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积极建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支撑其革命行动的开展。其意识形态话语继承了大革命时期革命话语内容、风格等；吸收了井冈山及周边的当地话语资源，用群众的生活性话语形式表现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融合了外部输入性话语资源，将上级领导机关的文件内容转化为所需的话语资源。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不仅有力推动了井冈山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开展，而且为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形成提供了模版。
[关键词]井冈山斗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在创建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客体等方面加强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1]，将中国共产党的主义、纲领用当地群众能够接受的形式进行宣传与表达，“毛泽东同志亲手制订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2]P122，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民间社会的有效传播与扩散，取得了群众动员的良好实效，消除了少数群众对于共产党本质认识不清的现象。“群众镇〔整〕日在斗争中讨生活，沉浸于长期的革命潮流之下，颇有斗争的经验，对于革命的认识，政权的认识，工农的武装的认识，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认识，还可以说有了相当的程度”[3]P108，使其能够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纲领的先进性。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来源多样、内容丰富，既有对大革命时期党的革命话语资源的继承，又有结合井冈山斗争实践的话语创造与更新，从而在传承与创新的双向互动之中推动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
一、对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继承
大革命时期，为了推进革命进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诸多能够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标语口号，“群众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并高唱《国民革命胜利》、《打倒列强除军阀》等歌曲”[4]P9。这些标语口号中蕴含了中国共产党自身意识形态的指向。在具有鲜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色彩标语口号的指引下，群众明晰了革命的目标指向以及具体实现路径，“列强”“封建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这四大群体成为了革命斗争的目标。
“列强”就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为了发动群众与帝国主义作斗争，1925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六不主义”，“不卖肉菜给外国人、不当外国人的西崽、不当外国人的奶妈、不在洋行办事、不用外国钞票、不吃外国香烟”[5]。“封建军阀”是维持封建势力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要打倒封建势力的统治，首先就必须消灭其军队，以彻底根除其维持统治的力量来源。中国共产党痛斥中国军阀，指出“中国军阀取得[荷包]的方法，一就是攘得权位，卖官鬻爵，指使政客兴风作浪，明火执仗的抢来”[6]P13。“土豪劣绅”是维护封建势力统治的经济力量，遍布于旧中国乡村的土豪劣绅，施加于广大农民的经济剥削行为，为封建势力的存续提供了经济资源，而封建宗法制度又为农民自主精神的成长增添了一道枷锁，群众将其称作为“虎狼”，正所谓“团团怒火烧胸膛，土豪劣绅是虎狼，算盘一响笔一划，田地房屋被算光”[7]P82。“贪官污吏”是维护封建势力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代表。国家行政权力在“贪官污吏”把持下，成为其鱼肉群众的武器。行政权力正常运作的结构调整会被“贪官污吏”所利用，异变为牟取私利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书写了“贪官污吏”的危害所在，“约三千余人按期在城内集合，我在人群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号召群众打倒蒋介石，反对石灰捐，反对贪官污吏”[8]P69。毛泽东等人作为大革命时代的参与者，在大革命的氛围与语境之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熏陶与影响。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就运用了大量的阶级、政治、革命类型的话语分析革命现象，阐述革命主张，叙述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的革命形势，他提出，“中国现在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的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极(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极(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叙)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9]P667。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过程之中，继承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话语作为直接话语资源，是其话语习惯的自然延续，“这样的认知一旦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在很多时候会固化为一种背景知识，对人们进行相关的理解产生一种习惯性的倾向影响，甚至会形成一种话语习惯，对某个话语主体形成一种惯性表象”[10]P1。
在江西永新三湾，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改编时，就运用了改造后的革命话语，其中保留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内容，增添国民党作为革命的对象和应打倒的目标，“毛主席还号召三湾的贫苦农民起来造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摧毁封建制度”[11]P46。朱德率领部队打下湘南的宜章城，召开群众大会时，也运用改造后的革命话语发动群众，将国民党列为首先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帮助工农大众打土豪，分田地，谋解放的，现在已经推翻了国民党县政府，抓到了一批土豪劣绅，大家要抬起头来努力革命”[12]P20。而在日常革命行为之中，还是会继续沿用大革命时期形成的话语内容，如曾志回忆说，“我到医院不久就筹备过新年。为了让伤病员高高兴兴地过年，我们组织了演戏、唱山歌等娱乐活功。当时革命歌曲不多，主要是没有人编，因此只好唱一些北伐时的歌曲，例如象‘打倒列强、除军阀兮’一类的歌”[13]P95。
固定淀粉用量100 mg/L，CaCl2用量100 mg/L，捕收剂油酸钠和CM-5用量各100 mg/L，图3为较宽pH值范围内两种捕收剂对三种矿物的浮选结果。
井冈山群众还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的重要地名、人名等专属名词融入革命话语，实现语义提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的一些重要地名和人名，具有其固定的通行区域和人口范围，因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行动，必然会将其吸收至自身的革命话语。
二、对于井冈山及周边本地话语资源的吸收
一个政治会议或国际会议，应该有一定的安保措施，但如果过度安保，安保半径过大，措施要求太高，就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损失。损失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幅增加了安保成本，另一方面增加了其他人的不安全。实际上，安全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如果对一些人过于安全了，或者无端做过多安保无用功，就有可能对其他人不安全。以一个政治会议或国际会议为名打破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要求周边企业停止经营，就是这些居民生活的不安全，企业产权的不安全。所谓产权安全，就是其运营要稳定和可靠。如果有过多不可预料的因素使之停止运营，这个产权就不安全。极而言之，真正的和整体的安全，就是宪法得到遵守，民众的宪法权利受到保护。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横跨江西和湖南两省六县，辖区内既有通行的江西方言、客家话和湖南方言，经过与红军队伍的语言融合，“出于政治宣传、文化教育、军需物品购置等工作的需要，红军必须与当地群众进行语言交流”[19]，而这种话语交流之中，红军占据了主动性，毛泽东“强烈要求队伍要尽快和当地群众搞好关系，甚至要掌握本地的语言”[20]。因此，有些地方语言中的话语资源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序列，成为其话语内容的重要成分。例如，肖家璧和罗普权(1)井冈山斗争时期，肖家璧、罗普权是江西省遂川县反动地主武装头子。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敌对势力的代表，为井冈山群众所痛恨，使得两个人的名字被编入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军歌谣之中，在井冈山传诵，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之中成为一种反面存在，“齐心活捉肖家璧，合力消灭罗普权”[21]P39。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构建吸收的本地话语资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将井冈山群众关于革命的独特性理解以话语存在的方式进行语义转换；第二是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的重要地名、人名等专属名词融入革命话语，实现语义提升；第三是将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战役与胜利场景转化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资源。
井冈山斗争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将自身关于革命的独特性理解以话语表达的方式融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结构之中，并成为其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由于发展党组织、开展军事斗争、推动经济建设等实践性需求，和井冈山群众进行了频繁的话语互动与交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话语处于主导、引领的地位，但是，当地群众对于革命的独特性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形成话语流，从而反过来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话语产生影响。井冈山斗争时期，群众对于“革命”“阶级”“苏维埃政府”等抽象性话语进行了话语联想，产生了实践性理解。
生物农药在选择过程中要选择经过有机机构认证的杀虫剂，这部分杀虫剂通常来源于天然资源，能够在田间很快降解，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小。例如可以选择植物提取物、昆虫生长调节剂、干扰害虫交配的信息素、肥皂、矿物质粉等制剂进行控制。生物杀虫剂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不会对人类和有益昆虫造成危害。目前推广应用较好的生物农药主要有苏云杆菌、植物源杀虫剂、特殊配制的含有高脂肪酸的皂液、休眠油、昆虫信息素、高岭土等。
对于“革命”这一类词的语义理解，井冈山群众并未完全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一致，接受其书面涵义分析，而是从自身行动实践出发，将其简化理解为“打倒乡村中的有钱人”，因此，群众以为参加暴动队组织的打土豪行动就是对“革命”的一种实践认识，“我于民国十七年参加了暴动队，全队四五十人，三月间与敌军作战失败，我回家耕田”，“暴动队进行活动是打土豪”[22]。从以上话语叙述可以看出，参加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部分群众，对于“革命”一词的理解，几乎不是从其语义的角度出发，关注的更多的是从群体的行动实践角度，即对于“革命”一词的语义不甚理解，但是，对于自身及团体能够采取的实践行为却很明确，并能积极参与。
输入性话语资源是由中共中央以及江西省委、湖南省委以上级的指示、文件、政策等形式承载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由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军队及党组织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之中内化成为当地的意识形态话语资源。
对于“阶级”这一类词的语义理解，井冈山群众也很难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之中的概念定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可以从各种理论角度对农村中的社会阶级进行划分，1926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中国农村社会中的阶级划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23]P120-121等八个阶级。对于抽象性过强的政治理论术语，井冈山地区的群众无法理解其书面涵义，“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24]P74。井冈山的群众只能将“阶级”这一类的词语按照财产标准，辅以平时有无剥削行为，对乡村中的社会人口进行分类，从行动上落实中国共产党划分阶级的指示与要求。井冈山斗争时期永新县地主的成长过程就反应了当时的话语困境，“如九陇山地主肖文忠，起初做豆腐卖，慢慢地就开小店铺，专门开张聚赌，换卖鸦片烟，贫苦农民也就被他引诱去赌博，吃鸦片烟，开始农民输了钱他就借，吃了烟冒[没]钱他就债账，到时候农民欠他的债越来越多，无法偿还，他就逼农民卖田抵还，或卖木山、茶山抵还，他利用封建势力，农民卖一垅他就夺一垅，卖一块他就夺一冲，就这样不到十年光景，九陇山的一千多担谷田和几百块木山、茶山几乎全被他‘永远营业’了”[25]P25。
对于“苏维埃政府”这一类词的语义理解，井冈山群众只能从井冈山当地方言的语义出发，与其进行话语融合，在改变名称的基础上，实现其语义的通俗化、大众化。“民国十七年七月十三，红军从大路坪到洋溪……开了二百人左右的群众大会，在会上宣传说：穷人现在不怕了，没有衣服穿的现在有了，没有田地山的现分给你们，要组织暴动队，成立苏维埃政府”，很多群众无法理解“苏维埃政府”的准确含义，“后都没有成功”[26]P1。后来，井冈山群众“干脆把其直接称为‘埃政府’，因为‘埃’与客家话的‘我’发音接近，‘苏维埃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1]1928年6月7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通过的《湘南工作决议案》强调，“现在湘南工农对‘埃政府’的信仰仍然存在，并且都希望‘埃政府’的再来”[27]P66。井冈山群众从“苏维埃政府”词义中的概念解释与终极精神之中，选择了其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特色，并将其转为“苏维埃政府”的代称，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宣传的话语资源。
合而观之，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话语资源在井冈山斗争中的话语痕迹表现为革命目标的扩充性；革命性质的一致性；革命动力的现实性。革命目标的扩充性在话语表达上体现为把国民党直接列为革命对象以及作为打倒目标，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国民党新军阀早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对象，“如两湖在李唐战争时期，广东在张李战争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冒进”[16]P4。在毛泽东等人及红军队伍宣传工作的推动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军阀”等词语作为革命对象的指称已经深入井冈山群众的话语结构之中。革命性质的一致性在话语表达上体现为坚持认为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敢于和国民党争夺革命领导权，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中坚持认为，“目前的革命性质仍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中。革命的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与彻底地消灭封建阶级”[17]P34-35。革命动力的现实性在话语表达上体现为毛泽东等人更能从井冈山斗争的实际出发，适当变换革命动力的话语概念，扩大其语义及涵盖范围，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提供不竭的动力。1928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省茶陵县湖口给部队讲话时提出，“周围几十个县，上千万人口，我们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红军不愁没有发展的余地”[18]P88。在毛泽东的讲话之中，将上千万人口中包含的广大工农群众统统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力，从而为“革命动力”语义的扩大预留了话语空间。
从地名进行考察，井冈山斗争时期被吸收进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地名当属“井冈山”这一词，毛泽东提出，“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24]P68。1928年7月，杜修经在《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指出，“在边界秋收时被敌军压迫退守井冈山”[2]P165。在中国共产党系统内部的话语交流之中，“井冈山”这一地方专属名词，由于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内部，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改造吸收，成为了其意识形态话语资源。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部著名的地方名气最大的是袁文才、王佐二人。经过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系统的运用和吸收，这两个人名也成为了其话语资源，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提出，“土匪问题的得不到适当解决，也是一桩使党阻碍进展的障碍。比如我们过去用外交手段拉拢袁王，而没有同时注意去夺取其群众”[2]P273。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特委刘作抚在《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指出，“解决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的影响，使群众认识红军确实能够为群众有利益的，于群众有害的红军即会解决他”[28]P372。经过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吸收，“袁王”已经成为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关注土匪问题的一个重要代名词。
一是深化预算编制改革。采用零基预算方式编制部门预算，摒弃传统的基数法，以当年财力为资金分配基础，以当年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分配依据，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二是不断强化预算约束。预算编制、执行等全过程使用财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并与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对接，实现预算编制刚性约束。三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部门预算、综合预算等管理制度，完成年度部门预算公开，切实提高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公开性；调整区本级部门预算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认真做好2018年预算编制要求的经济分类改革工作，确保政府预算和部门预算严格对应、有效衔接。
井冈山群众还将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战役与胜利场景转化为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资源。井冈山斗争时期著名的战斗名称有很多进入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资源，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宣传的重要材料，黄洋界保卫战就是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后来，经过不断宣传，黄洋界保卫战的名气越来越大”[29]。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的报告之中首次肯定了黄洋界保卫战的重大意义，并将其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之中，“八月三十日湘军吴尚部，赣军王均部，共四团，……我军不足一营，凭黄洋界天险(宁冈登井冈山之路)激战一昼夜，将敌击退，敌死伤甚大”[30]P520。经过毛泽东创作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的渲染，“黄洋界上炮声隆”[31]P51，“黄洋界保卫战”一词作为红军与群众的鱼水关系、红军以弱胜强的顽强作战精神的象征和代表，融合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内容。
三、对于输入性话语资源的融合
要形成全员参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局面，提高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效，有必要首先解决一些亟待研究的实际问题，即高校领导在全员参与廉政文化建设问题上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知不知”、“愿不愿”、“敢不敢”和“会不会”四个问题。
毛泽东、朱德等人来到井冈山以后，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之中，更是非常注重运用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话语资源，进行革命氛围建构与革命语境扩散，1928年的正月，“初五，在五斗江上街庵坳戏台开群众大会，有二百多群众参加了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无产阶级不要怕，要团结起来革命，打土豪分田地’”[14]P2。毛泽东依然从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话语习惯出发，继续向话语受众阐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目标及具体措施，使得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话语成为了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语料资源，为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行为的开展提供了话语形态的提升与支撑，“大家听了，不住地点头微笑称是，精神振奋，大家都说：‘毛泽东同志不怕，我们还怕什么？’”[15]P14
井冈山斗争时期，由外部输入的话语资源主要是围绕着全国政治形势、红四军发展策略及方向、根据地政权建设等方面进行话语输入，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红四军吸收以后，再扩散至群众中间，完成由文件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社会话语的转变，“话语分析能作为有效的工具，揭示社会再现的深层内容、结构和策略”[32]P210。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共中央及江西省委、湖南省委围绕全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反复对于湘赣边界特委及红四军前委进行详细阐述，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前敌委员会的信》中向毛泽东、朱德等人指明了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作出了一个总体判断，就是中国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须要一个统一的政府，他要利用中国各派的冲突来维持扩大其在中国的地位，因此每个帝国主义都要扶植一派军阀，英帝国主义几月来已经与桂系军阀勾结上了”[33]P133。在中共中央做出军阀冲突不可调和的判断基础之上，中共湖南省委的判断更为激进。1928年6月19日，湖南省委在《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中指出，“但就全国形势来看，因北伐结束更引起军阀的冲突。湖南各派军阀的明争暗斗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期，新的混战亦在准备中”[34]P243。中共江西省委着眼于江西省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赣南的革命发展“亦即是使全国的暴动局面转变到更一新的时期”[35]P141。这些上级领导机关对于革命形势的判断与估量，以文件、指示、命令的形式传达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吸收了这些革命形势的话语之后，在文件之中，以独特的话语风格将其表达出来。1928年10月5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之中，他提出，“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36]P624。从毛泽东的话语叙述之中，可以看出，他完全吸收了中共中央等上级领导机关关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判断，并将其转化成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意识形态话语资源，在根据地内进行扩散与传播。
井冈山斗争时期，上级领导机关对于红四军的发展方向与策略也提出了大量的指导性意见，这些意见蕴含的话语资源也成为了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来源。关于红四军的发展方向与策略选择，中共湖南省委一直要求其前往湘南，提出要“发动湘南的游击战争，造成乡村大规模的割据，分散敌人力量，牵动湘南各军的行动”[37]P49，再向湘东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势力汇合，向湘东推进，以促成从平江沿赣边到湘南的割据”[38]P412。中共江西省委则一直坚持红四军在确保赣西革命发展的前提下，需要择机前往赣南，以扩大江西革命范围，“倘朱德部在赣南则可为暴动的□大帮助，立即以这部份军事力量会同群众暴动夺取政权，解决赣州的十四军与士兵队反动武装”[2]P68。中共中央对于地方省委的不同意见，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提出红四军在两个方向发展都可以，“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39]P353。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经过商议，吸收了上级政策话语，以湘赣边界为大本营，伺机出击湘、赣，“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40]P63。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共中央及江西省委、湖南省委关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出了很多指导意见，并传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根据地建设的话语资源。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共中央认为应该在充分发动的群众的基础之上，建立群众性质的政权机关，“据我们所知道的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41]P1。中共湖南省委认为红四军应该再扩大割据规模，要“首先努力促进这一区域的割据，肃清湘赣边界各县的反动势力，由普遍的大规棋割据，进而争夺县城，完全此割据计划”[3]P17。中共江西省委同样认为红四军“应该以最大的力量去扩大和深入土地革命及苏维埃政权，建立发展强固党的组织”[3]P28。这些文件话语中的“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议”“割据”等词汇由此传入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其革命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界各县以土地革命为中心扩建根据地的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42]P21。
市场上对客户信用评价的模型良莠不齐，很多评价模型开发企业的产品并没有经过大量数据实验、研究的检验。企业因为缺乏对客户信用信息的足够重视，在判断客户信用时，往往以主观意见及历史交易记录为依据与客户达成交易。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为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开展，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奠定了话语实践基础，进而为中央苏区的成功开辟提供了话语支撑。“使民众能够充分感受平面话语，展现的立体前景，对革命前途和愿景产生无限想象，最终实现了群众对革命的互动与响应”[43]。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模式的有效应用下，“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下了井冈山，进行大迂回转战，往返穿梭于闽西、赣南、粤北，逐步站稳脚跟，建立了小块革命根据地”[44]P3。随之，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又成为了中央苏区意识形态话语的最初模版，并吸取当地话语要素，形成了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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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structionoftheParty’sIdeologicalDiscourseduringtheJinggangshanStruggle
YANG Fan
(CenterforJinggangshanStudies，JinggangshanUniversity，Ji’an，Jiangxi343009，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Jinggangshan struggle，the Chinese communists supported their revolutionary actions by actively constructing an ideological discourse system.Its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herited the content and style of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Absorbing the local discourse resources of Jinggangshan and surrounding areas，the Party’s ideological discourse content is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everyday life discourse of the masses.Integrating discourse resources input from the outside，the documents of the superior leading organs were transformed into the discourse resources needed.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discourse during the period of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 not only strongly promoted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the 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Base，but also provided a template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Keywords：struggle in Jinggangshan；ideology；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6-0065-07
[收稿日期]2019-08-31
[作者简介]杨帆(1980—)，男，江西南昌人，博士，井冈山大学井冈山研究中心副教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红色文化研究与传承应用协同创新中心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红色文化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央苏区时期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宣传比较研究”(立项批准号：2018M642588)、2018年度井冈山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井冈山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及应用”(立项批准号：JRB18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邱 明)
标签：井冈山论文; 话语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群众论文; 革命根据地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论文;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央苏区时期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宣传比较研究”(立项批准号:2018M642588)2018年度井冈山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井冈山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及应用”(立项批准号:JRB18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 井冈山大学井冈山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