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佛教题材汉画是东汉民间葬俗中的重要内容，它们主要出现在巴蜀、西北、苏北鲁南等地区。佛教与地方社会进行的整合主要通过佛像、佛塔、地狱图、涅槃图、六牙白象图、老子化胡图、舍身饲虎图、六道轮回图等来体现。佛教在善和孝方面调和儒家的思想观念，以老子化胡和幻术等方式扩大佛教的社会接触范围，增强佛教与社会、家庭和个体的互动，吸引社会各界接受佛教信仰。佛像、地狱图、六道轮回图等题材，其道德形上学所追求的伦理目标和新文明模式弥补了儒道两家在死后世界构筑方面的缺憾，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它们走进民间丧葬活动中，帮助民众解决了死后的问题，为民众的丧葬活动增添了新的心理安慰方式。佛教题材汉画留给我们的不光是佛门先驱者早年纵横中土社会的智慧和经验，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佛教初入中土阶段所秉持的那种善于团结和勇于创新的品格。对佛教史分量极重，文献学指标极高的汉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早期佛教；汉画；地方社会；佛教艺术
目前有关东汉佛教的研究，虽然积累了很多可喜的成果，但由于确凿史料极为稀少，佛教初传之迹杳渺迷离、晦而不明，因此研究视野始终无法获得拓展，奉佛前史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一直未获合理完善的解析。比如：丝绸之路贸易背景下的佛教是一种怎样的分布情态？佛教在跟社会接触与地方适应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方略？佛教如何通过与民众建立关系以实现中国化以及浮图地狱信仰是否在东汉已有所传播？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拆除这道长期制约早期佛教史认知的藩篱，更不能弄清佛教初传时期的基本面貌。本文拟以出土的佛教题材汉画为中心，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和讨论。因为随着佛教的传入，东汉民间丧葬画像中的佛教内容越来越多，为我们推判佛教在中土社会传播与适应的具体样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爱国是核心理念和永恒主题，敬业是立身之基，诚信是处世之本，友善是行事之道。”
一、丝绸之路贸易背景下的佛教圣迹分布
佛教题材汉画在现今西南地区、苏北鲁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出土，既构成了汉代丝绸之路沿线鲜明而显著的文化特征，也给我们今天探求东汉佛教传播及佛教与地方社群关系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西南地区以巴蜀为中心，向北辐射到今陕西南部的汉中地区，向南辐射到今贵州北部的清镇地区。出土的佛教题材汉画主要为跟佛教教义有关的莲花、佛塔、佛教本生故事以及佛像等。莲花在佛教里指代佛祖降生，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古印度阿育王时代，就已经出现在弘扬佛法的狮形石柱上了。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巽伽王朝的巴尔胡特和桑奇大塔栏杆上更是刻满了此类图像。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东汉后，莲花图案在西南地区也开始流行起来，珍贵佳品现在出土不少。如在城固一中出土的东汉摇钱树上，佛像位于顶部，着通肩衣，领口镶莲瓣纹案，项光之上为侧立的莲花[注]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摇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第12期。。骨秀气和，精美异常。此外，在泸州出土的东汉陶灯台上，莲花也跟佛像刻绘在一起。佛像眉间饰白毫相，正中为一盛开的莲花[注]黄剑华：《略论早期佛教图像的传播》，《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这些莲花图像，对于研究早期佛教的流布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佛塔乃祭拜佛陀之庙和安葬佛祖舍利之坟，是如来涅槃之盛境和众生礼佛之圣地。早在佛像未创立之前，佛塔已是佛教重要的供养对象。佛教传入中土后，世间所谓之浮图(或浮屠、佛陀)，其意有时就专指佛塔。在四川什邡出土有东汉佛塔画像砖，“这块画像砖的画面中间有一佛塔，两边为菩提树，再往两边又各有一佛塔。佛塔与菩提树相间而刻。”[注]谢志诚：《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像》，《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在汉画像砖上发现佛塔，说明随着佛教的发展，造塔以供养佛舍利之俗已经传入了西南地区。除此之外，佛像为不惜一切普度众生的浮图之造像，菩提树象征佛家的无上智慧，西南地区的汉墓里，出土有较多的佛像和菩提树图像。以上这些图像虽然是对古印度佛教艺术的效仿，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地民众对于佛教的虔敬态度。它们的广泛出现，说明西南地区在东汉是一个佛教活动的核心区。
在汉代大力开发西南政策的支持下，架桥铺路，保证了巴蜀陆路交通的畅达。“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它东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接，西北与陆上丝绸之路相连，西南与南方丝绸之路相交。上述佛教题材汉画出土的区域，正在汉代贸易商队途径西南地区的路线之上。丝绸之路在促进通商贸易的同时，也使西南地区跟西域诸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文化联系，成为佛法传入“之所必经”。当佛教踩着商业的鼓点进入西南地区时，其宗教血液便乘机进入了巴蜀的信仰肌体。
佛教哲学讲求一切诸法如幻如化，皆空无实性。幻是幻现，化是变化，二者假而不真，空而有实，为法空本义之不可多得的喻解。以形象的幻术帮助社会领会法空奥义，成为佛教最基本最常用的方式。因此，佛典中记载有很多似真如幻的奇特故事。如《旧杂譬喻经》中的“壶中人”，《杂譬喻经》中的“瓮中影”，《生经》中的“木偶人”等，都是以幻术喻虚空的杰作。毫无疑问，眩人耳目法术表演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其令人颖异的奇幻话题在给民众送去强烈心理震撼的同时，有关浮图法力无边的传闻也极易在世间流传而引发民众的兴致。那令人瞠目结舌的演出，因能极大地满足时人求新求异的情感需要而激发人们对浮图生出无限尊崇和向往之情。这些都为佛教在中土扩大影响，向社会各个阶层渗透做了有效铺垫。在这个意义上讲，汉画对佛教富于变化和具有离奇特质的幻术进行呈现，目的在于宣扬佛教思想。当然，现在从徐州铜山汴塘和山东台儿庄出土佛式香炉汉画像石、新都汉画像砖上西王母有肉髻、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摇钱树上西王母带白毫及泸州出土东汉石棺上西王母有头光等判断，佛教在向社会靠拢的过程中，儒道二家也受到了佛教的浸染。
首先，用善和孝将佛教教义跟儒家思想统一起来，消除了社会接受佛教的障碍。佛教题材汉画中多见六牙白象内容，至今发现的画像石至少有三例。除上文述及的山东滕州一例外，在徐州也发现了两例。这两例现收藏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编号分别为三号和四号。三号石画面分上下两格，僧侣骑象图位于下格，大象露出侧面的三颗牙齿，另外三颗牙被遮挡着。四号石画面分上、中、下三格。六牙白象位于中格，一人躺卧在象背上，象牙也是只刻三根[注]杨孝军，郝利荣：《徐州新发现的汉画像石》，《文物》2007年第2期。。对于此类汉画的含义，学界认为与佛祖降生有关。据《杂譬喻经》载，能仁菩萨的前身，曾是一头六牙白象。它有两个妻子，一个叫贤，一个叫善贤。后来，为争风吃醋，贤含恨跳崖，跳前发誓要为今生的屈辱报仇。死后因投生于国王毗提醯夫人腹中，成年后做了邻国国王的王后。一天提出想要一张用六牙白象的牙制作的床，国王便昭告天下，要猎人积极进献，并承诺事成之后有重赏。面对凶残的追杀，当六牙白象知道了猎人的意图后，不仅毫不犹豫地把牙齿撞断交给猎人，而且还郑重阐述了佛教劝人向善的追求和誓除众生嫉妒之恨以利人的愿望。当王后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万分羞愧。为弥补罪过，从此后便专注行善积福。六牙白象这种以寂灭虚灵作法身，以空洞广大为归宿，毫无恶意，友善地对待他人的作法，意在表明佛教是劝人归于至善、毫不利己只求利人的宗教。佛祖合诸猎人断牙以泯王后慊怨，避免枪刃之害，就是缔结善缘。虽然苦了自己，然而更有利于他人。心明善达，其利人之道虽苦犹甘。《后汉纪》专文阐述过佛教的本质，云：“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注]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7页。强调佛教是诱人为善的宗教，虽以寂灭为源，但因滥觞于性善之宗，所以与儒教正心修身、澄涤万虑之操行方式是同术的。它们都教人向善，都努力泽被于家庭和睦、天下太平。六牙白象从这个角度进行宣扬，自然容易博取社会的好感。
东汉画像墓还出土过舍身饲虎的画像石和壁画。有关舍身饲虎的故事，审之东汉所译佛经，至少在《修行本起经》《佛说菩萨内有六波罗蜜经》和《分别功德论》中已有所记载。在这些记载中，尽管情节详略和材料繁简在不同的佛经中会有所不同，但都是把舍身饲饿虎以求得功果作为主要内容来讲的。古人在提炼相关汉画的主旨时，遵循的也是这样的思路。如孔望山舍身饲虎图中，菩萨赤裸着身子横卧地上，一虎正做噬咬状，济人之难时乐意舍得己身的主题，甚为显豁。该主题的壁画，在僧侣聚集的都城洛阳也有出土。洛阳皇城西北角东汉壁画墓里，绘有一幅虎食活人的画像。一人躺于树下，正遭一翼虎撕啃[注]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细观上述两地出土的佛教汉画，双乳尤其是乳晕这一佛像标志性特征都极为突出，似在刻意提示浮图有三十二相和八十种随行好。画面聚焦于以身饲虎的瞬间，以传神之笔传达出菩萨勇于献身的慈悲情怀。佛教舍身饲虎的故事，原本宣喻的是佛教因果报应和转生来世思想，目的是告诫世人，只有专务慈悲，方能修得精神传世。由于此说乖违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教孝谨之道，因此深遭世人的贬损和讥毁。对于这种从毁灭己身开始的修行，《牟子理惑论》从佛教与儒教精神相联系的通幽之处作了十分到位的解释。它认为应仿照孔子对待泰伯断发纹身一事的做法来看待佛教的这种行为。此举虽然从表面上看违背了儒教的身体发肤之义，但成佛后又超度亲人，让亲人解脱生死轮回之苦，其立心并不与儒教之孝相扞格。何况从儒教的教义来看，前者属于下德，后者则属于孔子所称赞的至德。佛教这种为了“至德要道”而做出的慷慨献身行为，并没有违背圣贤尊亲敬长的要求。“是为不孝，是不为仁，孰为仁孝哉。”[注][汉]牟融：《牟子理惑论》，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选编(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页。这种纵横两仪，骑跨学科都成气象的争辩，折射出其背后宗教信仰层面的深刻分歧以及这种分歧历经佛教渴望落地传教这一目的调适之后的话语圆融。沙门可以不懂儒教的礼仪，但他们的行动体现了孝子贤孙的慎终追远之道和乡民里人的祈禳陈请之用，依然属于大孝。这样用孝将佛教与儒教思想统一起来所进行的异质契合和跨界通化考索，因为古今串成了一线，释儒冶在了一炉，既厚重又博雅，所以自然会给人带来观赏的愉悦与理智的餍足，佛教的号角声调也就更加动人听闻。
在西北地区，也出土了大量佛教题材汉画。于阗尼雅遗址一座东汉墓出土一块白底蓝花蜡缬棉，其左下角绘一颈佩璎珞、手戴臂钏、有项光及身光的佛像，右上角方格中残存一狮爪、狮尾和一人脚[注]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页。，内质极其美好，应为佛祖、狮子图像组合。敦煌出土悬泉浮图汉简上有二十四字，其中“浮屠里”[注]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8页。三个性灵文字带有十分明显的佛教色彩，反映了“佛教在敦煌当地已经有所发展的事实”。“浮屠”在此应是佛塔的意思。佛教只有在信众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才可能修建佛塔，地方官府也才会用浮屠来命名[注]赵宠亮：《“悬泉浮屠简”辨证》，《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在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出土了舍利和骑象的画像。舍利图像位于东墓门上方，四个球形物放在一盘内，左上方题有“猞猁”(按：舍利)二字[注]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18页。。在佛教信仰中，舍利由戒定慧所熏而成，其功德修之甚难，若得舍利昼夜供养便可获最上福田。此墓建于东汉桓灵时期，“猞猁”图文的出现，表明舍利信仰最迟在东汉后期开始由君王贵族向下层民众扩散，相关施戒修福之举已经演化成民间的世俗风尚。在骑象图上，一红衣佛者骑在白象身上，像旁墨书“仙人骑白象”五字[注]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5页。。画像所表现的是能仁菩萨的降身故事[注]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除此之外，佛或菩萨骑白象的壁画，在甘肃武威东汉壁画墓中也有出土。画像中大象躯干生出了羽翅，宗教意味十分浓厚[注]党寿山：《甘肃武威磨嘴子发现一座东汉壁画墓》，《考古》1995年第11期。。东汉《修行本起经·菩萨降身品第二》云：“能仁菩萨，化乘白象，来就母胎。”在神木大保当出土的画像石上，也刻有一幅大象图。大象位于画面中间，左侧有人以钩驯象，四周祥云缭绕，雕刻十分精美[注]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5》，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等，2000年，图244。。佛教经义在汉画中出现，说明降身故事在民间流传不会晚于东汉中后期。
于阗、龟兹、武威等都是丝绸之路上通货贸易的大都会，在八方商贾交汇的同时，西域僧侣也常常带着宣明圣人之教的使命穿行其间。一来二去，这些要冲不仅成了中土和西域互市的富邑，而且更因法堂遍布梵声鼎沸而成了闻名遐迩的佛教中心。神木及和林格尔一带在地缘上虽然跟丝绸之路相距较远，但从西汉初年始，该地区一直都是奉佛教为国教的大月氏族游牧的地方。到了东汉，特别是到了灵帝时期，大月氏贵霜帝国发生内乱，“不少大月氏人逃避战争，纷纷越过葱岭，迁移到中国，在新疆的于阗、鄯善及河西一带定居”[注]金维诺：《汉魏时期佛教造像遗迹》，《雕塑》2003年第5期。。当时为了加强对龟兹少数民族的管理，两汉在上郡都设有龟兹属国。上郡的地望，就在今天陕北一带。属国由官府任命的属国都尉领护，允许其保留包括信仰佛教在内的“故俗”。这样，被佛教使者沿着丝绸之路播种在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佛教，顺俗流传，又被龟兹人移植到了陕北神木及其相邻的和林格尔等地。墓室出现的一批佛教题材的画像，既成为信仰佛教的西域大月氏族在此地留下的印痕，也表明佛教进入西北地区后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据此，能够对丝绸之路贸易下的佛教传播做出如下判断：汉画的出土能够为佛教于东汉时期在上述地区出现的认识给予实物方面的佐证。资料翔实，有一般文献未到之处。从地域角度上看，苏北鲁南和陕北地区反映佛教教义的汉画出现最多。从时间角度上看，佛教题材汉画所表现的西域早期佛教图像类型在东汉中晚期的墓葬中最为流行。这些汉画，都是传法者背后“数不清的缘”[注]学诚：《“一带一路”上的佛教精神足迹与世界新文明建构》，《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1期。。丝绸之路对西域的凿通，虽然行使的主要是物资流通职责，但是也起到了促进佛教来华传布的作用。这些汉画的出土，说明随着僧人的住锡和传教，佛教加强了与当地社会的联系，推动了佛教在上述地区的发展。通过弘教宣法，佛教在民间已经有了较大影响，其信仰在东汉时期尤其东汉中晚期已经在民间的丧葬仪礼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汉画对佛教题材所进行的表现，承接的显然是西域佛教的人文遗产。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反映佛教义理的汉画，在东汉时期尤其是中晚期的巴蜀、苏北鲁南、陕北所具有的这种颇为广泛的地域流布背景，说明佛教这种新的信仰品种在东汉时期尤其东汉中晚期的上述地域已经普及。
二、内修外化，嵌附求荣：汉画对佛教社会接触与文化适应方略的呈现
佛教要在中土传播，必然要涉及它与皇家政治、儒道义理、当地乡民关系的处理问题。学界在述及佛教跟汉代社会接触的时候，一般都喜谈东汉明帝、楚王英、桓帝等与佛教的关系，也不会忽略这些人之于佛教的深厚情感和有力支持。然而，有别于帝王，佛教在东汉士大夫那里，却是不怎么受欢迎的。这些人坚持认为，儒释道三家之教风，根本就不是源自一气，在持身荣俭上有很大不同。明心见性，说法度人之释迦这一功不施民的外国之神，因其不知人伦之说，跟讲求君臣父子、长幼有序的孔圣和讲求修真养性、长生不死之老君相比，相去甚远。其所济给之理，对社会修为而言，决非不可或缺。针对释氏这一外来异端，儒家恨不得毁其饰，火其书，禁其言，人其人。如何调适佛教仪轨跟传统社会的关系，如何调和佛教教义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这显然是佛教初传时期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但由于缺少翔实资料支撑，对于这个问题的深潜考索长期处在搁置状态之中。因此，东汉奉佛样态的研究就显得有点不够全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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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攀葛附藤，曲意迎合。东汉画像墓多见老子化胡画像，被纳入考察视野的相关画像，目前就已经达到了十五幅，显示老子化胡信仰在东汉十分流行的事实。此类汉画的出土，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佛教在社会接触过程中消除贬损非议，获得认可接纳的生存方略和抗争方式，更弥补了史乘对黄老浮图同祀现象记载中不详细不清楚的缺憾，纾解了后人对“同祀”在缘由方面所存在的诸多困惑。这些画像，都是精美异常的佳品。如费县潘家疃汉画墓墓门，北柱外侧自上而下刻绘老子、浮图、覆钵形图案，“向我们透露了潘家疃墓主人生前所参与的以老子化胡说为主要内容的黄老浮屠杂糅信仰样态”[注]姜生：《汉代老子化胡及地狱图考》，《文史哲》2018年第2期。。与此相似的出土文物，还可见兰陵县九女墩汉画墓辟邪石兽立柱上所刻绘的黄老信仰加胡人浮图造像。胡人浮图在下，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作施愿印。龙虎交媾画像在上，为黄老内容。“汉人在这种明器制作中对黄老浮屠信仰的真切表达，使我们得以从中再次读出其黄老浮屠混一的信仰样态。”③除此之外，在孔望山摩崖造像中，老子左边为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袈裟一角的立佛，表达的也是“老子入夷狄教化释迦成佛之意”[注]温成玉：《孔望山摩崖造像研究总论》，《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虽然学界早已认定东汉即有老子化胡之说的传播，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说法的产生，不仅不是如后人所言乃佛道争胜中道门贬损释家的产物，而且其始作俑者也是佛徒而绝非道徒。因为追根溯源，这种说法的源头就在于西汉末年传入的《浮屠经》中。该经在涉及佛道关系时，特意把佛教等同于黄老，导致了老子化胡传说的形成。“其滥觞大约就是这部《浮屠经》，就在这部经所宣传的若干与黄老相通的教义上。”[注]方广锠：《〈浮屠经〉考》，《法音》1998年第6期。由于佛僧刻意为之，这样一来，就把原本同道相谋的谐会关系，巧妙地反转成了贵贱悬绝的师徒关系。这种乞宠求荣、伏低做小之态，把东汉时浮图传法求法的谦逊之心、卑微之志做到了极致。汉画所表现的这种黄老与浮图并祀情形跟传世文献视黄老佛教为同类，把黄老与浮图并提的记载是一致的。老子化胡图像在佛道交涉史中实属罕见，作为这个时期佛老交往中的一个清正范型，它告诉人们，在东汉时期，之所以老子西去化伏胡王，根本原因就是要造成佛道同类的错觉，让草根跟皇族一样，把浮图与黄老并祀。
苏北鲁南地区以徐州为中心，涉及现在的苏、徽、鲁等省份。该地区有关佛教的记载，除了汉末“以铜为人”的文献外，还有在苏北鲁南出土的佛教题材汉画。在该地区，反映降身故事的汉画出土较多。如在滕县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刻有两匹六牙白象图像，其上有人乘骑[注]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1》，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65页。。这幅佛教史迹早年曾被劳干推断为佛教影响艺术的产物[注]Laokan,Six-Tusked Elephants on a Han Bas-Relief,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7,P.366-369.1954。。徐州铜山县苗山东汉画像石墓前室所刻六牙白象，更具神异气韵[注]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图91。。白象上面刻绘体生双翼的神马，下面刻绘蓬勃怒放的莲花，跟《经旅异相》卷三一中叶波国太子须大拏行莲花上白象的施人故事所描绘的情景一模一样，佛教神异色彩极其浓郁，比喻或宣扬佛教教义的动机相当显豁。六牙白象在东汉所译的梵志典籍中，被视为象中之宝。《修行本起经·现变品第一》云：“白象宝者”“力过百象。”“若王乘时，一日之中，周遍天下，朝往暮返，不劳不疲。”在佛教教义中，六牙白象象征佛祖降生，与能仁菩萨有着同等意义。由于是浮图化身，因此其所表现的本生故事也向为佛门所热衷刻绘。除这些出土汉画外，至今在印度帕鲁德大塔和孟买阿旃陀石窟，仍能看到六牙白象本生故事的雕像和壁画。六牙白象所宣喻的佛教本生故事作为墓饰的重要题材走进汉画之中，表明相关教义在东汉中后期已为人们所接受。除此之外，还应该提到，在苏北孔望山，造像工匠并排刻出了“涅槃图”和“舍身饲虎图”等两幅佛门故事画像[注]俞伟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第7期。。涅槃图居左，一证得佛果者卧于画面正中，端庄而圣洁，四周多人簇拥，礼敬其进入圆寂；舍身饲虎图在右，图中一人横卧在地上，其上有一虎，作吞噬之状。这种构图形式显示出画像主题跟表现内容的同构性特征。涅槃，又称灭度、寂灭、泥洹、圆寂等，是离诸有者，灭诸烦恼的意思，系释迦穆尼八相之一的入灭之相。讲的是释迦牟尼离世故事，表现了佛祖讲完《大涅槃经》，教化众生既毕，侧卧而殁的情景。面对死亡，师徒都没流露出恐惧感和悲恸感。整个灭度过程，给人带来一种安详、内敛的美感。画像钩沉致远，妙得其神，其对圣主死生悲喜观念的彰显，深化了受众对于悲欢的认知。饲虎图讲的是太子以身救饿虎的故事。画既稽古，义又深妙，对佛教义理进行了极富创意的表现，悯世启蒙之旨尽显。从这些出土的汉画判断，在苏北鲁南一带，民间不仅有一定数量的信佛民众，而且佛教活动也较为炙热。这种兴盛局面的出现，既与东汉加强前汉所建丝绸之路管理以保证畅通有关，也与东汉后期信仰形态发生歧变有关。《后汉书·西域传》载，班超永元三年定西域，六年复击破焉耆，九年又遣甘英穷临西海而还。“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附，遣使贡献。”西域五十余国商贾行旅沿丝绸之路东来洛阳，大批混迹其间的胡僧也一同来到京师，使洛阳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胡僧在此积极传译佛教，把佛教的种子由皇室向四周民间播散。另外，东汉后期中原爆发动乱，皇权极端微弱，儒术独尊格局被打破，意识形态控制松软，民众信仰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佛教僧团的活动中心逐渐由都城洛阳向东南方向转移，从而推动了佛教在苏北鲁南的传播。
(3)两个固定衰减器的总衰减量应在满足上述两种条件下尽可能小，以保证到达发射机端口的干扰信号功率能够使发射机产生互调发射.
佛教在进行社会接触、文化适应过程中所采用的种种方略，汉画中有着真切的记录。
第三，幻术。表演幻术也成为初传时期佛教在社会接触过程中扩大宣传，博取认可的手段。巴蜀地区东汉墓出土的摇钱树底座，常常堆塑神山。正中之山的顶端一般堆塑西王母，两边之山则堆塑羲和与常羲。据于豪亮考证，“鱼龙漫衍之戏就是根据神山的传说编演出来的”，因为把二者对照来看，“是十分相像的”[注]于豪亮：《“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文物》1961年第11期。。鱼龙漫衍汉画在鲁南不仅也有出土，而且还更加剀畅明切。如山东沂南北寨东汉墓中室东壁横额上，自左至右共刻绘四组演出场景。其中第三组鱼在右，龙在左[注]崔忠清等：《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42页。，喻示着大鱼向巨兽演变的过程，“自非鱼龙幻化表演场景莫属”[注]黎国韬：《“鱼龙幻化”新考及其戏剧史意义发微》，《文学遗产》2017年第4期。。漫衍也写作曼延、幻化等。对于这一题材，郗文倩的研究则更进一步，认为东汉极为流行的鱼龙曼延与佛教有着直接的联系。它“取材于佛教降魔故事，表演设计者以变幻为基本线索，结合象人驯兽、仙车、橦枝等汉代本土百戏，最终幻化出鱼龙曼延这一眩人耳目的大型广场表演”，并且断定，“鱼龙曼延体现了流行艺术对佛教因素的借用，而这正是佛教艺术初入中国时的基本情形”[注]郗文倩：《张衡〈西京赋〉“鱼龙曼衍”发覆——兼论佛教幻术的东传及其艺术表现》,《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除鱼龙曼延之外，汉画中还刻有佛教的钵生莲花幻术。如孔望山X65上，一深目高鼻者，右手持一朵侧面呈三瓣的花朵[注]丁义珍：《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第7期。。学界认为表现的“正是文献中记载的早期佛教传播者表演的手生莲花的西域魔术”[注]张倩影，王煜：《成都博物馆藏东汉胡人持莲石座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在荆州，也出土了一枚刻有钵生莲花图案的画像镜，莲花周围有一圈放射性光环[注]翟玉莘：《介绍一面与佛教有关的汉代铜镜》，《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钵生莲花是一种在钵内盛水，刹那间生出光色耀目莲花的幻术，系佛教高僧凭借神力化物以吸引信徒的手段。汉画中呈现出来的异端奇术，除上述骛远炫奇、扣虚课寂之品类外，还有吞刀、吐火、跳丸、弄蛇等，冠绝一时，一图一像间都缀有深义。士女见之，莫不目乱睛迷。人们在接受佛教这些世所未睹之幻术的同时，也自然受到了来自梵乐法音的淘洗。
本次检测过程中，双油路千斤顶、位移传感器、FD-P240掌上动感仪以及ICQ503A静力载荷测试仪等都是主要的测试设备。
饭后，杨晓梅扶着老太太回卧室休息。高河表示要帮忙收拾餐桌，杨年丰摇了摇头，说：“我看你没精打采，是不是火车上的疲劳还没有舒缓过来？你回房休息吧，稍后我去找你，晚上我们大伙一起去江边玩。”
佛像。佛像分为坐像和立像，是佛教题材汉画的主要表现内容，“高肉髻，具项光、着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注]宿白：《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文物》2004年第10期。是其造型的基本特征。面部丰满，目光谦逊，十分逼真。西南和鲁南是佛像出土最集中的地区。西南佛像的翘楚，除了乐山麻濠东汉崖墓后室门额头带项光、结跏趺坐、手施无畏印佛像[注]李复华，陶鸣宽：《东汉崖墓内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和乐山柿子湾东汉崖墓后室门额头带项光的佛像[注]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图59。外，大多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出现在摇钱树枝干或树座上。鲁南目前虽然只在沂南汉画墓中出土了两例佛像，但它出现于汉画像石而不是像西南地区那样出现于钱树枝干或树座这类随葬器物上，因而更能体现墓主的主观意愿。因为随葬器物是丧事前就生产出来的商品，其上堆塑什么取决于作者，用户只有选择权而没有决定权。而汉画像石是把匠人请到家里制作，对于刻绘什么内容，主人有很大的决定权。这两尊佛像刻绘在墓中室八角柱南面和北面的顶端，均持手印、带项光。南面佛像腰间系带有流苏的腰带，北面佛像穿垂幛状衣裙[注]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2》，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等，2000年，第62页。。构图自由舒展，颇为悦人心目。这种具有外来风格特征的装束，说明最迟到东汉时期，佛教画像在内地已经有了传播，其信仰已被地方上的一些人所认可。佛像出土量较大，目前已经出土了118尊。重庆市丰都槽房沟九号墓出土的“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佛像应是迄今最早的佛像[注]《重庆丰都槽房沟发现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墓葬》，《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5日第1版。。东汉是经过残酷战乱建立起来的王朝，因而很多人看重现实，重视人伦。他们认为，佛是修行所达到的最高果位，充盈着自利及利他之道德精神，供养觉行圆满、慈悯四生的佛像不光能得静养、觉迷悟以充身心之学，更能向佛请愿，祈求神灵保佑家中老少身体安康。在四川三台县出土一件摇钱树，佛像旁的树枝上就刻有“延年”二字[注]何志国、陈丽群：《重庆国有博物馆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表达为死者除业障为家人祝万寿的寓意。墓地是子孙祭祀拜祝祖先的重要场所，亲人故去后，亲属后代乐于延请佛像超度亡灵以消死者宿作之衍和涤一切现造之业，是孝子贤孙报父母劬劳之恩的表现。凭此训世，可以敦促乡民向孝子贤孙看齐，有助于家族组织的巩固和家庭传统的延续。佛像作为世人顶礼膜拜之宗教偶像，因为它能够帮助民众处理亲人死后的问题，所以用佛像来装饰墓室成了东汉民众一个最为常见的行为。在汉代世俗社会，民众这种祈禳伸请之用，丰富了民间丧葬礼俗的内容，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密切了平民与佛教的关系。
三、佛教以画像参与丧葬活动的方式跟平民建立关系
人是社会的主体。佛教在乡里的“愚民”那里，其教化效果要比士大夫好得多。佛教跟平民建立关系的汉画证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汉画所做的吐纳驰辩中，可以对佛教的社会接触和文化适应所呈现的意义给出如下判断：佛教题材汉画虽然体制不宏，着笔不多，但在学科边界打通、学术逻辑贯畅基础上所做的深赅阐发却启人省思。可能因为释儒二教在学理上存在某种形义串通成分而道术不裂，也可能缘于人心攸同，其理智兴奋点和精神敏感区有许多会通暗合之处，所以二教在博取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培养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等方面具有相同的意义。出土汉画中所出现的黄老与浮图并祀现象，是当时社会流行的老子化胡、老子浮图同为一人社会思潮在汉画中的生动呈现。佛教这种寄身黄老、依附道术的做法，显示了佛教创业华夏的饥渴和自我铸造的虔诚，见出了佛教化解认知冲突上的智慧和实力，成为东汉时期僧人进行社会接触、适应地方传统以有效规避各种挑战和摒斥的重要方略。佛教这种甘拜黄老为祖，愿为黄老所用的态度，有力地推动了佛教与中土文化的调和进程。表现佛教幻术汉画的出现，折射出佛教进入中土这方陌生的天地时，试图参与到东汉社会复杂建构去的努力。佛教在传播上所新辟之蹊径，为东汉佛学杏坛口吐莲花，喻释解佛，引出了一道活水。虽然汉画这种宣美浮图的纪录是民间的自发性行为，但它对于我们进一步考察佛教初传中土面临人地两生窘境时的有关情况及本土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佛教跟平民建立密切关系，还得力于六道轮回观念对传统冥府信仰的重要补充。汉画中多见六道轮回的画像。如出土于四川安县东汉墓的六道轮回画像中，佛像位于摇钱树上，佛头有项光，额中有白毫相，穿圆领通肩衣，手持象征六道轮回的轮盘，两线将该轮界为三瓣[注]何志国、刘佑新、谢明刚：《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佛教摇钱树》，《文物》2002年第6期。。相同内容的汉画也见于陕西城固东汉墓出土的摇钱树佛像。佛像为坐姿，佛手中也持有一轮，轮中也被两线分为三瓣[注]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摇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第12期。。气格完整，形神兼备。“此轮即应是佛教六道轮回之轮，而所分三瓣则是所谓的三恶道。”[注]段玉明：《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有别于追求功德与福报的佛像崇拜，反映六道轮回观念的汉画，体现了东汉民众为追求精神超越而在对待出世态度的继承和在对佛教精奥义理深入理解基础上所形成的羡来世、慕解脱信仰。六道轮回内容被刻绘在墓室之中，其背后所隐含的是死者及其亲人所持守的佛教有关生死和轮回的一系列观念，是佛教阴曹地府观念参与民众丧葬活动的视角表达，鲜明地透露出佛教修善者报之以祚，永享天宫长乐之明训和行恶者应之以殃，施祸难以获福的箴诫。汉画对六道轮回观念的揭示，相当精彩地阐析了无明众生因受贪、嗔、痴三毒等烦恼所造作的身、语、意等业力支配，生生世世都在六道中轮回所带来的痛苦。它告诫人们，只有钦戴如来，重法轻生，弘法不懈，方能入得涅槃世界，抛却苦谛和集谛烦恼，跳出这因缘生变轮回转世之苦，获得生命圆满之福。六道轮回图像是佛教宣传佛法的说教图谱，在这些汉画中，佛教为众生指明了摆脱苦难、消除烦恼的路径在于行善戒恶，其道德形上学所追求的伦理目标和新文明模式弥补了儒道两家在死后世界构筑方面的缺憾，满足了平民对于彼岸世界的需求。汉画借图喻法，以直观有形的实相，显示了佛教深邃无形的法相。刻绘六道轮回三恶道图像的深意，除表明佛教的高深教理在东汉平民那里已经潜入人心，传教取得了一定效果外，也传递了那个引导信众弃恶修善，使其凭自觉实现自我超越解脱以成佛但却又实在不易完全达到的开示法旨和觉悟教义。它不是空洞的理论推演，也不是专业术语的堆砌，形象的图像表现中有着理性闪光。其鉴识之精细，视察之深远，令人敬佩。六道轮回画像能够陈设在墓室与尸骨相伴，是与佛教在东汉获得发展，产生了佛教哲学的本体论分不开的。可以认为，佛教能够跟平民产生密切联系，这一学说是其强有力的纽带。
东汉墓室里还刻绘有佛教地狱内容，表明随着佛教经典的译介和传播，地狱信仰已经开始在东汉民间流传。地狱图像多见于鲁南和陕北地区，雕刻十分精美。如现存微山县文管所的一块汉画像石，画面共有四格。第一格一人居中而坐，其上方刻 “大王”二字。第二格中间为一蒸汽升腾的大鼎，有人正被狱卒往鼎里推送。第三格自左至右为跪地求饶之人、手牵二狗之人、以铁叉刺人腹部的头生双角之人。第四格刻相向而立的凤凰。深厚精致，意足神完。对人死所归的泰山冥府中惩罚性措施表现得极其突出，是该石画像迥异于传统的地方。陕北也有类似画像出土。如在绥德四十里铺出土的墓门横额石上，左端刻一人端坐，有人为其撑华盖。相距不远处，一被控制手足者平躺在地上，旁边有一狗形大铡[注]李贵龙，王建勤：《绥德汉代画像石》，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姜生在考释这些汉画时指出：这些石头上“所画实乃佛教地狱图”，微山石第一格的 “大王”应是“无间神”，第二格表现的“应是镬汤地狱”，第三格“属于八地狱外四方围绕的四重围格地狱”，第四格表明“佛教地狱非独为人所设，事实上它收取所有生物的生命，上自凤凰、龙，中及人类，下至一切小虫，无所不包”[注]姜生：《汉代老子化胡及地狱图考》，《文史哲》2018年第2期。。绥德石跟微山石一样，也是一次佛理诠释实力和佛学解说能力的展示。“表示地狱里正在进行斩身的惩处。”②佛教认为，冥界共有十八地狱，每一地狱皆有鬼卒把守，时刻准备着接纳死后的有情众生。里面陈设着蒺藜、铁磨、锯、斧、鼎、镬等刑具，有火烧、灌铜、钉钉、锤杀、绞身、虫食等刑法。四周血沸脓涌、屎尿盈门，蛇蝎塞道、鬼哭狼嚎。恐怖、肮脏而又残酷。在佛教的教义中，地狱也叫泥犁，乃极恶之人所受果报之所。《阿含正行经》云：“施行恶者，死入泥犁。”《阿难问世佛吉凶经》亦云：“善恶追人，如影逐行，不可得离，罪福之事，亦皆如是，勿作狐疑自堕恶道。”无间神常依众生所造罪业轻重来决定其地狱受罪时间的长短。《佛说十八泥犁经》云：“人行善多行恶少，出泥犁疾；行恶多行善少，出泥犁迟。”作为宣扬佛教生死观和价值观的载体，地狱汉画在用图像生动直观表现佛教因果报应观念的同时，其对地狱中种种惨烈情景的渲染，常常会给观者以极大的视角刺激和心灵震撼。视之无不目眩，谈之无不色变。以此为警示，告诫世人要想脱离苦海，不入地狱幽司，就要信佛行善。下劣逆悖之人更应该悔其秽恶，奉佛诵经，虔敬修行。汉画有文有质，不尚空言。其只对于佛教惩罚残酷性内容进行述写，而不见罗汉、缘觉、菩萨、佛等其他存在形式，说明佛教初传时期所演的利济之法只在地狱警世作用方面进行垦殖，关注重心还没有转移到地狱救度的问题上来。“即在灵魂不灭的前提下，寻求个体获得跨越时空的圆满，避免下地狱。”[注]彭睿：《退却、出新与融合：试探社会合作视域下的佛教中国化》，《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6期。向救度演化，那是到了唐代以后的事情。这个阶段性特点，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
地狱观念是佛教最富于人生启迪的文化遗产，也是相关汉画感会最深切、揭示最深刻与表现最生动的亮点。地狱思想学理凝重，给世人提供了改邪归正、消业除罪法门。高僧大德用生命点亮的这盏心灵明灯，若悬以为标准衡估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启导伦理道德的进步。它所秉具的新思维和新体气以及它那公心直言、启世立人的思想观念和新鲜见解，为人的安身立命和驰骋发展理出了一片晴朗天空。
经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相关汉画新材料，能够对佛教与平民的关系给出如下结论:佛像的出现，为民众的丧葬活动增添了新的心理安慰方式。反映六道轮回的汉画走进民间墓室，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生活。在东汉时期，佛教六道的高文只语，人们已视它为巨珠拱璧；释门轮回的典章片言，又是时人心仪的时雨清风。汉画对于佛教因果报应、地狱惩戒等教义的宣讲浅显易解，目光虽然落在因果、报应和转世三个层面，但意气却早已跨越了立己立人的两个界限。在神灵观念十分浓厚的东汉社会，佛教因为能够满足个体对于身后福报的期许而拉近了它与民众的距离。
上节已经介绍，对于含有n个环的配电网，二进制PSO算法中维分量中的“0”的数目需等于n，而运用基本的二进制PSO算法，每次迭代更新时维分量中的“0”个数不固定，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改良：将简化后的开关作为待优化的变量，按支路分成m个分维，选出每个分维中概率最小的维分量，再将选出的维分量概率进行比较，将其中概率最小的前n个对应的位置维分量取0，剩下的都取1。
综上所述，东汉虽然没有用文字写下佛教与地方社会关系的专论，但却用画像抒写了没有明言的情结。佛教题材汉画对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峥嵘岁月进行了颇具史学力度的忠悫记述，让我们探出了佛教在东汉社会生存图景和心灵行迹的究竟。在丝绸之路商贸背景下，佛教在东汉得以蓬勃发展。作为早期佛教传播和发展的桥头堡，巴蜀、陕北和苏北鲁南等地区给我们所保留的相关汉画资料，对佛教初传时期的整体风貌、价值追求和融入中土的策略进行了本质还原，提出了一些极富挑战性的新见，为我们勘测佛教初传过程中跟地方社会关系的微茫辙迹凿开了一口活眼，使我们对佛教初传中土时的有关情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乡民祷告祝福祈求吉祥的精神需求和幻术表演活动，扩大了佛教的社会接触范围，增强了佛教与社会、家庭和个体的互动。佛教积极调适与儒教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涵养传统社会的善孝风尚。老子化胡图像对佛教东汉传播策略高保真地直观呈现，纠正了后人依据传世文献所做的各种猜测和推断。人们对浮图黄老同祀现象一直感到困惑不解，个中缘由除了史乘所记语焉不详外，更多的是因为佛教为顺利布教而特意施放了烟幕弹。六道轮回及地狱图像也令我们惊异地发现，佛教的六道轮回观和地狱信仰在入华伊始便以独立的原态在民间冥界信仰的地盘上安起了营、修起了寨。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汉画对于佛教境遇的还原和生存细节的表现，给佛教初传中土的艰难历程填充了逼人正视和深思的血肉。如果说涅槃图、献身图、舍利图、六道轮回图和佛像等概括了佛教在社会文化方面之建设性设计和追求的话，那么在民间社会所展示的各种幻术与融贯儒道的良苦用心，则又浓缩了佛教在维护与中土固有文化关系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佛教题材汉画留给我们的不光是佛门先驱者早年纵横中土社会的智慧和经验，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佛教初入中土阶段所秉持那种善于团结和勇于创新的品格。对佛教史分量极重，文献学指标极高的汉画这一气势壮丽的图卷在东汉奉佛前史中的重要地位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9)04-013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宗教题材汉画整理与汉代宗教生态研究”(14BZJ003)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克(1964—)，男，河南南阳人，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宗教艺术。
(责任编辑 卢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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