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宗教研究
摘 要：佛教在中国已有近两千年历史，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能传承不辍，因为它有表真如觉性的佛宝，有执持的教义和教典——法宝，有在世间继承并弘扬佛教的僧众——僧宝。过去人们认为芒鞋缁衣、黄卷青灯、除尽烦恼、远离红尘就是僧众的标准形象，实际却不尽然。那么，僧人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本文试从典籍中拣拾点滴材料，概略介绍僧人的多个类型及古代寺院曾有过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佛教；高僧；名僧
数月前，我获赠《虚云和尚全集》一套，这些日子断断续续参阅，所受教益，真个是“不可说”、“不可说”。联想起不久前与友人曾为“高僧”与“名僧”等事有过议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曾读过的台湾蓝吉富先生对中国古代僧人分类的文章，不由又翻寻搜检了一通，发现从佛教传入汉地起，名僧、高僧便已是佛门热议的话题。
一
现存最早的是梁慧皎的《高僧传》，他在序里对“名僧”说法有微词：“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潛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这话会让人误会为：有名的不是高僧，高僧一定不会有名。此例一开，后来各代都以“高僧”为僧传命名。汤用彤先生对名僧、高僧作了近代诠释：“名僧者，和同风气，依傍时代以步趋，往往只使佛法灿烂于当时。高僧者，特立独行，释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泽继被于后世。”汤先生所说自然不错，自古及今，如以佛陀精神“律己谨严，一心度众”来衡定高僧和名僧，则泾渭自明。
“宣称”资源在中美的报道中使用的都比较少，分别只占14.20%和6.88%。其中，在“赞同”一项中双方使用最多的是“obviously”“of course”“certainly”等评价副词，以强调某个观点是无可争议的，并暗示报道者和潜在对话者立场一致。例如：
高僧，笼统说，至少在个人修持上不迷恋物欲，所行合乎戒律的根本精神，且常有持戒的自觉。特别是必须对佛教和社会有正面影响。这些影响有的表现在行为风范上，有的表现在弘法度众上，不一而足。大体上高僧有：
（一）隐逸型
这一类最是被当时和后世所景仰。所谓“远离尘世，栖隐山林”，成为中国人心目中高僧的象征。如东晋慧远，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以虎溪为界。修净土，四方群来求法。又如禅宗六祖慧能，自得衣钵后，便隐遁，武则天诏请，他固辞不就。古代，为了个人修行而在僻乡小庙栖居十年、二十年，甚至终生不闻达于世的僧人大有人在。应该说现时代这样的高僧也屡有所闻，他们或在山野小村，或在城市边缘，没有会长、理事等光环，没有富丽的庙宇。他们不攀附，不自诩，守身自持，弘法济众。这些僧徒是在真正传承佛的慧命，对他们的信众而言是树立了一个离俗绝欲、不慕名利的典范。
（二）入世型
第三类是丧葬的料理。古代一般人家请僧人对亡者超荐已成风俗，能对逝者家属起到精神安慰的作用。这是通常事。我们关注的是，贫苦无亲的人或客死异乡的亡者棺柩的安顿。这也是古代寺院常尽的功德。古代讲叶落归根，客死异乡者的亲属是要想尽办法将亡者棺柩迎回故乡的，漫长的等待中，只有寺院可以寄放。对无主亡魂，宋代有“漏泽园”，相当于公墓，附近一定有寺庙，由寺僧营建管理。有的家族墓地，也请僧人看守。至今，不也有寺庙可以安放骨灰吗？
其中：24 h连续运行设备的日平均耗电量为三鉴/微波探测器日平均耗电量、光口交换机日平均耗电量、网络继电器日平均耗电量三者之和。
（三）舍身型
这类高僧能不顾个人安危，为佛法、众生而牺牲。首先应该说的是西行求法高僧。在古代那种环境和交通条件下，从中原或关中到西域或印度求取真经的艰辛，现代人恐怕难以想象。法显《佛国记》中说：“顾寻所经，不禁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依记载，从西晋到唐末，西行求法的僧人大约有170多人，而比较有成就的，也不过法显、玄奘、义净等有数的几位，失败或客死异乡的比例极大。他们所行与本身现实利益毫不相干，成功希望也不大，是求真的宗教精神，让他们甘冒万险去践行。回国后，他们无欲无求，埋头译述。毋论成功与否，他们是真正的高僧。说到为众生而牺牲，人们不应该忘记1937年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时，栖霞寺的监院寂然法师和几位师父在寺中收容难民两万四千余人，面对强敌寂然法师和众师父宁以身殉，而护持妇孺，同时也救了一批抗日国民党将士。寺僧减食，供食难民，坚持了四个多月。寂然法师及众僧是佛教救苦救难济度众生的慈悲精神的近代践行者，他们当然是高僧。
二是成立债务履行保障机制。要想有效约束经营者的行为，规范预付卡市场秩序，中国人民银行可构建保证金标准，要求经营者以此为依据在特定账户存入保证金，以便监管使用保证金账户。如果商家恶意欺诈或破产、亏损，可以利用该账户中的保证金来补偿消费者，使消费者所承担的法律风险得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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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异型
神异就是指具有“神通”的僧人所行之事。历代史乘以及各类笔记中都有记载，称这类僧人为“神僧”。神僧的事迹，一部分类似今人所说的特异功能，而更多是僧人与禽或兽的关系，他们能使兽禽听从人的意志去做好事，甚至主动为善。对特异功能，本人没见过，不敢置喙。而多年来屡见义犬、忠马，甚至狼、蛇报恩的记载、博文，加亲见一些畜类的行为，我相信鸟兽虫（蛇）鱼是有灵性的，它们对善意或恶意有感应。出家人以善意待它们，自然会有善果。历来正派出家人以神通作为弘法手段，这在旧时是可以理解的。如梁《高僧传》神异中记了北朝前秦至北魏僧昙始，史称“白足道人（早期译法，意为有道之人）”，如何“刃不能伤”，如何“虎不敢近”，至今太原玉泉山还有昙始驻锡过的狼虎寺遗址。实际上神异故事是为昙始大功德做绿叶，昙始真正弘法大业，是在约公元395至407年之间“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史称“盖高句骊闻（佛）道之始也”。神异是其表，实是佛法东传第一人。
这类僧人大约也心存不安，北宋的赞宁博学善辩，显赫一时，他在所著《宋高僧传》中为这类僧人辩说：“教法委在王臣，苟与王臣不接，还能兴显宗教以否？……或止为宗教亲近，岂不为大乎。”似乎他们与当权者亲密合作，是“止为宗教亲近”。好在中国人从来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的，对赞宁，现代宗教学家陈垣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就直言，赞宁其人“沾染五代时乡愿习气，以媚世为当”。这一类名僧，他们大率追求盛名，追求权势，与东晋道安、隋智岂页、唐玄奘等高僧能在浮华环境和皇家礼敬中守身自持，不迷恋名利，是远远不能相比的。
二
明末四大高僧的紫柏真可，圆摄万法，“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曾发起雕刻《嘉兴藏》，废弃梵夹式，改用方册式，开佛经装帧一代新风，为佛经传播起到积极作用。就因为为民请命，为清官辨冤，被捏造罪名，逮捕下狱，最后瘐死狱中。也是明末四大高僧的憨山德清注疏并开讲《楞严》《法华》《金刚》等经，撰《华严经纲要》，当他受皇太后赏识时，遍游南北，施救孤苦，皇太后去世，便被发配充军。封建社会里，号称被尊崇的佛教高僧，际遇也不过如此。
高僧不一定有鸿篇巨制传世，也不一定必享期颐的世寿，但他们一定有高尚的僧格、僧德。
还有一类名僧，在其当时及后世都享有极高的声名，但其行事却违背起码的佛门戒律。如北方十六国时期姚秦的鸠摩罗什（简称罗什）学问深厚，志大才高，是佛教早期四大译师之一，在义学传授上也大有功德。但先是被“强妻以龟兹王女”，后又被秦主姚兴“以妓女十人迫令受之”。是不是真的被“强”和“迫”不敢妄言，事实是罗什后来干脆“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了。虽然《高僧传》里罗什赫然有名，但就僧格来说，他顶多应算名僧吧。还有这些年被有些人热炒追捧的仓央嘉措，他的诗如“入定修观法眼开，启求三宝下灵台。观中诸圣何曾见，不请情人却自来”，“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诗够深情、够浪漫的，但诗作者却是西藏黄教（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六世，是康熙年间西藏的政教领袖。须知格鲁派是以严守戒律闻名的。
高僧也罢，名僧也罢，在我国历史上，他们的尊荣由与皇家的关系而定，他们的发展取决于能否与朝廷“动作”一致。东晋慧远是举世并尊的高僧，为了维护佛教尊严提出“沙门不敬王者”（实际上只是僧人不跪拜王者），致处境非常困窘。他“执笔悲愤，涕泗横流”地写了五篇文章，说明皇帝和佛教合作能使人情敦厚、颂作刑清的道理，加上一批信仰佛教的贵族的支持，才争取到当时佛教和政权的和平相处。
集成学习（Ensemble Learning）是一种重要的数据挖掘方法，主要利用多个学习器的集成来解决问题，能够显著提高学习系统的泛化能力[4]。Elder在文献[5]中研究表明分类器集成技术优于简单的平均法和单一模型，且在近年来多届KDD和CIKM Cup中取得优秀成绩。集成学习也被认为是未来机器学习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是提高学习精度的重要手段[6]。
我国佛教史上，有许多当时以至后世都颇有名望的僧人，他们有的有才学，有的有地位，但论其僧格与僧德却常被当时和后人所诟病。如南朝刘宋文帝时的慧琳，他学通内外典，尤善老庄，长于著作，声名远播，直至文帝下诏，让他和颜延之同议朝政。他也就“著高屐，披貂裘”，“宾客辐辏，门车常有数十辆，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被称为“黑衣宰相”。又如，由隋入唐的嘉祥大师吉藏，是我国三论宗的集大成者，学养丰厚，擅长玄谈，隋时受晋王杨广、齐王杨暕赏识，唐初被选为“十大德”之一。但道宣在《续高僧传》中评价说：“（吉藏）爱狎风流，不拘检约。贞素之识，或所讥焉。”出家人名闻利养之心不可炽盛，以上二位若称之为名僧算名实相副，而列“高僧”，怕就值得商榷了。
其次，既入佛门，僧尼从受戒开始逐渐形成一种救度众生的意识，他们可能没有高僧的修为与素养，也没有名僧的才能或地位，但救助急难等菩萨道精神却是由凡僧大量社会行为来体现的。大体上说，第一类是对贫病人群的救济。如唐朝武则天还是皇后时，规定由官府出资设悲田院和养病坊。悲田院收容孤儿、老人和穷苦无依的百姓，养病坊收容病患。这两种机构全由僧尼经营管理，从未见到有虐待或贪占之事的记载。可惜武宗灭佛时，逼令僧尼还俗，这一善事停止了。宋代也有官府设的安济坊和居养院，安济坊给人看病，居养院专收容鳏寡孤独。两者全是“召僧人管勾”。居养院往往设在寺、观里。各代也有出家人自办的救济事业，如唐代洪昉禅师以化缘所得净财在陕州龙光寺建养病坊，先后收容病人数百人。
三
西晋之后，各朝代各有多少僧人历来没数，只有北魏《魏书·释老志》记载“延昌（512-515）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这已经相当惊人了，到武泰元年（528）尔朱荣反，在洛阳一带大肆杀戮，朝臣就死了两千多人，他们的宅第又多被舍为寺，据《洛阳伽蓝记》载，仅洛阳城内外就有寺院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北魏末年“僧尼大众二百万矣”（《魏书·释老志》）。北魏和北齐是僧尼人数畸形庞大的两朝，而就这庞大的队伍中有多少人是入史有传的呢？历朝历代高僧名僧毕竟是少数，对无名且成就不高的大多数，蓝吉富先生名之为“凡僧”。我们读古代诗词文曲，以至野史、碑碣等见过许多僧尼名字，但其乡里、生平有谁知道？还有更多连名字都没留下来，但就是这些凡僧实际支撑着近两千年来的中国佛教。首先，民间有句俗语叫“无庙不成村”，遍布南北城乡的寺庙，承载着基层社会民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僧尼求自己解脱的德目：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对众生济度的德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两者相成，倡导劝善去恶、慈悲救苦的宗旨，成为佛家风范，这对社会风气，哪怕是小范围人群也形成了正面影响。
名僧，因为他们能“剽窃古德传灯……扬扬诩於人曰：我临济嫡传也……专以门阀上人”，或者“牵缀权势，凭藉贵游……”，一般来说活得挺滋润。但是，有的声名太盛，虽然并无过失，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也会被造个罪名，毁其声誉。如由隋入唐的法琳，对佛、道两家的经典都深有造诣，多次参与佛道辩论。却被诬告，说他讪谤皇帝祖宗，有“罔上”之罪，被唐太宗下诏逮捕。三部大员推问，皇帝亲审，法琳都对答从容，僧仪巍然。虽然后来赦免了，却也被逐出长安，令徙益州（成都）为僧。封建时代，干犯皇家声威，便是大罪，名僧又如何。
制定入选标准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短期治疗改善便秘症状的试验，一般应限定儿童FC的病程和病情，建议选择病程在3个月以内、无粪便嵌塞者；（2）以解除粪便嵌塞为目标的试验，应将直肠指诊或腹部触诊证实有粪便嵌塞，作为纳入标准；（3）若将自主排便（SBM）频次或以其定义的“治疗成功”作为主要评价终点者，入选时需要给予限制，如每周＜3次；（4）根据试验药物的安全性特点和作用机制，可以考虑不选择或不首先选择婴儿期FC患者，也可以分步骤由大至小的年龄段顺序开展试验。青春期儿童药物用法用量与成人基本相同，也可以考虑将入选年龄限定在14岁以内。
第二类是医治病患。“应病予药”是佛教的德目之一，自南北朝起就有许多僧人孜孜于医道，且他们具有常人所难有的慈心与耐心，不问贫富贵贱，一律为之医治。更难能的是，对于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癞疾等传染病，或大灾祸发生后，他们或从容亲近为病人治疗，或赶赴现场救死扶伤。应该说，他们的态度对病人心理上的安抚，有时要比实际疗效还大。直至当代，大陆和台湾还有许多僧尼、居士具有这种可贵的情怀。
这一类高僧的行事目标是入世度化众生。或者弘化佛法，让人信仰佛教；或者度人离苦得乐，包括做慈善。如三阶教创始人隋代信行，一生“誓愿顿舍身、命、财”，他行头陀苦行，日食一餐，却生前利用信众布施去救济天下贫苦大众，遗嘱死后将尸体布施给林中野兽食用。这种大悲利他精神是菩萨道的具体表现，难能可贵。又如天台宗（法华宗）的开山祖师智岂页，修持和学业都为上乘，诲人不倦，著述等身，是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杰出代表之一，成名后便入山苦修，被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三请，三辞，不准，到王府给杨广授菩萨戒后便辞行，隐遁。这种不媚权贵、守道自足的修为，是真正的高僧风范。
第四类是地方公益。历来僧尼发起和参与地方上修桥铺路、凿井种树的事多不胜举。有句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此话有些不太公允，应该说是“天下名山僧建多”。僧人僻居山林间，往往大力植树造林、开浚水源，使环境变得优美，加之僧人的慈悲接引，才成就了名山。如五台山，不说古代和战争年代，从1954年到1966年僧人就造林两万多亩。近40年来五台山由政府主持，加上僧众的辛勤经营，才有了今天五台山的满目青山，清凉世界。
第五类是止宿憩息。这其中包括了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人或迷路人陷深山幽谷或没钱住店，他们都可以到寺庙中借宿，一般寺院会行方便的。另一种是家境窘困或备考的读书人，会借住寺院，专心读书。唐宋诗文甚至《聊斋》中都有相关描述，许多传为佳话，连清初名臣于成龙也曾在安国寺读书数年。
还有些譬如庙会引发的商业活动、酬神祈雨举办谢戏引发的娱乐活动、寺庙中常有名花珍木引发的观光游览等等，古代寺庙有巨大的社会功能，而具体操作者都是凡僧，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应该被忽略。
当然，由于凡僧参与社会活动内容多，人数众，难免良莠不齐，必然也有钻营、贪污等情况。如寺庙周围有商业活动，也就有僧人参与营利的事，古代多药铺、当铺、茶庄、钱庄等等，僧人既有官府给的“常住田”（永远归寺庙所有）或“口份田”（僧人廿岁受田，六十岁退田），可以不必乞食，又有信众供养，还要经营谋利，实际上是与民争利，必然招致社会的非议。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僧尼队伍过大，又行为不当，造成国家经济的耗损。
四
自古至今，人们对佛徒有的虔敬有加，有的厌烦诋毁，虽各有各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也有些出家人丧失僧格甚至到危害社会的程度，可名为“恶僧”。
各朝各代都有恶僧，这些人不仅不守戒律，贪欲图利，还有“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错舛隐匿，诱纳奸邪”（唐高祖武德九年所下《沙汰沙门诏》中语）的，这已经干犯律法。至于假借佛教名义造反的，史籍中也屡有所见。这些人基本不懂佛教教义，有的会些“神通”，便野心勃勃想夺取最大利益。他们算不算佛教徒，还有待商榷。恶僧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被封为“江南释教总统”的杨琏真加喇嘛。他戕杀百姓和汉人僧尼，喜好美女醇酒，掠夺财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特别是发掘南宋帝王、诸侯的陵墓一百多所，搜集宝物，后人评价他“摧残江南佛教极甚”，对佛教、民众和国家都算是大蠹虫，但他是受到最高当局宠信的。许多书上，把他掘墓的事，写作“盗掘”，一百多所墓，以“释教总统”的身份参与主持，怎么算“盗”！大概书写者是为了“为尊者（皇帝）讳”吧。
本工程升级10G EPON总投资需6.97万，户均改造价为164.4元；（优势：节省ODN资源、上下行带宽10G、现有1：32分光比用户能实现真100M及以上需求、并能支持用户1000M网络，达到用户终期容量配置；劣势：终端费用较高、目前用户真实流量较小，浪费资源较大）。
佛教在中国已有近两千年历史，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博大含容，也由于佛教本身具备摄受异文化的能力，如大乘佛教菩萨道的救度精神，与中国传统的“仁”学思想就有共同之处。但多种原因致自唐之后义学衰微。宋初，寺院常自称“禅寺”，却发展到轻教呵佛，其时佛门高贤提倡“禅净双修”，佛教得以普及，进一步深入民俗。不过，对中华文化起过重要作用的唯识、天台、华严等义学精华，表现得曲高和寡，不能与时代融同共进了。明清至今，庶民敬佛，似乎只为求福、求财、求子……无助于心灵的升华与解脱。某些“有知识”的人更言必称“科学”，视佛教为消极和迷信。今天，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复兴正在起步，佛教当何以自处？幸而我们见到许多佛门有识者，除秉持爱国爱教并竭全力加强教风建设、践行“人间佛教”外，他们正努力挖掘佛教教义中与时代和社会相适应的因素，并作出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契合时代精神的诠释。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012（2019）01-0043-05
收稿日期：2019-01-21
作者简介：冯巧英（1940-），女，河北清河人，原太原大学（现为太原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赵晓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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