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铭石书迹，确切说，是迁都洛阳以后的楷书，书家都很熟悉，俗称“魏碑”“魏体”“魏碑体”。晚清以来，北魏碑志出土甚多，康有为曾经从魄力、气象、笔法、书画、意态、精神、兴趣、骨法、结构、血肉十个方面表彰其美。至于魏体的正体样式，这位今文经学的学者，为文纵横捭阖的文士，肆力尊碑的书家，却不置一词。这是无意的疏漏，还是有意的回避？或许他陶醉美感的表达，忽视了“正体”这个问题。
康氏弟子中，梁启超（任公）最有成就，名声之大，世有“康梁”之称。但是，梁启超的书名却不如康有为。梁氏中年以后喜好收藏碑刻拓本（当时许多学者都有此等嗜好），晚年闲养病体，常常“点检旧藏以自怡悦”，兴会所致，也在拓本上写题跋，记叙读碑心得。1925 年农历正月间，他在北魏《杨胤墓志》（516））上题有一句跋语：“方严峻挺，盛魏正宗。”一行八字，触及北魏楷书的大问题。可惜他未能具文阐发。
由梁任公“盛魏正宗”语，联想到启功《古代字体论稿·余论》中的一段话：“每一时代中，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即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俗体字。”我想，当时北魏“通行的正体字”，就是任公所谓的“盛魏正宗”吧。
任公以“方严峻挺”形容北魏正体字，一语中的，但是我还觉得抽象了一些。以前读过沙孟海《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一文，说道：“北魏结体大致可分‘斜划紧结’与‘平划宽结’两个类型。”这里所谓的“斜划紧结”与“方严峻挺”相合，正是北魏正体字的构形特征。
图1 北魏《元桢墓志》（局部）
图2 北魏《始平公造像记》（局部）
我们还应该到北魏的楷书作品中落实。我们看到，北魏皇族（元氏）墓志上的楷书，如《元桢墓志》（496 年）（图1）、《元简墓志》（499 年）、《元羽墓志》（501 年）、《元绪墓志》（507 年）、《元珍墓志》（514 年）、《元倪墓志》（523 年），多是这种“斜划紧结”的结构，“方严峻挺”的风格。一些元氏族妃及出嫁外姓的元氏女性的墓志，还有一些精刻的造像记如《始平公造像记》（498年）（图2），也是“斜划紧结”，“方严峻挺”。
古人做事重根据，讲规矩，既然“斜划紧结”是正体样式，各地当然追仿。因此，河北地区出土的《刁遵嘉志》（517年）、《崔敬邕墓志》（517年）（图3）和陕西华阴出土的《杨胤慕志》一样，都是“斜划紧结”的正体架势，何况刁遵、崔敬邕出身士族，朝廷的命官，用正体楷书书刻墓志才合身份。至于方厚的差异，那是书写者个人的笔体所致，就像今人写颜字，也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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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魏《崔敬邕墓志》（局部）
图4 北魏《石门铭》（局部）
图5 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局部）
北魏迁洛之后的楷书，故宫博物院施安昌有系统的整理研究（见《书法丛刊》总第38 辑），他把《元桢墓志》那样的楷书称为“北魏邙山体”，说这种楷书是北魏碑志书法的大宗，是洛阳地区风格之一种，也是魏碑体当中的一类，集中在洛阳一带，延绵达40 年之久。这是研究北魏书法的最新而重要的成果。我想补充的意见是，施安昌所说的“北魏邙山体”，正是梁启超所谓“盛魏正宗”。两种命名，“盛魏正宗”似乎更为简明一些。因为这种体势多见于皇室墓志，表明官方认可，称之为“正宗”更恰当，另外，洛阳以外的地区，碑志上的楷书往往也属这类正体。
康有为夸奖北魏楷书，爱说一碑有一碑之奇。其间的差异，今天的书家以现代流行的“创作”来理解，认为古人是故意造奇设险，恐怕是夸大了古人的胆量。即使康有为最推崇的《石门铭》（509年）（图4），也是仿学正体，因为书吏王远是在崖壁上书写大字，与日常书写不同，“斜划”做到了，想“峻挺”，却不能“紧结”，才写出了那种让康有为产生奇思妙想的模样。其实，王典签书写之际哪里会有“飞逸奇浑”的预设。又如康有为推为“神品”的《嵩高灵庙碑》（456 年）（图5）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书迹，而且是当时的一种变态的隶书样式，所以不能“方严峻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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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北魏洛阳时代楷书正体的样式，有助于我们看破魏碑体种种变化的门道。我曾经做了一个试验，用圆笔的笔法写《元详造像记》的结构，再将某些笔画伸展开去，就像《石门铭》的派头。把结体平沓的《元详造像记》写成“斜划紧结”状，不就是《元详墓志》的“方严峻挺”的体态了吗？
另外，《绿野仙踪》中使用的“趔蹶”“剪觉”“入”等词带有明显的河南方言特色。小说主要使用官话，也使用方言词汇，一方面是方言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金瓶梅》《水浒传》等明代小说中大量使用方言的影响。
【导读】
刘涛，1953 年生于汉口。1982 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88 年调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任教。1985 年以来，他从事中国书法史、书法技法的教学和研究，发表论文40 余篇，撰有《书法谈丛》（中华书局）、《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书法鉴赏》（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书法》（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极简中国书法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字里书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著作。本文节选自刘涛所著《古今同观》。该书既解读书法技法，又通观中国书法史，更探索书法背后的人情世相，进入“知人论世”之境。
（摘自刘涛《古今同观》，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