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
在艰苦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岁月里，盐阜根据地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2.制度建设滞后。为了扩展外部市场，许多企业在指导思想上就本着现干现做的想法，只求大，不求强，只求粗，不求细。一味地追求市场份额，忽视基础管理工作，造成相应的管理制度建设跟不上市场的拓展速度，使社会市场项目管理处于松散状态，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
小日本，太猖狂，
现代技术给体育带来了巨大变革，不仅改变了体育锻炼的形式，而且大力地推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现代体育的社会背景是浮华的资本社会，人类因对荣誉与财富的追求，丢失了内心本性的追求与伦理道德的标杆。竞技体育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最初目的是让运动员不断突破个人的极限，挖掘人类最自然的力量，将人类恢复到最“强蛮”的状态，以抵御其他人和自然、天气的伤害。保障幸福与安然生存的前提条件是，公平公正地进行每一次肉体间的较量，公正和平、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既是对人类思想道德的规约，也是对人类自我欲望的约束。
来到中国烧杀抢。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同样是每提高1个单位，成长性创业质量比生存性创业对农民工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经济适应和生活方式因子得分的促进作用分别高出3.952分、3.028分、4.742分和2.096分。虽然大多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投资规模较小，大多数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小城镇创业，以达到重新整合配置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源，扭转以往返乡陷入水平流动或向下流动的困境，并进一步通过返乡创业实现积极的向上流动，但总体来说，现阶段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质量普遍偏低，大都处于创业后的发展阶段，有些甚至处于停滞或倒退阶段，其创业所获得的利润往往不足以维持其在城市体面的生活，因而生存性创业质量对其就地市民化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打坝拦河铸铜墙，
日寇汽艇无路走，
你知道吗？万花筒可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玩具呢！出生于苏格兰的物理学家大卫·布鲁斯特从小就痴迷于光学实验，喜欢观察周围的事物，热爱动手操作。后来，在一次偶然的多面镜光学实验中，他发现如果把物体放在由几块镜子组成的空腔里，就能呈现出对称的图像。
一天清晨，张师长接到了日寇将开始向盐阜地区进行“扫荡” 的情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有计划有步骤地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张师长已经是成竹在胸了。他笑着对前来送情报战士说：“好！让小鬼子尝尝我暗坝的威力吧！”从射阳河口合德镇驶出的日寇两艘炮艇，船头插着膏药旗，架着的两挺机枪，沿射阳河逆流而上，汽笛乱鸣，狂行急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两挺机枪不时向两岸疯狂扫射。突然，前面的一艘艇“嘭”的一声响，撞到了暗坝上；接着又是“嘭”的一声，后面的炮艇又撞到前边的艇上。尽管前面艇上的发动机拚命吼叫，冒着浓浓黑烟，却越陷越深，动弹不得，向前进不了，向后退不出，立即瘫下来；后面的炮艇身受重伤也退不下来。直到傍晚又来了一艘艇，先是把受了重伤的艇拖到旁边，再把陷在暗坝中的艇拖出来，最后再拖着受重伤的艇，像丧家犬一样，灰溜溜地逃回射阳河口的合德镇。虽然新四军未出一兵，也未打一枪，却让小鬼子这次“扫荡”的两艘炮艇受到重创、未见一点收获而告终。这次水下的暗坝让日寇吃了大亏，日寇的汽艇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在射阳河上兴风作浪，罪恶的汽笛声消失殆尽。
据《陆逵回忆录》（注）记载：在打坝工作中，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全民动员，人人动手，包括党、政、军、民及士绅，都投入这一战斗。有许多群众因打坝积极，被评为“打坝英雄”、“打坝模范”。在靠近敌占区的地方打坝时，还组织区、乡武装民兵担任警戒，防止敌人偷袭，以保卫干部群众的安全和打坝工作的顺利进行。打坝的材料主要是泥土、土包（用泥土加水捏成团，再用稻草、帘子包好）以及杂树、碎砖、乱石等。坝头的宽度视沟、河的大小而定。北沿河、东塘河的大坝，坝顶宽度达一二十丈，一般河口坝顶宽七八丈，小的沟、河坝顶也有三五丈的。坝的种类分土坝、砖坝、树坝，还有明坝、暗坝（不出水），多种多样，数量既多，质量又坚固，短时间内难以拆除，不仅明坝难开，而且开暗坝更艰难，从而在水上形成了一道道铁壁铜墙。我（陆逵）曾发动群众打树坝。打树坝比较容易，不少大河和内地中、小河的树坝，是群众先将家里长得高的树锯下，用铁钉和铁丝将树和树连结起来，再填到河中央就行了。而打土坝困难就多了。我们在打串场河、南北沿河、东西塘河的土坝时，往往需要几个区、十多个乡出民工、出用料、出船只，齐心合力才行。白天，我们将打坝的用料，如树木、稻草帘子、包好泥土的土包和包好碎砖的碎砖包装上船，约定时间集合。时间一到，我们就和群众一起撑着船，带着干粮、马灯赶到工地，连夜干。尽管大河很宽，由于参加的群众多，准备充分，打坝的进度很快。特别是在收口合龙时，一条船接一条船，土包和碎砖包不断抛向合龙口，一股作气就完成了。
这首歌谣真实地描述了广大军民打坝拦河揍“黄狗”（“黄狗”是群众痛骂日本鬼子的称呼）的战斗情景。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于皖南事变后在盐城重建军部。当年7月，日伪军发动对盐阜区第一次大“扫荡”，疯狂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船头插着膏药旗、架着机枪的汽艇在交通要道河里横冲直撞，沿途烧杀抢掠，作恶多端，人民深受其害。在我党的领导下，从新四军部队首长、各级领导干部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全面行动起来，大打一场打坝拦河、撤桥断路的人民战争，打得日寇像丧家之犬无路可逃，彻底粉碎了他们实行“三光”政策的梦想。
射阳河上——张爱萍亲自指挥打暗坝
烟波浩淼的射阳河像一条蜿蜒的巨龙横亘于盐阜大地上，西从宝应射阳湖起，向东经过建湖、阜宁、滨海、射阳等县流入大海，是里下河地区连接东西的大动脉。驻扎在射阳河口合德镇以及河两岸踞点里的日寇，三天两头地开着汽艇下乡“扫荡”。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中共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爱萍决定：修一条暗坝，把射阳河拦腰斩断，既可阻截打击日寇，又便于打仗时南北两岸军民通行。
1941年8月，驻扎在湖垛镇、上冈镇的日伪军，由水路乘坐汽艇，配合陆地上的小分队，对第三区西吉庄的军民实施包围合击，由于日伪军汽艇来得快，我军民措手不及，在阻击日伪军时，我方牺牲了十几位干部战士。第三区区委认真总结这一惨痛的教训，只有在沟、河中打坝，建立起水上封锁线，才能有效地防止日伪军小汽艇横冲直撞，有力地阻止日伪军下乡对群众的危害。于是，第三区和第四区区委经过研究，决定把打坝拦河作为反“扫荡” 的重要措施。他们首先组织群众，深夜在北沿河上打了一道铁丝网大坝，以封锁上冈通住湖垛的水路，切断驻上冈日伪军与驻湖垛日伪军的联络支援，也使日伪军小汽艇下乡“扫荡”受阻。根据区委的部署，各乡村立即成立打坝委员会。17岁参加村农民抗日救国会的陆逵，18岁时当选为村打坝委员会主任，负责带领本村民工参加区里下达的打坝任务，先后与四区、二区的民工一起在北沿河、东塘河合打了双墩、宋舍、马渡、丁渡、夏舍等多处拦河大坝，将便于轮船行驶的航道封死。接着又将本区境内所有通向北沿河、东塘河、串场河、草堰河等外河的内河垒起大坝，还把各乡、村交界处的河口全部堵上，形成了严密的水上封锁线，那些肆意横行的日寇汽艇只好乖乖地“趴窝”，死死地扣在码头上。
张师长看着岸边的土石倒入水中时，撞得竹竿直抖，土石掀起的浪头把小船直往河心里推。张师长稳稳站立船头，紧紧握住戳下去的长长竹竿，一会儿倒下的土石又被急流冲走了。看着看着，……张师长拔起竹竿，对王良太说：“办法有了。根据水的流速，我们集中加大土石的倾倒量。量轻易浮，土少则易失。具体的办法是，组织百十人的队伍，分成十路纵队，将土石用筐或袋装起来，前后左右十筐十袋的同时倒入。这样就能挡住水流，不会被冲走。同时南北岸一起施工，暗坝一定能早日合龙。”王良太立即组织实施，果然灵验。参加施工的战士和民工劲头也愈来愈大，经过两个昼夜的紧张施工，顶部低于水面50厘米的暗坝终於合龙，一道“水下长城”就这样筑成了。远远望去，水面依然是波浪滚滚，而水下却有了我军拦击日寇的“神器”，不了解内情的人浑然不知，充分显示出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威力。
就在打暗坝的同时，张师长对兵力进行了重新部署和安排：由八旅参谋长兼团长胡继成带领二十三团驻守阜宁地区；由团长谢振华带领二十四团驻守在阜东滨海地区，采取扩宽正面战术分散迎击敌人；团长王良太带领的二十一团驻守在射阳河南建阳地区；团长张天云带领的二十二团转移到盐河西淮海区隐蔽待机，各县总队除留小部分在原地以麻雀战术对敌作战外，其他也按营、按连分散隐蔽，伺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整个盐阜区，剑拔弩张，严阵以待。
(1)部分高校创新创业实验班课程的体系安排和普通本科高校课程差别不大，尤其是在通识课程的设计上，难以做到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
建湖水乡——干群齐心建起水上封锁线
地处里下河水网地区的第三区（今为建湖县境），以田埂、圩堤为行走道路，车辆无法通行。但河、沟、港、汊较多，有利于船只往来。日伪军侵占盐城地区的一些大的集镇后，便乘坐小汽艇在沟、河、港、汊中横行乡里，配合步兵下乡“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水乡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和损失。
大曲在存储过程中受存储条件的影响，会出现断面发暗、霉变、裂缝、脱壳以及理化指标波动等现象，还有可能对酿酒以及大曲自身质量带来影响，多数酒企都无相应标准对此进行科学管理和控制。现用曲（为方便阅读，以下将存储后的大曲称为现用曲）的感官表象与出房曲相比有较大不同，如：断面多数呈暗灰色、黑褐色，易出现裂缝、脱壳、霉变，虫害严重等。为了对这些表象进行科学评价，达到全面管控的目的，本文以江苏洋河酒厂的中高温大曲为对象，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现用曲感官质量进行研究和评价。
七旅二十一团团长王良太接受这一任务，立即组织部队战士与民工开工筑坝。谁知出师不利，由于水深流急，土石一倒下去，就被水冲走，500多人两天的劳动付诸东流。张爱萍接到这一报告，当即跨上枣红马赶到工地。只见两岸黑压压的人群在望河兴叹，箩筐、泥兜、小推车遍地都是。王良太向张爱萍作了详细汇报，准备组织民工再做一次试验，张爱萍说：“可以。我们需要到河里去实地观察了解水情。”说着，他叫人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自己跳到一只小船上，在靠岸倒土石的地方，把竹竿插入水中，观察竹竿抖动的程度，掌握水流的冲击力大小。这时，王良太要替他抓住竹竿，他摇摇头：“这个需要我亲自动手，才能掌握到实际情况。”
军民齐心反“扫荡”，
被我杀得叫爹娘！
水上打坝拦河，使得日伪军的小汽艇再也无法在内河通行。日伪军只能从陆路下乡“扫荡”。 但冈西一带河沟纵横，到处是桥，区、乡领导又发动群众移动桥位，改变行走路线，使日伪军不知道哪里有桥，哪里有路，经常因为迷路而遭到伏击。袁河乡三个村的群众，发现三个日伪军下乡抢粮时落了单，自动集合起来，用钉钯筑死两个，活捉一个，吓得日伪军龟缩在踞点里，再也不敢下乡“扫荡”。
X2和X3各有5个水平，将每个组合的编码值代入相应的双因子农艺效应函数，可得到对应的产量值(Y)，见表4。
冈沟堆属于盐城县一区、二区区域范围，是里下河的水网地区，在盐城的西南部，与苏中仅一河（兴盐界河）之隔。东边以串场河为界，河东就是通榆路，沿线的刘庄、便仓、伍佑等集镇，是日伪军的重要踞点，西边以冈沟河为界，河西便是大冈、西北角是龙冈、北边是蟒蛇河，东北角上就是盐城。冈沟堆的四周，日伪军的踞点林立，日伪军把冈沟堆内当着一块“肥肉”，利用冈沟堆内沟河纵横，水路交通便利，乘坐“乌龟壳”（冈沟堆的老百姓称日军的汽艇为“乌龟壳”）沿着顶港河、蚌蜒河等水路到大大小小村庄、农舍，逮鸡鸭、抬猪羊、抢粮食、夺财物，杀人放火，坏事干尽，人民深恶痛绝，区委很快作出决定：打坝拦河，封堵水路，让“乌龟壳”无路可行。
冈沟堆内——拦河撤桥日寇成为瓮中鳖
为阻击日伪军在通榆公路上运兵运粮，他们组织民兵和民工，趁黑夜进入通榆公路沿线，挖毁公路、毁坏电话杆线，使日伪军无法通行和联络。我毁敌修，敌修我毁，形成毁了修，修了毁的反复循环的局面。在上冈与石桥两个踞点联络的电话线，从日寇入侵到最后撤退，一直没有能够正常通话联系，信息不通的日伪军，寸步难行。
1941年农历腊月初七的傍晚，时任二区塘子头村（现为盐都区大冈镇歧山村）村长徐兆銮接到区委指示：近期，住在大冈的日伪军将要集中兵力，突击下乡“扫荡”，你们要立即动员群众，拆掉塘子头庄上的和尚庙，并将材料全部送到南顶港河上打坝，限在明天天亮前把坝打好。
南顶港河是驻扎在大冈日伪军的“乌龟壳”下乡“扫荡”的必经水路，塘子头就在南顶港河北岸。半个月前，一艘“乌龟壳” 载着十几个日伪军，在塘子头抢去了20多只鸡鸭、五六头猪羊，还有几百斤粮食，又放火烧掉三户老百姓的房子，群众对日伪军深恶痛绝。村长一提到拆庙打坝，阻拦日伪军下乡作恶，群情振奋，全部投入到拆庙打坝的行动中去。
“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效应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营改增”会显著降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假设相悖。其原因可能在于，企业盈利能力受多方因素的影响，“营改增”作为一项税收政策，对促进企业提高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间接作用不大，同时也说明了“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效应并没有使企业加大对其研发费用等能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方面的费用支出；另外，可能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发展不完善、规模较小以及“营改增”政策推行的年限较少，以至于“营改增”政策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盈利能力提高作用不能显现。外购商品及劳务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效应系数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
尽管是数九寒冬的天气，天正下着雨夹雪，北风呼啸，吹在人的脸上像刀割似的，而且临近傍晚，天渐渐黑下来，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人民群众抗击日军的决心，村长徐兆銮第一个爬上庙顶，掀起了一批瓦，群众一个个跟着干起来，还有好几个群众送来一盏盏点亮的马灯，……在徐兆銮的带动下，群众拆的拆，扛的扛，抬的抬，庙上所有的木料和砖瓦很快运到了坝址。为了抢时间，徐兆銮又发动每户村民送两棵树、运4笆斗碎砖。周围村庄的群众听说在南顶港河打坝拦河，也纷纷前来支援，朱家庄的章乃庆将自家屋后的3棵盆口粗的榆树锯下来，连夜送过来，还有很多群众送来了砖头、草包。经过10个多小时的连续作战，于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一条长约40米、宽5米多的大坝露出水面。
果然, 不出区委所料，就在腊月初八上午，一伙日伪军开着“乌龟壳”，再一次到塘子头及附近的张家堰等村庄抢粮。“乌龟壳”还没有开到塘子头，远远就看到露出水面的坝头，日伪军懵了，不敢再向前开，有两三个鬼子站在船头嚎嚎直叫。前来保卫并参加打坝的区队和民兵，正在附近村庄休息，听到这个消息，来个“瓮中捉鳖”，守住“乌龟壳”撤回的“咽喉”处，南北两岸一齐向“乌龟壳”猛烈扫射，当即打死三个日伪军，只是“乌龟壳”溜得快，否则鬼子将被痛打。
日伪军见水上寸步难行，只能从陆路下乡“扫荡”。 但冈沟堆内沟河多、小木桥多，而且每个村庄前后都有小桥，要是进庄的桥一撤，敌人想进庄，只能望河兴叹；若是敌人进了庄后，把桥一撤，就出不了庄，我军来个“瓮中捉鳖”，叫鬼子有来无回。区委专门作了部署，每个村庄的前后桥明确专人负责，并有“撤桥”与“放行”的专门信号联系。1941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日寇一个小分队约十二三个人，随汉奸姚某从大冈出发，向东南方的三里周去抢粮。这时，刚丢下中饭碗的刘殿才，隐隐看到鬼子正向庄后牛桥走来。迅即奔向牛桥，奋力捧起桥板抛入河中，拔腿跑回隐藏起来。当日寇来到桥头时，见过不了河，没好气地朝河对岸放了几枪。姚姓汉奸领着这伙日寇折转身向东北方的沙程庄走去。到了沙程庄，大摇大摆地从庄前的木桥进了庄。进庄后，桥立即被撤了，这伙日寇和姚姓汉奸哪里知道，他们已进入了区队和民兵设下“口袋”，来个“瓮中捉鳖”。当他们杀气腾腾来到庄中心时，几十个区队队员和民兵蜂涌而上，缴了他们的枪，把他们押到区委所在地，听候处理，姚姓汉奸当夜就被处决。这“撤桥”与“放行”，正是人民群众在打击日本鬼子的实践中创造的“绝招”。
70余年过去了，当年的打坝拦河、撤桥断路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史册上留下辉煌的篇章，充分显现了中国人民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注释：
《陆逵回忆录》系盐城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陆逵回顾自已一生战斗、工作亲身经历的著作，是一部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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