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专题研究
主持人：宋才发
【主持人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自然共同体，全球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总结中国国家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对全球治理民主化进行的系统性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各独立主体之间的平等与合作；在治理规范上，强调各主权国家共商共治共建共享；在治理议程上，强调和平权与发展权优先原则；在治理举措上，强调改革联合国体制是现实基础，共同制定国际规则是关键措施，生态法治建设是重要抓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是具体路径。进入21世纪新时期以来，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治理赤字不断加剧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在治理话语权上，通过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活动，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逐步彰显中国价值，实现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提升。本专题由《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解析及全球化治理探讨》《中国价值提升我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逻辑理路》《“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治理》三篇论文组成，期盼开卷有益。
采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两组患者的AST、ALT、ALB、AKP、Cr、BUN、DBIL、TBIL水平等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用t检验，检验水准α=0.05，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自然共同体，全球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全球化治理存在的现实问题是国际关系发展仍然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国际政治秩序仍然以西方强权为主宰，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推进全球化治理的主要举措有：改革联合国体制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现实基础，共同制定国际规则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关键措施，生态法治建设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治理；全球意识；国际规则；“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在2015年9月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在重大国际组织提出来的全球治理思想，强调要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1〕它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指引了方向和路径，开启了构建和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当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治理”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亟待学术界对实践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深入扎实的研究，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理论咨询。为此，本文拟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和推进全球化治理问题略陈管见，以请教于大家。
笔者做完自我介绍和简单的开场白，考虑和新员工年龄差距较小，设计的PPT可以自动播放和用激光笔远程控制，对于所讲内容成竹在胸，于是就尝试走进新员工中间去说，拉近了彼此之间的物理距离。这个尝试，有比较好的收效，全程半个小时的授课过程中，基本没有看到新员工们有低头看手机的现象。
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的解析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在同一个稳定的体系里共同运行，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体系性、整体性和开放性的概念，其宗旨就是把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誉与共，共同致力于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把整个“地球村”建设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2〕“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准则，兼顾了各个国家发展的民族性和人类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撑，具有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话语特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方向，隶属于“全球治理”“和平与发展”“民生幸福”理念上的价值追求。基本内容由如下四个层面构成：一是自然层面的“自然生命权”；二是经济层面的“物质文明权”；三是政治层面的“社会治理权”；四是文化层面的“精神文明权”。人类是生态社会的共同组成部分，必须正确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因人类发展给自然生态造成的灾害。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命运与共”“共建共享”，才能实现“共生共荣”。“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把人类命运与共同体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概念。2013年3月习近平在俄罗斯发表公开演讲的时候，向世界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声，阐释了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各个国家之间相互沟通、相互支持、相互联系不断加深，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理念。2015年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年会上，又进一步向世界系统地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含义，提出了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共十九大报告”以执政党纲领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略，确认它是“实现中国梦”须臾不可缺少的国际秩序。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要获得全体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党和政府必须有意识地培育总体性的全球意识。中华文明既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明，又是一种闳放旷达的文明，它是涵养和孕育中国人独特全球意识的精神家园。民众全球意识的培育过程，实质上就是国家意识与全球共同体意识相互衔接与融合的过程。当代中国要引领时代并走向世界，只有心中始终怀有全球理念，才能勇于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重任，才能够树立全球意识的博大胸怀和宽厚包容的心态。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必须着力开展闳放旷达的文明教育，塑造人们的意识变革和精神革新，让每个民众自觉意识到自己既是中国人，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努力提高全民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全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性。〔3〕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延展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迅速地改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国际力量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东升西降”的趋势。国际格局以西方为主导，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西方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不合时代潮流，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以新的、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取而代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长达40余年的冷战，给世界带来了惨不忍睹的损害。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还是科技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应有的话语权。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而言，既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中国政府欢迎世界各国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中国政府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反对国与国之间恃强凌弱、干涉别国内政，历来主张各国的发展道路应当由本国人民自己做出抉择，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既定目标，是中国在国际化发展和全球合作的基本方略，更是中国为促进未来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做出的重要选择。中国正在致力于构建同周边国家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通过实现与周边国家以及亚洲国家的和平有序发展，构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打造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尽管如此，当下逆全球化思潮在涌动，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格局并没有摆脱以西方强权为主宰的旧套路，世界面临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譬如，一些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强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和自身价值观念，随意推动国际矛盾升级、破坏国际法治，甚至任性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肆意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外交。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视中国为“眼中钉、肉中刺”，借助能力超强的互联网技术支撑，不断向世界散布“中国傲慢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断然认定中国“强大必霸”；污蔑中国是未来世界的“灾星”、世界不稳定的“祸根”，妄图通过挑拨世界对中国的恐惧心理，达到他们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图谋。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自然共同体
人类只拥有一个共同生产生活的地球，无论哪个国家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因而从本质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天然的命运共同体，具有生存依赖性和发展共同性。从人类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命运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类面对大自然如何求得生存、发展的问题。在马克思和早期思想家的论著里，“联合体”通常就是指今天所说的村落、城市等群体组织；“联合体”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通过交往方式组成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基于人类生存需求的自然结盟，从一开始就充满生活和发展需要的社会协作。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现代化方案”，不适当地引发了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南北发展失衡等全球性危机。当下迫切需要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重新审视这种偏离“和平与发展”轨道的“现代化方案”。实际上当人类社会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之后，就意味着整个世界无论国家大小、力量强弱，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的状态，整个世界既是“地球村”村民的公共场域，又是“地球村”村民公平公正、平等友好的共同空间，这个时候的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就应当有而且必须有全球意识；就意味着各个国家必须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思维，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在整个“地球村”的村民之间，牢固建立彼此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新型伙伴关系；就意味着世界各国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时候，必须摒弃狭隘偏私的自我中心主义，各国无论大小、力量无论强弱，在国际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现实世界已经不再是各国相互博弈的角斗场，“要和平、不要战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建设持久和平的重要目标；就意味着影响国际秩序的因素，也不再只是权力的对抗抑或权力制衡，各国之间开始转变为主要依靠制度和规则来协调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参与到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建设中来，“合作共赢”已经抑或正在成为各国认可的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譬如，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由于满足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因而沿线40多个国家抑或国际组织，已先后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100多个国家抑或国际组织，表达了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意愿。各个国家发展能力、综合国力的增强，必须仰赖和依靠本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必须根据自身特点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时代呼唤和世界潮流的新思想，是对世界各国人民推动和平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升华，标志着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具有崇高的国际道义优势和道义力量，因而一经提出就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赞成与支持。
马克思主义认为，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存在过的一切“联合体”“共同体”当中，无论是自然形成的抑或人们通过有意识组织的，根本动因和本质都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对物质利益追求是人们开展发明创造的最初动力。在这里民族国家意识与全球意识，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区别就在于民族国家意识，强调的是隶属于某个具体民族抑或国家的成员的利益；全球意识强调的是所有社会成员，在世界利益格局中的相互依存性，两者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全球意识的深厚理论底蕴，它既是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超越，更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与超越，尤其是为已陷入僵局的国际难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当代任何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只有当它具备了全球意识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块坚实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联合国必须以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为宗旨，尊重“大小各国平等权利”，倡导“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4〕要想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就需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譬如，中国政府就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里，突出强调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着力探寻“人类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中国政府历来主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准则，无论国家大小、强弱，都需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必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创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前景。譬如，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从“全球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发，以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为宗旨的。诚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指出，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了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加快了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克服了诸多人世遭逢的困难，赢得了世界100多个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众多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有利于有效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5〕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去遵循和实践“中国方案”，与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一道，共同打造牢不可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全球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各类用户在该操作系统的使用权限各不相同，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权限：（1）教师的权限为输入、查询与输出自己的个人信息；（2）评价部门管理者的权限为审核教师上传到由本部门考核栏目的相关信息，以及在全校范围内结合部门考核对教师的综合考核结果进行排序等；（3）超级用户（校长或经学校授权者）具有增减考核栏目（板块）、评价要素的权限，修改各板块评价要素权重的权限，以及对全校教师进行综合评价和某一单项评价的权限。本调查研究团队成员邱健筠为“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系统”架构的操作系统如图3所示[4]。
二、全球化治理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国际关系发展仍然以西方国家为中心
联合国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10月，它以发展人类公共利益为宗旨，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覆盖全球的国际性组织，构建了一个由联合国调节的国际新秩序。《联合国宪章》已成为对全球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公约，联合国组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在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联合国宪章》的普遍法律效力，集中体现为凡与宪章的规定相抵触的法律规定，均属无效法律规定。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联合国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政策”等，表现出束手无策、缺乏基本的制衡能力，致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感到非常失望，以至于国际社会对联合国体制的有效性产生质疑。针对联合国有被“彻底边缘化”的危险，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建议尽快改革联合国体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体系”。联合国体制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缔造一个能够实现联合国体制与时俱进、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国际组织，即改建成为一个融“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为一体的、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国际共同体。〔9〕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下的联合国体制改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两者在“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上，同样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里所论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全球发展的共同体，又是一个全球安全的共同体，联合国体制改革恰好是围绕这两个共同体展开的。所以，改革联合国体制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现实基础。2015年联合国发展高峰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要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资源、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消灭贫困、控制跨国疾病传播和促进全球经济合作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因而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的体制机制改革目标，必须与时俱进地覆盖全球化进程，推动世界朝着“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方向发展。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载入了“在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问题”决议和“粮食权”决议，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由中国政府提出的理念，被联合国正式接纳为全球经济社会治理总的指导思想。联合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接受，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政府对包括“全球化治理”在内的相关倡议的正确性和生命力，为联合国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共同体的最高层次，可以说通过联合国体制改革打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和质的升华。“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旦建立起来，联合国就能够实现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法律效力的全面升级。
(二)国际政治秩序仍然以西方强权为主宰
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之后，得出了“人本共同体”的科学结论。譬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就从不同角度论及到“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等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和使用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从此自由人联合体成为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体”里面，人们超越了长久以来形成的阶级性烙印，超越了人们所处的阶级和地域的界限，取而代之的是以共同利益为前提的、相互依存的新型社会关系。在人类现存的各种文明之间，需要互相尊重、互学互鉴、兼收并蓄。“国家”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高层级”的共同体。然而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视角看，国家并不是共同体发展的顶点，人类应当从更高层次上认识人类共同体问题。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是要强行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民绑在同一辆战车上，而是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的差别，每个国家、民族的地位一律平等，全球性的矛盾与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就是要坚持各国之间合作共赢、相互依存、同舟共济，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让各国人民共享世界发展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智慧，是当下解决世界性时代难题的理论法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延展，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重要的理论成果。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普惠价值、共同价值观，取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一个由“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组成的共同价值观[注]关于主张全人类共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观问题，习近平“在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以及习近平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中，都反复重申和强调过。，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包含着互利共赢的发展观、义利兼顾的利益观、权责共担的治理观和包容互鉴的交往观，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当代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期盼，突破了具体国家、民族的界限，打通了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之间的隔阂，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提供了方向。然而当下的世界仍然不公正、不太平、不和谐，人类社会所处时代的性质，仍然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性质、主要矛盾和主要特征并没有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时代”的主旋律，即人类社会首次进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处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时代，当人们面对具有全球性的灾难抑或艰难险阻时，仅靠某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应对和无能为力的，只有各个国家共同面对人世遭逢的困难和艰难险阻，共同承担历史的责任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助于完善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构建和实现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有助于推动世界政治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三)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
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7〕。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皆因为生态遭受致命破坏，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抑或中心转移。在中国昔日的“丝绸之路”上，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楼兰古国”[注]“楼兰古国”是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小国，位于现新疆罗布泊西部，处于西域的枢纽。王国的范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新疆哈密，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现今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楼兰古国在公元前176年前建国，公元630年突然神秘消失，共有800多年的历史。，早已消失在浩瀚无际的沙漠之中，自然界庄严地警告人类绝不可恣意妄为。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人类整体以及个体只有自觉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才能使人类各个层面的利益获得基本的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与日俱增，人们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日趋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灾难，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国家抑或某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事情，已经像瘟疫一样危及整个地球和人类社会。譬如，人们日常议论的大气污染、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破坏和大面积“雾霾”等，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危机问题。安全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利益的核心，而其中的“绿色安全”，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安全场域，是人类向往清洁美丽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状态。世界各国处于一个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之中，人们当下所面对的“危机”，不只是大气污染、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能源争夺战和重大传染性疾病，而且面对毒品犯罪、难民危机、信仰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等社会危机。面对这些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危机，如果各国都扯起“保护主义”的旗帜，推行“自我保护”策略，“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就势必导致世界性的危机加深、矛盾积厚，最终危及和破坏世界和平发展的局面。由于西方国家从未放弃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固有思维，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所谓“美国优先”、美国政府“退群”外交等，其本质从来就不是为了维系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多边贸易自由，而是为了孤注一掷地力保“一超独大”的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不至于滑落，丧尽天良地玩弄国际旧秩序，不惜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牟取本国的发展利益，继续肆无忌惮地压榨和剥削全球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为全球共同发展和人类共享繁荣的“全球治理”理论，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先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全球治理的内涵是指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达到和解决全球性的环境、生态、人权、移民、走私、毒品、冲突和传染病等人世遭逢的问题，以维护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8〕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根本动力，源自于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意味着旧权力结构和世界旧秩序正在走向衰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新生力量冲破旧传统观念的束缚，要求建立一种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新格局的新平衡。发达国家只有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抛弃传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穷兵黩武的霸道做法，适应全球治理法治化的重大转型，与其他国家一道携起手来通力合作，共同应对人世遭逢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把深海、极地、太空和互联网打造成合作共赢的新领域，建设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新格局，才能够把人类社会建设成为开放包容、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新世界。
三、推进全球化治理的主要举措
(一)改革联合国体制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现实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形成了以美国、苏联为中心的两个超级大国，一系列涉及经济、政治、军事诸多方面的国际关系准则，基本上是以美国和苏联的战略需要为基础制定的。“超级大国”思维主导和掌控了国际关系的建构，国际关系的运作几乎完全凭借经济和军事实力说话，国家与国家之间呈现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平等局面。1991年苏联剧变改体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急剧直下，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有竞争实力的超级大国。美国开始把“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搬上国际政治舞台，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到处制造局部战争，毫无顾忌地破坏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譬如，引发了阿富汗战争、波黑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冲突、海湾战争、叙利亚内战等，加剧了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不可持续性，给整个世界带来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表现为对世界进行疯狂掠夺，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索取廉价资源，另一方面又转手高价推销和出售其工业制成品，达到牟取“双重经济暴利”的目的；在军事上，表现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展国防事业，一旦发现这些国家在科学技术上有所突破，预计在未来有可能对西方构成威胁的时候，就会不择手段地对其进行军事打击和军事威胁，绝对不允许发展中国家有军事威胁可能性存在；在文化上，表现为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推行普世价值，把普世价值推崇为全人类共通的价值标准。西方国家宣扬普世价值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强行地推销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种普世价值不具有任何真理性和普遍性，只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干涉他国内政寻找借口的价值话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依赖普世价值话语权，在国际社会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少数胆敢“不听话”的国家扣上“专制”“独裁”的大帽子，采取“颜色革命”抑或寻找借口直接推翻他国政府。〔6〕总之，西方政治文化中“普世价值”和“黑白二分”的思维定式，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系列矛盾与纷争的思想根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主导的当代国际关系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弱肉强食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行为。尽管联合国为此制定了诸多国际准则和祈求共同遵守的条款，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各种不同的会议上据理抗争，甚至联合起来以整体的力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抗衡，试图推动构建较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但是在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舞台上，由于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实力对比悬殊，国际关系的发展终究难以改变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局面，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成为一种不断追求的愿望而已。
(二)共同制定国际规则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关键措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组织，以《联合国宪章》为标志的国际规则，成为20世纪国际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以“联合国”为主体的治理框架，涵盖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机构。尽管这个框架结构并不完善也不完美，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不断地发生“热战”“冷战”和“贸易战”。但是它却为原本就不太平的世界，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与发展”时期。学术理论界通常论及的制度性话语权，是指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的运行机制，确立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国际政策和国际事务方面的发言资格与权力。制度性话语权一旦形成，便具有持续的效力，标志着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力和领导力。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垄断和掌控了国际规则和国际政策的制定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基本的政治话语权，始终游离在制定国际规则的边缘地带。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国家从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出发，对国际规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动辄以本国利益受损为借口，在国际社会肆意推行“单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频频向广大不发达国家转移国内尖锐矛盾。全球化治理的法治背景是《发展权利宣言》。《发展权利宣言》规定发展权利是公民的一项神圣的、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所有国家公民的一项特有权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法治精髓是完全一致的。譬如，《论语》所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警句，早在18世纪末就被载入法国《人权宣言》；联合国将其作为官员们的“座右铭”，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大厅的墙壁上。〔10〕当然当下的国际社会和国际规则，也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再譬如，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美国，就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要求退出联合国有关组织和对自身不利的国际规则，试图另搞一套限制他国发展的“游戏规则”。多数发展中国家不畏美国强权政治的胁迫和威胁，挺身而出要求维护来之不易的国际新秩序。一系列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治理规则的建立，为发展中国家实现与发达国家对话，共同推进全球化治理构筑了沟通的平台，提供了全球化治理的新模式。诚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指出，国际规则不应当谁的胳膊粗、谁的力气大，就由谁说了算。〔11〕更不能把国际规则视为儿戏，“合则用、不合则弃”，在全球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无论哪个国家随意抛弃国际规则，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都是不得人心的，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损人害己。尽管现行国际规则体系有诸多不完善、不尽人意的地方，确实需要各国抛弃前嫌共同商量改进，但是绝对不能够粗暴地、简单地一弃了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大家和舟共济共同制定国际规则，是当下推进全球化治理的根本举措。国际规则只有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才能够实现“国际规则”大家共同维护、共同遵守的夙愿。国际法是世界各国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的法律依据，在国际人权责任和国际事务的全球治理过程中，各个国家都担负着国际法规定的、国际行为主体所应担当的法定责任。〔12〕
(三)生态法治建设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重要抓手
人们对健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渴望愈来愈强烈，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全球“绿色发展”[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中，第一次提出和使用“绿色发展”概念。从此“绿色发展”进入各国政府文件和人们的视野，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绿色行动计划”。意识的觉醒，生态法治建设理应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当下多数国家政府提倡的“协同治理”理念，是建立国际新格局、实现全球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对世界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不应当逃避绿色发展的国际责任，理应为世界性的生态环境治理付出相应的代价，支持和鼓励发展中国家广泛平等地参与全球生态环境建设。凡属涉及到诸如生态坏境污染治理的共同问题，必须由各国共同商量、共同掌握、共同整治，建立双向的、联动的治理机制。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最有可能消灭人类自身的诸多因素中，也许不再只是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的战争，而且包括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的绿色安全问题。全球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目标，并不像西方国家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只是为了实现某一个国家抑或区域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须为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合作共赢。必须树立各国共同应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全球安全观意识，只有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才能够为各国人民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任何国家如果仅从本国利益的狭隘视角看问题，对全球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进行功利性选择，抑或只讲利益、不讲付出，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全球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初衷。譬如，面对世界性恶劣气候变化和全球性环境污染，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出发，总统布什在18年前的2001年，对《京都议定书》选择了“退出”的态度。当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如出一辙，抨击治理恶劣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指责《巴黎协定》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之前，每年筹资1000亿美元支援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治理是一种“讹诈”，在本质上就是“通过绿色气候基金将财富转移到了其他国家”〔13〕。因而2017年6月他在白宫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并且终止《巴黎协定》的所有条款。与美国政府的态度正好相反，中国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而没有被《京都议定书》规定应当承担污染物的减排义务。但是中国政府制定并宣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未来5年内实现节能20%”的目标。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不但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上，提出了生态环境法治化问题，推动达成有力度、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全面阐释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致力于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负责任大国的勇气和决心。又譬如，习近平在2015年11月30日，“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将于2030年左右，促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到2030年的时候，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比2005年下降60%-65%〔14〕。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又进一步阐明中国推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走的是一条“尊尚自然、绿色发展”〔15〕的必由之路。中国政府为改善全球恶劣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污染，坚持走“绿色低碳、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以生态法治建设作为推进全球化治理的重要抓手，率先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途径和方式，有意识、有计划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和执法实践，明确规定生态环境保护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四)“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具体路径
“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本意是借用历史符号来推进当代的全球化治理。“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沿线的65个国家。目前中国政府已经与69个国家抑或国际组织，共同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开发和共同建设协议；同沿线国家签署了68项司法协助、引渡条约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条约；同沿线国家签署了56项双边投资保护协定、52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60项双边航空协定和28项双边银行监管谅解备忘录等。〔16〕“一带一路”倡议是践行全球绿色发展观、推行全球绿色治理的典范，展现了中国携手世界各国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境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折射出对人类命运的美好期盼，“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思想观念的延伸，作为推进全球化治理的一种具体路径，它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亲诚惠容来夯实国际关系基础，以结伴不结盟留足国际关系空间，以平等相待来增进彼此理解，以共商共建共享来实现共赢发展的目的。 这里的共商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共建体现了参与和责任担当，共享则可以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韧性。“一带一路”建设不仅着眼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强调把中国的发展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通过各国之间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推动和引领沿线国家不断朝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无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抑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成果，都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基础性条件。理解和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于注重“共同开发”“合作共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共同发展”。中国正在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为破解“全球贫困”“发展失衡”提供良方。为此，各国政府在政治上要抛弃“对抗逻辑”“冷战思维”，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前提，秉持彼此相互平等、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原则，注重全球化治理的整体性，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和途径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树立宽松包容、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理念，塑造一个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共同繁荣的国际氛围，共同解决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性，从双边、局部、区域治理走向建立健全全球治理机制；在生态上要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应对恶劣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自觉走绿色低碳、环境友好型发展之路，为建设清洁美丽的大千世界共同努力。实事求是地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的“大合唱”，而不是中国的“独奏曲”，它把沿线国家和地区连为一体，为沿线国家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当下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国家，应当充分发挥公民个人、企业社团乃至国际组织对参与主体的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平等协商的对话机制，把各个方面的力量统筹起来，在全球治理议题覆盖全球的同时实现共同治理。由中国发起并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既表明中国始终坚持“结伴而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也表明中国今后即使强大起来了，也不会重蹈“国强必霸”的覆辙，将致力于打造长期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新格局。因而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特征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联合国认定为中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标志性实践，是中国向联合国和沿线国家推出的一个响亮的“世界品牌”。
初婚年龄提高,使育龄妇女妊娠年龄相应增高,可能引起自然流产的危险上升;而孕次的增加则往往伴随卵巢功能的衰退,致使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增大。城市妇女发生自然流产的危险高干农村妇女[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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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3-005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边境秩序管控问题研究”(17CMZ003)
〔作者简介〕宋才发，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广西民族大学杰出人才引进教授，内蒙古财经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 南宁 530006。
【责任编辑：刘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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