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7年的端午节（北宋真宗天禧元年五月初五午），周敦颐（1017—1073年）诞生在今天道县的楼田。他以249字成《太极图说》， 凭易理宏道学，被称为 “道学宗主”。还以2872字成《通书》，用“义理”阐发儒术肇造理学，更尊为“理学鼻祖”。又仅以119字成《爱莲说》，其使莲“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神采遗响千年。尤为重要的成就是，他天年不足六旬，累官不过五品，却在为政廉行的路上，有楷模千载的成圣修为。
周子爱莲缘于谐音廉，曾用毕生精力肇创廉政文化集成理念：一则每作诗文，如《太极图说》《通书》《养心亭记》《濂溪港》《任所寄乡关故旧》等均述廉义，自律清廉做人。二则每官一地均构亭植莲，自范清廉为官。三则以“廉”加上善之水，特成“濂”字。先将家乡楼田之水取名为“濂溪”。后将晚寓庐山之水也取名为濂溪，自励廉洁终生。尤叫人敬颂的是，他在南昌任上突发晕厥，身边的人以为他“过世”了，在清理“遗物”时竟发现“钱不满百”，自此盛传为清官典型。最终铸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家、理学鼻祖、道学宗主、廉政文化集大美者。其故里楼田岭有三月岩，丘有五星墩，人们说是人杰地灵。这里早以“道”字取的秦汉县州名，也有传说在隋唐时就有“濂溪”地名。有人说这是天神感应，但主要是那个时代特聚的际会风云。
短短两个月，小邹和小刘之间发生了多起纠纷，巧合也有，故意也有，虽然没酿成大的事故，但严重削弱了班级凝聚力，影响了班风。追根溯源，还得回到那起偷窃事件。那次阴影一直笼罩着小刘和小邹，让她们不能释怀。找到了症结所在，结合她们两人的实际情况，我采取了三步走的解决策略：
今年，我再一次接手了六年级的班主任工作。从前任班主任以及科任教师口中，我了解到班上有一对“冤家”。不仅如此，双方家长也闹得水火不容，这让还没有正式接手工作的我忧心忡忡。
宋朝是从极盛的大唐衰变成五代纷争而孕成的。赵匡胤“陈桥兵变”建宋后，不久就“杯酒释兵权”，成功地杜绝武将地方割据，正式开辟了文官执政的中央集权制。中唐以后，已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势头，宋代儒、释、道合一的大势更是不可抵挡。周敦颐创理学、宏道教，虔州任上遇火灾受责不辩铸成 “官之苦禅”。恰好符合宋初统治者的执政理念。加上他为官实有廉迹，遂集儒理、释禅、道易、廉洁四美于一身。先为上司和同僚朝野俱荐，后为高足二程（程颢和程颐）倾力推崇。再为时人黄庭坚盛赞 ：“闻茂叔之风犹足律贪。”还特造“光风霁月”一词美其人品，竟成周氏的千年专称。更为大儒胡宏、张栻、朱熹等人力挺，于是江南以濂溪命名的山峦、水文、亭台、书院纷纷涌现。最有力道的是各朝皇帝接力尊封，先有徽宗封之为宣奉大夫、宁宗赐谥号为“元”，理宗将他从祀孔子庙庭。后有元朝仁宗封为道国公，明朝代宗首封周的后裔为世袭五经博士，至清末已累封达十三人。皇家锡封终使周子成为传颂千年的贤圣。但作为执政理念，其实际的历史功用却被帝家人为地局限。
我国盛唐时期已到封建社会抛物线顶点阶段，人们对皇权的认知，不再停留在秦汉符箓神授，已初入社会的理性诉求层面。期间先有骆宾王发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后有柳宗元认定：执天下者不在符命，在 “生人之意”“德绍者嗣，德怠者夺。”永贞革新失败后，中国封建社会极盛后新生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纠结。周敦颐推动儒、释、道合一，宋人说是“心性义理”，近人说是唯心主义。但他强调人心自律，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有辅政安邦作用，进入理性时代也有不可或缺的教民作用。当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执政理念后，统治者使用的角度不同而产生的效果必然不同。道家的宽容养民曾兴汉旺唐，但符箓忏讳，却使绿林军摧东汉，白莲教捣晚清。宋朝选用周敦颐治民理念， 本似无二的选择，但在实际执政中，皇家并未警觉新意识形态已识破神权，却还是一面用祥瑞神祇来欺骗治民，一面用高压钳民来树起内樊。结果丢掉宽政养民的积极面，留下钳制思想的消极面。这时的理论界已初重唐代柳宗元理性的执政思想，但朝廷并没有施以理性法治，还在迷恋“尚方宝剑式”的人治，配以单薄的理想德教。人们知道皇帝是不受道德约束的，在不公平的政制下，不守道的臣下表面敷衍道德，实质乘缝捞利，以钱买官有权则贪。守道者反而失利甚至受害，最终陷入久不公平的社会状态。历历周子千诞，与其说累代尊圣颂贤，还不如说是千年国治悲祭。
2009年，湖南省将周子故里命名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最主要的是，必须站在社会前瞻的平台上，既要展示周子自律清廉的警句意象，更要营造“寓廉于景、观景悟廉”的监政新景观。我国文明悠久也留有积垢，改革千年属世界最难。如今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已进入理性改革的伟大时代，定将周子千年悲祭化作民族复兴庆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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