自刎；自诩为上邦天国的清王朝，在一片鸦片的云雾中被人轰开大门。④ 更何况我们大多是普通人，更加难以承受生活的重压，没有几个回合便会败下阵来。⑤ 因此，始终保持谨慎是幸福人生的重要保证。⑥ 逆境中不气馁，顺境中不骄傲，还生活一个本来面目。
(三)庄子与萨特理想生存者的现实关怀
首先，庄子视“死生平等无差，万物浑然一体。”在《大宗师》一文中，庄子视大自然为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庄子认为大自然造化人的过程，如同炼炉中的黄金一样，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人们无法决定自己的生灭命运，只得顺应而为。庄子把人之生灭比作气之聚散，气聚成人，气散复归于自然。既然生死都是一气之所化，那么就不必计较生死之差别了，此乃“死生平等无差，万物浑然一体”之意。庄子主张自身复归于自然，主客一体，人与自然的对立便不复存在了。这与今天所主张的生态文明理念不谋而合。人类自由的实现不应以牺牲自然为前提，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是和谐友善的。庄子的“无为”亦可说是“不可过度妄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要遵循适度原则，自然方可反哺人类。正所谓“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如前所述，庄子所追求的是心明若镜，心如止水的理想生存者。虽然庄子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顺势而为的消极处世态度，但这种处世哲学同时也淡化了物我对立，缓解了社会矛盾。因此，庄子所追求的理想生存极具现实关怀性。
其次，来自社会的压力在庄子那里也可以被化为无形。在《逍遥游》一文中，庄子将理想生存者的三原则概括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所谓“无己”，即不考虑自己。所谓“无功”即不追求功绩。所谓“无名”即不追求名誉。在这三个品格当中，“无己”乃最高境界。庄子认为，人们想要做到不求功绩，淡泊名利，都要以心中无己为前提。无己之人，方可逍遥自适。当今社会，心浮气躁之风、拜金主义之风、唯我独尊之风异军突起，庄子超然遁世的处世哲学无疑给当今社会带来了一剂良方。庄子主张心如止水，继而进入一种与世无争的精神自由。这种无欲无求的思想境域正是当今社会所缺少的精神价值，应发扬光大。
玫瑰茄(Hibiscus sabdariffa L.)又被称为洛神花、山茄等，是锦葵科本植物，原产于西非和印度[1]。近年来，玫瑰茄被广泛种植于南美洲、中美洲、西亚、东南亚等地，在我国则主要分布于广东、福建和台湾等地区。玫瑰茄属于传统的药食同源植物，商业上的玫瑰茄花主要是指其花期的花萼，其外观紫红黑亮、非常诱人。
将目光转向萨特。在萨特看来，英雄与懦夫并非天分有差，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在于自我选择，自我谋划。上帝并不存在，人类自由的实现别无依持。只有自主选择，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萨特这种“人道主义”思潮，给当时身在战争囹圄中的人们带来一丝光亮。在二战之中，人们沦为了战争的奴隶和受害者。萨特的自由谋划，自由选择意在恢复人之尊严，给当时迷茫彷徨，手足无措的人们指引了希望的方向。
萨特所宣扬的自由选择、自由谋划的理想生存者，虽然带给人的是一种积极入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处事原则，但是这种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理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病。萨特理想生存的着眼点是狭隘的。他谈论自由的出发点仅仅是个人这一生存主体，自己谋划自己的理想生存，并极力摆脱自在对自为的限制。行为的出发点和原动力都源自于自我意识，自己是自己的主宰。客观规律的存在，在萨特那里只是一笔带过。萨特承认“限制”在人所生存的世界当中是存在的，但是人的自由意志就是要超越、破除这些限制。人可能改变不了这种“有组织、有限制”的处境，但在萨特眼中，即便人不做出任何选择，也等于做出选择。可以说，萨特的生存主义是入世哲学、行动哲学。萨特的理想生存展现的是一幅带有极端个人主义色彩的图景。因此，更为全面的反思在于，一方面我人应该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恢复人之尊严，使人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一切主观行动都要以遵守客观环境、客观规律为前提。极端个人主义虽说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但是应该意识到，个人是无法超越自身受异己之物限定的宿命，或者说个人的意志也是有限的。所以，任意妄行，一意孤行，自我崇拜都是不合时宜的。
综上所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社会成员之间的友善相处都能够从庄子的顺人顺物，绝对无为之中寻觅到一剂良方。萨特则宣扬“人定胜天，自我主宰”。在萨特那里，理想生存者想要获得自由，不需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人就是自由。“自我”生存意义的实现与升华，决定着人必须要面对现实的、未知的境遇，通过自主选择，自由谋划，实现自己的人生蓝图[10]。
结 语
庄子通过心如止水、顺人顺物、弱化物我牵绊，达到逍遥自适的状态，继而进入一种“道”的理想生存。萨特则是通过承认自为的虚无，以及自为对自在的占有，赋予自在于意义的方式获得存在。在自由选择、自由谋划的基础上，从而面向世界而生活。庄子和萨特的理想生存尽管大相径庭，但是，在人的虚无性方面的一致洞见使得二者的思想建立起了不解之缘。总之，脱离社会历史进程的自由是不存在的。真正的自由必须要建立在实际和具体之上。真正自由的实现在于历史的发展，人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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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betweenZhuangziandSartre’sIdealSurvival
Zhao Haonan
(Marxist College,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China)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deal view of survival between Zhuangzi and Sartre are studi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in which the two lived is far apart, thus there must be differences in their thought. Zhuangzi advocates non-action, while Sartre advocates creation; Zhuangzi appreciates freedom and self-adjustment, while Sartre emphasizes free planning, Zhuangzi’ focuses on “Tao”, while Sartre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l world; Zhuangzi is passive while Sartre is active. Although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two, these differences are all rooted in their insight into the dimension of humanity. Both Zhuangzi and Sartre start with individual freedom, which emphasizes the value of freedom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freedom without human presupposition. Therefore, how to realize the ideal survival of freedom becomes the purpose of their philosophical theories.
Keywords: non-action; creative creation; freedom and self-adjustment; free planning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991(2019)03-0107-04
DOI:10.3969/j.issn.1672-7991.2019.03.019
收稿日期：2019-06-28；修回日期：2019-09-02
作者简介：赵浩楠(1994-)，男，河北省秦皇岛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西哲学比较。
(责任编辑：刘 燕)
标签：萨特论文; 庄子论文; 自由论文; 理想论文; 逍遥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道家论文;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