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们在探讨正始玄学时，往往喜欢将阮籍与嵇康并作一谈。二人生活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其备受压迫的境遇以及放诞不羁的行为方式的确有较大相似性，但若细读他们的文章就能体会到，他们在创作风格与人生态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完全来源于性格和境遇的不同，也与其作为玄学家对老庄思想的不同理解，特别是对玄学本体理解的差异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关键词：本体思想；崇有；贵无；人生态度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变革期，在这一时期传统儒学受到挑战，玄学思潮兴起。正如余敦康先生所说：“玄学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也就是“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转化为一个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否结合”的问题。汤用彤先生按照玄学家们对世界本原的理解，将他们划分为“贵无派’与“崇有派”，前者以王弼、何晏为代表，后者以郭象、裴頠为代表，他们探索名教与自然结合的努力是一致的，但在对本体思想构建以及名教自然的结合方式上存在着极大地差异，阮籍与嵇康作为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其时代正处于这两派形成之间，且影响巨大，其思想也具有两派间的过渡性，汤用彤先生将此二人划归于“贵无派”，余敦康先生则将其单列为“自然论”玄学，二位先生均选择将此二人并作一派。然以汤用彤先生的划分标准看，二人思想其实颇为不同，这种划分固然考虑到了他们在相同时代背景下的共同特点，却也不免忽视了二人间的差异。
一、阮籍思想中的“贵无”特征
阮籍的思想大体上近于贵无派，但汤用彤先生也在《魏晋玄学论稿》里指出，阮、嵇二人的思想并不严密，他说：“嵇康、阮籍与何晏、王弼不同，王何较严肃，有精密之思想系统，而嵇阮则表现了玄学的浪漫方面，其思想并不精密却将玄学用文章和行为表达出来，故在社会上的影响，嵇、阮反出王何之上。”何晏、王弼的玄学，是哲学或经学的玄学，主要以注经的方式进行阐发，思想的严密，语言的精确，是这种阐述形式的必然要求。阮、嵇的玄学，则是文学的玄学，主要以论说文章的形式阐发，并不需要那么周密的体系，所以写得自由，写得文采斐然，得此失彼，因而在思想体系的严密性上，相对质朴的王何反做得较阮、嵇要好。
形式不严密，思想亦难免存在混杂，阮籍的思想近于王、何之贵无，但是把他归于贵无派也不准确。贵无和崇有的区分，在于对其世界本原构成的认识以及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方法论。王弼与何晏着眼于老子“有生于无”的观点，以混一而不可名识之“无”作为世界本原，并据此提出了返本归源的方法论，即“无为”，能“复归于无为”，即所谓道。阮籍对于道的理解与王、何大体一致，但也不尽相同，以其《达庄论》为例：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
阮籍认为，天地之本原是“自然”，有“自然”而后有天地万物，“自然”至大无外，天地万物皆涵盖于其中，道“无异”“无殊”，泯灭万物的差异。这与贵无派将道与自然视为万物之本体的看法基本一致，然而阮籍的这段论述里，也存在与王弼、何晏不同之处——王、何将“道”、“自然”这些概念与“无”直接对应起来，“无”并非绝对的虚无，而是表示不可名识之先天存在的抽象概念，既然是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不应有所谓内外之分，则阮籍所谓“无外”而“有内”的“自然”，当异于王何贵无派的“本无”，至于“自然”究竟是什么，阮籍并没有论述，但在《达庄论》中也能找出答案：
2018年9月6日，广东省召开共建“平安西江”2017—2018年度总结评估会，由广东海事局牵头的共建“平安西江”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效，西江安全发展共商、安全生态共创、安全风险共治、安全成果共享的局面正在形成。
“故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乃失无闻。”
在“课堂新探”栏目中，杭州学军小学周菲老师与大家分享了《童味·童心·“童思”——以“磁立方制作活动日历”为例谈数学拓展性课程的几个基点》实践过程，提出：还原童味，拓展在知识的原味解读中生长；顺应童心，拓展在学习的本真体验中生长；扶持童思，拓展在数学的反思中生长。进一步明确“以学生立意，为学生生长”为目标的数学拓展课程，不是为“涨”知识，而是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数学活动课。
阮籍虽然并没有把“道”理解为“无”，但它依然具有“混一不分”“同为一体”的特点，是以在这样的道面前，万物莫非道之所生化，以道观之，则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盛衰得失，有何分别？汲汲于此，则不如无欲自足，复归于“失之无闻”的空虚混沌境地，如此方能“得道之正”。据此可知，阮籍虽贵无而不本无，但方法论上，他与王、何都是以“无为”为鹄的，将其划为“贵无派”也是合理的。
“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
“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
“求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之正也，君子之实也。”
第二天，辛娜给王树林送来了协议书。他们在王树林公司不远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了。狠话既然出口，王树林亦无意服软。他故作轻松地说了一句，你出手很快啊，看来早有准备。废话少说，你要是没有异议，就签字吧。你既然决定了，我也不强求了。王树林快速地看完了协议内容，落笔前，他竟迟疑了起来。
由此可知，阮籍所谓的自然，并不是贵无派玄学家们笔下抽象的“无”，而是“精气”，是一种无形无色，不可感知但又客观存在的本原物质。阮籍的观点继承了两汉以来的“元气说”，这是一种在汉代普遍流行的宇宙观，正如王充《论衡·谈天》里提到的：“元气未分，混沌为一。儒书又言：溟涬濛澒，气未分之类也。及其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元气之说，汉人解经往往用之，并非玄学家们所探讨的更抽象的“有”与“无”。阮籍的玄学思想中混杂着这样一种旧的认识，应该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较早有关系，阮籍虽活动于正始年间，但在七贤之中最为年长，较王弼大了十余岁，他的思想形成较早，其中带有些汉人旧说不足为奇。但汤用彤先生将其归于贵无派也有合理性，因为“气”与“无”同样是一个抽象的，超越感知的存在，也是不可名状的“无名”之物，且在本体上将“自然”归于“气”而非“无”，也不影响其返本归源的方法论。以此为基础同样也可以提出回归无差别的本原以及“万物为一”的思想，进而推演出“无为”。即《达庄论》所谓：
2.1.3.2 剖宫产不同时期BMI、新生儿体质量与盆底肌力治疗前后的相关性 剖宫产者盆底肌减退治疗前与不同时期BMI、新生儿体质量无相关性(P>0.05)，而治疗后与不同时期BMI的盆底肌力持续收缩平均值存在相关性(P<0.05)。见表7。
相比于λ1,λ2的取值范围宽,并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λ1是一个定值,无论功率误差增大或减小,λ1对开关函数的放大倍数都是一样的,它无法跟随系统实时正确地改变开关函数在代价函数中的比重。λ2的优势就显得十分明显,当功率误差较小时,系统功率跟踪准确,可以适当减少开关动作次数,此时,λ2增大,开关函数在代价函数中的比重上升,开关频率下降;当功率误差较大时,急需稳定功率跟踪,此时,λ2减小,功率跟踪函数在代价函数中的比重上升,系统将快速减少功率误差。
二、嵇康思想中的“崇有”倾向
人们往往很自然地将嵇康与阮籍放在一起论述，二人同属竹林名士集团，交游密切，且行为的放诞如出一辙。人们习惯将他们并作一谈，一则在于二人共同的时代背景与亲密的交游关系，二则因为他们处在“贵无”与“崇有”两派兴起之间，其思想具有过渡性。然细辨二人观点，可知阮、嵇二人的思想固然共通，可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是不可忽视的——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思想具有了更多“崇有”的倾向。
嵇康的著述中所体现出的“崇有”态度，在当时是颇有开创性的。能发展出如此独特的思想，自然是源于嵇康对老庄哲学独具慧心的理解，但也与其接触方士，崇信方术有关，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深信神仙之术，曾经“采药游山泽”，与道士孙登、王烈均有交游。其著作《养生论》就是他深信服食求仙的道教思想的直接证据。且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也曾说自己“又闻道士之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深信之”。与纯粹探究理论的清谈者不同，服食求仙，长生不死才是方术家所汲汲追求的终极目标。嵇康既与方士多有交游，又对养生之术深信不疑，分明爱生之极，又怎会将目光投射到无形无名的绝对空虚中呢？且正如余敦康先生在《魏晋玄学史》中所说：嵇康的“师心以遣论”是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来写作，他的思维是带有情感的思维。“师心遣论”的写作方法，不羁的性格，以及对庄子思想和方技之术的包容态度，使得本就极度感性且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嵇康，得以不拘泥于旧有思想的束缚，对自我生命价值投射无比强烈的关注与热爱。让他走入了一条与他“以为师”的阮籍不同的道路。
三、与玄学观念相对应的人生态度差异
这种改变所造成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哲学观点的变化，也体现在整个人生态度上。嵇康身上有着比阮籍更加积极和重视世功的一面——二人虽然都遁世逃名，但二人对功名的态度却完全不同。阮籍视世俗礼法之士如褌裆之虱，如恐避之不及，而嵇康则对世俗功名采取更包容的态度，上文在分析《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指责山涛的原因时已说到了这点。另一个例证，是他在兄长嵇喜从军时写下的《赠秀才从军诗》，此诗发言清玄，但“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这样追步陈思，力遒建安的诗句，也不该是一个真心厌世逃名之人能写得出来的。而反观阮籍的《咏怀》诗，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滋味，他所看到的，是“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所顾虑的，是“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所感叹的，是“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所恐惧的，是“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饶”。这固然是其所处时代政治环境的产物，但与其虚无的人生观也有很大关系。
当然，这种“终身履薄冰”的态度，并不是所有“贵无”玄学家的选择，何晏就是服散养生的始祖，且时常顾影自怜，对自己的外在十分在意，他对养生的渴求，恐怕并不逊色于嵇康。但何晏所处的时代较阮籍为宽松，在他眼中“反本归无”尚可以作为拯救时弊的希望。且阮籍的悲观心态，是他用全部真挚情感去体悟玄学的结果，自是一般清谈者所不能及。在把一切都看作虚无的阮籍眼里，身边的所有美好都是不能永恒的，终将归于虚空，脆弱的生命也经不起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改变。迷茫与绝望固然是那个时代的共性，却也在这位感性的贵无者心中无限放大，使他陷入了内心的痛苦与恐惧，成为了一位消极避世之人。而相比阮籍，嵇康表面上虽因其过激的言行更难为世所容，最终死于非命，但其弃世但不厌世的玄学理念，反倒更积极，更能为世俗儒教所接受。嵇康放弃对道家虚无本体的探讨，而将视角转向人之自然天性的思路，也为“崇有”派玄学家所继承。嵇康不能算真正的“崇有派”，但他的思想与“崇有派”玄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死后，他的好友向秀所著《庄子注》问世，其“生生者无物而物自生”的观点，被郭象发展为成熟的“独化”论，终于在理论上使名教与自然得以一致。这正与嵇康“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思路一脉相承，可以说他们思想的因子，早在嵇康那里便已经出现了萌芽的征兆。
四、结语
嵇康和阮籍这对正始玄学的代表，在玄学观念与人生态度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存在高下之分。嵇康与阮籍思想中共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师心谴论”与“任气使才”，在玄学思想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这使得他们的玄学思想带有了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与个人色彩。也正是这种饱含个人情感的体悟方式，使他们得以用玄学思想演绎自我人生，用独特的自我生命去领悟玄学，在创造出富有文学之美的玄学作品时，他们也推动了玄学思潮走上了一条更加关注个体意识的道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无论是阮籍还是嵇康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人们在比较阮籍与嵇康思想之间差异的时候，也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影响了整个时代玄学思潮的转变，正在看似浑如一体的二人之间悄悄发生。
[ 参 考 文 献 ]
[1]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阮籍撰，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嵇康撰，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6]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7.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9)11-0079-02
*作者简介：李灿(1995-)，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先秦汉魏文学。
标签：玄学论文; 思想论文; 阮籍论文; 自然论文; 二人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三国论文; 晋论文; 南北朝哲学(220~589年)论文; 《山西青年》2019年第11期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