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主要探讨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促进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投入关系中的作用。采用工作家庭促进量表、工作投入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对562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促进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这表明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受到社会支持水平的影响，中小学教师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工作和家庭之间越和睦，对工作的投入就越多，进而提升工作效益。
关键词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促进；工作投入；社会支持
1 引言
中小学教师是基础教育的主要实施者，主要面对的是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相对一般职业而言，中小学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工作投入量更大、投入资源更多，他们不仅要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还要对学生进行家访和辅导等。然而，有研究发现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投入水平较低(贾文华，2013)。有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思考，以探讨工作投入的影响因素。工作投入是指一种积极的、充实的、与工作相关的，具有活力、奉献和专注特征的心理状态(齐亚静，伍新春，王晓丽，2016；Schaufeli，Salanova，Gonzálezromá，& Bakker，2002)。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工作投入成为了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研究的新热点。工作投入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体的工作绩效，也能提高组织的生产率(李永占，2015)，因此探讨中小学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因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工作和家庭是个体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日益模糊，工作家庭关系对于个体的工作和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目前在工作家庭关系中，大多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具有消极影响(李永占，2015)，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呈显著正相关(曾练平，何明远，潘运， 赵守盈， 2018； Culbertson, Mills, & Fullagar, 2012； Hakanen， Peeters， & Perhoniemi，2011)。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越大，越会降低个体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反之工作和家庭之间关系和谐，相互促进，那么个体工作的动力和积极性就会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作投入的水平。工作家庭促进是指一个角色的经历能够提高另一个角色的生活质量，其中角色质量主要表现为角色绩效或正性情感方面(高中华，赵晨，2014；Grzywacz & Marks，2000)。个体扮演工作与家庭角色时，角色间相互促进，促使他们获得较多的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资源，以便轻松地应对工作和家庭事务，提高工作和家庭绩效。有研究发现工作资源不仅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动机，也能增加员工的工作投入并提高工作绩效(李爱梅， 王笑天， 熊冠星， 李斌， 凌文辁， 2015； Bakker， Demerouti， & Sanz-Vergel， 2014； Demerouti & Bakker， 2011； Hakanen， Perhoniemi， & Toppinen-Tanner， 2008)。因此可推测工作家庭促进对工作投入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金家飞等(2014)认为人们在不同的支持水平下对工作压力的感知和反应是不一样的。同时也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资源，调节了特殊教育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李永占，2015)。曾练平等(2017)也发现社会支持会影响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此外，社会支持作为个体从外界获取资源的一条重要渠道，例如家人分担家庭琐事、朋友分享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高中华，赵晨，2015；Halbesleben，Harvey，& Bolino，2009)，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员工的消极行为和态度，促进个体积极行为的产生，积极主动地工作并参与家庭活动。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个体，其拥有的社会资源也较多，从而更有可能做出积极行为，如工作投入、组织承诺以及参加家庭劳动、陪伴孩子等。员工从工作和家庭领域获得的资源会相互作用，如企业的各项制度以及情感支持，会促进员工倾向于合理化地利用工作环境，有效地处理工作中的压力，并将积极情绪转到家庭领域中， 进而构建和谐的家庭； 反之， 家人对个体精神与情感上的支持， 也会促进个体积极工作效果的形成(张伶， 连智华， 聂婷， 2017； Grzywacz & Butler，2005)。
基于此，本研究以农村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工作家庭促进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作为一种非常古老的海洋动物，早在寒武纪时期，鲎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而且至今仍保持着“当年”的形态，堪称海洋世界里的“远古遗民”。为什么和它同时代的动物大都灭绝了，唯独鲎幸存下来了呢？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Caplan等(1980)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由12个项目构成，如“为使您的工作生活更为顺利，下面这些人(您的直接领导、工作中其他的人和您的配偶、亲戚和朋友)在多大程度上不嫌麻烦地帮您?”该量表包括三个维度，分别为上司支持、同事支持和亲朋支持。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式，从1(非常小)到5(非常大)，得分越高，表示其社会支持水平就越高。此次研究中，社会支持量表各维度的合成信度分别为0.85、0.78、0.83。
为了进一步检验社会支持对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投入关系的影响， 研究将工作家庭促进作为自变量，工作投入作为因变量，社会支持作为调节变量。本研究中的三个变量均为潜变量，为精确地了解变量间关系，采用潜变量调节效应分析方法来检验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根据潜变量调节效应分析方法(温忠麟，吴艳，2010)，首先对各变量的各维度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产生交互项的指标，最后构建潜变量交互效应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χ2=76.77，df=23，χ2/df=3.34，IFI=0.98，TLI=0.96，CFI=0.98，RMSEA=0.06。由此可知，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投入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模型拟合良好。由图1可知，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β=0.11，p<0.05)、工作家庭促进×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与工作投入的路径系数(β=0.14，p<0.05)均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可知，社会支持在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投入的关系间具有调节作用。
2.2 研究工具
选择接班模式问题，实质是需要寻找到与企业的内外部条件相适应的模式。家族企业从小到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在初创阶段，组织内的一切事务都由家族企业主裁决，必要时则引入其他家族成员来担任增加的管理职务；到发展壮大阶段，提升企业内部对公司忠诚又有能力的人士来管理企业，并且适当地引进职业经理人，以更好地开拓市场，使企业更快地发展。到成熟阶段，创始人逐步从企业经营层退出，成为战略制定者，引进大量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掌管企业的各项事务。总之，经验丰富的领导者，总是会比较策略地运用这三种模式。
研究的数据都是通过被试自我报告获得，可能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根据Podsakoff等(2003)和周浩等(2004)的建议，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检验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Harman单因子结果显示，KMO值为0.92(p<0.001)，共有7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可解释24.75%的变异，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可判断，此次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首先对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促进、工作投入和社会支持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社会支持均呈显著正相关，而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的相关不显著。
采用Schaufeli等(2002)编制的工作投入量表，中文版由张轶文和甘怡群(2005)修订。该量表共包括17个题目，如“工作时，我很容易恢复精神”和“工作时，我感到时间过得很快”等。该量表包括3个维度，分别为活力、奉献和专注。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式，从1(不同意)到5(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工作投入水平就越高。此次研究中，工作投入量表各维度的合成信度分别为0.84、0.91、0.90。
2.2.3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以辽宁省和贵州省的中小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580份，回收有效问卷562份，回收有效率为96.90%。其中，男性248人(44.13%)，女性311人(55.34%)，有3人未填写(0.53%)；小学263人(46.80%)，中学290人(51.60%)，9人未填写(1.60%)；24岁及以下42人(7.47%)，25～34岁273人(48.58%)，35～44岁162人(28.83%)，45～54岁74人(13.17%)，55岁及以上11人(1.96%)。
2.3 数据处理
采用Amos24.0和SPSS25.0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使用简洁而不失精确的潜变量交互效应结构方程建模方法(温忠麟，吴艳，2010)来检验调节效应。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Grzywacz和Marks(2000)编制的工作家庭促进量表，中文版由曾练平和燕良轼(2013)修订。该量表由6个项目构成，如：“我在工作中所做的事情有助于解决家里的实际问题”和“我的家庭生活让我得到放松，以迎接第二天的工作”等。该量表包括2个维度，分别为工作促进家庭、家庭促进工作。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式，从1(不同意)到5(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工作家庭促进水平就越高。此次研究中，工作家庭促进量表两个维度的合成信度分别为0.74、0.70。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2.2.2 工作投入量表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MSD123456789101113.041.17—24.030.920.52—33.530.910.900.84—43.111.040.130.100.13—53.151.240.140.090.140.86—63.061.170.080.030.070.870.89—73.111.100.120.070.120.950.960.96—82.991.000.250.240.280.04-0.01-0.020.00—93.260.780.130.230.200.03-0.04-0.06-0.030.61—103.990.890.070.370.230.03-0.03-0.06-0.020.290.51—113.410.710.190.350.300.04-0.03-0.06-0.020.810.860.74—
注：1表示工作促进家庭，2表示家庭促进工作，3表示工作家庭促进，4表示活力，5表示奉献，6表示专注，7表示工作投入，8表示上司支持，9表示同事支持，10表示亲朋支持，11表示社会支持；表示p<0.05，表示p<0.01。
3.3 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课题采用GC-MS法和UV254测定，对混凝-加核絮凝组合工艺处理前后麦草浆制浆造纸废水中污染物的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利用活性污泥法对组合工艺处理后的废水是否可以利用生物法继续处理做了验证。
图1 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模型
注：WFE表示工作家庭促进，a1-a2分别表示工作促进家庭、家庭促进工作，SS表示社会支持，b1-b3分别表示上司支持、同事支持和亲朋支持，WE表示工作投入，d1-d3分别表示活力、奉献和专注，WFE×SS表示工作家庭促进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c1-c2分别表示工作家庭促进与社会支持交互项的两个指标，表示p<0.05,表示p<0.01。
为了进一步了解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关系中调节作用的大小，对其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将社会支持(调节变量)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高社会支持组和低社会支持组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当均值为0时，工作家庭促进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18，t=3.40，p<0.01)；当均值加一个标准差，即高社会支持条件下，工作家庭促进对工作投入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29，t=3.68，p<0.01)；当均值减一个标准差，即低社会支持条件下，工作家庭促进的改变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不显著(simple slope=0.08，t=1.24，p>0.05)，即工作投入没有随着工作家庭促进的改变而改变。斜率图的变化如下图所示。
2.2.1 工作家庭促进量表
图2 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
投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并对工作投入具有预测作用。这与既有相关研究结果类似(曾练平，何明远，潘运，赵守盈，2018；Carvalho & Chambel，2017；Culbertson, Mills, & Fullagar, 2012；Marcinkus，Whelan-Berry，& Gordon，2013)。工作家庭一方面能够相互促进、相互溢出，另一方面它经常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因素，产生积极的效果(严标宾，林知，邓珊，张艳，2014)，如积极工作和参与家庭活动、与同事和睦相处等。于维娜等(2015)认为个体从某一角色(工作或家庭)获得的收益能够迁移和应用到其他角色活动中，且通过研究发现工作家庭促进与个体的积极行为具有显著关联。具有工作家庭促进倾向的个体，对工作的满意度都较高，因而会更加努力工作(曾练平， 杨忠萍， 何明远， 黄世伍， 潘运， 2017； Wayne，Grzywacz，Carlson，& Kacmar，2007)。工作与家庭间越相互促进，个体对工作的投入度就越高。
2.依托《协定公约》相关规范指引，借鉴欧盟和美国经验，全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行动参与国应积极制定实施或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欧盟通过立法保护个人信息已有较长的历史，已经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其立法宗旨和保护规范逐步完成了由规范处理到人权保护的转变。《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为成员国立法保护个人信息设立了最低标准，确立了数据质量原则，赋予信息主体广泛的权利，对后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影响巨大。《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进一步强调了欧盟个人信息保护的可操作性和合作性。
本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对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在低社会支持条件下，工作投入并未随工作家庭促进的增加而增加，其可能的原因是，根据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1989)，社会支持是个体的一种重要资源(郭成，杨玉洁，李振兴，刘衍玲，2017)，这种资源的缺乏或损失会造成工作倦怠，因而降低个体的工作投入水平；相反，在高社会支持条件下，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投入则随工作家庭促进的增加而增加。中小学教师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说明他们与上司、同事以及朋友和家人相处越友好，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都比较满意，因此从学校、同事和家人以及亲戚朋友方面获得的支持和资源也较多。根据溢出理论可知，个体可将从工作或家庭获取的资源转移到家庭或工作领域，使得工作和家庭间关系和谐，相互促进。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认为人们会努力获取并且维持自己所重视的或对自己有价值的资源(李永占，2015)，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个体对工作的投入，进而提升工作绩效，并维持工作和家庭间的友好关系。同时，社会支持作为积极的应对资源，使得中小学教师在面临和处理工作或家庭问题时更加得心应手。因而，社会支持较高的中小学教师从工作中获得较多资源时，不仅会促进家庭的和谐发展，也会使得个体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和行为，更加肯定自己的工作和家庭，进而更积极努力工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虽验证了社会支持在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关系中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样本量不充足且样本选择受到地域限制，因而降低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其次，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较难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在今后的研究中可扩大研究样本量并提高样本地域的丰富性，对其进行追踪研究，更深入地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鉴于以上的三种原因，我们特制定如下的改进措施，加大畜牧局档案管理工作的力度，把这项工作力争做到实处，取得应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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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Work-FamilyFacilitationontheWorkEngagement:TheModeratingRoleofSocialSupport
YANG Zhongping1; HE Mingyuan2; ZENG Lianping1
(1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550001,China) (2SouthwestGuizhouVocationalTechnicalCollegeforNationalities,Xingyi562400,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on the work engagement and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568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re surveyed by using the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scale, work engagement scale, and social support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prediction on the work engagement, and social support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s influenced by the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The more social support, the more harmonious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work and family, so individual will engage more energy in work, and it will help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work.
Key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work engagement; social support
分类号B849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2.001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dxs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SH062)；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6ssd33)；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社科博[2013]10)的资助。
通讯作者: 曾练平， E-mail: zenglianping@163.com
标签：工作论文; 社会支持论文; 家庭论文; 量表论文; 中小学教师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应用心理学论文; 《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年第2期论文;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dxs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SH062)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6ssd33)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社科博[2013]10)的资助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贵阳550001)(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