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一种规定性、必然性的“自存物”，而是历史文本融入社会现实的哲学反思与能动性存在的现实构建。谈到学术研究中文本与现实关系时，谭培文教授始终强调，“文乃治学之本，现实为创新之源”。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研究过程中，需要明确文本走向现实的立足点，进行哲学审视与批判；厘出文本与现实的分歧点，开展利益观的现实解读；立足文本对话现实的落脚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本；现实；谭培文《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
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文本是治学之本，掌握一手资料是做好学问的基础工作。而在问题导向的学术思维培育过程中，现实是学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学术精神的立足点。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列宁哲学著作等文本资料的充分阅读与理解的基础上，结合对现实问题的功与用关系的科学把握，谭培文教授《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一书，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逻辑起点着手，深入解析文本与现实的中介、疑难和目标等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统一，对当前开展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目前，这两个项目的投资已超过40亿美元。Usolsky项目已经于2017年年底投产，2018年预计产量45万吨，JORC标准的储量（就地）为4.2亿吨，资源量（就地）10.75亿吨，可开采35年，一期230万吨每年，二期140万吨每年。欧洲化学的另一个VolgaKaliy项目也在不断推进。目前罐笼井深度已达1115米，1号箕斗井深度达1099米，2018年夏季脱产。2018年预计产量14万吨，JORC标准的储量（就地）为4.92亿吨，资源量（就地）13.37亿吨，可开采40年，一期和二期产能均为230万吨。
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1]马克思的记忆、遗产以文本为载体，文字的保存形式，借助翻译、摘抄、复印等形式，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素养进行传播。马克思的才华是不可复制的，但其对现实问题探究的科学精神和对哲学问题研究的学术修养是可以在治学实践中加以传承的。谭培文教授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关系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框架的过程中，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精神与学术修养。在对马克思主义文本问题进行研究前，需首先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概念，形成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质料包括文本概念、文本功能、文本结构、文本形态等这些文本内容皆经过生产力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实践检验与沉淀，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文本。而一些非科学的文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被历史和现实淘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一度受到西方政府和学者的狂热追捧，甚至被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奉为经典。但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发生时，他们在“历史终结论”的文本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福山本人也逐渐认识和承认“历史终结论”存在不足，并尝试从《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寻找答案。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伟大之处虽经历百年历史，但依然对现实问题有着很好地认识与把握，并在与现实的对话中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指明方向。在对文本与治学关系认识的基础上，还需把握文本与哲学、文本与实践、文本与人的关系问题。
项目申请指南发布之前大约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各研究所开始提出意向性的研究计划建议，听取并综合各方意见建议，经各研究所顾问委员会等讨论通过后，编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预算计划和白宫总统预算，最后报国会批准。批准同意后，所有申请指南正式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Grants.gov等网站发布，申请指南主要分为项目声明（Program Announcement，PA）、专项申请（Request for Applications，RFA）和自由申请指南（Parent Announcement）3类，其中涉及临床试验的申请要符合特别制定的申请指南要求。
一、文本走向现实的立足点：哲学审视与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内，哲学是对现实的人的内在力量的超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与前瞻性特征。文本作为人的精神力量的外在表达，拥有一定的话语载体，承载着哲学审视与批判的功能。当前哲学审视的实质对现代理性的反思和对现实问题的批判，诉诸于文本的表达与争论。西方哲学较早开展了哲学文本走向现实的审视与转向，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从先验的逻辑规定关系逐渐转向对现实的反思关系。现象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空间哲学等更加关注现实问题，但马塞尔、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家在探索的过程中却走向了悲观主义的困境，反映出西方文本哲学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在这一鲜明对比中也更加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优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性更强烈、实践性更突出。他认为，哲学是现实世界的“补充”“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将这种“批判的武器”转化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在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的过程中，随着对文本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同时对现实的关怀程度也逐渐提升。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涉及道德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社会主义哲学等问题，需要以哲学的思维方式，对真理与道德标准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人道化道路进行哲学审视，对资本主义道德话语权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开展哲学批判。
真理问题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真理问题的讨论也最能体现哲学的审视与批判功能。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最终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文本中，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找到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建立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和谐统一。谭培文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是符合论，即认为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2]。主观性反映的是人的思维认识，而思维活动需要借助客观的文本形式进行培育，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的一致性便为真理。而当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不一致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文本与现实产生了冲突，冲突的源头往往是标准问题，即哲学视域下真理标准与人类学视域下道德标准的矛盾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对“真理的逻辑”进行了讨论，根据其“先验感性论”，现实感性世界中“至善”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真理追求的“真”与道德诉求的“善”是无法统一的。马克思在吸收康德“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认为对真理标准的探究作为一项历史实践活动，与道德标准在目标追求上是一致的。在人们认识真理问题和道德问题时，都不能仅仅依靠施蒂纳所主张的说教活动，而是要为这些文本寻找现实依托，通过对相关问题进行哲学方面的审视，发现现实问题“真”的本质属性，即标准的一致性和合理性。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价值的挖掘，不能仅停留在哲学思维层面，还需要沉淀到日常生活人道化道路方面，并以此开拓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更多方向，以卢卡奇、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较早开始了该条哲学道路的探索与审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人道化道路，从物化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关系，强调日常生活中的物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以及对人的意识束缚。马尔库塞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日常生活的物化问题审视中，强烈批判了这种异化统治，对建立自由自觉的“为我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行了阐述。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社会交往理论，对现实交往行为的不合理性进行重新审视，认识到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实质是物与物的关系，这种不合理的关系不断激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进而延伸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文本研究的原动力是现实需要，现实需要则与利益直接相关，包括物质生产利益、交往利益与精神生产利益。对生活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来说，利益在需要与实践中过渡和不断转换角色，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利益如同航行在茫茫大海中轮船的船舵，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与前行方向。通过对“利益”西方历史文本资料的解读，“利益”一词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道德和财富相关，后来逐渐延伸到城邦利益、土地利益、劳动利益等方面。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洛克、伏尔泰将利益与私有财产关联起来，而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进一步将利益引入到哲学范畴中，提出“利益心”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利益”一次滥觞于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落，也触动着各个阶层群体最敏感的神经。而针对“利益”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谭培文教授作出了较大贡献，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对和谐社会的利益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解读》等著作或论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进行了探究，并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进行了系统整理。基于谭培文教授的研究成果及文本与实践的关系，可从马克思主义利益文本与现实的分歧中进行解读。
二、文本与现实的分歧点：利益观的现实解读
现实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无法摆脱资本的逻辑，无法逃脱工具理性的束缚，即产生人的“异化”问题，现实的人沦为工具的奴隶。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哲学的批判中尝试解决该问题，引入“异化”概念，以期实现工具理性与现实理想冲突的消解。在面对现实经济危机问题时，本萨义德认识到马克思《资本论》中批判理论的重要价值，“马克思的批判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即世界范围的生产和资本的加速积累。”[3]从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本的审视中可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必然性，而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批判的重要前提是对其文化与政治的批判。在当前世界文化格局中，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通过话语霸权影响着世界文化发展秩序。而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重要内容是道德话语权，谭培文教授根据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面对资本主义道德话语权进行了哲学批判。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自然属性，是资本主义生态下利己主义人性论的产物，爱尔维修、费尔巴哈等合理利己主义者阐述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针对私有制问题，马克思用劳动异化理论和阶级观加以批判，指出私有制的实质和不合理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并从道德话语权角度指出，资本主义道德话语权阶级性、虚幻性的特征。在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哲学批判中，谭培文教授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与《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两篇马克思文本为依据，首先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局限性，没有摆脱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属性，“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4]。其次进而提出对资产阶级专制批判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必然性。在审视资本主义政治形式的过程中，不能完全否定，要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内容剖析和成果扬弃，对其民主机制、议会体系中的有益成分进行积极吸收，并整理成科学化的文本资料，为健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提供借鉴。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范畴下的“利益”特指客观实在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社会学中的“普遍观念”。利益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特征，其中自然属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属性，主要指原始阶段人对吃、穿、住等生存阶段的需要，这种需要是每一个人存在的前提，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原始社会，这种生存利益的冲突影响着人类的繁衍发展而利益的社会属性主要指进入农业社会后人们对社会交往的需要，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生活的规定性，需求更加多样广泛，利益社会属性的显现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交往更加复杂化。谭培文教授认为，“利益是马克思最早走出唯心史观魔谷，从而创造历史唯物主义的阿莉阿德妮之线。”[5]在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中，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私人利益构筑的社会体系，并从中产生了无产阶级，利益作为社会生产与运动的基础，维系着人类交往的纽带，在上述认识基础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利益文本于中国利益现实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与中国传统义利观的争论。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探究的重要话题，表现在用义解读利还是用利认识义的义利之辩中，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则直接提出“义本利末”的观点。马克思利益观则强调利益首先属于经济范畴，其概念表达虽是主观的，但其本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物概念。最终，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传统思想现实的分歧，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重构中国传统义利观结束，并在相互吸收中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理论，有赖于其文本的持久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加彰显生机。萨特将马克思主义称为“我们时代的哲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8]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是一项艰辛的哲学工程，需紧紧依托现实，在特定的语境下进行认识和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文本自身的差异性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在社会发展的某一不稳定阶段，必然会面临着文本危机问题，即文本进入一种失范状态，进而出现两种结果：文本消亡或文本变革。纵看人类文明发展史，受战争、灾荒、专制统治和学说本身局限等因素影响，文本消亡的案例数不胜数。但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视角来说，作为一门与现实联系紧密的思想文本，其最终方向必然是在自身批判与变革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变革的方向便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与统一。实现文本对话现实，其主体是人，是“现实的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处理文本与现实的关系中，需明确文本作为“现实的人”所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体现着人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在强调尊重文本、探究文本的同时，不能囿于文本框架，需在文本视域下的现实中寻找创新之道，在两者的一致性中实现理论重建。而文本在与现实的对话，能够帮助“现实的人”重新定位自身的价值属性，在“真正共同体”的构建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文本对话现实的落脚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离开现实利益，一味谈思想价值，其思想必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邓小平强调，“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7]无论是人的思维活动，还是实践活动，都可能会与利益发生冲突，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乃至国家利益产生分歧时，就需要重新审视和认真评估。这就涉及到与利益密切相关的一组概念：“发展”与“代价”，这是当前现代工业社会时期人们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分歧的集中表现。代价问题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中的重要问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要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是否要以牺牲生态环境利益为代价？这是一个两难抉择问题。但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下的利益观认为生产力发展利益同全人类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么如何来认识和理解特定历史阶段的利益冲突问题呢？还需重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文本，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内容解读这一现实问题。在哲学范畴内，代价可以解读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斗争产生的消极性后果，这种后果本身就是矛盾对立斗争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该事物在付出代价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在其他方面获得利益补充，以维系事物所在环境的平衡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代价的付出必然与利益的获得互补。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依据人的利益需求不断向前，其本身是一个不断扬弃、付出代价的过程，生产力才能向新的高度发展。在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保障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成为主导，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制定“三步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社会主义现实的利益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指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即将到来，“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终将在文本描绘与现实实践中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共产主义学说研究的基本工作，体现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本质特征。当前阶段，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现实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题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厘清文本与现实的人的关系，以找到问题所在，缩小文本与现实的差距。首先，马克思主义文本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创作的理论，其自身便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又指导着人的思想与行为活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9]对人基于现实需要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实践性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与动力方向。根据《资本论》德文版翻译，马克思提出的“个人全面发展”（Die Universelle Entwicklung DerIndividuen）理 念 ，“Individuen”强调“个人”“个体”，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现实的人”指现实的、独立的个人，而独立个人的发展涉及到自由和全面两个要点，需要从文本与现实的对话中科学把握。谭培文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是目的自由与工具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自发自由与自觉自由、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对立统一。”[10]个人的自由关系内外多个因素，其自由的张力与限制正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对话的结果。而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多种利益需求共同满足的结果，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极为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的基础上。在马克思文本语境中，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互为支撑的关系，强调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自由发展突出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自主性、能动性，脱离了工具理性束缚的异化状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实现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发展更加追求整体性、统一性和成分性，强调共享发展理念下人们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从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每个人发扬集体利益至上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具备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个人价值导向。但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中，这种价值导向在一定的时期内是不符合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恩格斯说：“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11]在批判施蒂纳利己主义理论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认识到利己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合理性，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己主义在现有阶段的客观反映。如果一味的离开物质谈思想，像鲍威尔过分强调“满足思想”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只能停留在一个空洞化、理想化的伪命题层面。只有做好文本与现实的有效结合，以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统一为终极关怀，处理好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才能从自由王国跨入到必然王国。同时，“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在生存需要满足的基本前提下，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对物质生活、社会交往和精神文化方面需要增加，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在利益需要层面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精神存在物的实践统一。具体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社会的整体发展是一个由量到质不断演化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发展模式不同，所处的社会阶段有前后之分，利益的分配也必然有所差异，这就要求共产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充分把握问题本质，科学处理好多元利益主体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3]。发展生产力，其前提条件是调整和优化现阶段生产关系，清除束缚生产关系的一切阻力和障碍，激发生产活力与动力，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人类共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而使生产成果为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根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关于“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脉络，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虚假的共同体形态，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真正的共同体”与现实的对话与统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诉求与实践需要。
另外，本研究在评价方法上选取灰色关联分析。此法不管对样本量的多少还是对数据的分布类型都没有要求，可以处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数据，其核心是计算关联度系数且计算量小。本文研究野生钟花樱的观赏性综合评价，指标数据既有定性又有定量，因此选择灰色关联分析法是合适的，而且所得最终评价结果与实际观赏效果基本一致。最后在灰色关联度结果上，运用有序样品聚类法对55株野生钟花樱植株进行分级，并对分级结果进行差异性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说明所分等级的合理性。因此，本文使用Delphi法确定的权重值与灰色关联分析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法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及推广性。
参考文献：
[1]雅 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2]谭培文.论真理标准与道德标准的关系及其意义[J].思想理论教育，2009（3）：5.
[3]陈文庆.丹尼尔·本萨义德论马克思主义如何当代化？[J].国外理论动态，2011（6）：1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0.
[5]谭培文.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2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8]萨 特.辩证理性批判（上）[M].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8.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10]谭培文.社会主义自由的张力与限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4（06）：24.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4.
中图分类号：D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9）04-0030-05
收稿日期：2019-03-10
基金项目：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创新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的变迁——基于广西乡村地区家风文化之于高校文化建设意义的考察研究》（MYYJ19B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云峰，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责任编辑 陆 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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