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事变后国共关于两党合并的交涉过程复杂、分歧巨大。在西安事变解决之初，蒋介石开始酝酿国共合并，中共、蒋介石相继提出了颇有差异的民族革命联盟、国民革命同盟会的设想，后因谈判重心转移被迫中止。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国共合并的设想正式出台，但秉持组织独立原则的中共对此并不认同，谈判很快陷入僵局。之后，两者又围绕三青团展开了角力，不果后蒋介石重提国共合并，中共以“根本原则所不许”为由断然拒绝，谈判不了了之。
〔关键词〕1938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共合并；蒋介石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其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必要条件，成为中国政治局势演进的重要转捩点。西安事变后，中国乃至世界局势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世界法西斯势力渐趋猖獗，中日战争箭在弦上。抗日救国成为国共两党共同面对的头等大事，两者为此展开了往复交涉，其中两党的合作形式即是重要议题之一。国共关于两党合并的交涉历时漫长、过程复杂、分歧巨大，对国共关系和抗战局势的走向影响甚巨，值得关注。
在理论基础研究方面，段金菊等人在《学习科学视域下的e-learning深度学习研究》一文中以深度学习的内涵与特征、高水平思维是深度学习的核心等理念为依据，构建了e-learning环境下深度学习分析模型，强调基于学习科学视角的情境认知理论、分布式认知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及元认知理论为深度学习提供了理论支持[5]。
学界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共关系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注]据笔者管见所及，有关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关系的论著主要有：金冲及：《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1期；程中原：《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杨奎松：《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新星出版社，2013年；杨奎松：《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3期；蒋建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若干问题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第12期；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8年；张仰亮：《全面抗战之初的国共关系——基于对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的研究》，《党的文献》2017年第5期。以上论著对国共合并问题均有涉及。，对国共合并问题也有一定的专门研究[注]专门论及国共合并问题的论文有：习五一：《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抗日战争研究》1996 年第1期；卢毅：《抗战初期蒋介石合并国共两党的设想》，《党史博览》2015年第11期；李永进：《合并抑或合作: 抗战初期国共关于合作形式的话语论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但囿于史料不足，既往的专门研究多从蒋介石的视角论述国共合并动议的前因后果或话语分歧，对事件另一主角中共如何应对的研究稍显薄弱，仍有一些历史细节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探讨。笔者利用海内外史料，对1938年前后蒋介石国共合并动议的酝酿、出台和实施过程，特别是中共对国共合并动议的因应作进一步的史实梳理和理论探讨，从一个侧面揭示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共关系演进的经纬和决策背后的复杂面相。
即使是马戏团的狮子也会因为怕鞭打而学会坐在椅子上，但你们会说这是“良好的训练”，而不是“良好的教育”。
数学方法变题主要指对于同一数学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寻找不同的方法解决，常见的有图形方法变题和代数方法变题。
一、蒋介石国共合并动议的酝酿与中共的初始态度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共从中斡旋不无关系，蒋介石也有意缓和国共两党的军事对抗和政治对立，并重新考量新形势下的两党关系。此时蒋介石优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对共党策略与行动”[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1937年1月18日，蒋介石在与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交谈时就表露欲对中共采取“缓和”的态度[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月18日)。。蒋介石认为：“共党应与之出路”，以一定条件“收容之”[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月5日)。。他还认为：对中共“处置应慎重考虑”，现时中共无法接受苏联“接济”，且“主义又难实行”，若其确有民族观念，“则于其穷无所归时收服之”[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月30日)。。显而易见，蒋介石所言的“收容”“收服”均暗含了取消共产党名义的意图，表明其国共合并的设想已初步酝酿。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国民党内部要求联共抗日的呼声日渐高涨，为国共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空气。2月15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宋庆龄、孙科、冯玉祥等14人公开主张联共抗日，并提议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注]陈诚著，林秋梅等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2015年，第117页。。虽然宋庆龄等人的提案因“事关重大”未被提交大会讨论，但“联共抗日”已成为不少国民党人的心声和共识[注]杨奎松：《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3期。。只要中共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两者进一步的合作似乎指日可待。2月22日，负责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函电中认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议决案》及其政治宣言，表明蒋介石“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60页。。不难发现，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对中共释放了进一步合作的意愿和姿态。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顺势调整对国民党的统战策略。共产国际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之时，苏联有腹背受敌之势，亦让共产国际认识到国共团结抗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月2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称：鉴于中国内外局势“豹变”，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咄咄逼人”，“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割据的地区放弃苏维埃制度转而在民主的基础上采取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是适当的、及时的……这样的改变是否会有助于中国人民一切力量联合救国的事业和建立全中国的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事业”？[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83页。在这种建议下，中共对国民党采取了较为缓和的统战策略，开始为中共和红军争取合法地位而努力。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称：为避免国内战争和一致对外，我们在原则上实行“不反对蒋”的方针[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第354页。。更重要的是，中共开始对国共合作形式进行认真思索，甚至萌生了成立民族革命联盟(又名民族统一联盟)的设想。2月24日，在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称：服从三民主义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均无问题，但放弃共产主义和取消共产党名义绝无可能，若国民党可以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中共可以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页。。可见，中共在倡言组建民族革命联盟的同时，保持其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成为不可触碰的政治底线。
那么，中共所言的民族革命联盟内容为何呢？4月5日，中共在致共产国际的函电中提到：由我方起草一份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征求蒋介石的同意，在这份纲领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民族联盟(或党)”，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推举蒋介石为领袖[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489页。。中共甚至为此预先起草了一份《民族统一联盟规约》，规约开宗明义地指出：“民族统一联盟，是团结全国同意御侮救亡之各党派各民众团体，为着共同承认的政治纲领(即民族统一纲领)而奋斗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组织”，“凡加入民族统一联盟之各政党各民众团体，均保留其各自组织上之独立性及退盟之自由权”[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524页。。中共所言的民族革命联盟属于较为松散的政治联盟，联盟要接受共同纲领的约束和监督，参加的各政党、各团体依然拥有较强的组织独立性和自主性。
学生们过度贪图享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学生的追求欲望也越来越高，出入高档场所，相互攀比，提前消费，并将大把的学习时间花费在吃喝玩乐上，同时有的学生有拜金主义的思想，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触犯法律底线，盗窃钱财，在生活当中有过度的依赖性，这严重腐蚀了学生们的上进心。
这一时期的扶贫开发主要是从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实现经济的整体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普惠式扶贫，或者说“大水漫灌式”扶贫。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推进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和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使过去受体制束缚的生产力得到释放，使农产品的交易环境得到改善。通过这些改革举措，激活了整个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扶贫开发成效明显。如果根据现行扶贫标准（即2010年标准）来看，有超过1亿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由97.5%下降到78.3%。[21]
问题是，稍后蒋介石对解决中共问题的思路已发生了变化，开始寻求解决国共关系的根本办法。3月26日，蒋介石与周恩来“讨论共党问题之根本办法”，他指出“余独注重于其内部组织之更正”，以及根本政策的制定和领袖地位的认定[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3月16日)。。很明显，在蒋介石看来国共两党一直以来的矛盾皆因组织、政策和领袖不统一所致，所以根本解决之道亦应从这三方面着手。不过，蒋介石国共合并的设想尚处于酝酿阶段，并无“具体办法”，只是建议双方进一步商量[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488页。。4月9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后致电蒋介石，称：我党正在研究“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第369页。。此时在中共看来，组建容纳国共两党的民族革命联盟就不失为解决国共问题的根本办法。4月20日，中共中央继续对民族革命联盟设想进行专门讨论，毛泽东认为：“这一联盟应宽泛，不要严密，我们不要替他造成一个组织来制约我们。所以这个规约愈简单愈好，不用固定代表制、执行委员等组织，用有事议议的方式较好”。[注]《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72页。
蒋介石之所以决心合并国共两党，与他对中共的猜忌之心渐重不无关系，特别是对中共颇具感召力的政治宣传忌惮三分。2月6日，将要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记道：近来中共和人民阵线的宣传活动“颇使蒋先生不满，汪先生尤为愤恨”，蒋介石、汪精卫一边设法网罗党内外人士组织艺文编译会，“与共产党作对抗的宣传”，一边“仍拟促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注] 王世杰著，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2012年，第 89页。。的确，国民党的政治宣传较之于中共相形见绌，在口诛笔伐的宣传攻势中往往落败下风，也促使蒋介石考虑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共问题。此时国民党内部对两者合作形式的看法并不一致，“一些人主张解散除国民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另一些人主张解散所有的政党，即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政党，重新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党。再一些人则主张建立各党派的全国联盟，即各党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加入一个共同的组织，但各党仍保留自己原有的组织。”[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38—39页。不过，国共合并的动议仍然得到了一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理解和支持，以康泽、刘健群为首的复兴社就认为：“统一方式的联合，由一个大党吞并小的党派，把他们溶入一个党内，不会引起分裂”[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59页。。
6月前后，蒋介石研究了周恩来提交的《民族统一联盟组织规约》后，他提议将民族统一联盟更名为国民革命同盟会，他的看法是：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两党共同推举同等人数组成，由他担任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皆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将来“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甚至代替中共直接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形成国家之间的联合[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492页。。蒋介石所言的国民革命同盟会与民族革命联盟已有重要不同，民族革命联盟可容纳各党派各团体，而国民革命同盟会仅作为容纳国共两党的组织。更重要的是，国民革命同盟会权力集中于蒋介石一人，并拥有至关重要的对外、宣传等职权，甚至准备取代中共直接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与组织严密的政党几无差别。蒋介石之所以执意让国民革命同盟会直接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原因在于他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特殊隶属关系深为忧虑和不满，他认为“对共党与第三国际关系，应令断绝或设法间接联络，最重要者，使共党明了中国抗倭须以中国为本，而非为其他国家抗倭也”[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6月1日)。。
毫无疑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的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2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代表王稼祥、邓发，让其请示共产国际，报告国内民众要求将全国各党派联合起来的呼声日益强烈，是否可以同意“各党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加入一个共同的组织，但各党仍保留自己原有的组织”[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38—39页。。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努力说服苏联驻华大使，他表示对内主张实行国共合并，对外有意与苏联进一步合作，“以应付最近国际形势之变化”[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有两个方案可以考虑，一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盟”，二是“建立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民族革命联合会(其他党派参加)，联合会不要加入共产国际”[注]〔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4页。。3月23日，共产国际正式回复中共中央，称：“争取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组织在抗日民主纲领基础上建立与共产国际没有联系的民族解放联盟是合适的”[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40页。。可见，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组建民族革命联盟的倡议给予了认可和支持，仍希望中共保持高度的组织独立性和自主性。
为此，周恩来重新起草了《两党关系调整方案》，主要内容是：(1)由国民党与共产党推举同等人数的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依据共同承认之民族统一纲领，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并调整两党关系，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2)国民革命同盟会不干涉两党之内部事务，两者均拥有各自组织之独立性及讨论和政治批评之自由权；(3)国民革命同盟会之共同决定，两党均须遵守实行；(4)国民革命同盟会最高会议在必要时，得指定某地两党干部组织某地之地方会议，讨论某地两党共同行动[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341—342页。。周恩来修订的《两党关系调整方案》有两点颇值得注意，一是同盟会主席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二是国民革命同盟会不干涉两党之内部事务。也就是说，在中共看来国民革命同盟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其权限要受到共同纲领的约束和监督，参加的各党仍然保持高度的组织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共谈判的重点一度转向中共军事指挥权及军队改编等问题上，国民革命同盟会的设想无形中被搁置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对国民党始终保持着主义信仰和阶级立场上的高度优越感与自豪感，甚至萌生了对国民党进行改造的想法。张闻天认为：“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势力，所以中共党员不应拒绝加入国民党，即使国民党不同意中共党员加入，我们依然可以秘密加入，并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公开活动[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277页。。
二、蒋介石国共合并动议的出台与中共的回应
在此情势下，两党关系委员会很快宣告成立。12月26日，两党关系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国民党代表为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副部长刘健群、主任秘书张冲，复兴社书记康泽因事未到会，中共方面为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推定周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决定每五天见面两次[注]《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关于两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12月26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21页。。其实，两党关系委员会成立后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12月30日，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原本要讨论共同纲领草案，但国民党方面却故意将讨论重心放在让中共请苏联出兵上，共同纲领一事不得不搁置[注]《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关于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等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12月31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32页。。1938年1月23日，两党关系委员会再次举行会议，会上康泽、刘健群指责中共军队“游而不击”，并极力宣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第410页。。张闻天无奈地表示：“由于国民党不愿意讨论对于两党和国家的生存来说真正重大的问题，联合委员会的工作现在几乎停止不前”，甚至认为“联合委员会是对付共产党的”[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至3月间，两党关系委员会名存实亡[注]博古：《我的初步反省》，第67页，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人事处个人档案，档案号495—225—2847。。可见，蒋介石对制定共同纲领一事并无诚意。
中共并没有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止步不前，又在为制定国共两党一致认可的共同纲领而继续努力。早在5月25日，毛泽东在答美国记者韦尔斯采访时就说道：当前国共两党最主要的工作是制定共同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注]《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册，第677页。。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共对共同纲领的思考更加成熟和缜密。9月25日，中共提出：中共中央及地方党部与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在共同纲领原则下，可以组织诸如国民革命同盟会、群众运动委员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529页。。但蒋介石对制定共同纲领一事表现得并不热心，他甚至认为中共的行为是“乘机要挟”[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30日)。。同时，国民党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声音不绝于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仍有破裂的危险。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就多次抱怨“不联俄不能抗日，不容共不能联俄”[注]《徐永昌日记》第4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91年，第168页。。所以，蒋介石为国共合作亦承受了不小的压力。11月11日，蒋介石提到：“为共党事，对抗敌前途殊多顾虑。”[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10日、11日)。其实，在国民党内部为中共问题萦绕心头的并非蒋介石一人，其他军政要员对此亦有所忧虑。曾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的张治中就表示：“怎样汇合多方面的力量，调整其关系，统一其领导，以收意志统一、力量集中之效，毕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注]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249页。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站在讲台上，我们传递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也传递着我们的思想、态度、品行和价值观，这些内容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品格的形成。一边教育学生“仁、义、礼、智、信”，一边为所欲为、不择手段追名逐利，这样的教育是注定不会成功的，而且还会破坏师德形象，破坏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让之前的教育积淀功亏一篑。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但是由于经验和成熟的限制，他们往往缺乏良好的鉴别和判断能力，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就会受到社会不良之风的感染，形成一些不良的观念和习惯，习惯一旦养成就会固定下来，进而影响到人格的形成和发展。
国民党成立三青团的设想得到了中共的赞许和响应。这时，中共将三青团与民族革命联盟看做同一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了，中共甚至认为成立三青团“其基本精神同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5页。。4月5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作关于国共关系演讲时提出：目前国民党取消中共是不可能的，解决两者争端的途径在于成立一个“桥梁”，比如“组织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或者是另外组织一个党”，作为统一战线的上层组织[注]《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册，第64页。。4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各中央局、省委、特委作出专门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国民党的扩大和三青团的成立持赞助与拥护态度[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255页。。4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和秦邦宪等，称：“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国民党的扩大和三青团的成立都应“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以推动国民党进步[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陈绍禹、周恩来等电》(1938年4月27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24页。。当然，中共对成立三青团表示积极赞助的同时，亦有意通过三青团改造国民党。5月12日，毛泽东、张闻天在回复陈绍禹、周恩来的函电中指出：要“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以此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注]《毛泽东、张闻天等关于三青团问题致陈绍禹、周恩来等电》(1938年5月12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32—233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的谈判进程明显加快。对中共而言，当时“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使党与红军取得合法地位”[注]《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页。。为此，中共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得较为积极主动。对国民党来说，随着华北、华东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特别是阎锡山再三催促中共军队开赴晋省作战，蒋介石亦不得不对中共采取一定的妥协。7月15日，中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给国民党。9月6日，朱德、彭德怀通电国民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认为中共“既捐弃成见”，以民族利益和国家独立为要，应不计前嫌，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注]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国史馆”、中正纪念堂、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台北)，2014年，第406—407页。。这样，国民党在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9月25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称：我们宣言的公布和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发表，“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536页。。
蒋介石对两党关系委员会这样较为松散的政治协商组织难言满意，这时其思考良久的国共合并设想正式出台。1月23日，蒋介石在和时任军委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交谈时认为：国家应“一心志、一政府、一党，尤其是一统帅”[注]《徐永昌日记》第4册，第220页。。2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共党包容之彻底办法”[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2月3日)。。那么，蒋介石眼中的“彻底办法”究竟为何呢？蒋介石在次日的日记中提到：“对共党加入本党之利弊，应特加研究。”[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2月4日)。他认为：“两党的存在必然会引起冲突和摩擦”，“如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发展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在国民党内成为最革命和最有能力的派别”[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58页。。换言之，此时蒋介石开始认真考虑国共合并问题了。对此，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的陈布雷有过相关记述，他提到：“化多党为一党，而后公政权于誓行革命之民众”，为使各党派同意合并设想，“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组织”[注]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应当说，中共倡导的民族革命联盟与蒋介石理想中的“根本办法”存在不小的落差。因为在5月13日，蒋介石就指出：对中共“应使其取消名称与改编组织”，否则“不准其公开与着落”[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5月13日)。。蒋介石执意取消中共名义与国内外势力的激烈反对不无关系，他认为：“如其公开，则应取消其党名”，特别要“严防军阀与倭寇藉口容共为名，攻击中央”[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5月29日、31日)。。相较之下，蒋介石更倾向于成立组织更为严密、权力更为集中、权限更为广泛的国民革命同盟会。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对于蒋介石“化多党为一党”的动议，各政党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国青年党表示接受，国家社会党认为可以考虑，只有中共对该提议坚决拒绝[注]《陈布雷回忆录》，第189页。。对此，周恩来直接指出：“化多党为一党”的办法“必致内部流血”，且对“国民党亦无益处”[注]《王世杰日记》上册，第 89页。。2月6日，中共向国民党上交建议书，指出国民党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自由并非明智之举，并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第412页。。可见，中共保持组织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主张并未改变，仍希望采取民族革命联盟这一较为松散的合作形式予以代替。对于中共的反对意见，蒋介石不得不改口称：“对各党各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注]《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就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问题同蒋介石谈判情形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2月10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56页。故而，蒋介石也暂时推迟了自己的合并动议，认为“此事宜缓处”[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2月5日、6日)。。陈绍禹、周恩来亦判断蒋介石“一党思想仍旧”，但暂时并没有强制实行的意思[注]《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就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问题同蒋介石谈判情形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2月10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57页。。
对于蒋介石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设想，中共给予了积极回应。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同盟会的组织原则”。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谈判情况，中共中央讨论决定，“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并承认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但要预先制定两者一致认可的共同纲领。[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第374页。中共还认为：关于国民革命同盟会将来直接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也不加以反对，“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党之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同时应努力使之发展成为“在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第517页。。关于国民革命同盟会最高会议的人选，国民党方面拟推选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和邵力子为其正式代表，中共方面也准备推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为其正式代表[注]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374页。。当然，毛泽东对此亦保持了一贯的冷静和警惕。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国民党“要限制我们党，限制我们军队，一切行动要受同盟会的决定，并且蒋介石有最后决定之权”，“还是在他定的圈子里做事”，但要“逐渐地冲破他的圈子”[注]《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册，第686页。。
这样，中共对蒋介石国共合并动议的态度愈加鲜明。中共中央两次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声明自己的看法。3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函电中表示，应遵照之前孙中山先生联共的精神建立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民族解放同盟”，以“增强抗战力量到最高限度”，“任何其他取消一党、一派或一切党派的勉强办法”，都无法达到增强抗战力量的目的[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1938年3月25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95页。。很显然，中共倡言的民族革命联盟与蒋介石“化多党为一党”的设想存在不小的差距。王世杰认为：“目前内部问题，以共产党之处置为极大难题”，并认为“迄今尚无解决方案”[注]《王世杰日记》上册，第97、99页。。总之，蒋介石国共合并动议正式出台后，秉持组织独立原则的中共对此并不认同，谈判陷入僵局。
三、蒋介石再提国共合并与中共的直接回绝
就在国共合并的谈判陷入僵局之时，蒋介石又将视线转向了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动因甚为复杂，如改造国民党、争取全国青年等[注]相关研究可参见贾维：《三青团的成立与中共的对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贾维：《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及其矛盾由来》，《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李路：《三青团的创立与消亡》，《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2期。。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设立三青团的相关决议，声称三青团旨在“谋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与力量之集中”[注]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502页。。此外，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另一动因是解决中共问题。2月间，在蒋介石的授意和指导下，陈立夫就曾向中共提出“在两党外组织共同加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办法”[注]《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就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问题同蒋介石谈判情形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2月10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56页。。为此，蒋介石专门在武汉官邸召集部分国民党要员就三青团的组织方式、成立条件和干部选任等问题开会商讨，并指定陈立夫、康泽和谭平山等人起草团章[注]陈诚：《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上编，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1946年，第1页。。可见，在国共合并动议遭受中共冷落后，蒋介石一度又将希望放在了三青团上。其实，组建三青团的设想并非多么新奇，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就曾萌生在国民党内组建三青团的想法，只是囿于现实困境并未付诸实践[注]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99页。。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回国后在统一战线政策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两者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围绕统战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的陈绍禹一度占据上风。据参会的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追忆：“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注]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这样，中共对国民党改变了往常防范的做法，欲进一步改善两党关系。由陈绍禹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中声称：为“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应“巩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11页。。12月2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陈绍禹、副书记周恩来等人在武汉与蒋介石会面，并提出了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倡议，旨在“决定共同纲领”[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第403页。。对此，蒋介石的态度变得积极了许多，他认为“所谈极好，照此做法，前途定见好转”[注]《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关于同国民党谈判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电》(1937年12月21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116页。。当然，制定共同纲领并非中共一厢情愿，国民党方面持此见解者亦不乏其人，陈立夫就认为：国共关系有必要调整，应“规定共同纲领，努力实现”[注]《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关于同国民党谈判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电》(1937年12月21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15—116页。。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周佛海也认为：“今后政策方针应取开放，全国各党各派在不违背三民主义原则下，订一共同国策，一致遵守。”[注]蔡德金编著：《周佛海日记》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6页。蒋介石在中共问题上一度在“放任”和“统制”之间徘徊，他认为就全局而言，要暂时采取共同抗日，“应与中共从速谈判开始”[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0日)。。
(3)从气囊、气阀、压缩空气着手，保证气囊同步举升。①重新购置气囊，对破旧、损坏的气囊进行更换，保证四个气囊工作性能一致。②对脱模机两端气阀(如图3所示)进行定期检查，保证两端气阀进气、放气同步，使模具两端顶升同步，发现问题及时更换、维修。③针对广东地区空气潮湿问题，在空压机出口处增加空气干燥机(如图4所示)，避免潮湿空气堵塞气阀造成脱模时气囊放气不同步。
不过，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张国焘《告国人书》的发表和第一二九师政委张浩秘密小册子的泄露，蒋介石对中共的警惕和防范再度增强。蒋介石对成立三青团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将成立三青团的重心放在了争取全国青年上，以防止中共利用青年发展自身势力[注]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399页。。对此，中共方面未能洞悉蒋介石态度的变化。5月23日，陈绍禹、周恩来等就三青团问题致电张闻天、毛泽东，依然认为：蒋介石想通过三青团使“各党及非党的人在其领导下，溶化各党派，代替国民党”[注]《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关于三青团问题的意见致张闻天、毛泽东等电》(1938年5月23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41页。。6月11日，中共代表团甚至发表声明说：“共产党要支持国民党成立的全国青年团，协助它发展成为真正的中国青年统一的组织。”[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92页。6月16日，国民党制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其中并无涉及中共的内容，团章明确规定凡加入本团者“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注]《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1938年6月16日)，林泉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1年，第708—709页。。蒋介石本人对成立三青团寄予了很大期望，希冀三青团成为改造国民党、推进国民革命的新生命，甚至将三青团视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所系之唯一大事”[注]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545、559—560页。。应该说，蒋介石起初成立三青团确有容纳各党派的打算，但该想法很快发生了变化。7月9日，三青团在武昌正式成立，蒋介石亲任团长，陈诚担任书记长，国民党并未让中共参与其中，至此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
实际上，进入1938年下半年国共两党在各地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和政治争端有增无减，也迫使中共再度认识到进一步加强国共协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时，毛泽东在与陈绍禹的政治分歧上日益占据主动，话语权大大增加[注]1938年8月，王稼祥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指出：共产国际希望中共的事情“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示意王明不要再争夺领导权，这样王明在这场政争中遭遇顿挫。参见《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1页。，他提出：为保证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要解决两者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并提出了三种组织形式：第一种，国民党改组成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并保持其组织独立性；第二种，由各党组织民族联盟，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参加的各党派以平等形式派代表组成共同委员会；第三种，就是像现在这样，既无纲领，又无固定组织形式，遇事协商，并极力赞成建立统一的组织形式，“使之利于长期合作”[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28—629页。。中共甚至要求国民党改变三青团的章程，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在加入三青团问题上，中共声言愿意取消其青年组织，同时又指出加入三青团的中共党员必须保留党籍。中共对加入国民党亦持同样的见解，周恩来表示：中共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但仍保留党籍”，也可以让少数的中共党员先加入。[注]《王世杰日记》上册，第150页。可见，此时中共对加入三青团或国民党并不完全排斥，只是在组织独立性上并无多少商量余地。
问题的关键在于，蒋介石对跨党一事持反对意见。10月14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称：蒋介石“对公开加入国民党，他注意听；对加入青年团，他说可商量”[注]《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情形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0月14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89—290页。。是日，周恩来同蒋介石交谈，周恩来询问中共“是否可即入”国民党和三青团，蒋介石回答：中共“公开加入国民党及青年团问题，必须由国民党常委讨论”，“青年团章程可改变，共产党同志可加入”[注]《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我党公开加入国民党及三青团等问题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91页。。很显然，由于中共一再坚持以跨党的方式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蒋介石的态度一度犹豫不决。稍后，蒋介石对于中共跨党问题的态度变得明晰起来，对跨党问题坚决予以拒绝，几无商量余地可言。12月6日，蒋介石同周恩来会谈，他认为：不赞成跨党，中共既然实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如果全部党员加入有困难，可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回答，退出中共后加入国民党做不到，少数党员退出中共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第436—437页。。可见，此时国共谈判的中心议题是跨党问题，两者均坚持己见，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此后，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渐趋强硬，非但明确拒绝中共跨党，且执意采取国共合并的方式解决两者争端。12月11日，蒋介石约见中共代表，“拒绝了中共代表跨党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声言“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第437页。。其实，国民党内部对国共合并问题的分歧和矛盾也日渐突出，之前就对国共合作持反对态度的汪精卫甚至打此旗号公开投敌，他对于离国动机称“中央不考虑(与日本)和议，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注]《王世杰日记》上册，第167页。。显然，汪精卫所言只是一种托词，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国民党内部反对国共合并者为数不少。到1939年前后，随着中共军力的迅速扩充和战力的显著提升，国共两党在各地的军事摩擦愈演愈烈，并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警惕和密切注意。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部之隐患。”[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31日、1939年1月6日)。对此，蒋介石再次认真考虑对中共的“防制策略”[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1月11日。。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夕，蒋介石对国共合并做了最后一次争取和努力。1939年1月20日，周恩来应约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再次“提出国共合并为一个党”，周恩来直接回答“不可能”[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第440页。。中共认为“取消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绝对不可能”，应“打断蒋介石企图取消共产党的念头”[注]《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册，第107—108页。。1月25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致电蒋介石，称：“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注]《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页。。同时，中共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对国民党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周恩来回复蒋介石称：中共决定不再在国民党军队发展党员，若国民党容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则中共可以将跨党党员名单交出，“以保证相互信任”[注]《周恩来关于一个大党问题给蒋介石的复信》(1939年1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34页。。不过，对于中共跨党的办法，蒋介石仍予以拒绝。这样，国共合并的谈判彻底陷入僵局。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进而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国共关系渐趋紧张，积重难返。
四、余 论
综上，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一直寻求解决中共问题的根本办法，即谋划国共合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对国共合并的设想尚处于初步酝酿阶段，缺乏深入细致的思考和严密完整的规划，其提出的国民革命同盟会设想也未及付诸实践便胎死腹中。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极力谋求“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希冀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共问题，国共合并设想正式出台。应当说，蒋介石谋求国共合并，与其对中共的畏惧和防范心理不无关系，他认为“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1月18日)。。而在国共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无疑是国共合并的主要倡导者和决策者，甚至要求中共直接与其本人合作，而非国民党，体现了蒋介石解决中共问题的迫切心境，也折射出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个人权力急剧上升的一面。
同时，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现得相当积极主动，甚至将“加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64页。。在谈判过程中，中共一直希望制定国共两党一致认可和共同遵守的行动纲领，以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实践而言，中共的应对之策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其根据抗战形势的演进和彼此实力的消长不断调整统战策略，并先后提出了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两党关系委员会等设想。中共的应对之策还表现出延续性的特点，其在统战策略上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底线，即使陈绍禹回国后亦未发生太大变化，也就是“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注]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41页。。正因为中共政治底线的不可动摇，即“根本原则所不许”，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国共合并设想的失败几不可免。当然，所谓“根本原则所不许”，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民党必欲取消中共，一种是中共自觉自身力量已经巩固起来不必作过多让步。此时情况明显属于后者。因为中共之所以拒绝蒋介石国共合并的动议，也与国共力量对比发生较大变化不无关系，国民党军队经过四大会战，军队折损近半，苏俄出兵无望，而中共军队已由全面抗战之初的4万人猛增至15万人之众，其军力和战力已有较大提升，从而为其在谈判中增添了必要的底气和资本[注] 参见杨奎松：《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3期。。
不容忽视的是，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都要向共产国际汇报[注]张仰亮、忻平：《论陈云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侧重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在国共合并谈判的关键时刻，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相应的决策和部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共产国际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亦影响着国共关系的走向。当然，国共合并动议流产的原因甚为错综复杂，除去共产国际的因素外，就事件两个主要参与者自身的因素而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自恃三民主义的“科学性”和国民党一党独大，始终对中共心存贬低和收编之意；而中共将保持组织独立性和自主性视为政治底线，几无商量余地，亦大大压缩了谈判空间。就问题的实质来说，国共两党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乃是国共合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两者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的差异，也决定了国共合并谈判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本文作者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444)
TheCPC’sResponsetoChiangKai-shek’sEffortstoMergetheKMTandtheCPCbothBeforeandAfter1938
Zhang Yangliang
Abstract: After the Xi’an Incident, there was a complicated process of negotiations, with many differences of opinion, regarding the merger of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PC. Initially, after the resolution of the Xi’an Incident, Chiang Kai-shek began to make efforts for a merger and both parties envision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lliance and a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lliance Association. However, these talks were suspended to due to a shift in the focus of the negotiations. However,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hiang Kai-shek’s tentative plan of merging the two parties was formally initiated, but the CPC, which insisted on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didn’t identify with the tentative plan, so the negotiations soon came to a deadlock. Thereafter, the two sides competed in the Youth Leagu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nd Chiang Kai-shek once against began to talk about a merger. However, the CPC was not receptive because “it was not allowed by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Therefore, such efforts turned out to be unsuccessful.
〔中图分类号〕D231；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9)-01-0062-11
(责任编辑 薛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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