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内涵界定、时代背景、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四个方面研究族裔散居这一文化现象。研究发现，流散的内涵界定应该超越其历史内涵，赋予其新时代所带来的新内涵，但其内涵拓展也不能宽泛无度。流散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尤其常见，它既能够以本土文化质询全球化，同时又能够以世界主义的高度超越本土文化的局限性。在全球化语境下，族裔散居群体的身份归属是多重的。社会身份解域化带来了重叠的、可渗透的多重社会身份认同体系，以地域、种族为坐标建构社会身份的时代已经结束。因此，族裔散居群体在文化认同上批判了静止的、单一的、同质化的民族文化认同模式，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动态的、多元的、异质性的混合文化建构模式。
关键词：族裔散居；全球化；解域化；文化混合
1.“流散”的内涵演变及界定
关于“流散”一词的褒贬，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从词源上来看，流散一词是褒义的，它的意思是“播种”。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希腊人的流散则意味着殖民与领土扩张。上个世纪末学界对流散的理解大多来自对犹太人大流亡的灾难性解读。虽然犹太人大流亡在族裔散居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只是众多族裔散居类型中的一种。罗宾·库恩(Cohen，1997)和亚娜·埃文斯·布拉赛尔(Braziel，2008)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全球族裔散居概论》一书中，库恩(Cohen，1997)指出，犹太人流散是多种多样的，研究者不应该一概将其界定为被害者的逃亡。犹太人流散也包含部分自愿的商旅流散。另外，学界对于犹太人的巴比伦流亡经历的研究有失偏颇。库恩(Cohen，1997)认为，虽然巴比伦一直是压迫、奴役、流亡和无家可归的代名词，历史上流落在巴比伦的犹太族裔散居群体却因为融入一个内涵丰富的异域文化而获益匪浅，成为文明、文化和学识的中心。对于那些对故国文化依依不舍的犹太人，巴比伦流亡也给了他们一次远距离审视其历史与传统的机会。因此，流散一词在内涵上是中性的，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它有着不同的含义。
学界关于流散的争议不只是它的词义褒贬，还包括流散类型和范围的界定问题。1991年，威廉·萨佛朗创办了名为《离散》的期刊，并发表文章《现代社会中的族裔散居》。在该文中，他提出了流散的几个基本特征：远离故土，流落异乡；对故国家园的集体记忆与前景展望；客居异乡的无助与失落；对故乡的难以割舍与归家的欲望(Safran，1991：83)。库恩(Cohen，1997)在《全球族裔散居概论》一书中拓展了流散的界定范围。他将族裔散居分为五类：以犹太人、非洲人和亚美尼亚人为代表的受害者流散、以中国人和黎巴嫩人为代表的商旅贸易流散、以英国人为代表的帝国殖民流散、以印度人为代表的劳工流散和以加勒比人为代表的文化流散。库恩对流散这一概念的拓展包含三个层面。首先，他提出了帝国扩张和海外贸易族裔散居的新类型。其次，他指出了族裔散居身份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创新能动性。最后，他也看到了国际范围内相同族裔身份群体间的相互支持和认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范围内大规模的移民、电子传媒的发展和资本、信息、人口的流动对流散概念的界定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布拉赛尔提出的当代流散类型又增加了跨国公司流散、学生签证流散、后殖民流散、难民流散、政治避难流散、经济流散、被滞留人员流散、非法移民流散和国家内部流散等新类型(Braziel，2008)。库恩(Cohen，1997)和布拉赛尔等(Braziel & Mannur，2003)认为学界不仅要超越对流散的历史界定，也要把握好对这一概念放宽的度，不能把移民和任何的人口流动都称之为流散。加布里埃尔·谢费尔认为族裔散居群体的界定取决于主体与客居国、故国的关系。这一群体是否保留故国文化身份是一个界定的重要指标。在他看来，如今学界将旅居国外的游客、移民、工作签证的持有者、政治避难群体和族裔散居群体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Sheffer，2003：16)。因此，流散范围的界定问题目前在学界一直争议不断。笔者认为流散的内涵界定应该超越其历史内涵，赋予其新时代所带来的新内涵，但其内涵拓展也不能宽泛无度。
2. 流散的时代背景：全球化
虽然族裔散居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就存在，但是大规模的族裔散居却是和全球化结伴而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球化带来了更大规模的族裔散居现象。而族裔散居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一股重要力量。启蒙运动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遗产之一，就是坚信人类通过努力终将进入一个大同社会。这一构想认为人类需求和利益具有普遍性。它致力于根除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体系。它认为这些社会结构压制并阻碍了自由、正义和平等的大同世界秩序的实现。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性的主要结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族-国家——已经真正地实现了全球化。
关于全球化社会的起因、特征、影响及未来，安东尼·麦格鲁在《全球化社会？》一章中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但是麦格鲁特别指出，与全球同质化的趋势携手并进的是民族话语的强势回归。二十世纪末，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民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特殊主义的死灰复燃，是一个了不起的逆转，也是最意想不到的转折性事件。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反复暗示本土文化和特殊主义将逐步让位更具普遍性、世界性或国际性的价值观和文化身份。民族主义和种族性这些古老的文化形式终归会在现代性的革命性冲击之下走向没落。但是，全球化带来的似乎既不是简单的“全球化”的胜利，也不是本土化的凯旋归来。虽然全球化在许多方面是西方霸权所主导的，但是它很可能成为一股颠覆西方中心主义的力量(McGrew，1992：61-116)。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较量在族裔散居群体中尤其显著。族裔散居群体一方面代表了大都会的同质化倾向，另一方面也保存着其故国文化的独特性。
在全球化的时代，资金、人口、意识形态等实现了大幅度的流动。关于文化流动的不同维度，阿·阿帕杜莱(Appadurai，1996)在《自由的现代性》一书中进行了论述。他称之为五大景观：人口流动景观(游客、移民、难民、流亡者、访问学者等等)、电子传媒景观(电子新传媒)、技术流动景观(主要指跨国公司的技术流动)、金融流动景观(全球资本、货币市场、证券交易所)和意识形态流动景观(国家意识形态和反意识形态)。他认为，全球文化体系已经超越了现存的中心-边缘模型，正呈现出复杂、重叠、断裂等特征。当前全球文化流动贯穿于以上五大景观之间日益增长的裂缝之中。断裂已经成为全球文化政治的核心特征。当前全球互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的较量。虽然阿帕杜莱认为全球化势必会带来同质化和美国化，但各种大都会势力在入驻本土后往往会经历不同形式的本土化。反倒是一些国家利用民众对同质化的恐惧心理，大肆宣扬全球商品化、资本主义等外在敌对势力的威胁，从而达到掩盖其国内的霸权统治的目的(Appadurai，1996)。由此可见，全球化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并驾齐驱的两股势力。而这两股势力在族裔散居群体身上尤为凸显。族裔散居群体既超越了本土化的局限，又保存着独特的民族文化。
全域旅游是多方面的旅游体验，它打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构建了复合型的旅游产品，实现旅游活动的全方位、全程化。旅游风情小镇则是一个“非镇非区”的空间区域，需要将资源进行集中，便于进行开发。
麦格鲁和阿帕杜莱都呈现出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两股势力的较量，但是他们的研究重心偏重于全球化本身。库恩在《全球族裔散居概论》一书中对全球化的研究更侧重于全球化和族裔散居的关系研究。他认为全球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全球化经济、形式多样的全球移民、全球化大都会、世界主义与本土文化的兴起、社会身份的解域化趋势。关于全球化与族裔散居的关系，库恩认为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早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族裔散居现象已经存在。但是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他认为两者经常结伴而行。在库恩看来，族裔散居贵在能够以本土文化质询全球化，同时又能够以世界主义的高度超越本土文化的局限性(Cohen，1997)。族裔散居群体自然而然地成了沟通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桥梁。全球化从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更大范围的族裔散居现象，而族裔散居群体也充分把握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处于全球化经济最敏感节点的族裔散居群体虽然不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唯一力量，但是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Cohen，1997)。
阿帕杜莱着重强调国家政权和民族之间的断裂性以及全球文化的分裂性，而库恩研究了社会身份解域化的多重社会身份认同体系。库恩也论述了族裔散居群体在社会身份解域化的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库恩(Cohen，1997)指出，社会身份解域化直接挑战了民族-国家运用公民身份的排他性要求民众绝对忠诚这一霸行，并带来了重叠、可渗透的多重社会身份认同体系。从纵向来看，世界是由不同的民族国家与宗教组成；但横向来看，世界却是由一个重叠、可渗透、多重互动系统组成——不是地理位置所标志的社区，而是无数个具有共同利益、信仰、品位、种族和宗教、美食、药品、生活方式、时尚和音乐爱好的共同体。民 族-国家以凝聚所有本土人口向心力、融合吸纳少数族裔为己任。相比之下，族裔散居则意味着多重归属。他们适应，但也抵制民族主义者的信条和规范。然而，最常见的流散状态都没有将归家的欲望、对故国的怀念转化成一个拥有军队、警察、国旗和联合国席位的真正的民族国家(以色列除外)。民族国家和族裔散居要登上的注定是开往不同方向的历史列车。
3. 族裔散居群体的身份归属
在全球化语境下之下，族裔散居群体的身份归属问题变得尤其复杂。他们既不能完全认同客居国的主流文化，又与故国文化之间断了联系。他们的间隙性身份也反映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民族-国家和解域化这两种势力的矛盾和较量。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解域化的多重社会身份时代的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族裔散居现象和解域化也是相辅相成的。
族裔散居知识分子不仅解构了民族文化的虚构性，提出了新型的文化认同模式；他们还提出了独特的文化认同理论。这里主要介绍霍尔提出的加勒比地区文化身份认同理论和吉尔罗伊提出的黑色大西洋反文化理论。
总之，在当今国际社会族裔散居和全球化已经成为相辅相成的两种文化现象。他们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流散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建立起一条连接本土文化和世界主义文化的纽带。
可是，他的小加工厂倒闭，还欠了一大笔外债，他走入人生最黑暗的那些日子，全世界的阳光都离开了他，而且，身边那个好看的姑娘，也因为看不到他的未来，无奈离开了他。
“一心之中自有动静，静者性也，动者情也。”“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这两句话有着同一个核心内容:一是思想贯穿于行动，以静作为心的根本，以活动作为心的方法。二是心兼体用:心的主体是性和理，心的具体是情。性是主体、是根本，情是具体方法。性也就是理，性与情都是来源于心。从修养方面而言，提倡“静”时也就是“未发时”要保持“涵养”，“动”时也就是“已发时”要能“察识”。
族裔散居群体在解域化的时代下所扮演的角色不全是正面的。解域化往往会夸大或者激化族裔散居群体对故国政治的批判或者支持，它也是全球各种各样的原教旨主义的核心所在。由于全球族裔散居群体对故国家园难以割舍的情怀，现存民族-国家与各种族裔散居群体间的不断商榷经常导致暴力甚至是恐怖主义事件。比如锡克教徒要求建立卡利斯坦运动。1984年6月2日，印度总理英·甘地宣布出兵旁遮普邦，对锡克教圣地金庙及其他四十多个庙宇进行围攻，占领了金庙。在这次袭击中，锡克教领袖以及众多锡克教徒被屠杀或逮捕。金庙事件后，英·甘地总理于同年10月被锡克教卫兵刺杀身亡。甘地遇刺身亡之后，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又暴发了新一轮的流血事件。同时，世界各地的锡克教徒族裔散居群体也加入了这一冲突之中。客居加拿大的锡克教极端民族主义分裂分子策划了1985年印航空难事件(Cohen，1992)。
族裔散居群体的多重社会身份归属，注定了他们独特的文化认同模式。族裔散居学者解构了民族文化的虚构性，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文化认同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认同理论。
如果宝宝几种感冒症状同时存在，那是分别选择对症的单一成分的感冒药，还是选择复方感冒药呢？哪种效果更好？
在地域分布方面，15个体育小镇基本分布在“两纵一横”的发展轴附近，如有5个体育小镇分布于江苏大运河体育文化带附近。在建设类型方面，在建体育小镇采用“体育+”的模式，形成了“体育+旅游”、“体育+养生”、“体育+时尚运动”、“体育+文化”、“体育+赛事”、“体育+制造”、“体育+科技”等7种不同的类型。
4. 族裔散居群体的文化认同模式
因此，族裔散居群体在解域化的大背景下，其社会身份归属也是多重的、可渗透的。正是由于这种可渗透的、重叠的社会身份归属，他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
关于民族文化的建构和叙事策略，斯图亚特·霍尔和保罗·吉尔罗伊均有论述。他们解构了民族文化的虚构性。霍尔在《文化认同》一文中，就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进行了精辟的论述(Hall，1992)。霍尔将民族文化的叙事策略归纳如下：首先，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学、媒体和流行文化反复讲述，进而建构起一个虚构的民族叙事。因而就有了一系列的故事、意象、风景地貌、场景、历史事件、民族象征和仪式。这些共同的民族体验，不管是悲伤、灾难还是胜利、喜悦，逐渐被赋予了民族意义。其次，民族文化强调起源、连续性、传统和永恒。民族身份认同代表原始的民族性格，历经历史沧桑却基本保持不变。它是与生俱来的、统一的、连续的和永恒的。第三个策略便是虚构、编造所谓的传统。许多所谓的古老传统往往有着相当近的历史起源。“虚构的传统”往往是指一系列惯例、一种仪式或象征，意在通过重复来灌输某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暗示过去与历史的连续性。第四，民族文化往往以一个神话为基础：一个反映民族起源、民族性格的故事。虚构的传统往往淡化历史混乱与灾难，将其改写为胜利的赞歌。最后，民族文化认同往往象征性地植根于一个纯正的原始民族。但是事实上，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原始民族已经不再是该国的核心民族。全球化的今天，民族文化认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具有一个统一的归属和象征体系。它本身就一个权力制衡的机制(Hall，1992)。霍尔继而从三个方面解构了民族文化认同：首先，现代化国家往往包含着不同的文化，伴随其文化统一的是一个漫长的暴力征服过程，也就是暴力压制文化差异的过程。其次，每个国家往往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性别和种族群体组成。这些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往往被民族文化压制。第三，现代西方国家往往是曾经的帝国或者是新兴帝国主义领域的中心，享受着压制殖民地文化的文化霸权。许多像“英国性”这样的英国民族文化特征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比中形成的(Hall，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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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性”的建构，吉尔罗伊也进行过论述和批判。霍尔分析了民族叙事的基本策略，也对其进行了解构。而吉尔罗伊则以英国文化为例，详细地分析了英国文化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特征。吉尔罗伊在《黑色大西洋：现代性的反文化》一文中批判了当今英国文化的民族主义倾向(Gilroy，2003：49-80)。各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把种族作为无法跨越的界限区别对待黑人和白人文化，坚守民族绝对主义的信条。这种文化内部主义将种族差异绝对化，将英国文化建构为种族意义上的同质结构。吉尔罗伊批判了英国文化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他指出：“这种隐秘的民族主义意味着，他们常常拒绝将种族政治的异质接触或横向变动理解为形成和再造英国民族身份的重要因素”(Gilroy，2003：52)。吉尔罗伊通过跨越大西洋，与加勒比和美洲黑人散居群体进行对比，来理解当今欧洲社会中英国黑人的文化混合与双重意识。吉尔罗伊认为黑人民族主义倾向是一个无所不在的陷阱，幸而黑人学者们能够抵制这一狭窄的视野，放眼全球，将反帝国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结合起来。首先，我们急需重新审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单位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次，不幸的是，文化的整体性和纯正性观念盛行。欧洲地方文化至今仍然被看作人类成就、规范和雄心壮志的普遍标准。现代欧洲美学依然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然而，英国文化的敏感性、多样性和激进性却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从其内部产生出来的。一些关于英国性的影响深远的观念反而是一些像卡莱尔、斯威夫特、斯科特这样的外来者提出来的。比如，霍尔就有大量关于黑人文化历史和理论的著述。种族区分的谬论将黑人视作非人类和非公民，排除在民族身份的概念界定之外，深深激怒了黑人知识分子。吉尔罗伊指出，这些黑人知识分子的著述提出了一种介于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中间性概念。这一概念可以更广泛地运用到文化历史和文化政治中去，因为它们提供了当前盛行于文化批评界的民族主义之外的别样选择。
根据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规定，绿色建筑指标在于：（1）节约能源，利用太阳能并迎合冬夏两季风向[2]；（2）回归自然，让居住环境更加贴合自然环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族裔散居知识分子不仅批判解构了民族文化叙事策略，挑战了“英国性”这一虚构的英国文化属性。他们进而提出了新型的文化认同模式。斯图亚特·霍尔和霍米·巴巴在这方面均有著述。
霍尔在《文化认同和族裔散居》一文中探讨了文化身份认同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文化身份作为同一种族或民族的个人之间、拥有共同历史的集体性身份，是固定的或稳定的。第二种文化身份以众多相似之处以及差异为标志，是不稳定的、可变的、甚至是矛盾的。第一种文化身份强调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代码，认为历史沧桑巨变之下掩盖着的是一个稳定、不变、连续的文化身份。第二种文化身份在认识到许多相似点之外，也看到了深刻而显著的差异性，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我们的身份，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历史已经介入——这些差异正在塑造着我们的身份认同过程。在霍尔看来，身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透明简单。我们不应该把身份看作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相反，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永远不会完成的生产过程。如果说第一种身份是本质化的和连续的，第二种身份则是断裂的和不连续的。文化身份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过程。它既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它长期处于变化之中。文化身份绝不是永远固定在一些本质化的过去之中，而是长期受历史、文化和权力相互制衡的影响。因此，族裔散居知识分子要做的绝不是单纯的文化复苏，而是一种文化定位，对过去的重新叙事与改写。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身份并不是一个不受历史和文化制约的固定不变的本质。它并不是一个内在的没有打上历史烙印的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精神。它不是一个可以最终回归的绝对的、固定的起源。它总是通过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来建构的。文化身份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历史和文化话语之内不稳定的认同和缝合点。它不是文化本质，而是文化定位。这种文化身份政治和文化定位政治是不能保证一个先验的、绝对的文化渊源的。霍尔认为，加勒比文化身份的框架可以表现在两个同时存在的坐标轴上：相似性和连续性；差异性和断裂性(Hall，2003：233-246)。
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断裂性的不止是霍尔，霍米·巴巴在文化差异和文化混合等方面也有著述。巴巴在《文化定位》一书中探讨了原型、模仿、文化差异、文化混杂和文化生存等概念。原型理论是对文化、种族、历史差异认知与否认的矛盾机制。殖民话语的焦虑源于其自身的矛盾性，而其矛盾性也开辟了反抗和能动性的空间性。巴巴将文化差异定义为没有超越意向的对立、矛盾的元素之间持久商榷的过程。巴巴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规模移民、流亡和流散的时代。以种族、性别和阶级差异为标准而区分出来的移民和族裔散居群体生活在一种边缘状态之下。族裔散居群体的阈限性，给予他们重新书写文化和历史的能动性。族裔散居群体的身份认同不能整齐划一地界定，相反，作为处于文化遭遇和谈判之中的分裂文化主体，他们是混合文化的生产者。族裔散居群体超越民族文化之外的间隙性身份反而使他们能够重申其主体性，促进文化的混合化趋势。和霍尔一样，巴巴强调文化混合的动态性和过程性。巴巴指出，我们不应该把民族文化本质化，更不该将其理解为稳定不变的文化渊源。一个静态的、统一的民族文化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时间静止的空间里，现代性的宏伟历史叙事是殖民话语不可避免的孪生兄弟。想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纯属天方夜谭，因为真实而未受污染的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子虚乌有的。相反，我们应该把文化看作一个不断修订和重写的过程。族裔散居群体所体验的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民族文化，而是一个异质性文化混合的持久过程(Bhabha，1994)。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化混合和文化类并现象呢？它是取代四面楚歌的民族文化的创造性源泉，还是因其不确定性、双重意识和相对主义而成为新的文化陷阱呢？萨尔曼·拉什迪为他的《撒旦诗篇》辩解道：“《撒旦诗篇》歌颂人类、文化、思想、政治、电影和歌曲的新奇而意想不到的组合所带来的混和、混杂、交织和转换。它喜欢种族混杂，对强调‘纯正’的种族绝对主义不寒而栗。混杂、大杂烩、不同的东西点点滴滴的混合正是我们这个世界产生新事物的方法。这是大规模移民给世界所带来的伟大可能性，我一直试图拥抱它。《撒旦诗篇》以融合求变、以连接求变。它是献给混合自我的赞歌”(Hall，1992：311)。
库恩以犹太复国运动为例论述了族裔散居群体试图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时代错乱性。库恩(Cohen，1997)指出，犹太复国运动虽然成功了，以色列却一直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其原因如下：犹太人成了西方殖民思想的帮凶，比起受害者族裔散居，犹太人如今更适合帝国族裔散居；犹太人为了复国不择手段，不惜与一些别有用心、声名狼藉的政客为伍；犹太复国运动得出的结论也令人深感不安；该运动尴尬的结论以及令人讨厌的支持者；极端正统犹太教徒拒绝承认以色列，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救世主弥赛亚才可以将犹太散居群体召集起来重建家园；以色列建国虽然给犹太人带来了些许的正义，却给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严重的不公；它采用了以血统来定义公民身份的逻辑，与纳粹犹太大屠杀有着尴尬的相似之处；以色列的昌盛依赖三股外部支援：德国出于犹太大屠杀的愧疚而给予的战争赔款、犹太族裔散居群体的巨额捐款和美国数届政府连续的外交、军事和财政的大力支持。而以色列的存在又使犹太人再一次在出生国与远古故国之间做出归属抉择。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渴望一个以“种族”为坐标的“空间”，以地域来定义社会身份。他们得到的却是一系列的国际大都会、亚文化身份和跨国文化身份，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轻易地以民族国家体系来界定。一个民族主义者不愿意承认的问题是，一些当代群体提出的建国要求在本质上是时代错乱的。
随着全球化大规模移民和电子新传媒的兴起，阿帕杜莱认为民族国家越来越难以保住其霸权地位，在断裂的全球文化体系中，其作用日益衰减。阿帕杜莱指出，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一直以来是一种征战的关系。虽然民族寻求夺取国家政权，同时国家政权也在寻求捕捉和垄断民族文化的界定。在一般情况下，跨国分裂主义者寻求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寻求垄断社会道德资源，断然声称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完美统一，或者把民族文化凅化为不变的、单一的通行世界的文化遗产政治。全球文化政治的一个重要新特点就是国家政权和民族互相厮杀，他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呈现出断裂性。这种断裂性表现在以下两个层次：国家和民族寻求蚕食彼此，正在进行一场想象的战斗，而这正是滋生分裂主义-多数主义的温床。此外，这种分裂性的关系又与全球文化的分裂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世界范围内国家危机重重，险象环生(Appadurai，1996)。
首先，霍尔就构成加勒比地区文化身份的众多在场和缺席提出了他独特的文化认同理论(Hall，2003：233-246)。加勒比文化身份是异质性的混合，源于其与第一世界和众多加勒比岛屿多种文化遗产的关系。霍尔假定加勒比文化身份主要体现在三个文化在场上：非洲文化在场，欧洲文化在场和美洲文化在场。霍尔认为非洲文化在场是被压抑的非洲文化之所在；欧洲文化在场是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知识建构之所在；而美洲文化在场则是新大陆文化对抗之所在，有着克里奥尔化和新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可能性。非洲文化在场是指被压抑的非洲文化。非洲文化在加勒比文化中更多是以不能言说的失语者的身份存在的。它隐藏在每一个日常用语变形、叙事曲折变化的背后。它是重读每一个西方文本的通用密码。西方国家把非洲冻结在一些原始而永恒不变的过去之中。非洲的在场/缺席、寻根/航程都是重要的意指象征。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写道：
族裔散居并不是指一些散居部落为了保全其身份不惜一切代价回归故国，即使这意味着要把其他人置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对族裔性的一种陈旧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理解。我们已经目睹了犹太人对族裔散居的落后理解——以及西方国家的共谋——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命运。我这里要表达的族裔散居体验不是通过本质性和纯正性来界定的，而是通过对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必要认可来界定的。族裔散居身份概念贯穿于差异之中，以混合性为特征。族裔散居身份通过变化和差异不断地创造并自我再创造。(Hall，2003：244)
固定抛光液中AEO的含量为6 mL/L，调整FAOA的含量分别为3 mL/L和7 mL/L，以优化二者的复配比例，提高CMP效果，结果见图7。
霍尔认为族裔散居群体在文化发声的同时，不能再次成为西方霸权主义的共谋，更不能以回归文化本源为目的；相反，他们应该通过动态的文化混合过程进行文化创新。
相比霍尔提出的加勒比地区三个文化在场理论，吉尔罗伊在《黑色大西洋：现代性的反文化》一文中提出了跨越国界的黑色大西洋反文化理论模型(Gilroy，2003：49-80)。他描绘了众多黑人族裔散居学者跨越多个大陆创造出的文化图景。殖民扩张、种族灭绝、奴隶制与契约劳工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黑色大西洋反文化是一个文化接触地带，它对现代性有着深刻的批判意义。吉尔罗伊把行驶在加勒比海上空间，跨越欧洲、美洲和非洲的轮船作为中心意象与象征：
它们是代表它们连接的固定地方之间移动空间的变动因素。因此我们应将它们理解为文化和政治单元，而不是三角贸易的抽象体现。它们的意义不止于此——一种进行政治抗议的手段，也许是一种显著的文化生产模式。船为探索英格兰港口断裂历史之间、这些港口与更广阔世界的接触面的发声问题提供了机会。船也使我们回返到大西洋的中间航程、记忆中的奴隶贸易微型政治及其与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关系。事实上，登上船远航就允诺了一种重新认识现代性与现代性前历史之间正统关系的手段。它提供了一种迥然不同的现代性体验——在于那些同时奠定并塑造了新港文明自我意识的外来文明的构成性关系中现代性的新起源(Gilroy，2003：64)。
由此可见，吉尔罗伊的黑色大西洋反文化理论模型有着生动的意象，那就是跨越欧洲、美洲和非洲的轮船。而航程的意象不仅具有连接历史和现在的功能，还有着连接三个大陆的功能。这不仅有利于理解现代性的起源，也有利于族裔散居群体的文化发声。
5. 结语
虽然族裔散居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早在西方现代化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大规模的族裔散居却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殖民扩张、种族灭绝、奴隶制与契约劳工则带来了一系张、种族灭绝、奴隶制与契约劳工则带来了一系列的流散，比如犹太大流散、非洲大流散、英国帝国殖民流散、印度劳工流散和加勒比文化流散等。在全球化语境之下，族裔散居群体既抵制了全球化文化的同质化倾向，又批判了把民族文化本质化、静止化的民族主义论调。随着社会身份的解域化进程，他们的社会身份认同体系呈现出一种重叠性和可渗透的特征。族裔散居知识分子如霍尔、巴巴和吉尔罗伊建构了新型的文化认同模式，提出了独特的文化认同理论。因此，族裔散居现象推进了异质性文化的类并与混合，给全球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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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Diaspor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diaspora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defining its concept, examining the context of mass diaspora - globalization, understanding how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states has shaped diasporic groups’ sense of social belonging, and their mode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should be renewed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though it should not lose its historical specificity either.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diaspora not only questions the homogeneity of global culture, but also transcends local culture with its cosmopolitan outlook.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diasporic groups have multiple sense of belonging. With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states, diasporic groups have multiple and penetrable social roles. They no longer define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according to geographical space and racial difference.Therefore, the diasporic groups pose a critique against the static,unified, homogeneous mode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present a new, dynamic, plural and heterogeneous mode of cultural hybridization.
Key Words: diaspora; globalization; deterritorialization; cultural hybridization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91(2019)03-091-07
作者简介：黄然，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批评理论、英语文学、文化研究
通讯地址：100049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19号(甲)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人文楼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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