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种群形态分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种群,形态,地理,度量,中华,蜜蜂,春兰。
种群形态分化论文文献综述
白义[1](2016)在《中国疣蝗的形态变异、遗传分化以及种群动态历史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大尺度地理区域内研究广布种的物种形成、扩散以及演化规律,是生物地理学、进化生物学和生态学所关注的前缘科学问题。疣蝗(Trilophidia annulata)隶属于直翅目(Orthoptera)斑翅蝗科(Oedipodidae),疣蝗属(Trilophidia),在中国广泛分布于海拔2000米以下的草地、开阔河滩以及农田等环境中。研究蝗虫广布种——疣蝗在我国复杂的环境中的分布规律,种群在不同环境中形态和遗传上的分化,种群的发生与扩散规律等问题对于认识我国昆虫的物种形成、种群扩散规律及其与气候、环境变化规律的相关性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论文包括3部分研究内容:1.疣蝗前后翅形态变化研究运用几何形态测量学方法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分析疣蝗前翅和后翅在不同地理种群间的变化规律及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通过建立疣蝗前翅和后翅的主要差异与环境因子的主要成分之间的回归关系,分析地理环境因子对疣蝗前后翅的大小和翅型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疣蝗39个地理群间的前翅和后翅在大小上存在显着差异;翅型方面,39个地理群间前翅的形态存在显着差异,而后翅的形态差异不显着。结合地理环境因子发现,在低纬度地区,年平均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的环境中,疣蝗前翅和后翅较小,前翅翅型特征为较短,翅末端较钝。而在较高纬度地区,年平均温度较低,较为干燥的环境中,疣蝗前翅和后翅明显较大,前翅翅型特征为较长,翅末端向外突出。疣蝗体型大小的变化规律与前后翅大小的变异规律呈现显着正相关。分布在北方干燥地区的疣蝗具有较大的体型,较长的翅,而分布在南方湿润气候以及东南和西南山地中的疣蝗,体型较小,翅较短,其体型和翅的大小随纬度的渐变规律,符合生态地理学中的伯格曼定律。2.疣蝗的谱系地理学研究对中国境内疣蝗15个地理种群的mtDNA信息进行分析,通过测定疣蝗每个地理种群的多个个体的COⅡ(684bp)和ND5(724bp)基因序列,运用谱系生物地理学的方法,分析疣蝗的mtDNA中COⅡ-ND5(1408bp)基因在不同地理种群间的遗传差异,进而探讨疣蝗不同地理种群的遗传分化、种群动态规律,推断种群的发生与扩散规律。结果表明:疣蝗种群中单倍型数量较多,占全部数量的95.77%。单倍型分析显示分布在北纬30度以南的多山地区的种群具有较高的单倍型多样性(Hd)、序列多样性(S)和核苷酸多样性(π)。15个地理种群间遗传分化指数(Fst)介于-0.0226-0.8675之间,平均为0.3057,大部分种群间都达到了显着分化的水平(P<0.5)。其中平均分化指数较高的为叁亚(SY)种群,分化指数为0.5931,以及分布在北方各地的种群,分化指数均大于0.5。分布在北纬30度以南的种群以及云贵高原的种群,遗传分化指数则相对较小,但也都达到显着分化的水平。基因流(Nm)与Fst值相对应,较小的Fst值,意味着较大的Nm。以上分布在北方的种群基因流较小,说明这些种群相互之间较为独立。而分布在北纬30度以南的种群,基因流较大,种群之间交流较多。运用贝叶斯法(BI),最大简约法(MP)和最大似然法(ML),对疣蝗15个地理群获得的71个单倍型分别建树,结果将71个单倍型划分成6个进化枝,其中Cladel主要是海南叁亚(SY)种群,在叁种分析中自举值达到了 90%。Clade 2主要是云南宾川(BC)种群和河南南阳(NY)种群,叁种分析中的自举值也达到90%。Clade 3和Clade4在叁种分析中自举值很低,进化枝划分的可靠性低。从地理分布看,Clade 3主要是华南和西南种群,而Clade4主要分布在以秦岭为中心的华北,华中地区,秦岭山脉对疣蝗种群交流的阻隔效应有限。Clade 5在叁种分析中的自举值达到70%以上。Clade 5主要为分布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陕西府谷种群(FG)和宁夏银川种群(YC)。Clade 6在叁种分析中的自举值也很低,其进化枝的划分不甚可靠,从地理分布看,Clade 6主要有云南景洪种群(JH),以及陕西长安种群(CA),与Clade2相似,这些种群在地域上无直接联系。15个地理种群的71个单倍型网络分析表明Cladel作为岛屿种群,在数个中间向量的支撑下与其他进化枝较早分开。Clade2中单倍型数量较多,从HaP40中分支形成独立的进化枝,其根部与Clade3较近。Clade3中的单倍型较多,而且单倍型之间呈多层嵌套,单倍型间的关系复杂。Clade4中单倍型较多,以陕西佛坪种群(Hap17)和山东蓬莱种群(Hap 45)为根部,呈辐射状单倍型分布。Clade 5以Hap45为根部,在一个中间向量的支撑下,以Hap15为中心向外扩散形成数个分支。Clade 6中既有长安种群,又有云南景洪和宾川种群,而且由多个中间向量支撑。种群动态分析可知,Clade 3和Clade 5两个进化枝各自经历过快速扩张。Clade 2,Clade4 和 Clade6 的 Fu's Fs 检验均为不显着,认为 Clade 2,Clade4 和 Clade6进化枝相对保持稳定。对疣蝗种群的分异时间进行估算,大约为第四纪早期的2.5Myr年前,海南种群作为独立的一支分开(Clade1),受岛屿隔离影响,形成独立种群。Clade2与其他进化枝的分异时间是1.115Myr年前。与系统发育树一致,Clade2中的几个单倍型在地域上基本没有直接联系。Clade3和Clade4与其他进化枝的分异时间大概为0.36Myr年前。可能受第四纪冰期和间冰期影响,种群之间融汇较多,进化枝无法有效分开。Clade 5与其他进化枝的分异时间大概为0.053Myr年前,说明Clade 5中的种群为末次冰期以来,向北扩散形成的,结合单倍型网络分析可知,西北黄土高原的种群主要由山东等地的华北平原扩散而来。Clade 6分异时间大约为1.115Myr-0.731Myr年前,并不是独立的一支,既有云南景洪种群、也有陕西长安种群,以及广东南岭种群,与Clade2较为相似,说明这些单倍型形成较早,为早期种群。3.形态和分子数据研究结果的比较运用UPGMA法分别对疣蝗的形态数据和遗传数据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基于前翅形态的分析结果与基于遗传数据获得的结果不甚相同。也即疣蝗的翅型变化并不一定反映为遗传结构的差异性。从遗传结构分析可知,西北黄土高原的种群能够与华北等地的种群进行有效划分,而形态变化规律并不支持这一结果。从遗传信息看,海南岛种群能够与其他地理群完全分开,而形态方面,海南岛种群与华南地区种群则混合在一起。但是一致的规律是无论是形态的信息,还是遗传的信息,分布在华南、西南湿润地区的种群基本与分布在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种群完全分开,这符合谱系生物地理学的渐进变化规律,相邻种群由于彼此间的基因流而趋近于遗传结构更加相似,距离越远,种群间的遗传差异越大。(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16-05-01)
杨熙,周伟,李旭,李奇生[2](2013)在《不同地理种群东方墨头鱼(Garra orientalis)的形态分化》一文中研究指出为确认分布于闽江、珠江、红河水系和海南岛的东方墨头鱼居群间存在的形态差异是否达到亚种或种的水平,该文将采自上述4个水系共72尾标本根据水系分为四组,比较了10个外部形态特征,并运用多变量形态度量学方法,对13个框架结构特征和23个常规特征进行分析。主成分分析结果散点图显示,海南岛居群相对集中,但仍未能与其他3个水系居群完全区分,而其他3个水系居群则完全混杂在一起。该研究结果表明,形态特征比较和形态度量学分析难以区分东方墨头鱼的不同地理居群,其种或种下分化研究需借助于分子生物学方法。(本文来源于《动物学研究》期刊2013年05期)
沈雪莹,刘彤,曾晓玲,张卫宾[3](2011)在《天山北部拟南芥种群间形态和物候特征的选择分化》一文中研究指出将从天山北部不同地理区域采集的7个拟南芥种群在同质园中种植,研究干湿2种处理下不同种群的表型分化特点及其自然选择特征,分析拟南芥在不同地区表型分化的可能机制。结果表明:实验观测的株高、株高/根长、分支数等9个特征在种群间差异显着,其中分枝数、果实总数、株高/根长、成熟时间以及间隔时间5个特征在交互作用下呈现出显着差异。聚类分析发现2种处理下都将干旱地区种群归为一类,湿润地区的种群归为另一类,种群间特征的多重比较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干旱还是湿润处理,自然选择对拟南芥各种群的株高、分枝数、莲座叶大小、株高/根长、叶片数等特征的选择均定向增加;干旱处理下,对额敏种群的开花物候的选择定向减小,而湿润条件下对青河2繁殖时间(间隔时间)的选择则为定向增加。总结认为:天山北部拟南芥种群间株高、分枝数、株高/根长、果实总数、开花时间、成熟时间、间隔时间、莲座叶大小和开花时叶片数已经发生了遗传特化,降水是其发生的主要环境因子,自然选择是种群间表型分化主要动力,但不排除地理隔离的因素作用。(本文来源于《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11年04期)
周伟,李旭,李燕男[4](2010)在《云南原缨口鳅属鱼类不同地理居群形态差异及分化》一文中研究指出将采自中国云南的249尾原缨口鳅属鱼类标本以采集地分为13组,共测量20个常规性状,应用多变量形态度量学方法比较其形态差异。结果表明,全部标本可以水系分为3群,分别命名为澜沧江群、李仙江群和元江群。它们之间的差异系数均超过亚种水平的临界值(1.28),而且各群间的主成分分值散点间没有过渡中间类群。所以,3群应是3个不同的物种。根据原始文献描述的越南行政分区,推测李仙江分布的原缨口鳅属鱼类应为Vanmanenia tetraloba(Mai,1978),而元江分布的应为Vanmaneniastriata Chen(1980)。澜沧江中分布的原缨口鳅属鱼类标本以体型扁平、偶鳍宽大和头部骨骼小等特征组合区别于V.tetraloba和V.striata。经验证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唯一标本证实,采自禄劝掌鸠河的原缨口鳅属标本不是V.tetraloba,而应是平舟原缨口鳅V.pingchowensis。(本文来源于《动物分类学报》期刊2010年01期)
母华强,张泽钧,张明春,黄小富,胡锦矗[5](2009)在《四川藏鼠兔头骨形态的种群分化》一文中研究指出种群分化是物种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研究微进化过程的核心内容。为探讨地理隔离对小型兽类种群分化的影响,本文系统比较了四川西部3个隔离藏鼠兔Ochotona thibetana种群在头骨形态上的异同。结果表明在所测量的19个头骨形态指标中,岷山与邛崃山、邛崃山与凉山、岷山与凉山的藏鼠兔种群已分别在9、14及4个头骨变量上存在明显差异,颧宽、眶间宽、鼻骨长等变量是导致该3个山系藏鼠兔种群头骨形态发生分化的主要变量。由于藏鼠兔在各山系内部属一较为常见的物种,分析认为其头骨形态的种群分化可能与隔离状态下局部环境差异导致的选择压力不同有关。本研究揭示了在进行藏鼠兔等小型兽类种及种下阶元划分时,除数理统计手段引入的必要外,尚应充分考虑不同地理区域种群可能已产生的局部分化。(本文来源于《四川动物》期刊2009年03期)
朱翔杰,周冰峰,吴显达,徐新建,王青[6](2009)在《龙栖山中华蜜蜂种群分化形态遗传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对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华蜜蜂31个形态指标进行测定,发现6个形态指标存在显着差异.与周边地区人工饲养的中华蜜蜂相比,龙栖山野生中华蜜蜂的翅长、蜡镜长、蜡镜间距分别为8.6655、1.1568、0.2083 mm,分别减少0.0728、0.0382、0.0730 mm;翅脉角D7为95.6°,增大1.8°;翅脉角N23和J16分别为83.3°和101.2°,分别减小4.0°和3.2°(P<0.05).对采用判别式分析得到的样点重心的判别函数值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龙栖山中华蜜蜂已从周边地区的中华蜜蜂种群中分化,形成独立的种群.(本文来源于《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09年01期)
朱翔杰,周冰峰,吴显达,徐新建,王青[7](2009)在《大门岛中华蜜蜂种群分化形态遗传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华蜜蜂种群遗传分析是中华蜜蜂种质资源研究、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基础。通过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的大门岛以及相邻大陆的中华蜜蜂形态遗传分析,发现大门岛中华蜜蜂与大陆的中华蜜蜂发生种群分化。这对进一步揭示中华蜜蜂生态隔离规律,种群形成机制,中华蜜蜂微进化动力等蜜蜂种群遗传学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来源于《中国蜂业》期刊2009年01期)
张小谷,熊邦喜[8](2008)在《鄱阳湖蒙古鲌种群形态分化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对采集于7个样本点(南北港、谷山湖、新妙湖、溪口湖以及鄱阳湖星子水域、都昌水域和波阳水域)的126尾蒙古鲌(Culter mongolicus Basilewesky),体长189.93-397.48mm,选取14个传统测量特征值、24个框架结构度量特征值进行测量,13个特征点进行几何形态分析。结果表明,鄱阳湖7个蒙古鲌样本可分为2个样本组,它们是:(1)鄱阳湖波阳水(本文来源于《中国鱼类学会2008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期刊2008-12-05)
王志存[9](2008)在《基于微卫星标记与形态数据的秦岭地区日本弓背蚁种群分化和生物地理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日本弓背蚁(Camponotus japonicus Mayr)隶属于膜翅目(Hymenoptera)、细腰亚目(Apocrita)、针尾类(Aculeata)、蚁总科(Formicoidea)、蚁科(Formicidae)、蚁亚科(Formicinae)、弓背蚁属(Camponotus Mayr),它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性昆虫,广泛分布于亚洲(国外分布于日本、前苏联、朝鲜和东南亚,国内各地均有分布)。我国对于日本弓背蚁研究的资料不多,之前有人研究过日本弓背蚁的亲系识别、社群生活史、脑部超微结构、群体结构和营养成分等。秦岭横贯中国中部,是我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黄河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古北界和东洋界的交汇和过渡地带,其动物区系南北过渡、东西承接,古北、东洋两界动物区系成分在此相互渗透、交错重迭。微卫星DNA即简单重复序列,是一种遍布于真核生物基因组的重复序列,具有高度的多态性和灵敏度,已成为遗传多样性研究和分子遗传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当前种内变异研究中分辨率最高、揭示力最强的细胞核DNA标记。特别是对于一些基因组DNA相对较少的昆虫,利用微卫星DNA等位基因位点的多态性和灵敏性进行遗传学分析时,更能体现其优越性。本文基于微卫星与形态数据,对秦岭地区20个日本弓背蚁地理种群之间的亲缘关系进行了较全面地分析,以探讨秦岭地区日本弓背蚁的种群分化及地理演化关系。本实验从9对微卫星引物中筛选出4对多态性丰富的引物,对秦岭地区的20个日本弓背蚁地理种群的基因组DNA进行扩增,得到216~361bp的扩增产物。根据形态学数据用SPSS13.0软件进行聚类分析与方差分析。依据微卫星DNA扩增产物,用POPGEN32软件进行了中性测试、哈代温伯格平衡检验;计算了等位基因频率、等位基因、有效等位基因、群体杂合度、多态信息含量、群体的遗传距离。依据群体遗传距离用邻近结合法(neighbor joining method,NJ)和非加权组对算术平均法(unweightedpair-group method with arithmetic average,UPGMA)聚类分析,籍以探讨秦岭地区20个日本弓背蚁地理种群的形成和演化。得出的结论如下:通过对秦岭地区20个日本弓背蚁地理种群的微卫星DNA扩增产物分析表明:(1)20个地理种群在4个微卫星位点的中性测试,其值在95%置信区间之内,属于中性位点。说明4个微卫星位点在20个地理种群中受到的自然选择压力小,种群分化不明显。(2)20个地理种群的群体平均杂合度在0.1875~0.5000之间,属于中度杂合群体,期望杂合度和观察杂合度结果基本一致。由此说明20个种群的基因交流比较频繁,没有出现因近亲交配而出现的杂合度降低。而在所有位点的哈代温伯格平衡检验表明只有5个种群处于哈代温伯格平衡,而其余15个种群则处于不平衡状态。这可能与较小的群体规模、近交和远系繁殖、选择以及存在无效等位基因等因素有关。(3)20个地理种群中有13个种群的多态信息含量在0.25~0.5之间,属于中度杂合群体;有7个种群的多态信息含量小于0.25,属于低度杂合群体。说明20个地理种群的变异程度较低。(4)在20个地理种群之间的遗传距离中:种群4(平顶山)和种群9(榆林)与其他种群的遗传距离较大,已经达到亚种以上水平;而其他种群之间的遗传距离则相对较小。说明平顶山、榆林种群与其他种群的遗传分化较大,而其它种群之间的遗传分化程度低。种群之间的遗传一致性指数则相反。依据形态学数据,对20个地理种群的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20个种群在形态上并没有显着性差异,说明依形态学数据种群分化不明显。通过聚类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依据形态学的聚类还是依据遗传距离的聚类,主要是依据地理位置的邻近、环境的相似而聚到了一起。比如在形态学聚类中,户县、佛坪、周至、眉县聚到了一起;叁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聚到了一起,我们知道这些地点地理位置就是相邻的。而基于遗传距离的聚类也有类似的结果,如秦岭西段与东段的种群各自优先聚合,然后东西段的类群再聚合到一起。还有宁强、佛坪、略阳、周至都是在山区所采;平顶山、商洛市、榆林、商南则主要是在郊区所采,这些类群聚到了一起,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而用类平均法(UPGMA)与邻位结合法(NJ)的聚类则没有多少的区分。但是基于形态学数据的聚类与基于遗传距离的聚类分支内部还是有差异,说明形态特征与遗传变化的不一致性,这可能与20个种群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经历的地质事件的不同、取样数量以及形态特征还没有成为稳定的遗传特征等诸多因素有关。日本弓背蚁在中国都有分布,但尤以北方种群数量更大,所以北方可能是日本弓背蚁的起源中心。依据形态学数据的聚类分析,榆林种群与其他种群的相似性最差;从遗传距离看平顶山、榆林种群与其他种群的遗传距离最大,说明这两个种群与其他种群的亲缘关系远。榆林是我本次取样最北的一个类群,所以榆林种群可能是一个高度特化的类群。从本实验的结果看,无论是秦岭南北种群还是秦岭东段与西段的种群相互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聚合,说明高大的秦岭山脉并没有明显的阻挡日本弓背蚁的基因交流,或者说秦岭地区的日本弓背蚁种群之间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分化。(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08-05-01)
罗涛[10](2007)在《重庆地区野生春兰(Cymbidium goeringii)的种群分布、群落特征及形态结构分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为了弄清重庆地区春兰的生存现状,探索兰花形态结构上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进而探讨春兰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策略,本论文对重庆地区春兰的种群分布、群落特征以及形态结构差异进行了研究。本实验对大巴山、武陵山及其周边地区的野生春兰进行了研究。具体调查及采样地点包括城口县(厚坪乡、岚天乡、东安乡)、巫溪县(下堡镇龙安村、上磺镇黎平村和青砖村、白果林场、胜利乡龙水村)、奉节县(兴隆镇高台村、地缝村)、武隆县(仙女镇中心庙)、黔江县(正阳镇)。研究内容包括重庆地区野生春兰:1)种群的大小及空间分布格局;2)个体间及种群间的形态分化;3)群落的物种组成、生物多样性水平、群落的数量分类和排序;4)种群间的解剖结构分化。经过研究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种群分布:春兰既可以分布于天然林,也可以分布于人工林。本实验中春兰的14个种群中有9个(64.3%)是在人工林中找到的;并且春兰种群密度最大的5个种群所在的群落皆为人工林群落。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采样误差,因为交通方便又容易采样的地方往往是人工群落;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的人工干扰较大的地方灌木层和草本层更容易为农民所采集和收割,从而间接增强了春兰在群落中的竞争力,使得春兰比在天然林中更容易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而且春兰种群的密度大小表现出与群落中壳斗科植物的密度及群落中灌木层草本层的盖度有关,与群落中壳斗科植物的密度成正相关,而与群落中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盖度成负相关。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在2×2的样方中,春兰呈聚集分布;在10×10的样方中,春兰呈随机分布;在100×100的样地中,春兰又呈聚集分布。2)群落特征:春兰的伴生群落中共有维管植物64科105属123种。通过对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分析显示,14个群落中,属于天然林的那5个群落乔木层具有更高的物种多样性。因样地跨越了较大的纬度范围,而且许多样地都位于不同的山系,所以伴生群落并没有出现物种多样性随海拔高度或纬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春兰的伴生群落可以用TWINSPAN划分为7个群丛。用DCA排序的结果表明:DCA第1轴代表水湿条件,DCA的第2轴代表土壤的酸碱性。排序的结果反映了群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表明土壤的酸碱性和样地的水湿条件是决定伴生群落植被类型的主导因子。在空间结构上,春兰的14个伴生群落中,大多数样地的乔木层可以划分为叁个亚层。群落的欧氏距离聚类图,基本能够反映出群落之间的地理关系并能从一定程度上反应其相似性。3)外部形态分化:在春兰的14个种群内,每个种群内取代表性的成年植株20株,不足20株的种群则全部选取,对每株测量其营养器官形态性状指标8项、对有花的植株测量其繁殖器官的形态性状指标25项。用SPSS的one way过程对这些形态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分别根据测量营养器官所得到的数据和测量繁殖器官所得的数据,用SPSS的Hierarchical cluster程序作春兰的个体聚类图。再根据所有个体数据算出每个种群的平均值,用Hierarchical cluster程序作春兰的种群聚类图。把根据营养器官所得到的各组数据图表与根据繁殖器官所得到的各组数据图表进行分析比较,根据其种群间表型的变异和种群内表型变异的比较,从而完成春兰形态分化的研究。结果表明:春兰无论是在种群内还是在种群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外部形态特征分化。对于营养器官来说,无论是在种群内还是在种群之间都已经有了比较显着的差异;在种群水平上,长江以北的春兰种群和长江以南的春兰种群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分化;种群之间的变异大于种群内部的变异。对于生殖器官来说,春兰的个体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分化,但在种群水平上没有出现长江以南与长江以北截然分开的现象,在种群水平上表现出来的变异小于种群内部的变异。因为营养器官具有更大的环境可塑性,而繁殖器官具有更大的保守性,所以本实验认为根据生殖器官形态分化所得到的结论更可信。综合分析认为,春兰无论在个体水平上还是种群水平上都存在较高的遗传变异水平,但其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种群之内。因此,可以这样推论:从遗传上说,春兰并没有表现出因为遗传多样性降低而走向濒危的趋势,那么春兰易危的主要原因可能不在于遗传方面的,而可能来自于其他方面。4)解剖结构差异:每个种群选择有代表性的5个植株,每株取完好的、无病虫害的根3根,采用传统石蜡切片法制作根的永久切片,用Motic显微镜系统观察、拍照,用标尺测量各种结构和细胞的大小;用SPSS的one way过程对这些形态指标进行方差分析,通过方差分析发现,本实验所调查的根的12项结构指标中,有50%的指标在个体之间差异达到了显着水平,表明根的结构对环境的响应是比较灵敏的。另外50%的指标则比较保守。用Hierarchical cluster程序做种群间在结构特征上的欧氏距离聚类分析,其结果与根据根叶的外部形态指标所作的聚类图基本相似。这就丛结构上证明了春兰的营养器官具有更大的环境可塑性,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通过外部形态分化所得出的结论。(本文来源于《西南大学》期刊2007-05-20)
种群形态分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为确认分布于闽江、珠江、红河水系和海南岛的东方墨头鱼居群间存在的形态差异是否达到亚种或种的水平,该文将采自上述4个水系共72尾标本根据水系分为四组,比较了10个外部形态特征,并运用多变量形态度量学方法,对13个框架结构特征和23个常规特征进行分析。主成分分析结果散点图显示,海南岛居群相对集中,但仍未能与其他3个水系居群完全区分,而其他3个水系居群则完全混杂在一起。该研究结果表明,形态特征比较和形态度量学分析难以区分东方墨头鱼的不同地理居群,其种或种下分化研究需借助于分子生物学方法。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种群形态分化论文参考文献
[1].白义.中国疣蝗的形态变异、遗传分化以及种群动态历史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6
[2].杨熙,周伟,李旭,李奇生.不同地理种群东方墨头鱼(Garraorientalis)的形态分化[J].动物学研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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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母华强,张泽钧,张明春,黄小富,胡锦矗.四川藏鼠兔头骨形态的种群分化[J].四川动物.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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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小谷,熊邦喜.鄱阳湖蒙古鲌种群形态分化的研究[C].中国鱼类学会2008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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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涛.重庆地区野生春兰(Cymbidiumgoeringii)的种群分布、群落特征及形态结构分化研究[D].西南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