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娟:从直观形式到体验关联体:康德与狄尔泰历史观的不同基础论文

刘凤娟:从直观形式到体验关联体:康德与狄尔泰历史观的不同基础论文

摘要:康德将时间界定为主体先天认识能力中的纯粹直观形式,这是他对近代客观性时间观的超越。但他也保留了时间的被动性和时空之间的可通约性。在这种时间视域中,普遍历史只能通过纯粹理性对人类一切经验性行动的通盘把握而建立起来。但由此得到的历史是脱离个体生命的。狄尔泰将时间理解为生命体验的结构关联体,精神科学乃至一切自然科学的抽象知识都以体验为起点。建立在这种时间观上的历史就是对人的本真生活的描述。狄尔泰通过对康德时间观的超越,将批判哲学的问题意识扩展到历史认识论中。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具有原始体验并处于时间流变中的生命。

关键词:康德;狄尔泰;时间;历史;直观;体验

目前学术界对康德和狄尔泰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并不多,马克瑞尔(Rudolf Makkreel)揭示了两者在认识论的界定和研究兴趣上的区别[1];米尔森(Jared A.Millson)指出了康德《判断力批判》对狄尔泰解释学的启发[2];李秋零将康德看作狄尔泰历史哲学的思想先驱,但并未详细展开他们的思想联系[3];高桦指出,康德在人类学转向、认识论问题意识等方面对狄尔泰有所启发[4];田方林、李敏比较了康德和狄尔泰哲学中的范畴理论[5]。这些学者尚未深入考察二者时间观和历史观的内在联系。

狄尔泰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到现当代欧陆哲学的重要过渡人物,他对康德的批判哲学和认识论的问题意识既有一定程度的继承,也有实质性的超越。狄尔泰在哲学史上最著名的贡献就是,批判近代哲学(包括康德哲学)中自然科学和历史哲学的同化处理方式,并对二者的思维方法、相互关系进行严格界定和重新划界。本文着重从时间视角对康德和狄尔泰的历史观进行比较。因为时间学说对于他们的历史观具有奠基性意义,澄清狄尔泰在时间观上对康德的批判和扬弃,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其哲学视域和哲学方法论的变革,由此揭示他在历史认识论方面对康德的推进。文章将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阐明康德的作为直观形式的时间和狄尔泰的作为体验关联体的时间。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进一步比较康德和狄尔泰对待时空关系的不同态度,这具体体现在他们对体验与身体、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处理方式上。最后一部分揭示从康德到狄尔泰的时间观演变对于历史哲学的意义。

一、康德与狄尔泰时间界定的比较

康德对时间的界定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时间是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是人们能够先天地认识外在对象所凭借的能力之一。这一方面与近代其他哲学家所推崇的视觉、触觉等感觉能力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也与这时期流行的客观性时间观划清了界限。人尽管具有各种感觉能力,但感觉不是直观,“它们本身并不使人认识、至少是先天地认识任何客体”[6](30)。对于洛克等经验主义哲学家来说,感觉经验构成人类认识活动的原始材料和唯一知识来源,它们在知性中得到计算、排序、整合,从而形成科学知识。但在康德看来,知识有两个来源,除了感觉经验外,人还具有先天的认知形式,其中就包括时间。时间本身无法充当知性规定的质料,而需要被充实。对象刺激人的外感官,在其直观形式(即空间)中显现为现象,这些现象进一步充实于作为内感官直观形式的时间。时间的主体化是康德认识论上思维方式革命的重要举措。能够被认识的对象不是完全外在于和独立于认识主体的自在之物,而是自在之物在空间中呈现的外部现象。但外部现象要获得知性的规定并形成知识,还必须在时间中形成内部现象。时间是所有一般现象的先天条件,也是知性规定现象的场域。也就是说,进行规定的知性和被规定的外部现象必须在时间中相遇。尽管时间、空间仍然像在莱布尼茨那里一样被看作是诸事物的关系和秩序,但由于被内化为主体的先天认识能力,时空中的事物也就同时被主体化了。换言之,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康德哲学中被置于认识主体内部。而那种根本不能成为认识对象的自在之物则被康德留置在实践的和信仰的领域。这虽然没有消除近代认识论的机械特征,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主客统一性难题。康德颠覆了近代认识论的格局,使主体成为自然科学乃至一切科学知识的核心。这为现当代欧陆哲学家(如狄尔泰)从人的生命和时间性存在中寻求抽象科学的本体论根据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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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尔泰将时间界定为“现在的无休止的前移。在此过程中,现在物不断变成过去,而未来物又不断变成现在”。而时间性则是“生命的第一个范畴规定(Kategoriale Bestimmung),也是一切其他范畴规定的基础”[7](178)①。这样的时间就是生命行程或流变本身。在狄尔泰看来,真正的流变是不可把握的,即便个体生命活动中那种最原始的体验活动也包含着关注,而“无论我们如何留意河流,受到关注的每个生命瞬间都是一个被记住的时刻,而不再是河流本身。专注牢牢地抓住了这一瞬间,从而使本质上流变不羁者固定化”[7](180)。相对于康德将时间看作是被动接受性能力,即接受外部空间现象的充实与知性的规定,狄尔泰将时间看作是生命的原始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不再是有待被赋予意义的东西,而是作为意义的发源地为生命的任何其他规定性提供前提。时间观的这种演变彰显了从康德到狄尔泰的哲学视域和本体论的根本转型。

狄尔泰通过对康德时间观的超越将其历史哲学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人们可以“在狄尔泰对生命体验的论述中看到一种真正‘彻底的’哲学动机”[18](108):历史认识不是以某种先验设定的抽象法则来归摄经验现象,而是生命对其自身的时间性体认;进行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其对象是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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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尔泰将时间的最小单元当作是一种关联整体(Zusammensetzung)。“这种关联体中唯一恒久者就是,它的形式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7](180)时间之所以能够被主体体认到,是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关联整体,其中各种体验处于可体验的关系之中。体验所体认到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体验本身或时间流变本身,而这种体认活动的成立,是由于“一种可以用之于一切实在物的陈述形式,即整体与部分的关系”[7](181)。在狄尔泰看来,“只有通过存在于整体和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特殊关系,人们才可能发现生命”[8](50),主体是通过整体与部分的结构关系来认识其自身生命流变的。无论是生命、时间,还是体验活动,都具有这种结构形式,人也只能通过这种结构来认识其自身的关联体存在。狄尔泰以结构关联体来理解时间及体验,这就超越了康德的时间观。在康德那里,时间上的“杂多构成了一个只具有一维的系 列”[6](33),其中,“不同的时间不是同时的,而是前后相继的”[1](31)。由于时间本身的这种一维特点,人们要想获得同时性、持存性等其他时间规定性就必须借助于更高级的认识能力。在康德看来,知性通过其范畴(如实体与偶性、原因与结果、主动与受动之间的交互作用)使时间得到了进一步规定。知性就是对感性直观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6](48)。康德将直观与思维机械地区分开来,又不得不通过知性的思维能力使直观具有更丰富的规定性。同时,他将时间纳入主体内部,但仍需要外部现象的充实。在他这里,时间需要太多的外援,这样的时间自然无法承担主体存在的决定性意义。而对狄尔泰而言,由于把握时间的体验活动与时间具有同样的结构,并都隶属于生命,时间与体验就具有了内在统一性。时间无需抽象思维能力的赋形,也无需外部经验的充实,它本身就是一切意义的本原,甚至就是流变的生命本身。

在此意义上,狄尔泰批判了康德的观念性时间观,“所谓时间只是观念性的因素这样一种学说根本不能成立。因为这意味着,在生命的背后存在着生命的前提,即一个没有生命的、非时间性的影子世界”[7](179)。康德先验观念论的实质就是将时间、范畴等认识能力中的东西仅仅视为有待被填充内容的形式,由此就造成认知形式与认知质料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遮蔽了人的生命流变的价值,并间接造成历史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本体论基础的趋同。狄尔泰将精神科学尤其是历史哲学奠基于人的生命体验和时间流变之上。时间本质上就是一种体验关联体,无需外部经验的充实,而叙述人的生命体验的历史就成为一种自足的时间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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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德与狄尔泰时空关系的比较

在康德哲学中,时空的对峙是在主体内部展开的。空间虽然也被他理解为认识主体先天认识能力中的直观形式,但仍然代表着认识对象的“外部”特征。它是“外部感性直观的形式”[9](489),面对的是外部感觉材料。而时间是主体的“内部”表象能力,面对的是内部感觉材料。他将近代认识论中思维和存在的绝对的、外部的对立转换为主体内部时间与空间的对立。因为在康德这里,空间现象充当了认识对象的角色,而时间则承担了主体的认识场域和认识手段的功能。在认识活动中的时空关系实际上是主客体关系的具体呈现。

但康德对时间的内在化并不彻底,他还保留了时间对空间的依赖性。时间之所以能够被看作是一种直观能力,是因为“时间的一切关系都能够在一个外部直观上面表达出来”[6](33)。时间作为一种内部直观本身没有任何形状,人们只是“通过类比来补足这一缺陷,用一条延伸至无限的线来表象时间序列”[6](33)。虽然一切外部空间的现象都必须进入时间中才能接受知性的规定,甚至知性也必须在时间中建立一种时间图型才能规定现象,但时间似乎只具有这种“场域”的功能;时间容纳了空间现象和知性范畴,充当了两者的沟通中介。时间自身既不具有知性的自发性和综合性功能,也不具有空间的彰显现象的原始直观功能。总之,时间不能够自足地充当认识主体或认识对象,并且时间自身还需要通过一种空间化的方式被认识。

由于康德对时间的空间化处理,空间的某些特性也被移植到时间序列上。空间中一条线上的点与其他点之间只具有秩序、位置的区别,不具有性质的区分,它们之间是同质的。而在时间序列上,诸瞬间点之间除了前后相继的秩序外,也是同质的。由于这种同质性,知性可以借助其综合能力对时间段上诸时间点进行统摄,从而获得量的概念。具体的和经验性的时间段就是具有某种定量的数学概念,“在其中,我只想到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的相继进程,这时通过一切时间部分及其相加而最终产生出了一个确定的时间量”[6](136)。空间中一条线上每个点都具有实在性,时间中各个瞬间也同样具有实在性。这意味着,过去无需融入当下自身就具有实在意义。就像空间中不同部分是相互外在的,不能融合为一个具体空间,各时间点之间虽是同质的,却也是不相容的。过去不可能与现在、未来具有任何交集,不同时间点或时间段之间只能是前后相继的,不能是相互交融的。

时间的一维性和各部分均等、同质的属性,使普遍历史成为从过去到未来单向度延伸的线性过程。在这种视角下,人们可以设想历史所趋向的目的,可以思考全部历史的“合乎计划的”[15](24)展开过程。普遍历史理念就是人类理性按照某种道德的终极目的来统摄一切经验性行动的那种先验概念,康德的空间化时间不仅能够在知性范畴的规定下形成一种不可逆的时间段,也能够在理性的通盘把握下形成一种不可逆的均匀流逝的时间整体。

在狄尔泰看来,“现在不仅充满了过去,而且,它本身也包含着未来”[8](51)。但这只能在生命视域中才能成立,“只有对于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来说,现在才既通过记忆囊括了过去的各种观念,又通过想象和活动囊括了关于未来的各种观念”[8](50)。时间的三个维度的相容性也不是随意进行的,现在可以融合过去和未来,但过去和未来无法融合当下。因为在这三个维度中,“现在是一个满含实在内容的时间因素”[7](178)。时间性中的现在维度是一种当下实在的体验,它不同于记忆中的过去因素和希望中的未来维度。狄尔泰甚至直接将时间看作是体验中的现在的无休止的前移。体验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但任何一个体验单元都只具有当下性;过去和未来这些观念之所以存在于人的生命意识中,是因为人总是生活在现在。“现在永远存在着;除了出现在现在之中的事物外,无物存在。”[7](179)相对于康德对时间线上各个部分的无差别的理解,狄尔泰只赋予现在以原始的实在性,过去和未来的观念是借助对当下生命体验的影响而具有实在意义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狄尔泰这里并不存在三种时间维度的根本分离,过去和未来都被“包容进现在”[7](180),并形成一种体验的关联体。这种相容性恰恰是因为时间的各个部分之间“有着质的区别”[7](179)。像康德那样对时间的空间化和线性的理解,只能得到一种均匀地流逝的和不可逆的流变观念,时间中的历史意义只能依靠先验能力的建构。而在狄尔泰这里,时间本身就是生命的自足的存在方式,过去和未来在当下的意识内部交织,但又使人清晰地体验到一种生命行程。这样的时间不仅具有流变的行程,也具有思想的深度,无需主体先验地赋予其意义。

在确立了时间的流变性、原始性和本体论地位的前提下,狄尔泰也权宜地将时间当作是可体验的,即便被体验到的时间已经不是作为原始流变的生命行程。他指出,“时间概念是通过体验而最终形成的”[7](178),同时“体验是一段时间序列”,“在时间之流中构成了一个现在性的统一体者,就是我们称为体验的那样一种最小单元”[7](180)。狄尔泰对时间和体验之间的这种统一性理解既摒弃了近代以来主客体之间的绝对对立,也超越了康德的主客体之间的异质性。体验既是认识主体的一种体认活动,也是一种时间序列和时间单元。体认主体与体认对象的统一性被确立为狄尔泰精神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前提,并且“关于人类精神世界的知识起源于体验”[7](181)。就历史哲学隶属于精神科学而言,狄尔泰的历史哲学自然也以生命的内在体验为基础。但康德的历史哲学以作为现象的经验性行动为基础,而这种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都具有不同于思维的外部来源。在他看来,“对我自己的存有的意识同时就是对我之外的他物之存有的直接意识”[6](178-179)。离开外在于主体的他物的刺激,时间就永远是空洞的形式;只有当外物进入时间时,人才意识到时间,并意识到外部事物的存有。康德哲学中时间意识和对象意识已经被描述为统一的、甚至同时的,但它们仍具有不同来源。狄尔泰将康德的主体化路径推到极致,使体验活动中的主客体具有了内在统一性。由此也使历史哲学不再依赖于体验和时间之外的经验性现象。

狄尔泰对时空关系的理解具体体现在他对体验与身体、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精神科学(包含历史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描述上。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中,他指出,人的身体由于出现在其他现象事物之间,因而是属于空间中的物理世界的。但“它与体验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进一步详细解说的特殊关系”[7](181)。体验隶属于时间和精神生活,并以人的身体为前提。但不同于康德将物理空间中的现象当作时间中内在表象的原因,狄尔泰是在一种较弱的意义上将身体作为体验的根据的。身体是体验得以施展的物理基础,除此之外,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自明的②。狄尔泰的这一论断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败笔,实则是神来之笔。身体与体验晦暗不明的关系恰好阻断了人们将时间空间化的理论冲动。在狄尔泰这里,时间具有自足的、独立的、本原的地位,无需通过空间来展示其在人的生命中的决定性意义。由此,他也就同时确立了精神世界相对于物理世界的独立地位。身体与体验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揭示了时空之间、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之间、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按照狄尔泰的时空观,精神科学的立论根基只能在生命的原始流变和体验活动中来寻找,而不能在作为物理现象或空间事物的身体中来寻求。

自然科学阐明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前提,即阐明了身体的合规律性。这可以从时间秩序来理解。毕竟精神生活是在身体和物理事物的基础上展现的,“并且代表着地球上的最高进化阶段”[7](181)。但从本体论的视域来看,自然科学却是以生命的流变和体验为前提的。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引论》中指出:“所谓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东西——无论这种东西所具有的空间特征是什么,就是作为生命的组成部分而被给定的……我们并不是由于某种从结果出发推论原因的过程或者由于某种相应的过程,而认识这个外部世界的。毋宁说,这些有关原因和结果的表现,本身都不过是从我们行使意志的生活出发进行的抽象而已。”[10](6)因果关系或因果规律是自然科学中最重要的认识论原则,人们通过这种原则将空间事物理解为合规律性的。但精神世界中个体生命乃至共同体的存在不是以这种因果规律为原则的,而是以体验为起点,并以体验或时间的结构关联体(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为陈述形式而展开的。“体验的后面紧跟着判断——它使被体验物客观化”[7](181),既然空间中的事物是作为生命的组成部分被给定的,那么主体对其自身生命的体验同时就包含了物理世界事物存在的意义。因此,物理世界中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结应当被看作是生命体验的抽象化产物。

空间与时间、身体与体验、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不可通约性就是指,它们不能被同质化,不能按照同样的原则一概而论。人类精神生活和生命体验是不可能像空间中的物理事物那样具有恒常不变的运动规律的。但这种不可通约并不妨碍它们在不同视域中为彼此提供前提。狄尔泰所重视的是体验和时间在精神世界和物理世界中的本体论地位,这不仅使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具有了内在联系,也使精神科学成为自然科学的奠基性思想部分。在此意义上,精神科学中最重要的思想门类——历史哲学——也具有奠基性 意义。

但在康德哲学中,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具体呈现在时空对峙上,而时间又被空间化了。由此,描述人类社会的历史哲学与描述物理事物的自然科学就具有了类似的原则和思维方式。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既具有普遍吸引的社会性倾向,也具有普遍对抗的非社会性倾向,这就像空间物体之间同时具有吸引力和排斥力。同时,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发展进程也被类比为自然合目的性进程。狄尔泰与康德对时间和时空关系的不同解读,是他们在历史观上出现分歧的根源。

以知性、理性来把握时间和历史得到的是被各种规则固化的历史客体,这是具有神学背景的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念的基本特征。狄尔泰颠倒了抽象概念和生命流变在历史认识论中的地位,使时间和体验成为奠基性的和本原性的。对狄尔泰来说,生命、体验、时间是历史认识活动中可以相提并论并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三要素:时间就是生命的体验关联体,生命的意义只能通过主体在其历史中的时间性体验而不是通过其身体行动表现出来。著名的狄尔泰著作英译者马克瑞尔和罗迪(Rudolf A.Makkreel and Frithjof Rodi)就曾指出:“历史认识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根本上是历史性的存在者。”[17](1)抽象概念和判断都是跟随在体验之后的,而不是作为其先验前提。由此来看,狄尔泰是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在这种经验性视域中,狄尔泰更重视历史的过去维度。“我们所能够当做一种经验来描述的最小的单元,就是在生命历程之中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单元的东西”[8](42),“我们借助意义范畴,看到了一个生命行程的过去部分的关联体”[7](185)。在狄尔泰看来,意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属于记忆的。在时间的三个维度中,相对于生命行程中当下的价值和未来的目的,过去的意义是奠基性的。虽然时间中的现在才具有实在性,且最原始的体验单元就是对生命的现在的体认,但在体验中“受到关注的生命瞬间都是一个被记住的时刻”[7](180),纯粹的现在“从来都不存在”[7](179)⑤。在此意义上,“历史就是记忆”[8](49)。

当模拟负载阻尼孔直径df=4.1 mm时,系统压力刚好达到先导式溢流阀的调定压力,为9.2 MPa。仿真时控制负载阻尼孔直径以频率f=10 Hz的方波形式切换,df min=4.2 mm,df max=5.5 mm(以下用d=4.2/5.5 mm表示),如图4所示,此时系统压力始终处在低于溢流阀调定压力下交变,得到溢流阀主阀芯和先导阀芯的位移曲线以及系统油液经T口(溢流阀回油口)流回油箱的流量,分别如图5和图6所示。

三、从康德到狄尔泰的时间观演变对于历史哲学的意义

从康德与狄尔泰对时间的界定以及二者对待时空关系的不同态度入手,人们可以梳理出近代科学化、机械的时间观向现当代基于人的内在意识和生命体验的时间观的演变过程。时间观的演变是这一哲学史跨度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思想转型之一,并由此导致了历史哲学的转向。

狄尔泰对时间的诠释并不充分,但仍然可以看到他对现当代时间观念的偏爱。在狄尔泰之前有意识地批判康德时间观的最重要的哲学家是柏格森,狄尔泰的时间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柏格森时间观的继承和推进。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早于狄尔泰阐发其时间观的《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1927),柏格森曾明确指出,近代哲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思想同化为物体”“把不占空间的现象并排地列在空间”[11](1)。简言之,就是将时空混为一谈。由于这种混淆,人们习惯于将空间事物所具有的广延、数量等属性强加给作为绵延的时间和内在意识。柏格森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康德的空间化时间观。在他看来,时间作为内在意识中的绵延与人的意识状态的众多性或强度相关,而与用于计算的数量大小不相关,“倘若我们把时间解释为一种媒介并在其中区别东西和计算东西,则时间不是旁的而只是空间而已”[11](67)。但是,我们可以设想有一种“陆续出现,并可以把它当作一堆因素的互相渗透、互相联系和共同组织”[11](74)。这就是一种在内在意识中不掺杂任何空间性的纯绵延,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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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康德从人类整体、先验理念、未来维度的视角考察普遍历史,狄尔泰从个体生命、原始体验、过去维度中思考历史的意义。在他看来,“康德的理性批判并未充分论及历史理性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离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那纯净、清新的空气,去处理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历史客体。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体验我自己的状态”[7](252)。既然个体生命的原始体验总是对时间流变本身的体认,那么历史认识就不是开始于抽象理念对人类全部经验性行动的通盘把握,而是开始于个体对其自身生命的把握。人并不是先于历史就具有一种把握历史的认识能力,而是在历史中成为体认主体,并在自身的体验活动中建构历史世界。而人的抽象认识能力(如知性、理性)对于时间的体验而言是“非穿透性”[7](179)的。历史的意义根本不可能由高级认识能力中的抽象理念赋予,只能由生命流变自身产生。一切高级认识能力都是比原始体验更为僵化的关注活动,如果仅仅从这种抽象视角考 察历史,“那么我们将会再次落入生命的规律的窠臼”[7](180)。

康德对时间和历史的内在联系并没有充分论证,但其成熟的历史观与时间观是在同一时期形成的③,人们仍可以发现这两种思想的内在关联。普遍历史实际上就是“时间的充满(the fullness of time)”[14](427)。康德的时间观念必然对其历史哲学产生思想效力。历史以描述人类经验性行动为使命,而普遍历史理念出自纯粹理性对人类一切行动的通盘把握。每个具体的行动都是发生在特定时间段上的事件,一切行动的系统联结同时就是一切特殊的和经验性的时间段的系统联结。所以,普遍历史就是包含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维度的时间整体。时间的基本属性在人类普遍历史中都应当有所体现。

狄尔泰对时空关系的处理方式与康德恰恰相反。他指出:“时间并不仅仅是一条由均等的部分、各种关系的系统、延续性、同时性、绵延性等组成的直线。如果我们脱离时间的充实物抽象地思考时间,那么它的各个部分便都是均等的。”[7](62)狄尔泰不是把时间类比为空间中的一条线,而是将外部空间事物看作是与生命单元一同被给予的。由此,时空系统构成了完整的生命关联体。时空之间不是并列和可通约的关系,而是奠基与被奠基的关系,“空间性是由一个‘无空间的’心灵建构起来的”[4](170)。在此基础上,狄尔泰对时间的三个维度的理解不受传统空间观念影响。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不像空间中一条线上的前后不同端点那样虽同质、均等却彼此不相容。

理性视角下的普遍历史是一种合目的合规律的历史,不是知性的自然法则之下人类行动的盲目集合。由于时间相对于知性和理性而言是一种被动的能力,那么历史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意义只能由先验概念来赋予,而不能从时间自身生发出来。康德将历史称为“哲理的历史”[15](38),这是一种由人类先天认识能力建构起来的历史。在这种历史知识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人的抽象认识能力,而不是具体的经验性事件和时间。被如此这般建构起来的普遍历史并不以过去或当下为意义的源头,而是以未来终极目的的实现为全部时间中的历史事件赋予意义。康德认为:“人们要求有一部人的历史,确切地说不是一部关于过去时代的历史,而是一部关于未来时代的历史,因而是一部预言的历史。”[16](76)对未来维度的重视也是神学历史观的典型特征。康德虽然批判将上帝看作理论上可证明的那种独断论神学,但仍然在一种调节性视域中保留了神学历史观的思想框架。这种历史观的核心思想就是将全部历史看作是人类由恶向善的道德进步过程,而使这种合规律性历史进程得以成立的就是在未来维度中被实现的终极目的的理念。

柏格森对时间的空间化处理方式的批判以及诸时间因素相互渗透的观念,在狄尔泰哲学中都有鲜明的体现。柏格森对康德的批判意在解决传统哲学视域中关于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难题,而狄尔泰对康德时间观的批判则是为了考察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在精神科学内部建构客观历史世界。狄尔泰“一生都把写作‘历史理性批判’视为自己的哲学事业”[12](1)。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引论》中的工作还是“试验性的”,而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中则是“最后一次尝试拟定《批判》的纲要”[13](30-33)。因此,笔者想要从时间对于历史的意义角度对康德和狄尔泰展开比较研究,由此揭示狄尔泰在现当代历史哲学思潮中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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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辅不仅仅是排名居首的阁臣,他还拥有至关重要的票拟权。然而,首辅在阁臣中不一定权力最大。例如,“时李时为首辅,政多自言出。”[2](卷196,夏言传)“(翟)銮 以 资 地 居 其 上,权 远 出(严)嵩下。”[2](卷193,翟銮传)“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2](卷213,高拱传)“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与争,谨自饬而已。”[2](卷193,李春芳传)

四、结论

康德时间观的革命性在于,他将时间内化到认识主体中,使时间成为一种纯粹直观形式。能够被认识的不是外在于主体的陌生事物,而是在直观中呈现的现象。康德借助这种思维方式革命缓解了近代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困境,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该难题。这是因为,时间仍然被类比为空间中的一条线。这样的时间是被动的、可计算的,它除了发挥认识的场域和接收现象的功能外,难以承担更多的意义。时空的可通约性使空间中物理现象的机械属性被移植到时间中,也间接导致自然科学的机械性思维方式被运用于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是一种被自然科学同化了的思想。“尽管狄尔泰在很多地方都表达了对康德批判主义的最高敬重,但仍然在其全部生涯中意识到与康德的对立。”[19](34)他延续着柏格森的路径,对康德的空间化的机械性的时间观进行了批评,也严格地区分了自然科学和包含历史哲学在内的精神科学。在狄尔泰看来,时间就是生命的原始流变以及其体验的关联体。其中,过去、现在、未来不是均匀地不可逆地流逝着的,而是可以交融的。任何体验都是生命对他自身当下生活的体认,但当下性中已经原始地包含了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希望。在康德的时间视域中,人们只能设想一种出自先验理性的系统把握的普遍历史理念,这种历史概念脱离了活生生的个体及其生命体验。而在狄尔泰的时间视域下,历史的意义源于个体生命的直接的和原始的体验活动。相对于康德从上而下对历史的抽象建构,狄尔泰更能够呈现人的最真实的生活世界。他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推进康德的批判事业,使这种批判事业扩展到人的历史性和时间性的生命。现当代哲学不仅经历了现象学、诠释学的转向,也包含一种历史哲学转向。狄尔泰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一起铸造了一个历史意识尤为强烈的时代。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的《公路水运品质工程评价人(试行)》的文件精神,结合对当前内河航道施工企业的现状分析,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改进工作。

注释:

① 本文参照德文《狄尔泰全集》对部分中译文稍有改动.Wilhelm Dilthey,Gesammelte Schriften,26 Bände,hrsg.von Georg Misch,usw.,Stuttgart:B.G.Teubner,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14-2005.

② 相对于近代哲学,现当代欧陆哲学并不以追求逻辑自明性为其思想诉求,而是注重为逻辑规则寻找更为基础性的和源生性的本体论根据。

③ 康德的历史哲学虽不成体系,但也有一个清晰的纲领,这就是《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中的九个命题。该论文发表于1784年,正处于他修订第一批判的时间段。而其认识论中的时间观也主要是在第一批判中被表述的。

④ 康德在教育学中也探讨个体的完善,但其中历史性维度不明显。参见刘作《论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伦理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89-95页。

建筑物的间距对人的心理及精神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进行设计时不能只单纯考虑日照间距,要根据卫生视距及对人的影响进行综合设计。人类对环境的认知是通过感官感受的,建筑时时刻刻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建筑物的间距过小则会让人产生压抑感,在紧张的工作后精神仍处于紧绷的状态,社会就容易产生犯罪,对人有消极的影响。反之则过于浪费土地、资源,增大人流、物流的流动空间和时间。

⑤ 当狄尔泰一方面说只有现在才具有实在性,另一方面又说现在从来不存在时,这并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前者是从时间的三个维度的比较视角来看的,后者是从真正的原始的流变意义上来理解的。狄尔泰虽然承认原始流变的“无常驻”“不可关注”的特性,但也在相对的和权宜的意义上将时间看作是可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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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tuition form to experiential nexus: The different foundations of Kant's and Dilthey’s views on history

LIU Fengju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Kant defines time as the pure intuition form of the innate cognitive ability of the subject,which is his transcendence in the modern objective concept of time.But he also retains the passivity of time and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ime and space.In this horizon,universal history can only b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overall grasp of all human empirical actions by pure reason.But the history hence deduced is divorced from individual life.Dilthey regards time as the structural nexus about life stream and primitive experience.The abstract knowledge of human sciences and natural sciences starts with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s.History based on this view of time is the description of human's real life.Dilthey extends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to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by sublating Kant's concept of time.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re both life with primitive experience and in the course of time flow.

Key Words:Kant;Dilthey;time;history;intuition;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9)05-0023-07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19.05.004

收稿日期:2019-03-27;

修回日期:2019-05-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堡学派的哲学思想及其现当代哲学意义研究”(17CZX041)

作者简介:刘凤娟(1983—),女,河南新乡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现当代历史哲学,联系邮箱:2009101130028@whu.edu.cn

[编辑:胡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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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娟:从直观形式到体验关联体:康德与狄尔泰历史观的不同基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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