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是一种历史过程的理论可以称之为民族过程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过程的论述在其民族理论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论述，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早期民族或原生民族的形成；一种是现代民族，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与对民族现象其他问题的论述一样，经典作家们对民族发展阶段规律的揭示有着非常明确的价值导向，这就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民族在资本主义时代更多是一个正在或将要走向消亡的现象，而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这种消亡则是比较具体的、分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党的十九大又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这都是对现阶段民族问题和发展现状的正确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做好当前和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经过数百年的民族发展历程，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消亡和融合的理论正在得到验证。实践证明，要实现完全的民族融合并走向消亡，还有很长很曲折的路要走，我们还大可不必为这种前景而未雨绸缪。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民族发展；民族融合
民族现象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产生、发展及消亡的固有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观点。列宁说：“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1]斯大林说：“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2]这是最明白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就“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基本观点”做出概括时，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以及民族消亡的久远性从来就作为一种基本观点被强调。民族是一种历史过程的理论可以称之为民族过程理论。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学术界曾将“民族过程”作为一项重点理论体系予以构建，虽然因其内容繁复和苏联的瓦解而未能得到流传，但其秉承了历史主义的原则是值得肯定的。我国民族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过程理论有着长期研究的传统，将民族过程一般表述为(同时也是一种阶段划分)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过程的三个阶段都有过相应的论述，在其民族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无产阶级民族问题纲领的形成乃至革命和建设实践都发挥过直接的指导作用。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remote sensing soil mois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8—2010 in the middle and
一、关于早期民族的形成
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论述，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早期民族或原生民族的形成，或可说为民族的起源；一种是现代民族，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这些论述虽已久远，但都为我们留下了完整认识民族现象的珍贵理论启迪。
比较而言，在关于民族形成的论述中，经典作家关于早期民族形成的论述较多，研究者的分歧也较多。因为这直接牵涉到什么是“民族”这一分歧最多的问题。此外，经典作家在各自著作中提到的“民族”场景不同、指向也不同，在相应的外文表述中本来也是不同的，但在中文译文中一律被“民族”代称了。这在早期“民族”的论述中又最为突出，自然也最容易形成人们在讨论中各执一词，各有所据，但却矛盾迭出的窘境。
其实，早期民族或原生民族的性状和我们一般理解的“民族”应该是一致的。民族就是具有同一习俗文化、地缘、语言、心理认同等族性要素的人群。或说，民族就是因族性为群的族类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只有历史形态、规模形态和族性特点的不同，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在我国的民族识别过程中，毛泽东说的不要区分民族与部落，一律都称为“民族”[注]参见施联朱：《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工作的特色》，《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不但是政治上的考虑，也是对中国人民族概念理解上的尊重。不管在人类早期的前国家社会，还是绵延至今的当代世界，民族都是一种普遍的和基本的人类群居形式。笔者同意这样一种概括：“具有历史原初意义的‘民族’是人类群体最稳定的一种共同体形式，它依托于不同地域、不同生存环境而形成了语言、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乃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差异，呈现出文化多样性及其互动过程中的自我认同与他识归类。这就是中文语境中的‘民族’。”[3]
经典作家关于早期民族形成问题的论述也应该以此来理解，因为中文中不论对于经典作家文献中的“民族”怎样翻译，总还是以中国人对于民族的一般理解为基准的。
俄文нация与德文Nationen同义，因此斯大林讲的民族形成和恩格斯讲的是同一件事，是与民族国家一体两面的资本主义民族。这一观点也在列宁的论述中得到了肯定。列宁在1914年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关于卡尔·马克思的词条中讲得很明确：“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17]。这句话，是对马克思民族思想的介绍，当然也代表了他自己的观点。
根据本研究结果可以认为，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给予的基于“生活重建”作业理念的出院指导效果明显优于传统康复训练方法的出院指导，差距主要来源前者对上肢功能的改善明显优于后者。因此基于“生活重建”作业理念给予出院指导对患者出院后的功能(尤其是上肢功能)改善更有使用价值。“生活重建”作业治疗理念的提出为脑卒中患者回归家庭和社会提供了一种新思路[19]，可广泛应用到脑卒中患者的社区及家庭康复中。
《起源》详细论述了人类早期历史中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问题，其中也谈到了“民族”的形成。在恩格斯看来，“民族”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这是国家产生的前夜：出现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富人和穷人的差别，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划分。随着人口的增加，“住的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狄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4]这是恩格斯讲的“民族”产生的一个概况，但在不同的案例和叙述中又稍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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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不绝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区。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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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单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4]127。
虽然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这样一种序列没有得到更多的坚持，但民族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对应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界并没有得到改变，只是该怎样表述尚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这与该怎样表述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是一致的。因为原来盛行的社会发展“五段论”是否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已被广泛质疑，而如果不是这样的五段又是如何演进的尚未得到一致的意见。由这样一个大背景所决定，民族发展的具体阶段也便难以定义，这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力图避免上述缺憾又比较笼统的意见，是将民族发展阶段划为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这种意见大多数人可以接受，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比方说，在恩格斯那里，“古代民族”常常和“原始民族”同义，因为他的民族学话语源头是摩尔根，而摩尔根的代表作《古代社会》讲的就是原始社会发展史，主角就是原始民族。再比如，受文化相对主义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起，有人就认为“原始的”、“野蛮的”“土著的”等术语过于“陈旧，而且还令人感到屈辱”，建议不再使用[22]。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作为人类社会基本构成的民族呈现的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这样的演化规律是无可置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并表达了这样一个规律是无可置疑的。
综上而言，恩格斯关于早期民族形成的论述并不多，明确提到的就是它由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融合”、“联合”和“转化”而成，时间是在国家形成之前或与之同时。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说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是对这个问题的集中概括[5]。
但有理由提出，恩格斯上述“民族”的形成，讲的不是族类共同体意义上的民族，而是氏族社会末期部落或部落联盟之后的一种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比如，前述恩格斯讲从部落融合为“民族”的时候，也讲了“民族”的领土、军事首长、“公职人员”、常设的“议事会”和“人民大会”[4]183。再比如讲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制度时说，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之后以部落划分区域。这些区域内包括若干家庭的“血族”，“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村，构成一个百户，几个百户构成一个区。区的总和便是民族自身了”[6]。显然，恩格斯这里讲的“民族”形成，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变化，是部落之上的一个政治单位和区域单位的形成；讲的是从氏族政治向国家政治转变中的政治结构变化，而不是一种新的族类共同体的产生。
这一点可以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相应论述中得到印证。摩尔根对雅典人和罗马人氏族社会组织结构的描述是：
第一、氏族，以血缘为基础；第二、胞族，可能是从一个母氏族分化出来的兄弟氏族结合成的；第三、部落，由几个胞族组成，同一部落的成员操同一种方言；第四、民族，由几个部落组成。它们合并在一起构成一个氏族社会，并占据共同的领域。……当这样一些部落合并成一个民族以后，除了用一个民族的名称来称呼它们以外，在语言中再也没有别的术语能表达这个产物了。罗马人处于与此非常类似的制度下，他们自称为罗马民族(Populus Romanus)，这是很恰当的称呼。这时候，他们仅仅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任何别的；将氏族、库里亚和部落加在一起所能产生的全部结果就是一个民族。[7]
这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民族”是由部落合并而成的，或是由氏族、库里亚和部落“加在一起”的社会组织，这样的组织除了用“民族”这个术语表述之外，没有更合适的了。当然，罗马人自称Populus Romanus。这个德文词有不同的译法，或译为“罗马人民”，或译为“罗马公社”[注]参见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注释。，摩尔根将其称为“民族”，是因为它与雅典人的同类组织“民族”相同。为了说明“民族”的性质，摩尔根还作了一个比喻：“国是由各州组成的，它只认州为其单元；州是由各市组成的，它只认市为其单元；……同样，民族认部落为其单元，部落认胞族为其单元，胞族认氏族为其单元。”[7]227
恩格斯关于前国家社会史的理论和资料依据主要来自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比较一下二人对“民族”的论述，没有理由认为他们说的不是一回事。摩尔根和以摩尔根的研究为据的恩格斯，在其所论氏族社会末期的社会变迁中，“民族”是一种高于部落的社会组织层级，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民族。我们现在所称的“民族”是一种族类共同体，它的构成要素是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习俗，也包括实际和虚拟的祖先认同或血统，它存在于近现代以来的社会，也存在于古代社会或前国家社会。前国家社会的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和这里所讲的“民族”都可以是一个族体，也可以是一个族体的一部分。恩格斯和摩尔根讲的北美易洛魁联盟、古希腊的雅典人、罗马人以及日耳曼人，都有不同形式的氏族制度，各种氏族以及他们构成的部落大小不一、占据地域大小不一、文化和血缘来源不一，到底怎样才算一个独立的民族或族体单位是很难界定的。因此，恩格斯并没有在民族形成上着意作出论述。
恩格斯没有着意论述早期民族的形成，还表现在他对所论“民族”形成之前的族类共同体也一直以“民族”来相称，如“原始民族”、“野蛮民族”、“蒙昧民族”，对所论形成“民族”之外的族体也一直以“民族”相称，如“日耳曼民族”、“希腊民族”、“苏维汇民族”、“法兰克民族”等。这些术语在不同的地方也被称为“日耳曼人”、“希腊人”或“苏维汇部落”等。
其实，经典作家原始社会研究中“民族”的语义问题已经有前辈学者注意到了。王明甫先生就曾认为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出现的nation这个词被译作“民族”是一种误解，说:“作为一个术语，在论述原始社会的著作中，nation是用作社会组织称谓的，并非是人们共同体的‘民族’。”[8]他认为，原始社会组织的有机序列应当是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和nation这样五个阶段，或者说是层次。这里的nation，乃是氏族制度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最后一种社会组织[9]。而恩格斯《起源》中的德文volk在此是可以与马克思用的naiton同义的。
然而，恩格斯所讲的作为社会组织的“民族”和族体的民族并非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他和摩尔根都讲到的，构成社会组织“民族”中的部落大都相互是有血缘关系的，几个部落合并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氏族社会，并占据共同的领域，又有同样的“方言”。这样的“民族”虽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但也不妨碍在文化习俗、语言上已经是一个同质的族体，或在事实上往一个族体更快地凝聚了。作为社会组织的“民族”和族类共同体的民族在此是很难分得清、甚至是二位一体的[10]。恐怕这也是他们对这两种事物都用同一个术语的原因。
但是，恩格斯即便这里讲到的“民族”已经是一个族类共同体，也不能算是最早的民族，因为语言、地缘、文化习俗、群体认同等“族”的要素远不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才出现，而是更早就有了。至于早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根据人类学和考古学材料去作判断的。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我国学界围绕经典作家的论述，就民族起源或最早形成问题曾出现了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大体是与阶级和国家同时产生的。二是认为最初产生于奴隶社会。三是认为出现于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11]。现在来看，如果就民族要素的出现来作为标准的话，最早的民族只能从“蒙昧时代”去找，因为蕴含民族要素的氏族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恩格斯明确讲：“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4]177最早的氏族组织什么样，很难说清了，但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研究对易洛魁人的氏族作了描述，包括有民主选出的酋长和军事首长；氏族内禁止通婚；死者财产转归氏族其他人所有，同氏族人必须互相援助、保护，有血族复仇的义务；氏族有固定的人名或几套人名，并以此享有氏族的权利；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和制度，有共同的墓地；有议事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等[4]99-102。这些内容蕴含了氏族的文化习俗、血缘关系及心理认同等要素，和民族是一样的。当然不能就此说一个氏族就是一个民族，因为氏族内部不能通婚，必须要与至少一个以上的氏族组成部落才能生存。马克思把部落称为“原始共同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有着“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12]。如此，部落才是氏族社会的完整单位，即完整的民族。所以，如果问哪种原始社会组织能够成为一种民族的话，那只能是部落。
列宁还讲到：“资本主义把大俄罗斯或乌克兰愚蠢、保守、死守在穷乡僻壤的不开化的庄稼汉变为流动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的生活条件既打破了大俄罗斯特有的民族狭隘性，也打破了乌克兰特有的民族狭隘性。假定说，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以后要划国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同化’的历史进步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和美国的民族界限的磨掉有其进步性一样。”[24]133与列宁写作这些文字的同时，他还在《拥护真理报》上发表了《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一文，用详实的数据分析了从1821到1909年之间进入美国的移民状况，包括每个十年段的数字、不同国家的数字、来自“文明国家”英德等与包括俄国在内的“落后的东欧”国家的比较等，说明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移民方式。工业迅速发展的国家大量采用机器，把落后国家排挤出世界市场，同时从落后国家招收雇佣工人。资本家剥削移民工人丧尽天良。但是，只有反动派才会无视当前这种移民的进步意义。“觉悟的工人懂得，消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民族间的隔阂具有必然性和进步性。”[25]列宁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移民的剥削本质，同时指明了这一现象的必然性和进步性，而其中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同化”则是这些必然性和进步性的主要表现。其实，列宁揭示的这些现象和过程延续到当今仍然没有结束。放眼世界，当时主要集中于美国的大规模移民早已向整个西方乃至其他地方蔓延开来，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阶级格局、种族和民族格局。当然，更对民族过程展现了新的不一样的景象。
由于此阶段的发展从另一角度讲也是一种新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故斯大林也把这一时期的发展同民族的形成联系起来，提出了民族形成有低、高阶段之分。他讲，俄罗斯的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条件是不一样的，而且是相差很远的。此外，俄罗斯“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不相同，其中如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处于民族形成的高级阶段，彻岑和卡巴尔达处于民族形成的低级阶段，而柯尔克兹则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28]。所以，取得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动各民族的发展，而基于不同的发展水平，着力推动各民族从发展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
关于早期民族的形成，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民族或族类共同体的形成。这样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但他们没有专门的文章和著作讲这个问题，而是在论述前国家社会或原始社会发展史时大量涉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他关于前国家社会发展历史的代表作，而这一著作又很大程度上是在完成马克思的遗愿。因为马克思生前曾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做了认真研究，做了详细摘要、批语和材料补充(也即我们现在所见的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拟在此基础上阐发他的关于人类早期社会的历史及唯物史观。恩格斯的《起源》一书既参照和继承了马克思的研究又运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所以代表的是他和马克思在人类早期历史上的一些共同思想。
二、关于现代民族的形成
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孕育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孕育了一大批新的民族。这些民族被经典作家称为资本主义民族和现代民族，是经典作家论述民族形成的另一种类型。
人就是这样，你越忸怩磨不开，他越上脸，你勇敢地迎上去，他倒先怯了。她这样大方地一说，加上巴克夏在中间神乎其神地一宣传，“猴子们”一阵交头接耳后，不敢放肆了，都规规矩矩坐了下来。
与对原始民族的阐述不同，经典作家对这类民族的形成论述比较明确。1884年恩格斯写的《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是这一论述的经典文献。文中对欧洲民族的形成作了两个阶段的分析。第一阶段是讲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之后，与罗马境内原有居民融合生成了“新的民族”或“现代的民族”(Natioalität)。这种生成是在征服者被当地居民同化及各族人民的混合中完成的，也是与欧洲全面进入中世纪，建立起完全的封建生产关系同步的。其结果是出现了以语言为界的“语族区”及其群体。大多数语族区都有一个民族(Natioalität)作为其代表，成为其建立国家的基础。第二阶段是讲新的民族Natioalitäten向民族Nationen转化的过程，本质上是这种民族在资本主义经济推动下实现国家化的过程。欧洲封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代表新兴生产关系的城市和市民阶级，形成了城市市民与乡村封建贵族的阶级对立，也引发了封建阶级统治秩序的混乱。“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从10世纪开始，王权与城市的市民阶级结盟，并得到了“新兴法学家”的法律支持。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军队制度的变革，火药、大炮、印刷术等技术的传入和应用，以及文化复兴的推动，使得欧洲各个地方的王权相继取得了胜利。至15世纪末，除了意大利和德国之外，由王权所主导的欧洲各民族的统一便相继完成了[14]。这种统一与欧洲民族(君主国)国家的形成同步，与Natioalitäten向Nationen的转化同步。
对于德国当时为什么未能实现民族统一，恩格斯在《关于德国的札记》一文中作了深刻分析，他说：“到十五世纪末德国愈来愈分裂了，它的中央愈来愈衰落，而这时法国和英国已经或多或少地实现了中央集权，而且逐渐形成了民族。在德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1)在德国封建主义的发展迟于那些经过征服的国家。(2)德国包括有一些法兰西人和斯拉夫人的地区，而且它把意大利视为自己的财产，把罗马视为自己的中心，因而它不是一个民族综合体。(3)因为，----这是主要的，----各个省以及一部分省和另一部分省之间是完全隔绝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往来等等。”[15]
正所谓“万事开头难”，学期初教师制定并坚定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理顺班级内部中的人际冲突与需要，后期的教学工作必定轻松高效很多。
恩格斯这里讲的三个原因概括起来就是：德国的经济发展不够充分；有异族成分，还没有形成充分的民族要素；各地方之间相互隔绝，联系交往不够。这一概括不但揭示了德国当时未能实现民族统一的基本原因，也揭示了民族Nationen形成的必备条件：即充分的经济发展，各地之间的密切联系，统一的语言和文化等族性要素。
恩格斯的民族Nationen形成理论在斯大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斯大林多次讲到，民族(наци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封建主义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凡民族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在时间上大体一致的地方，那里的民族自然就具有国家的属性，发展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1929年，斯大林在其《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专门讲到了“民族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他提出，世界上有各种民族，不能把一切民族都搅在一起。在资本主义以前，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наци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把该民族人民的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但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民族要素是在资本主义以前逐渐形成的。只是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种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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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实际上是民族的一次再生，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通过政治的集中、文化上的本地化使族体进行了一次重新组合。这种组合使得形成后的民族包含了多元的族系来源：“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拉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18]所以，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将这种民族称为“新的民族”。这种民族是伴随着民族国家(民族君主国)的出现而形成的，其中一部分成为了国家民族(nation)，它既有各种民族都有的族类性质，又有国民的性质。另一部分则没有成为国家民族，只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环境中得到了改组、改造，延续了原来的族体，成为国家民族的那部分。当今欧洲国家的许多世居性民族，如科西嘉人、布列塔尼人、威尔士人、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萨米人等均是这样的族体。
其实，除开欧洲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些具体的时空背景，恩格斯和斯大林论述的民族形成过程也具有普遍的规律性。民族出现以来的整个历史，或者说每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都是由一次次的分化组合、蜕变和改造所构成的。每一次组合和蜕变周期的完成都是一次民族形成过程。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三次民族大融合：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次是宋(包括辽、金、西夏、吐蕃、南诏-大理)元明清时期。所谓的大融合其实就是一次大改组：经过春秋战国，华夏族周边或掺杂其间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大量地融入华夏之中，一部分又融入或形成了其后的匈奴、鲜卑、乌桓等族；经过魏晋南北朝，匈奴、鲜卑、氐、羯、乌桓等消失了，而突厥、黠戛斯、高车、回纥、乌蛮、党项、契丹、女真、蒙古、吐蕃等又随着隋唐至宋辽金夏等朝的更迭纷纷涌现了；经元明清至民国，上述的绝大多数民族都走下了历史舞台，藏、满、回、维吾尔、苗、彝等几十个民族却逐渐现身了。纵观这一次次的分化组合，每一轮旧民族的消失并不是这些民族真的没有了，而是与其他民族“融合”成“新民族”了。新民族的出现大多数情况只是一些“旧民族”吸收了较多的外族成分有了新面貌和新名称而已。所以，很难讲清楚哪一个民族到底形成于哪个时期，而只能讲民族这种共同体形态出现于什么时期，或者讲原始民族或资本主义民族等具体性质的民族出现于哪个时期。正因为此，我们关于民族形成的讨论实际上都应该是民族起源的讨论，也即前述原生民族形成的讨论。
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论述，主要关注的是成为“国家民族”的那部分。这不难理解，因为这些民族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国家形态。但毕竟国家民族之外的民族仍然是一种广泛的存在，尤其斯大林所处的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形成西欧类型的单一民族结构。除了俄罗斯族之外，乌克兰、鞑靼、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诸多民族都有着长久的历史、鲜明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意识。这使得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及由此形成的论述也不能将这些民族排除在外，而是既包含着与民族国家一体两面的国家民族，也包含着具备民族要素但没有国家化的民族。为表示这个意思，他坚决反对为自己的民族定义加上“具有自己的单独的民族国家”作为第五个特征[16]411。不过，斯大林所指的民族нация仍然被限定在“现代民族”，即至少具备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民族，而对前资本主义的民族，落后的、弱小的民族或者原始民族等则使用了另外的术语，如народноть和народ等。同样，在恩格斯的视野中，未能实现从Natioalitäten向Nationen转化的民族也并未消失，它们仍以natioalitäten或nationality，people概念同义的术语出现在他的一些著述中[19]。
他知道，滑翔翼的主人叫做青岩，一个比自己还要高出一头、像牛一样壮硕的黑肤小伙儿。青岩的操控技术只能算作中等，但体能上的优势，让他能够驾起更宽大的滑翔翼，从而弥补了他在其他方面的不足。
现代民族的形成在西方民族理论研究中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内容，各家理论因对此的解读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20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民族理论界占据半壁江山的“现代主义”(modernism)反复强调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是现代事物，将其看作是现代历史的一种发明、一种创造，是现代化过程的反映和产物[20]。他们也都把现代民族的形成与由资本主义所推动的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赋予了现代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性。所以，人们公认，现代民族形成的意义早已超过了民族变化本身，而是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和标志。
由于现代民族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社会发展形态来确定的民族，那资本主义之后的民族也当是社会主义民族了。斯大林为此作了明确的定性并对它的形成作了论述。“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聚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此外，“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民族，这就是新式民族即苏维埃民族。这种民族是在俄国资本主义推翻以后，在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政党消灭以后，在苏维埃制度确立以后，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工人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是团结和领导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社会主义民族。”[16]415按照斯大林的理解，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民族也势必消失。但资产阶级民族的消失并不等于民族的消灭。在资本主义被推翻，苏维埃制度确立以后，在资产阶级民族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精神的改造，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就会产生和发展起来。这种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政治面貌的特点是：工人阶级及其国际主义政党的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主义的残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16]415-416。
三、民族发展阶段的表述及内容
从中世纪的族体中产生了资本主义民族，又在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产生了社会主义民族，既是“现代民族”形成的一般情景，又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民族现象存在的全部历程中，相比民族的形成和消亡这两头，中间的“发展”是更为漫长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怎样一种状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一进程。与对民族现象其他问题的论述一样，经典作家们对这些现象和规律的揭示有着非常明确的价值导向，这就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民族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顺序结合起来，给予了一种阶段性的排序。1919年,由斯大林起草、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写道：“俄国共产党抱着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制进到苏维埃的民主制”[21]。这是对民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间接提法。后来到了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讲到了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从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民族(нация)语言”[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84页。斯大林在本文中把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用来专指形成于部落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国内多译为“部族”，或也译为“民族”。但如果译为“民族”，就与其后专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нация”分不开了。故还是译为“部族”好。。由于这一语言系列对应了明确的民族或族体发展系列，也一直被苏联民族学界所遵奉，由此氏族—部落—部族—民族便被看作民族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序列。20世纪50-60年代这一观点也被我国很多民族学家所接受，然而也不乏争论。比方说，是否能将氏族和部落分成两个不同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值得探讨。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论断，氏族是不能单独存在的：氏族的根本特征是外婚制，是同一祖先传下来的一半子孙，它必须要和另一个或另一些不同氏族构成婚姻关系才能存在。为恩格斯所认同的氏族定义是：“氏族就是由一个共同祖先传下来的血亲所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有氏族的专名以资区别，它是按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它只包括共同祖先传下来的一半子孙。”[7]62所以氏族是一种“二合组织”，只是部落的构成单位。或者说，氏族和部落是同时存在的。由此将二者作为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共同体是有问题的。当然，能够支持作为两个阶段共同体形态的理由也是存在的，这就是改变对氏族是一种“二合组织”的认识，赋予氏族和部落另外的定义。正因为恩格斯对氏族有着明确的定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是否可以划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这样一个系列，除了斯大林有那么一个语言学上的表述之外，尚没有更直接的说明。在我国学术界，当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之后，相应观点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坚持和流行。
此外，恩格斯还提到，“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大多数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4]120又如北美印第安人氏族制度的演变：“一个原来统一的氏族集团怎样逐渐散布于辽阔的大陆；各部落怎样通过分裂而转化为各民族，转化为整个的部落集团。”[4]110等等。
化肥的不合理利用不当会发生烧苗、植株枯萎等现象。例如，一次性施肥过多或施肥后没有及时浇水，会造成过高的土壤溶液浓度，造成作物根系吸水困难，导致植株枯萎，甚至不能成活。
在对不同阶段民族的发展状况论述方面，经典作家主要着眼的是现代民族。恩格斯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论述，从全部民族过程来看，又是民族演化到资本主义阶段后的发展状况。除此之外，关于民族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经典作家们还有更多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预见了“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3]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作了一种即将消失的预测。这种预测是科学的，但因为资本主义还没有走到尽头，它为消除民族存在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展开，所以这个预测揭示的只是一种历史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民族在资本主义时代更多是一个正在或将要走向消亡的现象的话，而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这种消亡则是比较具体的、分阶段的、并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了。列宁曾提出过著名的两种趋势说：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
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24]
列宁讲的两种趋势分布在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也即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期。这一时期是资本促使民族成为社会生活主角的时期，导致民族的觉醒、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此阶段，社会和世界被民族所分隔。第二个阶段则是资本促使民族走向“国际统一”或一体化的时期。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的描述和预测也正是列宁这里讲的第二个阶段。对于两个阶段的前者，列宁并没有过多着墨，但对于后者，也即第二个阶段和趋势则有着大量的论述。就在列宁提出两种趋势的同一篇论文《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他用了一个专题谈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族同化问题，其中举例说：
在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同化过程的规模一般究竟有多大，以北美合众国的移民材料为例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1891—1900这10年，欧洲有370万人去那里，而1901—1909这9年，就有720万人。根据1900年的统计调查，合众国有1000多万外国人。而纽约州活像一个磨掉民族差别的磨坊，根据这份统计调查，这里有78000多奥地利人，136000英国人，20000法国人，480000德国人，37000匈牙利人，425000爱尔兰人，182000意大利人，70000波兰人，166000俄国移民(大部分是犹太人)，43000瑞典人等等。在纽约州以巨大的国际规模发生的过程，现在也在每个大城市和工厂区发生了。
谁没有陷进民族主义偏见，谁就不会不把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看作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看作是对各个偏僻角落的民族保守状态的破坏，对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24]31
但实际上情况可能要更复杂一些：如果一个地区只有一个部落，自成一个文化单元，那这个部落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如果这个地区有多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相互之间融通成一个文化单元，这个地区的部落就是同一个民族，部落只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了。所以，基于情况的不同，部落可以是民族，也可以是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民族的一个层级。笼统地把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同于民族或原始民族是不准确的。准确地讲，它们都是原始民族的构成单位。这个单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族体，也可以是一个族体的一部分。
在对资本主义时代民族现象的认识上，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思想，但有了发展，并连带了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论述。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斯大林向大会作了《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其中对如何认识“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内容作了详细说明。他认为，“民族问题发展”经历了如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西方封建主义消灭和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也是民族形成的时期。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一时期，封建主义的消灭和人们形成为民族与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因此，民族在其发展时期就具有了国家的形式。这些国家内部没有民族压迫。而这时的东欧，以匈牙利、奥地利和俄国为代表，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开始，但“为了抵御土耳其、蒙古和其他东方人的侵犯”，他们立即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这样，东欧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就早于民族的形成，形成了混合的多民族国家，由尚未形成民族但已经结合在一个国家中的多民族组成。在这些国家中，因为有比较发达的统治民族和不太发达的受统治民族，产生了民族压迫和反抗。
第二个时期是西方帝国主义出现的时期。这时的资本主义为了寻求市场、原料和劳动力而扩张领土，成为了殖民地帝国，西方的旧民族国家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不再是民族国家了，而是成了像东欧那样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压迫的舞台。与此同时，东欧的从属民族开始觉醒和兴起，造成了帝国主义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多民族国家的崩溃和在列强奴役下新的民族国家的成立。
第三个时期就是苏维埃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消灭和民族压迫消除的时期。这时的统治民族和从属民族、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都已结束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许多民族都站起来了，有了同等发展的权利。但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落后，还保留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当然俄罗斯和同它联盟的各共和国在苏维埃制度下已经没有统治民族和无权民族、宗主国和殖民地、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了，但是民族问题在俄罗斯仍然存在。”这种“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消灭过去遗留下来的某些民族的事实上的落后性(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使各落后民族有可能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赶上俄国中部”[26]。
很显然，斯大林这里讲的“民族问题”的发展，实际上是民族(现代民族)在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状态。其中“第三个时期”的状况在同时期斯大林的相关论述中有更多的展示，主要内容有如下两点。
首先，阐述了在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存在着民族发展上的不平衡。还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俄国的民族状况：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和同它联盟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约有1.4亿人口。其中大俄罗斯人之外的大小民族约有6500万。这些人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经过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的一小部分和亚美尼亚”人。第二类是还没有来得及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突厥语系人口，包括“土耳其斯坦、阿塞拜疆大部分、达吉斯坦、山民、鞑靼人”等。第三类也是突厥语系人口，还保留着氏族生活方式的游牧部落(племя)，它们还没有进入农业经济，主要包括“吉尔吉斯人、巴什基里亚人、彻岑人，沃舍梯人、英谷什人”等。其中第二、第三类共约2500万人口，而第三类不超过600万。所有非俄罗斯民族的共同特点是都落后于俄国中部。所以，“现在，当这些地区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已经被推翻，人民群众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党的任务就是帮助非大俄罗斯各族劳动群众赶上走在前面的俄国中部”[27]。在此，斯大林是按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形态来为国内民族分类的，虽然他们都在一个国度内，但由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民族性质上也是不一样的。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惟一途径就是帮助他们赶上先进民族的发展进程。这就把民族性质的演进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与经典作家们按社会性质确定民族性质的思路对应起来了。
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是摩尔根对早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划分，是19世纪的一种民族学视角。“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4]38，也即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期。蒙昧时代初期是人类的童年，人还没有完全下地，不可能形成完整的文化，也不可能出现民族。蒙昧时代中期，在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分期中大致对应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早期智人阶段。这一阶段的人类已有成熟的文化和心智，具备了产生同一语言、文化习俗等族类要素的条件。恩格斯将氏族出现的时间放在这个时期是有充分理由的，而由于氏族组织天然具有的族体性，最早的民族出现在这里也合乎当然的逻辑。当然，最初的社会组织是否一定是氏族或一定叫氏族是可以讨论的。已有研究可以说明，把最早的人类社会组织称为“队群”比“氏族”更有合理性。但这并不妨碍民族要素在这时出现，尽管这些要素表现得还比较粗疏和模糊[13]。
其次，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阶段。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消亡的前景都做了趋势性的论述，而斯大林则从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民族繁荣论”。在斯大林看来，民族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是立刻走向消亡，而是有一个繁荣阶段。因为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利益是处于被压抑状态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被压迫民族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原来被压抑的利益和特性获得了充分释放的条件。此外，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在各个地方也需要通过具体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他讲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没有提供各个民族和各种民族语言的融合所必须的条件，相反地，这个时期为以前受沙皇帝国主义压迫而现在被苏维埃革命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民族的复兴和繁荣造成有利的环境。”[16]419“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化的繁荣时期”，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我们主张各民族的文化在将来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文化，而同时又主张在目前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要繁荣民族文化。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应该让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繁荣起来，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以便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文化创造条件。”[29]
2018年全市利用项目资金300万元，新建青贮设施补助的企业达到31家，新建青贮面积达到了8万平方米，新增青贮全株玉米能力20万吨以上。全市青贮90多万吨，种植全株玉米（牧草）约50万亩，打包青贮10万吨。“粮改饲”试点项目实施两年来，保定全市共推广种植全株青贮玉米103万亩，全株玉米青贮257万吨，为推动种植业和畜牧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会有一个民族繁荣的阶段，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曾讲过的：“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越多；相反，一个社会越是贫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如果这个规律同样可以用到民族领域的话，经济越发展，亦即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各自的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大。”[30]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自身素质的提高为彰显民族个性创造了条件。这也正是在各民族不断走向繁荣的今天反而民族意识在增强、民族问题在增多的一个缘由。
贵州省是我国主要的喀斯特地貌分布地区，碳酸盐岩出露面积占全省岩石出露面积的70%之多，使得覆盖其上的红粘土分布广泛，并且是碳酸盐岩地区重要的建筑材料，也是土层贫乏的碳酸盐岩地区宝贵的土资源。对于红粘土成因的研究，在喀斯特地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此次低应变实验中，楼盘项目试验点的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满足具体施工的设计要求，即实验所得特征值大于国家技术要求的650kPa。此外，在单桩竖向抗压实验环节，3个试验点基础桩的最大加载值都小于最大允许沉降值，且其沉降曲线基本符合标准桩的沉降趋势，即满足单桩单桩承载力950kN的使用标准。但需要注意的是，低应变实验桩检测过程中，一类桩和二类装之外的基础桩，其在质量上或多或少存在问题，需另作处理。
社会主义民族繁荣论在实践中的体现就是尊重各民族权利的平等地位，就是建立起能够维护这种平等的政治制度、法治、政策和文化氛围。尽管有和理论脱节的地方，也有违背这种理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种种错误甚至罪行，但斯大林这种理论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符合民族过程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这个男人在街上找到我。”男孩说，“他问我喜不喜欢冰激凌，我说我喜欢，然后他告诉我14点来这个饭馆，坐在他的桌前，他说他会给我一些冰激凌。”
正因为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也始终贯穿了社会主义民族繁荣的内容。周恩来曾反复讲：“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的歧视。”[31]其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坚持了这个观点。江泽民讲：“在消除了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之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共同进步，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也是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一原则所要求的。”[32]2005年中央提出的关于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基本观点的“十二条”也明确讲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当然，这里的“繁荣”和“共同繁荣”最终也都落实到了切实的政策内容，包括政治上对各民族平等地位的保障，经济上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文化上努力提高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尊重保护各民族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维护和传承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生育政策上也给予特殊照顾，一定时期内有意增加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数量，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等等。正是坚持了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个根本立场，我们的民族政策才保证了当今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日益繁盛。
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发展阶段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界有着广泛的响应。金炳镐教授认为：民族发展是民族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民族发展包括纵向质的演进,也包括横向量的扩展。民族是在纵向质的提高和横向量的扩展过程中实现其全面发展的。民族发展无论属于超常态的,还是属于异态的、跳跃式的发展,都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实现的[33]。苏联民族学家将民族过程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民族变异过程。二是民族进化过程。前者属于一种民族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后者只是表现为某些民族特点的转变，但不造成族属的变化。纯粹的民族过程也区分为两种基本形式：民族分化过程和民族联合过程。后者又表现为聚合、同化和一体化三种过程[34]。我国学者何叔涛也发文对此作了深入研究[35]。而这些变化都是在发展阶段发生的。
费孝通先生曾在他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讲到，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先是形成了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后经过近代百年以来和西方列强的对抗才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36]。由此，我们获得的启发是，民族的发展可以分为自在和自觉两个阶段，这一现象可以表现在具体民族身上，也可以表现在普遍的民族现象上。区别这两个阶段的标志就是民族的自我意识。中华民族尽管早就有了作为民族的基本特征，但只有经过与西方列强的激烈对抗才有了作为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由此才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际上，作为个体的民族认同古今中外始终存在，而之所以有一个民族过程自觉阶段的划分，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人们对民族的认同普遍化、自觉化，并使这种认同与自身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益联系起来，为世界涂饰了浓烈的民族色彩。
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角来看，现代民族属于民族过程普遍进入自觉阶段的民族。基于不同的历史内容，全球性的民族自觉迄今已经历了三轮。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轮民族自觉发生，出现了第一批民族国家，也同时产生了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这一阶段大致为欧洲中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最早的民族国家为资本所推动向帝国主义转化。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民族压迫导致了第二轮民族自觉的发生，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这一阶段大致为19世纪至20世纪后期。基于民族主义理想，民族国家普遍进行了旨在完成国家和民族一体化结合的“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但由于民族压迫、发展差距、殖民统治遗留等问题的存在，以及现代民族观念的影响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第三轮民族自觉开始出现，表现为国家内部和国际层面以文化、血统、地缘、宗教、语言等为内容的“族性”开始大大彰显，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争取自身权益、张扬自身特性的思潮和运动普遍发生。这一阶段自20世纪后期至冷战结束之后最为明显，当前仍在延续之中[20]147-149。这些现象的发生充分说明了民族发展阶段的曲折性和长期性，而上述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认识又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深化。
四、民族同化、融合及消亡
1847年恩格斯在回答“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将继续存在吗”的提问时讲道：“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37]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明确谈到民族融合和消亡问题，但只是一个十分宏观的预测，表明的只是经私有制的消除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民族必然要走向消亡的历史趋势。其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使“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割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23]176。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消亡的预测做了两点展开：一是资本主义时代民族隔阂和对立已经开始消失了；二是无产阶级的统治会加快这种消失。但对这两点具体展开论述的是列宁和斯大林。
列宁主要对第一点，也即对资本主义时代打破民族隔阂的现状作了充分论述。他将这些表现集中概括为 “民族同化”。列宁说，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移民方式，使他们离开穷乡僻壤去参加全世界历史性的运动。他用统计学的方法详细分析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的移民状况，认为“消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民族间的隔阂具有必然性和进步性”[25]269。“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等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趋势，这种趋势每过10年就显得更加强大，并且是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24]281“谁没有陷进民族主义偏见，谁就不会不把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看作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看作是对各个偏僻角落的民族保守状态的破坏。”[24]283
列宁为民族同化的定义是“同化问题，即失去民族特点，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24]280。据此，同化就是一个民族变成另一个民族了，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就此消亡了。所以，民族同化也是民族融合中的一种现象。融合是民族消亡的过程，而同化是融合的一种内容。
但这也就意味着，融合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主义时期了，因此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我们亲眼看到，在修筑每一俄里铁路，建立每一个国际托拉斯，建立每一个工人协会(首先是经济活动方面的，其次是思想方面、意向方面的国际性协会)的同时，这种融合正在加强。”[24]287而这里的“融合”正是当时的资本主义时代。所以，民族融合也是可以出现在资本主义，甚至是贯穿于民族存在全过程的。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民族大融合也正是就这个意义所言的。当然，民族融合的真正完成，或说结果性的融合只能发生在社会主义时期。列宁还把民族融合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至于怎样才能实现融合？列宁认为：“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38]这里所说的“分离自由”指的是民族自决权的实现。显然，这样认识过于简单了。因为，当摆脱了民族压迫，实现了“分离自由”甚至更多的自由之后，各民族都还会有着一个张扬自己个性和权益，繁荣自己文化的阶段，这个阶段恰恰就普遍对应于社会主义时期。正如前述，这一点被斯大林所充分认识到了，也被中国共产党所认识并通过政策予以充分尊重了。
列宁对民族同化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又给予了条件限制，这就是无产阶级“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24]287。而斯大林却上升到反对民族同化政策的高度，他说：“企图用从上面下命令的办法，用强迫的办法来实现各民族的融合，----这就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断送民族解放事业，葬送组织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兄弟般团结的事业。这样的政策无异于同化政策。你们当然知道，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他接着说，民族特点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对同化政策具有巨大的抗拒力。土耳其、沙俄和普鲁士都曾对其他民族实施过几百年残酷的同化政策，“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能够消灭这些民族，反而也不得不投降了。”[16]421
列宁在1920年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曾提到了民族消亡的久远性，说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39]。这句话后来被斯大林反复提及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发。其中最完整的表达还是他1929年发表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斯大林在文中有一节专门讲到了民族和民族语言的未来前景。他首先区别了几个概念：“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不同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民族压迫的消灭”不同于“民族差别的消灭”；“民族国家壁垒的消灭”不同于“民族的消亡”和“民族的融合”。他认为把这些各不相同的现象混为一谈、搅在一起，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容许的。他明确讲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胜利的时期没有提供各个民族和各种民族语言的融合所必须的条件，相反地，“这个阶段将是以前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语言发展和繁荣的阶段，将是确立各民族平等权利的阶段，将是消灭民族互相猜疑的阶段，将是建立和巩固各民族间国际联系的阶段。”只有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开始形成。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各民族才会感觉到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以外，还必须有民族间的一种共同语言。在这个阶段，民族语言和民族间共同的语言将平行地存在。“可能是这样，最先形成的将不是一个一切民族共同的、具有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经济中心，而是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具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中心，只有在这以后，这些中心才会联合为一个共同的、具有一切民族的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中心。”这里是语言，也是民族的发展前景。“在我看来，各民族的未来的大致的图画，各民族的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16]421-422
这一民族和民族语言未来发展的图景后来为斯大林所重复，但不再有新的内容。至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消亡和融合的论述便告结束了。现在来看，经过数百年的民族过程实践，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消亡和融合理论的前瞻性也得到了证实。
第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进程比他们的预测要曲折得多、复杂得多。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只存在于中国等少数国家，社会主义还停留在个别国家胜利的时期，远没有形成世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甚至也没有形成这样的区域中心。这一切决定了民族融合所需要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语言条件等还远不具备。
第二，列宁所说的 “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等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趋势”仍在强烈呈现。而且，当今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由资本所推动的人口、信息、技术、资金等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流动进而带来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幅度之大都前所未有。如果这种现象用列宁所说的同化和融合来表述，讲民族融合在当代世界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推进也并不为过。
第三，尽管如此，全球化并没有消除民族的存在，反而在激发民族因素的反弹，冷战结束以来呈现的“族性张扬”正成为与全球化相辅相成的一种景观。就国家或国际层面来看，民族国家的地位并没有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中得到削弱，反而在国际利益博弈中越发巩固和增强。就具体民族层面而言，作为弱势群体的少数民族、土著人和外来移民争取自身权益的思潮和运动，以及夹杂着各种不同诉求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层出不穷；由发展差距和战乱引发的难民危机，由历史宿怨和现实利益引发的摩擦纠纷，以及一国内部和区域范围的分离运动、恐怖主义等等都成为当今世界局势演变或影响世界走向的重要内容。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解放运动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因民族因素和涂饰着民族因素的思潮、运动和斗争并未有丝毫消退。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消亡理论的基本观点，也基于中国和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现实状况，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无疑这是对民族过程规律的正确把握。既然民族消亡还很遥远，就不能期望消除现有的民族差别和特殊性，而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事实证明，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是社会和事物存在的本真样态，也是创新发展社会进步的内生源泉。即便将来民族真的消亡了，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会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同样，作为打破民族隔阂的必然结果，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也在不断增多，巩固民族国家的一体性建设依然需要。这也是一个规律，属于列宁说的民族同化和融合的表现内容。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我国民族工作提出了一个重要判断，提出了现阶段的“四个并存”，其中之一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不断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注]这“四个并存”的完整表达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更加复杂；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党的十九大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这都是对现阶段民族问题和发展现状的正确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做好当前和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民族融合和消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正确认识这一理论离不开对民族现象的现实把握。现在来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民族消亡是必然的：但凡事物都会既有始就有终，既有生就有亡，民族现象也不例外。但由于“民族”的多义性和多样性，我们对民族消亡的理解自然也不应该一概而论。从泛义的民族，即族类共同体(ethnic community)来讲，消亡的前景显然要远得多。因为这个意义上的民族消亡就是按族性(祖籍地、血统、文化、语言、心理认同等)来划分人群的现象不再存在，那将是各族体间的地域界限完全被打破，血缘联系完全被模糊，语言和风俗等文化的差异被消除，继而人的族性认同也消失的一种状况。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消亡还十分渺茫。在现代化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民族存在的完整性和原生性已几乎不可能了。除了一些极为封闭的族体之外，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是以相互被掺杂(杂居)和分散(散居)的形式存在了。我们可以把这种掺杂和分散看作是民族同化和融合的当然现象，但从另一方面看，恰恰又是这种杂居和散居的存在赋予了民族对抗同化和融合的能力。近些年来学界对于“族群”(ethnic group)问题的讨论，不能仅仅把它看做是一种概念之争，还要看到这一概念之下民族现象演化的深刻背景。因为从“族群”一词产生和使用的时代背景来看，最能恰当表达它的涵义的应是那些被分割或分散后的族体。族群可以是完整族体被分解出来的“片段”、“碎片”，也可以是被分散后在新的环境中形成的“再生体”，但它们都带有与母族有关联却又变化了的“族性”。族群并非出现在当代，但却是全球化的今天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存在形式。民族的族群化显示了它的强大再生能力和变异能力，是民族存在抵抗同化和融合的体现。尽管全球化现代化正前所未有地分解着民族的原有存在，但民族也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效抗御着这种分解。
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讲，所谓民族的消亡其实就是附着于国家的民族属性的消失，民族与国家脱钩，民族国家的消亡。由于民族国家都和民族的发展有关，建立在一定的民族地域、人口和文化基础之上，所以国家民族属性的消失可以有两条路径：一条就是消除国内人口的民族属性，国家不再坐落在民族之上，完全地域化；一条就是改变现有国家的空间格局，使国家和原有的民族不再对应。
就前者来说，国内人口的民族属性被消除，也就等于这个国家没有民族了，民族融合或消亡就此完成了。这从我们讲的民族的消亡比国家、阶级的消亡还要久远的判断来看，从现今民族存在的族群化得到强化的现实来看，都是不可能的。而从后者来看，相比前者就有了一定的可能性。人们从全球化对国家形态的影响曾预测会有脱离民族的两种国家形态：“区域国家”(region-state)和“世界国家”(world-state) 。所谓“区域国家”先是指国家权力在其中作用很小的经济区域，现在已被理解为一种民族国家之后的国家形态[40]。最有典型意义的就是欧洲联盟。欧盟从20世纪50年代的煤钢共同体发展到现今，已经有了统一的宪法、统一的议会、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盟歌和盟旗，将其视为一种“国家”并非没有道理。关于“世界国家”，有建议称，随着全球事务的增多，世界应该建立一个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机构，这个机构应包括一个更强有力的联合国、全球中心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环境代理机构、世界投资信托公司、国际刑事法庭和两院议会等[注]World-nationalism:Normative Globalism as Pan-nationalism.参见http://web.inter.nl.net/users/Paul.Treanor/world.nation.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02-15。 。显然，不管是欧盟代表的“区域国家”还是只是设想中的“世界国家”都有一些国家的影子，但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因为它们都没有获得“主权”这一国家的核心资格。当民族国家仍在包括欧洲在内的政治舞台上行使最高裁决权的时候，它之上的欧盟或“世界国家”都不会是真正的国家。然而，作为一种趋势，当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以后，只要国家还为社会治理和维护安全所需要，民族与国家脱节的国家形式迟早会出现。只是，正如前述，当前的民族国家仍还有着强盛的生命力，国家民族仍要与它相伴而生。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民族建设仍是各国实现稳定和进步发展的必需环节。
所以，不论是一般的族类共同体还是国家民族，要实现完全的融合走向消亡，都还有很长很曲折的路要走，我们还大可不必为这种消亡而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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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9)02-0001-14
收稿日期：2019-01-17
作者简介：王希恩，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民族理论、当代民族问题。
(责任编辑马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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