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理性平和的现代内涵不能仅仅定位于对主观认知的调节，还应当包括对自身内在修养与社会环境的“有机的协调”。其具有认知、人格以及社会的共同属性。在现代发展的新时代下，理性平和是检验党和政府政策的试金石，是国家民众心理素质的软实力，是应对民众冲突与矛盾的心理保障。理性平和的培育要通过推进经济发展，谋求公平正义，塑造法制社会、建设良好社会，加强社会治理、强化诉求机制，完善保障体系、塑造民众韧性等几个方面予以实现，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关键词：理性；平和；价值；实现路径
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经济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日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但是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生的经济格局依然很严重[1]。发展不平衡问题相互掣肘，带来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是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交织的主要根源。同样在心理领域内，经济格局深刻影响着社会心态，意味着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带来的是心理不平衡。当前，心理扭曲、失衡偏激、极端偏执、忧郁苦闷、悲愤怨恨等失衡的社会心态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例如，轰动全国的复旦投毒案、药家鑫案、江歌案，在一定层面反映青年群体中充斥一定的戾气，也是青年群体当中缺乏理性平和的现实写照。这对我们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工作体系产生挑战，以及给国家稳定、个人幸福带来负面影响。
当前，学术界对于理性平和一词解读甚少。一般而言，人们理解的“理性平和”是理性与和平和两个词拼凑的结果。理性（英语：reason）最早源起于希腊语词语“逻各斯”（希腊语：logos）。其原意是计算金钱，但在等同于“逻各斯”后，成为哲学上广泛使用的术语，最后才成为了理性（英语：rationality）与理智（英语：reason）的字根。中国最早“理性”一词可以追溯到汉代学者徐干所著《中论·治学》一文中。其中有一句：“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这句中的“理性”寓意为读书可以达到涵养性情的目的。此后，“理性”一词从性情修养演变为现代意义上形成概念、进行分析的能力。至于“平和”一词也属于拼凑的结果。《说文》中解读“平”为语平舒也，意思为语气自然平和舒顺。“和”在《广雅》一篇中解读为“和，谐也”。“和谐“一词由此而来。自此“和”就属于社会学和美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范畴。但是，“理性平和”一词综合使用比较少，对其解读也非常笼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理性平和”一词，从政治和理论的高度肯定“理性平和”在社会工作和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既然要把“理性平和”问题的研究上升到政治和理论的高度，首先需要明确他具体指什么、如何实现、怎么实现的问题。
幼儿年龄比较小，因此，其在教学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明显的多动性，这样教师就常常会花费很多时间去对课堂教学的纪律进行维护，这样过于拘谨的教学模式也会影响学生积极和主动性的表达。
一、理性平和的认知维度及其误解
西方哲学对于“理性”理解上长期流行的是认知论：人类作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具有其他物种无法拥有的一种独特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手段。因此，理性被视为一种认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具有辩证能力的高级认识能力。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构想一切知识的建筑术的纯粹理性，就是那个与感性相对、并一起构成从人类认识能力的普遍根基中生发出来的两条枝干的“理性”，它包含了整个高级认识能力[2]。在康德的理性思维理论中，理性与知性是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前者是通过清晰推理而获得事物的概念，而后者是通过判断获得清晰的概念，从而清晰地认识事物的能力。所以，知性是理性的基础，理性是知性的延伸。知性永远达不到超验的纯粹理性认知能力，但是理性是可以冲破了知性低层次逻辑规范的束缚，从而以逻辑的推理和判断可以发现事物内在的逻辑规律。在实践层面而言，我们通常把理性理解为从认知上控制行为的能力，实际上强调让理性作为意识的主人，进而增强辨别是非和利害的能力，借以根据某种理性准则来引导人们的行为。
正是基于以上的哲学基础，心理学对于心理问题的根源问题的认识和探究都强调自我的认知功能。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潜意识受到压抑，就转化为焦虑或以焦虑形式求的满足，然而由于现实自我的阻拦而不能得到宣泄和满足时，就会引起自我和幼稚的性本能冲动之间的对峙状态，最终产生致病性的心理冲突[3]。人本主义否定潜意识冲突、性本能对于个体的影响，而是坚持主张自我概念与经验之间的不协调是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因为个体的自我概念是建立他人评价基础之上的，而非自己直接体验的经验，两者之间必然会出现冲突，最终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4]。但是，认知学派的心理学家却认为，个体对未来生活所追求的是生存、健康、无病痛、长寿和合理快乐。但是每一具体目标并非都能实现，阻碍达到目标的因素有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机能障碍的情绪和行为。一方面，心理障碍导致人们难以实现目标而遭受挫折，另一方面，人们在受挫折的情况下又可能加重心理障碍和行为障碍。在这种循环过程中，内部认知活动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它用于说明机能障碍产生的机制[5]。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认知都能够起到避免机能障碍的目的，相反一些不合理认知不仅不会改善个体的机能，反而会是产生心理障碍和行为障碍的根源。因此，这里的认知就有理性与非理性的之分。美国心理学家Elis就认为：那些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是理性的认知，具体是指合乎理性的或合乎逻辑的、可被经验材料或证据支持的、符合发生事件的现实情况的信念、思想，相反，阻碍目标实现的，是非理性认知，具体指发生缺乏经验支持、与现实不相符合的信念或思想[6]。具体表现为信念的绝对化、糟糕至极、以偏概全等特征。
经有限元计算分析，在地下车库Ⓒ—○P轴内，柱的抗剪承载力通常不足，且楼西侧的底板、梁等构件承载力也不足.地下车库的底板、顶板、梁、柱以及与主楼网点衔接处多发生破坏，主要表现为剪切破坏，开裂多位于地下车库底板与顶板变形最大处.由于轴中心位移最大，对各工况下轴各点上浮位移进行统计，见图4.该车库的结构上浮损坏机理如图5所示.
正是基于理性的认知论的哲学基础之上，大部分学者从认知角度探讨理性平和的内涵。对于理性平和的解读主要从认知的角度出发，重点强调认知在理性平和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把认知等同辩证思维。从这个角度而言，理性平和并不是理性与平和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辩证思维下两者认知与情绪统一的结果。理性是前提，他们是认知相互协调的产物，而平和是理性的结果。只有思维理性了，才能对身处的社会环境才能平和。没有平和的情绪，就不能算有理性的认知。正是基于以上的理论基础，理性平和的培育比较注重心理问题的认知主观调适。认知行为疗法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即人的认知是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的根源，因此，认知辅导的方向是以理性的认知代替非理性的认知，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非理性的认知给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基于以上论述，认知治疗理论提出了特定的认知重建处理程序，试图挑战当事人的假设和信念，并能够提供新的认知以导致情绪和行为的改变。这是理论倾向是把人们的心理问题的评价指标定位于人的适应能力和主观体验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一直以来，理性情绪疗法等认知疗法的研究者只关心人的主观方面，认为只要解决了人的心理体验，并使人们只要拥有辩证的思维就能摆脱心理痛苦的纠缠就算成功了，也就达到了理性平和。这种立场显然是有问题的。一者，理性总是局限的，在现实情况下理性认识所把握的对象总是有限的,永远也无法穷尽客观世界的奥秘；二者，理性主义对现实一切采取批判的态度，唯独对理性本身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这样，容易陷入独断理性主义的陷阱；三者，认知疗法的研究者所强调理性平和更多指向是人的认知问题，但是并没有理会这种认知的社会性质及人格属性。例如：“我在学校经常被欺负，我很难受”。难道只能奉行我不能改变环境，只能转变认知的技术路线吗？很显然，这种心理引导是有问题的。
二、理性平和的现代内涵
1.人格维度
郜教授提出，两个小数相乘已失去了“相同加数求和”的含义，对于一个算式，如果仅知道怎么算，不知道何时这样算，显然是计算教学的缺失，他认为小数乘法的起点不应该是怎样算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两个小数相乘的过程。
在心理学也是如此，单纯的认知转变并不能视为真正意义的理性平和，虽然它可能符合心理学要求，但是他不符合伦理学和社会学的目的。只有与更深层的心理结构存在关联，才能产生更深远的转化，才能实现意识的统一。更深层的心理结构更多体现为在内心深处，包含整个心灵的一种内在的声音。这种声音应该就是人格层面。这一点是传统学者开始有所察觉。南京政治学院王晶雄教授基于认知与思维的共通性提出，“理性平和真正内容应该是：具备辩证思维、逻辑思维以及沉着淡定、不骄不躁的心理品质”[9]。同样闻学良同样认为：“理性平和应该是一个正确认识自我，妥善处理人际关系，辩证看待成败得失，勇敢面对困难挫折，始终保持积极向上、敬业奉献的精神状态的态度”[10]。两位学者对于理性平和的认知已经从单纯的思维角度，跨越到了人格角度去理解理性平和了。但是这一点对重新认识理性平和的现代内涵显得相当重要。
在唯心主义者眼中，理性是人主观预设的, 自然而然被生命化、意志化、神圣化，从一种精神存在演化为“上帝”符号、理想化身，人类存在的最高价值和精神支柱。在柏拉图宇宙理性论和黑格尔绝对理念论中，理性被视为宇宙万物的共同本质和最终根据，是支配人在内的世界存在的客观结构体系和普遍必然[7]。在本体论中，理性是观念控制精神活动的根本能力。所有的意识活动都必须服从理性而存在。强调不论是怎样本能性的意识活动，他的背后一定潜藏着观念活动，反过来观念活动是控制着人类所有的意识活动。即使在知觉和冲动这种瞬间的意识活动中，无形的统一力量就以更加深远的形态出现。人类服从理性指的是服从这种深远的统一力。这种意识的统一力绝不能离开意识的内容而存在，意识的内容是通过这种统一的力量而成立的。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把这种统一的力量定义为人格[8]132。所谓的人格不是作为每个人表面意识的中心的、非常主观的各种希望之类的东西，而是每个人的内部直接自发地进行活动的无限统一力。
关于人格与理性平和关系的论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的研究。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认为，平和是每个人的内部直接而自发地进行活动的无限统一力，包含整个心灵的一种内在要求的声音[8]135。最高的心态恰恰就是人格。基于此，所谓理性平和应该就是个体充分发挥知情意行之后才能出现的内在要求。反过来而言，理性平和必须以人格的实现本身为目的，即必须是为了意识统一本身而活动的行为。知识、财富、地位、成就等诸如此类的都是人格的附属之物，都离不开人格要求。从这个观点出发，理性平和的心态不仅仅是一种的思维方式，更是一种人格倾向的高级需要。如果无法从人格角度来阐述理性平和的内涵，也就无法真正理解理性平和的内涵。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研究的是心理学第三势力，即人本主义心理学。其中最有造诣的当属马斯洛。马斯洛直接把这种内部直接而自发地进行活动的无限统一力定义为人格倾向性，最后统称自我实现[11]167。在马斯洛眼里，自我实现是最稳定的理性平和，如同具备勇气、勇敢、自由、自发性、整合性和自我接受等特质。也就意味着理性平和之人倾向于自我实现之人，自我实现的个体才是理性平和之人。
价值理性坚持人类道德观念是趋向于理性的，理性生活本身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生活和理想生活。价值理性具有鲜明的两个特点：一是以绝对的社会普遍理性为基础来确立某种普遍性价值，要求人合乎目的性活动的意义和目标取向，所以，生命存在、精神意识，信念信仰、目的意义以及人际关系等至善问题和主观内心体验主要依靠价值理性来解决；二是重视个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意识，强调个人的行为选择服从于社会规范、伦理准则和公德标准，服从于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呼唤。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人类道德标准缺乏求真性特征，但价值理性能够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选择理想化的道德范式和价值目标，以确立人类共同价值目标体系加以规范。
由于我国司法机关本身固有的思维中往往对于被害人陈述持有一种偏袒与信任的态度，对于被害人的陈述有一种信任的潜意识，所以当被害人陈述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相冲突的时候，往往倾向于相信被害人陈述，按照被害人陈述所提供的侦查方向去搜集证据，意图早日破案。这往往就导致了司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引入证伪思维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判断，有利于辨别是否诬告、错告，从而从侦查阶段就使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第一，理性平和之人往往具备接纳的特质。所谓接纳就是个体对于外界事物没有喜欢、厌恶等情感内容，也不具有欣赏、仇恨的态度差别，表现出不只是对个体欣赏或喜欢的内容进行接纳，也要对自己讨厌或者仇恨的东西进行接纳。具备接纳的品质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困难的，因为我们本身对外界的事物认识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例如，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极有可能对一个在花钱方面精打细算的人产生质疑，甚至会批评。然而，理性平和者往往具备哲人的态度接受他的自我、接受人性、接受大部分社会生活、接受自然和客观现实，这种自然而然的为他的价值系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马斯洛所言：“在整合日常的个人价值判断中，占据很大比例，他所赞成或不赞成、忠于的、他所反对的或建议的，他所高兴的或者不高兴的，往往都是可以被理解为是这种接受性的潜在特质的衍生物。”[11]184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特质，个体在生活的很多领域所面对的矛盾、冲突、斗争以及选择时候犹豫和矛盾减弱或者消失，表现出难得的平静、内在一致、无防御反应。这种潜在的特质恰恰就是接纳的人格特质。
党的十九党报告，将来一段时间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其中，理性平和是未来工作的重心之一，但是实现该目标，需要结合其它要素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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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理性平和更多应该根植于人的价值系统中最高部分的东西，即个人独特的人格结构，而不是简单主观认知。所以，理性平和的出现不仅依靠思维活动，而且还依赖于整个人格的实现。只有当一个人达到内在的平静、接纳、快乐、坦然、自由、无防御反应，以及内在一致的，他内心才是理性平和的。总而言之，理性平和更应该是内在人格必然产生的行为。
在冰冻地区，管道的埋深需要考虑冰冻深度。根据气温的特征，每个地区的冰冻深度是一个动态变化因素，而设计者往往仅是参考往年的冰冻数据，没有考虑实际情况，造成管道埋深过大或过浅，在后期的施工中需要重新调整埋深，影响施工工期，增加施工造价[4]。
2.社会维度
相较于传统的模拟电视，4k技术电视在色彩丰富度、细节完善度、清晰度等方面都实现了阶段性的突破，可以为人们带来视觉、听觉的双重体验。此外，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4k技术电视的画面比例以及银幕宽度进行调整。
李老黑干杯后，胳膊伸直，酒杯倒转，杯口斜对着我，让我验杯。李老黑不愧是久经考验的酒场老手，杯中居然滴酒未剩。李老黑的酒杯像探照灯一样在我头顶晃了晃，我知道他这样做不单是让我验杯，更多是包含了催促的意思。
其一，马斯洛的“高峰体验”充分说明了其理性平和社会维度的存在。马斯洛认为，获得高峰体验的一个基本必要的条件，即必须有某种“同型的动力”在起作用，即“感知者必须与被感知的对象彼此契合”，灵犀相通，[11]206即如果人们自己具有统一和谐的心理状态，就易于觉察到外在世界的和谐统一，而外在世界的和谐、美好、公正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灵，最终也会平和。这恰恰说明理性平和的社会维度的存在。因此，一个善良、真诚、美好的人比其他人更能体会到存在于外界中的真善美。反而来，外界中的美需要内在的心理才能反应出来。
其二，理性平和是以社会公众的需要为基本条件。在早期，以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利己快乐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的快乐当作是人生的唯一目标，即使为了别人，也是寻求自己的快乐[13]。因此，自己最大的快乐就是最大的善。正如伊壁鸠鲁所言：“最大的善就是心的和平”。这就是理性平和在西方研究体系中的最早表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功利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边沁继承了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然而有所不同的是功利主义不再把个人的快乐当作最高的善，而以社会公众的快乐为最高的善[14]。在他们看来，多数人的快乐才是最大的善。从此角度出发，理性平和实现从个体到社会的超越。
其三，社会维度是理性平和的最高境界。当前，由于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在满足日益丰富的物质需要的过程中，反而陷入精神贫困之中。原因在于：人类依然无法回避自我认识的根源性问题，即自我当中有关终极归宿问题，存在价值与命运，孤独、生存焦虑等终极存在的体验。这些依然是人类面临的深层次的危机，正是理性认知局限性的表现形式。针对以上问题，现代心理治疗鼓励来访者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呈现现实自我，实现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统一。但是，在心理实践中也发现，虽然能够帮助人民解决日益严重的此次此刻所面临的心理危机，但是人类深层次的心理危机却无法解决。其根源现实自我无法对根源性问题提供框架性的解释。对此，作为第四势力的超个人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完整独立的“自我”形象远非心理发展的顶峰，而是有一个超乎个体之上的高层的我，它可以被称为“大我”、“宇宙我”或“普遍我”[15]。这种超乎个体之上的高层的我，就是自我不能仅仅定位于关注个体的自我及其实现，而是应该是一个超越具体时空的广阔背景之中的大我。这就意味着自我有生理自我、心理自我，还有一个超越具体时空的精神自我。在超个人心理学家看来，精神自我处于首要地位，正是精神自我为自身存在的问题提供解释性的架构。当一个个体把自身的问题放在超越具体时空，在宇宙万物的广泛经验中审视自我问题之时，它就最终实现无我、大我，于是围绕自我产生的种种的心理问题将最终得到解决。处于心理困境中的人们不会困顿于现实的矛盾和困惑中无法自拔，而是真正找到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成长之路。这也就是理性平和的最高状态，最终达到无我的境界。
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理性平和呢？这就必须重新探究人类的行为机理，探寻内在心理的认知、人格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其实，理性平和不只是对个体的不同意见或社会行为的辩证思考，而且还要实现对于自我的超越，最终实现“无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理性平和。因此，理性平和的内涵不能仅仅定位于对主观认知的调节，而且应当包括对自身内在修养与社会环境的“有机的协调”。如果不从社会维度、人格层面去理解理性平和，就无法深层地解决个人深层次的心理危机。同时，理性平和的实现也需要认知、人格以及社会层面的途径实现。
第三，理性平和之人往往能够看清问题的实质。对于这种人格特质的人来说，与其说解决了这些问题，不如说他们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了，首先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些内在固有的问题，而是一些庸人制造出来的问题。以焦虑神经症为例，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没有事实根据，也无明确客观对象和具体观念内容的提心吊胆和恐惧不安。由此观之，焦虑神经症的个体内心冲突往往自己主动“制造”出来的，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对于理性平和者而言，即使是我们看来的非此即彼的问题，在他们眼里的关系也由对抗变成协作，甚至冲突消失了。看来扰乱个体内在心态平衡的问题变得并不重要，而是追求整合生命进程在一个更重要的水平上继续发展。
三、“理性平和”实现的路径
第二，理性平和之人往往认为人类的斗争似乎并非不可调和，而是愉快的协作。对于普通人而言，在面对道德、伦理和价值的之间差异时作出选择会陷入心理矛盾之中。其实，这种内在的心理冲突很多与现实问题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不值得操心，可是我们的内心还是充斥着焦虑、恐惧、敌意、攻击性等等，更进一步会滋生病态。这些都是理性平和的天敌。但是，理性平和者则不然，他们更倾向于享受差异，而不是害怕或者恐惧他们。在他们眼里，人类的冲突、挫折和威胁都消失了或者解决了，甚至更深的人类差异，包括种族、阶层、种姓、地位、政治差异也是如此，表现出坦然、快乐、自由。
（一）推进经济发展，谋求公平正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把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发展的保障。所谓公平正义，在现代汉语大词典（1999年版）中的意思就是公正而不偏袒没有偏私。在政治说上而言，公平正义反映的是人们从道义上、愿望上追求利益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做到公平正义，经济发展是大前提，社会公平正义是目标和方向，而经济发展是手段。发展是什么？很显然，民众的基本需要就包括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食能果腹、住有所居、劳有所得等各方面。发展才是保证基本需要满足的前提，是提供社会财富和分配的前提条件。当然，只谋求经济发展，而民众并没有享受到发展的红利问题，这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的问题。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强调：“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所谓的公平正义也无从谈起，也就成了无水之源。经济发展是保障公平正义的基石，而公平正义是经济发展必然的结果。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置公平正义不顾，势必造成民众心理的失和”。习近平的讲话精辟地总结了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关系，同时强调两者与民众理性平和的密切关联。
因此，公平正义关乎理性平和的实现，也是民众的心态是否理性的保障。马克思指出，现实社会的不公正导致了危机的发生[16]。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清晰明了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的客观性以及所产生的必然性，因为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存在不可调和性，并由此必然会引发经济危机。心理层面亦是如此。由于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使得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且越来越有集中趋势，再加上公平正义的缺位，人们的失衡的心态就会越发急躁、焦虑，暴戾甚至陷入无力感、不安全感、不稳定感等。总而言之，公平正义在保障规则与制度的根本前提下，才能创造一个人人努力就有回报，机会平等、希望相随的社会。这样人的思维就会理性，情绪就会平稳，而不是在欠公平、不公正环境下的“心态失衡”。
（二）树立法制意识，建设良好社会
法制制度健全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石，也是人心理发展的根本保障。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言：“良好社会应该是制度完善的契约社会：它扶植、鼓励、奖励、产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类关系”[11]132。由此可知，良好社会的前提就是法律制度健全的社会，其能够保障民众的安全需要，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更是民众理性平和的前提。2014年10月20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旗帜鲜明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从此，法治成为中国最强音。
当前，某些群体的理性失衡很大程度上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民众法治精神缺失，二是法治非阳光化。前者体现在于民众依法办事，依法寻求问题解决的意识和精神缺失后者体现当前法治存在阴暗之处，甚至潜规则盛行。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复杂利益格局。在这种利益格局下，不同利益群体就是产生激烈的矛盾，甚至引发激烈的冲突事件。例如，以医患关系为例，在事故面前，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矛盾体。如果两者能够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的法治精神下依法寻求问题的解决，真正践行法治精神入脑入心、入行当中，才能形成人们内在的心理秩序，维护理性平和。此外，影响法治精神培育的另外因素就是法治非阳光化。这种非阳光下的潜规则是相对阳光规则之下，其实质是非规则、反规则。其只会刺激了群体的神经，同时加剧了其愤懑情绪，也就加剧心理失衡的产生。阳光化的法制化是把法律置身于阳光之下监督，能够经受助人民的拷问。
因此，理性平和并非止于人格。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2]。”人的心理都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同时又必须回归到人类社会实践当中去。在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中，个体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本身除了受到自己价值取向的驱动和牵引之外，还会按照社会的目的来积极活动，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和需要。价值理性以个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意识为首要原则，强调个人的行为首先应该服从于社会规范、伦理准则和公德标准，服从于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呼唤。为此，作为社会生活领域一项重要活动，理性平和必须服从于个体的社会实践维度当中去。从这个角度而言，理性平和具有社会维度。
因此，建设良好社会，一方面加大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帮助社会每一个人都懂得学法、依法、尊法、信法、守法，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另外一方面需要加大将权力制度化，法制阳光化，这是消灭潜规则的根本途径。权力制度化是把权力使用规范化，用权有据，使权合法，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所以，社会的公权力部门要以“惩恶扬善”为办事的准则，让世俗的潜规则没有可资利用的市场。
（三）加强社会治理，强化诉求机制
公平正义、良好社会永远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追求绝对的“无差别”公平正义，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同样建设一个法制绝对良好的社会，也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法制永远追求的是社会大众群体的公约数，不是一个平均数。由于社会负性情绪在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都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这道阀门有效进行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这也是党中央一贯坚持要将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置于当今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刚性要求之下。
面对社会负性情绪，可以借鉴心理咨询中的一条工作原则：即在心理咨询阶段中面对来访者时，有情绪先处理情绪，然后再处理问题。因为焦虑、抑郁、恐惧等高度情绪化状态下难以保持理性思考，反而会扰乱心智，所以，人们在这种情绪中很难做到理智的思考。只有当情绪得到宣泄和处理时，人民才会逐渐恢复冷静，才会逐渐理性平和。
负性情绪与理性平和之间有一道阀门，这个阀门就是诉求机制。所谓“诉求”，即是向目标受众诉说，以求达到所期望的反应。由于社会负性情绪在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都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这道阀门有效进行调控。当“洪水”累到一等程度的时候，就需要开闸进行“泄洪”。其中最有效的阀门就是能够让洪水引导到合理的渠道中来，而不至于漫天灌溉。这就是需要强化社会诉求渠道的建设问题。在社会治理建设模式中，需要拓宽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建立科学有效的常态化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这才是诉求渠道的建设问题。如果只是一味对于民众的诉求采取堵的方式，只会积累问题，最终激发双方矛盾。即使社会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民众有正常的诉求、宣泄以及表达的渠道，并且这个渠道是通畅的，那么民众也会是理性的。因此，社会治理允许民众愤懑情绪的存在，并且引导民众通过合适的渠道和方式得到发泄，不能对凡是引起冲突的因素一概否定。
（四）完善保障体系，塑造民众韧性
从哲学领域而言，理性平和是个体心理平衡状态下的一种完美表现。心理失衡是必然的、也是绝对的，而心理平衡是相对的。心理的平衡与失衡之间维持着微妙的转化关系，这其中心理韧性起着关键的作用。所谓心理韧性指的是个体在遭遇挫折情境下由心理失衡转变成心理平衡的能力，属于一个内在的保护性因子，表现为个体为促使其自身的和谐发展，调动一切保护性资源实现良好适应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潜能[17]。个体在外在需要的驱动之下心理极有可能发生失衡，但是每个人也都有适应内外环境并保持良好动态平衡的能力。尤其表现在个体面对灾难之时，有些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心理韧性成长更加适应、和谐。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具有情绪控制、积极认知的功能[18]。因此，每个人都有保持内在心理平衡的动力。然而，心理韧性从根本上来讲属于个体内在不断成长的积极力量。这种内在积极力量除了个人内在潜能的积极应对之外，还需要强大的社会保障系统，其中对于国家而言，就是保障体系建设。
亚山每拿下一笔广告单，便很有成就感地找我吃一顿，他无比憧憬着能承包或建设广告牌：“你不知道，拥有几个广告牌，每个月就啥也不干，按日子数钞票。”
所谓保障，即成员之间的某种意义上的交互动态的有限支撑和支持。其中，“有限”一词真实反映了保障体系的内在属性。即使如此，保障体系也不只发达国家的专利，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当然，有限的保障体系应该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随着保障体系的完善，尽管遭受不幸事件的冲击、自然灾害和内心矛盾冲突等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有助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与心理扶持，民众自然而然建立对抗击危机事件的能力，建立对危机的心理韧性，而不是心理失衡，情绪与情感崩溃，社会戾气滋生，有悖于“理性平和”目标。因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理性平和的根本保障。
（五）培养良好人格，促进社会整合
理性平和首先强调的是思维，其次才是人格，但是思维是人格的附属之物，是从属人格的。一个人的人格是会影响自身的行为和认知，当人格不健全时，他的行为和认知会就会出现偏差。正如之前所述，理性平和的产生不仅依靠思维活动或者理性思考，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个人格的实现，这种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理性思维的积极重建，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达。不管从哪个层面说，“失衡的社会心态”的存在，对于我们党中央建设新型社会治理格局产生挑战，更深刻的是警醒。它反映了当前社会背景下人们面对社会危机的心灵脆弱，也隐藏着人格完善的路径，那就是：我们不能仅仅在社会公平正义、法制健全、保障体系等方面着力，而忽视民众人格培育的工作。这其中就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合理的教育机制、良好的教育环境，以及培育民众包容、接纳、自我接受的社会心态，特别实现个人与社会的整合。其最终目的培育符合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整合就是从个体需求与社会需求的整合，不仅需要关注个体低层次的满足，也要发展社会中大我。当前社会的确存在比较典型的奢靡之风，追求物质满足，沉迷莺歌燕舞的状态。民众一旦放弃精神上的追求，很容易受到物质诱惑而左右内心情绪。这并不是一种理性平和的状态。真正的理性平和绝不是仅仅满足于简单的物质满足，还应该需要找到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成长之路。因此，只有实现个人与社会的整合，人类本身具有深层次的个人的死亡、孤独、生存焦虑等终极存在的体验，才会最终得到解决。为此，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一方面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个人待遇问题，但同时需要加大精神教育和社会典型良好风向的指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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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Connotation, Valu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ational Peace
XU Wen-Ming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Center, Jiaying University,514015,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value of rational peace can not only be located in the adjustment of subjective cognition, but also should include the "organic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inner self-cultivation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Therefore, the connotation of rational peace includes cogni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ety.In the new era, rational peace is the touchstone of the policy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he soft strength of the mental quality of the national people, and the psychological guarantee for dealing with th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 people.The cultivation of rational peace should be realized by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eeking fair and justice, shaping a legal society, building a good society, strengthening social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the mechanism of appeal, perfecting the guarantee system and shaping the tenacity of the people, and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develop social work and manage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reason; peace; value; path of re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2X(2019)02-00121-08
收稿日期：2019-02-18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专项）：“理性平和”的现代内涵、价值和实现路径（2018JKSJD97）。
作者简介：徐文明（1985-），男，江西永新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青年心理。
责任编辑：赖志超
标签：理性论文; 平和论文; 社会论文; 认知论文; 心理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嘉应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专项):“理性平和”的现代内涵; 价值和实现路径(2018JKSJD97)论文; 嘉应学院心理咨询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