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国际主义；“文化走出去”； 文明对话；中国学派；文化建设
[摘要]文化国际主义强调国际文化合作的深化和文化秩序的重建，既有国际文化合作的普遍性，又有中国文治天下传统和国际主义使命的特殊性，因此，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重要理论主张。文化国际主义的三个层次是：全球层面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全球主义；区域层面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区域主义；个体层面的对外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开放主义。中国坚持文化国际主义有着包容多元文化等传统优势，也有着文化保守主义等不利因素。为了培育文化国际主义，除了继续向国际社会提出重要的价值文明体系变革和文明对话等国际倡议外，有必要加强区域文化合作，加强民族文化改革和对外文化开放。
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是一代人重建文化自信的使命。我们应当从何入手来建设中国学派？诚然，过去一段时间的“中国学派”或“中国理论”的主要成果，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丰富的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依托，以政治社会学为学科支持，集中把中国意识理论化、学科化，涌现出了“关系理论”、“共生理论”、“共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等理论主张，成绩有目共睹，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借鉴西学并在随后40年里中西互动中逐渐萌发中国意识的结果，[注]如果我们不用“中国学派”这个词汇，也应当承认作为复数的中国理论的存在。参见郭树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中国学派的前途》，《国际观察》2017年第1期。但是，要想进一步推进“中国学派”，还得找准新的切入点。首先需要承认当代中国的文化难题和世界文化危机；其次，从时代需要出发，正确地处理文化主权护持与文化改革开放的关系，以开放来解决文化秩序问题。文化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在开放与融入的进程中重建文化秩序与国家治理秩序，从文化角度解决好对外开放与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性课题。这需要理论界做深入的学理性思考。无论是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还是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有必要更加重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注]袁正清认为，中国并不仅仅体现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而且体现了一种文化，有着自己与西方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这种不同的传统认识依然延续着，这是一笔宝贵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构主义提供了一个比较适合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生长点。见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4页。及其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关注人类共同价值观。“文化国际主义”[注] 文化国际主义并非笔者的创造，之前西方学者曾经用过，纯粹是从无主权国家参与的国际文化合作的意义上讲的，这里只是试图将之进一步丰富化、理论化和体系化，增加了其指代与文化爱国主义相对的概念含义，Akira Iriye, CulturalInternationalismandWorldOrder,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也许是一个理念与方案的选项。
一、文化国际主义及其实现层次
文化国际主义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出现了三种文化危机，一是世界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与文化秩序发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协调，二是不少区域秩序遭受了‘文明冲突’的冲击与地缘政治的回潮，三是作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力量的中国出现了外向性文化危机”。“文化国际主义不是基于种族的，更不是基于民族的，它是各种文化概念的综合体，它反对文明冲突，也反对文化帝国主义，试图走一条文明调和主义的国际主义路线”。[注]郭树勇：《文化国际主义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文化国际主义强调国际文化合作，努力使得本国文化与世界文明联通，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本国的国家文化利益，增进本区域的国际文化合作，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全球性组织的动员下推进全球文化建设。文化国际主义根本上是为了全人类服务，但出发点还是本国的国家文化利益，可以说文化国际主义是本国文化联通世界文明的桥梁。
文化国际主义是在世界文化秩序存在危机和治理赤字的情况下，由国际社会和部分有意愿的守成大国、新兴大国，在维护主权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国际文化合作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过程，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一定形式的区域共同文化政策的过程，一定的区域国际组织执行了规划中的社会文化政策的过程，也包含了部分大国为了增进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而推行文化软实力战略的过程，可以说，全球层面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全球主义；区域层面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区域主义；个体层面的对外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开放主义。这三种理念，构成了本文所讲的文化国际主义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文化国际主义即文化全球主义，其主要依靠力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七国集团、金砖国家、七十七集团或二十国集团等综合性全球治理协调机制的人文交流活动。联合国把一些新的价值规范和大部分国家形成的国际共识，通过共同声明、公约等形式确定下来，然后向国际社会的边缘地带传播，这个过程我们一般称之为国际社会化。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的人文交流机制，则是在国际经济合作的同时，由于经济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和经济生活向文化生活的自然扩展性，国际合作的领域从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外溢，这个活动的本质我们一般称之为功能主义。在文化全球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国际社会运动或国际NGO甚至名人，提出了某种新的理念或规范得到国际组织、国际区域以至于大国的逐渐认可，最终上升为国际公约，这个过程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常常看到的，比如核伦理、生态文明、救死扶伤理念等等。
第二个层次的文化国际主义即文化区域主义，其生成的规律主要分布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区域文化合作，比如，以欧盟和东盟为代表的区域国际组织，都制定了一定的文化规划书，对今后十年或二十年的区域文化战略做出展望，东盟还把2015年成立的东南亚共同体第三个层次命名为社会文化共同体；与欧盟等高水平的文化合作相比，上海合作组织、中日韩外长会议则只在较低的层次上加强区域文化合作，主要局限于人文交流等方面。另一方面是区域间文化战略的对接与合作，有时我们称之为区域文化战略竞合，其实质就是不同的区域之间而不仅仅是不同的国家之间，也有文化上的合作。比如，拉丁美洲与欧盟的对话，不仅包括经济对话，还有非经济领域的文化对话。南亚国家联盟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文化合作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平时讲的文明对话，往往不是大国之间的对话，而是大国与某个区域之间的对话，或者不同区域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可以由国家或国际组织出面组织，也可能是一些国际知名人士组织。发展文化区域主义可以促进区域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反过来也往往为文化区域主义提供经济基础和交往支持。然而，经济合作并不能必然产生文化国际合作，必须辅之以文化领导者的积极运筹，区域文化相似性的深厚基础，以及区域间文化的相互吸引和相互学习需求。
目前国内外对AC不同病理亚型的ER、PR表达的研究较少，国外仅Atlas等[12]通过对13例宫颈透明细胞癌运用免疫组化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肿瘤组织中不含雌孕激素受体，推断其可能不受激素的影响，具有安全使用HRT的可能。
基于UPLC最佳色谱参数的连翘中7个活性成分一测多评分析方法的建立及应用…………………………刘章友，李 杨，周永峰，张海珠（24）
近年来，笔者多次使用“国际社会期待”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国际政治社会学词汇，其意义是指，国际责任或国际权威，有一种生成来源是国际社会期待，这与传统上的自然法、国际社会契约、国际法、联合国授权等来源不一样，是国际治理领导权的合法性来源之一。[注]作者2017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院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稿。冷战时期，新中国被广大亚非拉朋友“用八抬大轿抬进联合国”，履行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安全中的责任；现在不光亚非拉朋友，还有欧亚朋友，主要是德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国家，希望中国履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责任，甚至成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一方面，美国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遇到了挑战，想重整旗鼓，收缩战线，加强内部调整，巩固美国的综合国力，放弃一部分国际责任，这是自私主义的体现，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调整霸权战略，思考“美国优先”外交理念之下的国际责任与国际领导权转移问题：战争的历史经验与民族的外交心理会阻碍美国把领导权交给德国、日本和俄罗斯；政治文化与国家利益考虑，美国愿意支持印度发挥大国作用，但是印度还缺乏足够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无法承接国际责任；于是，从历史和现实的综合考虑出发，美国尝试暂时将权力移交中国，条件是中国要履行足够的国际责任，并等到美国再次强大之时，将权力归还美国，与美国共同治理世界。在一段时间内，不少的美国智库、政界人士期待这种权力转移模式，直到2010年发生根本性变化。[注]上海外国语大学对美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2018年3月2日。另一方面，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抓住全球化的机遇与资源以提高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维护与全球化相关的世界秩序，在享受全球化公共物品的同时也必然需要维护这个全球化事业的利益，在没有美国足够的领导权和公共物品的情况下，中国显然要担负起领导权。这种国际责任更大程度上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强烈期待以及中国自身的使命决定的。
第三个层次的文化国际主义即文化开放主义，其核心是有关国家在维护文化主权的前提下，进行面向世界的文化改革，加大对外的文化开放。这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文化国际主义的概念。由于国际社会是主权国家建构的，因此，国际合作的主体以及主要渠道还是由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提供的。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文化开放主义就是要加大双边的中外人文交流，不断开放文化贸易领域，开展形式不一的文明对话，促进中外文化的理解与互鉴，为中国的区域文化合作和全球文化的话语权奠定基础。
二、中国倡行文化国际主义的有利因素
意识形态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外交战略提供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坐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上讲是支持文化国际主义的，主要有两个基本理由：一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放弃国际主义，而且随着中国国力与中国责任的提升，反而会增强国际承诺。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援助，还是加强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事务上的广泛合作，或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观体系，都是中国为人类服务的国际主义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注]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意识，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比较自然地将民族大义与天下情怀结合起来，愿意也能够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只是在参与的程度上和方式方法上不同罢了。近代中国的民族屈辱史，曾经一度挫伤了这种天下为公的意识，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来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新的归纳和重新阐述，比如通过“新天下主义”的提法表达“通过传统天下主义的扬弃，去中心、去等级化，以平等的共享为核心，在普世文明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普遍性，即所谓的‘分享的普遍性’”的理念；又比如通过“新世界主义”的提法来继承建构主义和跨文化的普遍主义规范性，和天下观念中的开放与包容的要素，表达“不只是共存于一个世界，而且是在共建一个世界，也只有在一个共建的世界中我们才能和平与繁荣地共存”的理念。[注]许纪霖、刘擎：《新天下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60页。“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接受共产主义并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天下主义内在地联通国际主义。
(一)遍布全球的华人人口硬实力
这里的硬实力，又细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硬实力，另一种叫作人口硬实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科技上都是当今世界硬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这为文化秩序建设准备了物质基础，也就是说，能够支撑起世界秩序的“骨架”。与此同时，中国不但具有硬实力，而且借助这种硬实力，加紧融入世界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和人力资源体系，总言之，进入了世界生产体系的中上游，互联互通、通天下、走四方，企业全球化、华人全球化，逐渐变成了一个世界移民中心和交往中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开放型民族，第一次有组织地随着全球化的脚步向外扩散，不仅走向欧美，也走向东南亚，以至走向亚非拉，这种种族等迁徙，不是自然灾害的原因，不是国内政治动荡的原因，也就是说，不是移民的个人原因或者政治原因，而是全球化大势，显示了世界历史的力量，可以与工业革命前后欧洲居民向世界的迁移运动相提并论，我们不妨称之为华人全球化。华人全球化与华人资本和货物的全球流通，构成了世界秩序的“血液”。
(二)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履行全球治理的责任
3.3.1 信度分析。通常采用Cronbach's α来进行信度分析。一般情况下，Cronbach's α为0.6即为最小可接受信度，>0.8表示信度非常好。本研究模型中各潜在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0.8，总体的Cronbach's α也>0.8，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具体信度分析如表2。
(三)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国际主义情怀
文化国际主义是近百年逐渐在国际社会兴起的政治思潮和外交理念。不同的国家都在自己对外进行国际合作的不同阶段，重视文化对于外交全局的作用，以便提升文化软实力。笔者认为，中国也到了推行文化国际主义的时候了。在中国推行文化国际主义，除了世界秩序对于文化秩序的强烈需求之外，中国本身也拥有一系列的有利条件。
(四) “明初参与印度洋国际秩序缔造”案例的意义及中国文化多元包容性
此过程，施工质量控制人员应按照相关管理部门制定的规范标准提高产品施工使用的质量。而后，还应对采购的施工材料进行检查，以保证不合格产品不会出现在施工现场。对于检查合格的材料，应通过整理并按照既定的要求进行入库保存，以预防因气压因素对材料的性能质量造成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施工质量控制还应结合施工场地的实际情况，选用颗粒状态不同的土质，进而提高公路沥青路面基层施工的耐久性，最终保证整个工程项目的施工建设质量。
三、文化国际主义面临的国内文化阻力
(一)文化保守主义的消极方面
近代以来，中国带着深重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通过战争与革命的方式进入世界体系。特别是经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儒家天下主义受到了重创，法家国家主义占了上风，兵家军国主义开始抬头。从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开始了一次重大的再造。从文字结构和形态上进行了新文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汉字拉丁化、汉字拼音化也被广泛讨论，后来在中国大陆地区得到部分的实现。在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思想影响下，文化天下主义向文化民族主义转化：一方面，就国内文化建设而言，在国民政府的尊孔运动和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等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对苏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争的支持下，民族精神状态得以弘扬；另一方面，就国际平等交往而言，中华帝国加速向民族国家转化，无论从现代国家身份上，还是从政治文化和外交文化上，都必须向民族国家的通行做法靠拢，在国际联盟、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强大权威面前，中国终于收起了“天下体系”或“朝贡体系”的尊严，转而适应国际政治的主权体制，做一名以实现国家利益为至上原则的普通国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力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上升，文化自尊心与自信心不断增强，爱国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更加明显，出现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是三十年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文化民族主义的第一时期是文化主权的维护，防止外语和外国文化音像作品的传入；文化民族主义的第二时期是文化自信之后对其他优秀民族文化的排斥，表现为标榜中国文化的例外主义，强调本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有目的地清理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强调本族文化与国际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和优越性。
(二)文化民族主义的潜在威胁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文化思潮，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根据艾恺教授的研究，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化运动的产生而最早在西方世界出现的对于物质私利的“深恶痛绝”和对于工业化的“彻底仇恨”，并高度肯定人类存在的非理性、非功利性的方面。[注]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郑大华教授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只是把西方文化认定为物质文化而以中国的精神文化为本而已，肯定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注]郑大华：《写在前面的话》，载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序。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忽略两点：一是文化保守主义是有不同类型的，“在近代中国，存在着两种文化保守主义，一种为封建的文化保守主义，一种则为近代式的文化保守主义。”[注]胡逢祥：《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国情下，反封建的任务不可能绝对地完成，封建的文化保守主义不时会借助各种封建的社会残余露出水面；二是在五四运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全国的反思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心理层面，即使呼喊维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一面的学者，也不得已承认外来文化的强势，承认本族文化的不足。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国力大增的情况下，伴随文化复兴运动，文化保守主义会曲折地反映出来，对外来文化和开放的文化进行排斥。 从全球化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语境来看，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既有积极地维护传统优秀文化的一面，也有不开放、不开明、不大气的一面，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虽然有天下的情怀，但这种天下情怀往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以及对于“大同世界”的无限向往，比较难以转化成天下主义的海外拓展行动，也不愿意为了外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动用过多的资源，除非周边世界的不安定因素影响到了帝国的安全和尊严，比如朝鲜、越南等地的动荡。虽然具有天下的视野，但是行动却落到了修身齐家的身边事。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化，往往与封建朝代的统治美感结合在一起，对于“文化走出去”是不抱热情的。“唐僧走出去”只是比较少的案例代表，其主要动因还是去学习。强大的保守主义还有时表现为“集体无意识”：个人对于易地为官、离家出走、出国深造、跨国婚姻、出国任职，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不自在甚至反感，讲究“衣锦还乡”、“落叶归根”；更不要说在接纳外国人作同事、进入政府实习、做邻居等问题上的内心纠结。这主要不是发生在精英层面，更多地发生在大众层面。[注]郭树勇：《全面推进中外人文交流》，《神州学人》2016年第5期。历史上也有教训，社会动荡时那些云游四方、出国留学的人，可能会成为牺牲品，有的还会冠以“里通外国”、[注]一位学者指出，“中国人的‘锁国心态’是如此的严重，以致于在他们之间出现了一项罪名，那就是‘里通外国’……当年中国人的‘里通外国’的罪名，也并不是指特殊、个体的‘通敌’行为，而是包括外交、对外贸易、到外面留学、曾经在外国往过、配偶是外籍人士、与外国通信甚至有亲人在外，等等”。见[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1页。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虽然是极端的例子，但是也反映了文化的保守性。
欧美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其二元对立的本质不适合当代全球治理的主流需求。全球化是从西方文化开始的，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都是以西方文化为精神支柱来一统天下，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维持了美国治下的半个世纪的统治，甚至促进了苏联的解体。但是，它没有解决深层次的文化治理问题。18世纪的英法对抗、19世纪的英德对抗、20世纪的美苏对抗，都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以往的经验表明，西方文明中的大国只要硬实力占有绝对优势，就有希望成长为新的主导型国家。而这次世界秩序重建不一样，对于软实力格局重构的要求更高了。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印度文化等三大文化都会成为世界秩序重建的重要力量，它代表了沙特、土耳其、中国、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等非西方文化体系与欧美传统大国的文明较量。其结果，只能是文明的对话与文明的包容。中华民族有着文化包容的特质，也有过建构区域秩序和海外秩序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明初参与印度洋国际秩序缔造”案例为代表，显示中华文化能够提供一种区别于西方秩序的方案。有研究表明，14世纪后半期至15世纪初，明朝奉行了以“不征”为特征的外交政策，以大规模远洋航海外交与印度洋地区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用中文和阿拉伯语等语撰写的外交诏令文书宣传中华文化，将和平与秩序的理念付诸实践，在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东非、欧洲一部分和印度洋地区实现了在各国官方认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这是一种和平共处类型的国际秩序，“明初中国参与印度洋国际秩序的建立，具有与此前蒙元帝国、此后西方海外扩张迥然不同的特征，不应简单以传统朝贡制度或体系笼统地归纳和理解”，“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也有启示”。[注]有中国学者认为，明朝初年中国在东亚至印度洋的秩序，是一种成功的、对今天有历史启发的、建立在“多元文化包容”基础上的“区域文化秩序”。此观点连同上述引文，见王元周主编：《中华秩序的理想、事实与想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4、85页。二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儒、释、道等百家和谐共生、互不干涉，共同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多元局面。中国多神信仰，不存在以一种信仰去灭亡其他信仰。虽然古代有一些朝代出现过大规模的灭佛、灭道、反儒等文化运动，但效果都不好，很快就失败了。三是中国文化的包容也不是无原则的，它可以在包容的同时建构一种主流的文化形态，从而进行文化引领。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元一体的原则是一致的。而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观，有利于支撑世界政治秩序和世界经济秩序。
(三)文化接续与文化现代化底气不足
重建世界文化秩序，依靠新兴大国的文明古国重新焕发东方文明的光荣，与西方文明进行平等的对话。至少有两个前提，一是文化传承接续得以顺利实现，这在不少文明古国都难以实现，无论是埃及、还是土耳其，都出现了文明的断裂，印度文明的断裂性也十分明显，印度人民党的崛起，是印度企图接续古代印度文明的重要努力，但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振兴上。2018年春天，中国与印度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举行非正式领导人会晤，重申了四个共同的国际身份，其中三个就是两国都是文明古国、新兴大国和具有战略自主性的重要国家。中国在文明传承方面，出现了中文写作及书法水平普遍下降、经典作品阅读量不高、世界级中文作家寥寥无几、中华传统礼仪丧失、道德水平大滑坡等公认现象。这种文化传承危机并不严重，但足以影响中国文明形象，而一个自身现实文化力并不强大的新兴大国是不可能有底气在世界文化秩序重建中鲜明地引领、积极地主导、大量地贡献的。第二个前提是，文明古国必须实现文化现代化。在这方面，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取得了一些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总的看来，文化现代化并不很成功，儒家文化实际上还是在与西方文化的较量中处于劣势。中国在这方面，由于“五四运动”之后走了一条文化改良和文化革命的道路，后来又不得不向西方文化低头，实际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组织文化现代化。在新儒家看来，文化现代化最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儒家价值体系与自由主义的对接；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化现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此指导下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各国先进文明结合起来。
四、文化开放主义的路径及文化治理的“董余假说”
梁启超先生虽然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态度几有变化，但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是明确的。根据一位学者的看法，梁任公敬告中国的青年人，要发挥中国文化非借助西方文化的途径不可，文化只有在对比中才能彰显价值。[注]张兴成：《文化认同的美学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0页。大致要分四步走，“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文化新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注]梁启超：《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载《饮冰室合集(7)》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37-38页。虽然梁任公被公认为文化民族主义的领袖之一，但是，他的思想中也不乏文化国际主义的成分，他的第四步构想，显然是要把中国新文化向国际社会奉献，这种奉献不独为中国的利益或文明服务，而且也为全人类服务，是一种中国的国际责任。不过，这种文化上的国际主义必须是以文化民族主义或文化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没有对于本国文化的保护与尊重，就不可能有中外文化的良好化合，而良好化合的中外文化就是一种国际文化合作，因此，第三步、第四步构想都是文化国际主义的重要步骤。可以预见，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个复兴是文化自觉和文化现代化，而文化自觉与文化现代化，必须有梁启超先生所讲的研究西方、化合中外、面向世界的三个阶段，而这又与文化国际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习近平主席在谈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时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其中的“吸收外来”“符合世界进步潮流”显然强调了文化建设的国际合作蕴意。[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3、352页。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文化维度而言，必须贯彻文化开放主义，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结合，沿着重新整理、深度发掘、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路径，全过程参考借鉴不同文明的交流成果，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联通起来，使得世界的文化越来越像中国的、中国的文化越来越像是世界的，使得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实践性和世界联通性。
如果说贯彻文化开放主义是一个政治原则的话，那么，重视“关键时刻”的把握，将文化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则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关键时刻”是指这样的历史节点、历史关头，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把握，利用政治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可以形成合力，因势利导地解决主要矛盾。政治共同体建立之后，如同生物拥有生命周期，也会经历发生、发展的演变，期间求变与求稳的矛盾双方不断较量，在求变力量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秩序得以维持，既有政治秩序延续下来。恩格斯的哲学观念为科学认识政治周期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指导，[注]恩格斯认为，“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页。学术界从政治规律、政治与政党政治联系、战争与世界秩序变革等的研究为政治周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发。[注]王沪宁、林尚立、孙关宏等学者认为，“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样，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夏涛、夏庆宇认为，在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过程中，因有不同的解决方案的交替运用，政治会出现周期性波动，具体地讲，这种波动主要源于人的主观行动、客观存在以及事物自身变化的此消彼长。任勇认为，西方国家治理过程中，经济发展与政治运行有机交织在一起，形成周期性运行的内在规律，对之进行的研究也以理性预期理论和政党政治理论为代表性。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66页；夏涛、夏庆宇：《政治周期运动现象的形成机理分析》，《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任勇：《政治周期循环：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视角》，《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4期。政治共同体由于时空结构、人口体量、民族文化、中心边缘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国家治理理念等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周期或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特点，其中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安全建设、文化建设等交替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优先议事日程。这方面，古代中国人早有洞见。新儒家学者余英时先生从汉代大儒董仲舒那里得到启发，认为七十年可视为中国人治国政策调整的一个选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第一策中讲，“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提出了国家治理转向文化治理的大思路。余英时认为，从“汉得天下”到“天人三策”正好是七十年，这个七十年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解决汉初国家治理的良机。余英时继而借题发挥，认为自推翻清朝到20世纪80年代初，也满七十年了，也有一个国家治理的文化转向问题了。余英时指出，虽然“今天中国已没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今天的中国的危机毋宁是文化的危机”，因此，需要重提“政治要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更化则可善治”的中国传统，建言执政者将精力转向文化建设，研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怎样调整它自己以适应现代的生活” “怎样通过自觉的努力以导使文化变迁朝着最合理的方面发展自己”。值得称赞的是，余英时在建议国家治理重视文化建设时，并没有采取保守的路线，而是指向了一种文化开放的方向。最后总结道，“今天是中国人文研究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取得比较客观的认识，首先必须视之为主体，然后再通过它的种种内在线索，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这绝不是说，每一文明或文化都只能‘自说自话’，不必与其他文明或文化互相比较参证。恰恰相反，今天中国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包括西方)开放。”[注]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第427、434、435、506、544页。余英时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社会重建的起点并不正确(因为辛亥革命以来治理中国政府几经变化，性质迥然不同)；余英时强调中国文化重建的历史规律，把七十年作为一个历史参照，也不一定科学；但是他用心良苦，指出了政治周期性变化以及文化治理之紧要性问题。
无论是董仲舒还是余英时，都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定论，但是他们均清楚地阐述了一个基本的政治秩序周期的问题，都以七十年为大致周期，建议按照阶段性治理的规律，适当注意治理重点的转移，加大文化治理的力度问题，以调和观念、安定人心、稳固秩序，我们这里不妨把这个政治周期秩序思想称之为“董余假说”。“董余假说”反映了对于社会发展循环周期现象的一种认识，它与不少西方学者在体系性政治周期时间判断上大致相近，[注]由于对于政治周期的概念不一定，以及研究对象的差异，学术界关于国际政治的周期与国内政治的周期时间认识不一样。赖特、汤因比、康德拉季耶夫等西方学者研究体系性政治，主要从战争、历史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周期，认为大约为50年为一个周期。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5、428页。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主要不是从经济与战争、经济与政治等角度对待政治周期，而是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对待政治周期。[注]近年来也有学者关注政治周期研究中的“安全因素”、“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见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这个假说强调政治共同体在不同历史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调整任务是为应对可能上升的内在文化危机。政治秩序根本上是由作为集体认同的人心秩序构建的，一般的政治秩序原则适用于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注]不少学者认为，正如国内生活中存在的周期一样，国际社会中同样存在有规律循的周期。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2015年是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21世纪更好回答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注重人类价值文明建设，并倡议“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22页。显然这是为联合国指明了重视价值建设的方向，从本质上讲也涉及文化治理转向和世界秩序重建问题。与此同时，新中国很快进入新的七十年，如果“董余假说”的所指确实也存在的话，我国也面临着文化治理的历史性任务。这次文化建设的不同之处是，不仅为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和长治久安，也为着国际社会的更好发展和长治久安。这样，文化开放主义和文化治理不仅为了解决自身的周期性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性文化治理的难题。这样的话，我们就站在更高的境界思考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的通达问题了。
将村民委员会改变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居委会代替村民委员会，是目前关于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主流观点。有学者提出，“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让村民自治组织逐步退出管理村集体土地和村级经济”⑤。但笔者认为，虽然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村民自治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村民自治组织未必就要退出对集体土地和集体经济的管理。
CulturalInternationalism:APoliticalSociologicalAnalysisofChineseCultureReachingtheWorldCivilization
GuoShuy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Keywords]internationalism; “culture going out”;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Chinese schoo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bstract]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emphasizes the deepening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order. It not only has the universality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but also ha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literary world and the mission of internationalism, so it can becom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claim of the Chinese school. The three levels of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r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at the global level, which can be called cultural globalism.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at the regional level, which can be called cultural regionalism. Foreign cultural cooperat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hich can be called cultural openness. China’s adherence to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has traditional advantages such as inclusive multiculturalism and unfavorable factors such as cultural conservatism. In order to cultivat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in addition to continuing to pres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such as the reform of the value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the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strengthen reg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national culture reform and external cultural opening.
[作者简介] 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 200083)。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课题“区域文化战略竞合与世界文化秩序构建”(项目号：KX161056)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建党100周年研究系列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与治理观念变迁”(项目号：2017DHC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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