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交往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一直与社会的生产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立足于唯物史观，在全球化大发展的今天对于指导国家间交往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由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世界交往发展的新背景，开启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交往与联系，同时世界交往也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折射的内蕴与彰显的时代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世界历史；世界交往；“一带一路”价值
在不断奔涌前行的世界化浪潮下，全球化现象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地球村”现象比比皆是，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也在日渐深入，世界交往已经成为一种不容置喙的客观事实。“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生产的历史，又是交往的历史”，［1］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世界交往”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对研究当今全球化发展浪潮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提出与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开启了各国发展新的机遇之窗，搭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新平台。
一、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
（一）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人类社会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社会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推动了整个文明向前演进，继而也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世界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阐释了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的相对分散孤立状态进而发展为全世界形成密切的联系整体这一过程。
9月6日上午，营口大石桥市黄土岭镇“流动党校”又开课了，这次是在石门村村委会开办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党课，石门村驻村第一书记严松围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基本原则以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全面细致讲解。
“世界历史”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古希腊人波利比奥斯所著的《历史》40卷，间接涉及到了“历史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尽管当时他是对罗马周围世界由分散发展到联系为一体的历史认识，但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已经比原先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9卷中将世界历史的认知定义为希腊人已知的世界的历史进步多了。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逐渐扩大与深化，但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世界由于受到中世纪欧洲宗教因素的限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这时的世界历史实质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为序、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新航路开辟之前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尽管在不断地拓展，但都或多或少受到地理知识和民族、宗教意识上的局限。地理大发现不仅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闭塞状态，拓展了人们空间认识的延展性，还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了深化，将世界历史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提出了“世界历史”这一概念，“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2］马克思以“客观世界”作为理论基础，阐释了世界历史的存在不能离开国家和社会这样的现实基础，更不能脱离民族的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批判了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成“哲学世界的历史”。黑格尔试图从“精神”“理性”等角度去理解世界历史，把想象中的精神因素当成考察世界历史的前提，因而只能定义历史为“宇宙精神的某种抽象行为”。马克思从客观世界出发，指出世界历史存在发展的必然性、客观性，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与运行轨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科学地阐释了世界历史产生的社会性根源及其深远影响。“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不难看出，在这里马克思已经逐步将世界历史理论成熟化。关于世界历史的划分，马克思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采用了四阶段划分法。人类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尽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之后的世界交往开启了新天地。
（二）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演进概貌
交往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的社会关系得以延伸开展并活化的一种动态表现，它是伴随人和人类社会一道发展起来的。简单来说，“交往”一词就是泛指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与来往。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交往形成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提到多达150次以上。“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成果，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定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3］在这里马克思提出的“交往”用了“commerce”，相当于德文中的“Verker”那样广泛，涉及了方方面面，涵盖不同层次的交往内容，马克思将其定义为一个系统，包括物质交往到精神交往，区域交往到世界交往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判了以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学派以及施蒂纳的唯心史观，而且对生产与交往的密切联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强调生产与交往的密切联系，因此“交往理论”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阐发了交往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交往形式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是形成全球化发展浪潮的深厚根源，而世界交往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扩大了的生产力与扩大了的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因而全球化的社会生产力必然需要世界交往形式与之相适应。全球范围内的交往一旦建立，首当其冲的必然是经济因素的驱动，同样，世界交往形式的扩大为各国搭建了经济往来的更大更广的平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背景之一就是希望能够加强中国与欧、亚、非沿线各国资源、技术优势互补，加强经贸往来，推动经济共同良性发展。事实证明，“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当今世界，世界交往最为深刻的表现之一就是经济领域国际经贸关系的基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即生产的环节在不同的国家完成，在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产品要多次跨越国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强沿线国家经贸关系中，也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的价值链——线性价值链。一方面，从区域分布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存在形式是线性的；另一方面，线性价值链较之传统的尤其是西方世界主导的圆形价值链更加开放，不存在“轴心”和对轴心国的倚重现象。线性分布的每一个经济体都必不可少，更具开放性与平等性，使整个线性链上的经贸体都能既发挥个体国家独一无二的作用，又能从全局出发，发挥整体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沿线共同体的经济价值。世界交往理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了新的诠释，使得中国与沿线欧亚非各国在交往的领域、深度上都能够最大化，做到优势互补，打造经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同时也有利于重新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区域经济秩序，进而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积极影响。
在当代，全球化已经发展成为不可反转的历史趋势，交往走向世界化不可避免，同时也标志着世界交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从历史发展的深层规律出发，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探讨世界交往的必然性。尽管马克思并未直接明确指出“全球化”等专业术语及其相关概念，也无法和当今时代的发展亦步亦趋，但是诚如学者杨学功、丰子之等人的观点：“判断一个思想家在全球理论研究领域是否拥有自己的地位，主要不在于他是否提出和使用过和现在完全相同的关于全球化的及其术语的相关概念，而是要看他是否对全球化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实质性的理解。”［5］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中的确包含丰富的全球化思想，有着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对接
（一）“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背景
云计算是一种利用大规模低成本运算单元通过IP网络相连而组成的运算系统，用以提供各种计算和存储服务。由于具有高性能、低成本、可平滑扩展等优势，云计算为IT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业务模式，不仅是企业降低建设和维护成本的重要手段，更为企业技术、业务和管理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
（二）“一带一路”与世界交往理论的融合式对接
在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的助推下，人类社会日渐步入全球化时代，人们的交往空间也在逐渐扩大，交往形式也日趋多元化。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就是：人类日益突破区域性、民族性藩篱的牵制，逐渐走上超越地区、民族、国家的世界性交往之路。随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等理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一系列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马克思并不认为世界交往与生俱来，它是在生产力得到新一轮的发展，各地区、民族、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强化，彼此之间的影响、制约加深，“牵一发动全身”、“蝴蝶效应”等表现下的产物，是生产发展到大工业阶段的结果。“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展程度。”［4］马克思这段论述正阐释了世界交往是建立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之上，为继续开发生产力潜能，不断突破空间局限而产生的。世界交往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不仅体现在生产力发展扩大的需求刺激世界交往的形成完善，而且反过来随着世界交往空间场域的延展、交往层次的深化、交往形式的多元等，生产力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可见，世界交往这一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各种“交往”理论而得到的理论结晶，自此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坚定不移地坚持从世界交往的视角去考察各个地区、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提出的一项蕴含包容与共享理念、致力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性战略决策，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伴随中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迈向世界的新一轮举措，更是世界交往的典例。“一带一路”所连接的欧亚非沿线共有65个国家，其中涉及的人口多达44亿，不仅仅是海、陆、空等交通网络，还是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的带动，涵盖诸多领域的综合发展的经济长廊，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友好往来、文明互鉴的文化桥梁。“一带一路”战略的倡议，是由中国率先发起，并向沿线国家发出邀请，提出希望加强联系与交往的愿景，是我国实施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战略。这都是中国深化世界交往的具体举措。古往今来，中国在世界交往中有过曲折。中国古代的世界交往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到了近代则是被迫卷入世界交往之中。但是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开始实行新的以友好平等为基础的交往策略，尽管中国始终作为一个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却始于改革开放。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日渐融入全球化发展浪潮之中，开始了新一轮的世界交往。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下，倡导合作共赢、互利共信的新的时代要求。实践证明，中国在世界交往中表现得越来越积极主动，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跃然凸显，“一带一路”战略从提出到目前历经三年多的发展，从蓝图规划到框架构建，从理念构想到凝聚人心的动员期，从顶层设计到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战略正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的世界交往视域。顺应全球化发展潮流，主动积极融入世界的同时，中国也坚持立足本国国情，深刻认识到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和交往是人们由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性存在的推动力量，也是全球化形成的前提。生产力的发展为全球化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世界性交往建立起来，世界交往的实现也意味着全球化的形成，中国无可避免地需要融入到世界化浪潮之中，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世界交往理论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了融合式对接，并得以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活力。一方面，马克思的世界交往观在理论层面指导着中国“一带一路”对外战略；另一方面，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在丰富的交往实践活动中为世界交往理论注入崭新的时代精神。
三、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建设价值
（一）经济价值
本文主要分析了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趋势影响下资产负债结构和盈利能力的变动，在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型商业银行间简单地进行比较，并针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旨在推动商业银行成长，增强自身实力；在经济新潮流里站稳脚跟，规避风险；在未来谋求持续发展空间。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为了使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同年10月，主席在印尼国会上发表了演讲，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顶层战略布局，“一带一路”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朝着全球化方向的必然要求，具有极其远大的战略眼光。正所谓“一花不成村，一树不成林”，这样一个包含着开放、共享、包容理念的国家战略构想，不仅契合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深化海陆贸易合作，为沿线国家实现优势互补提供了机遇，而且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往与文明互鉴。“一带一路”战略是在基于各国对文化认同的平等地位上来谈合作的，不仅是中国的战略性决策，也是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在新的条件下的彰显。
（二）政治价值
古代“丝绸之路”不仅在经贸往来方面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在文化交流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打通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相互认知的桥梁。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加强中国与沿线各国文化交流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学者张岱年认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即加强价值观层面的交流往来。通过文化交流，传递中国一直一以贯之的和平友好、和平共处等理念。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和旅游部原部长苏尔丹拉耶夫认为：“没有人文合作的发展，很难实现经济合作的进步，希望通过人文桥梁，促进丝绸之路国家合作的复兴。”［6］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新丝绸之路”在世界交往范围扩大的基础上展开，必然承载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使命。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国的综合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世界交往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动力，不仅涉及了经济领域，而且关乎文化传播与交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在文化层面上有利于丰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引进来”沿线国家文化的精华，创新本土文化的发展形式；另一方面也可以积极“走出去”传播中华文化，增强国人文化自信感，民族自豪感，使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从而进一步推动世界闻名的融合式大发展，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促进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
（三）文化价值
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崛起所选择的必然之路。伴随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交往要求各国必须要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与相对包容开放的政治环境，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要与时俱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沿线国家和地区都有着各自复杂的国家形势，而我们建设的“一带一路”坚定发扬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及“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时代要求。当代丝绸之路精神将“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惠人达己”作为自己的价值导向，致力于促进地区间、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自20世纪50年代确立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就成为我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指导性原则。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邻国关系，旨在为我国发展谋求和平稳定的周遭环境。中国坚持不称霸，不走霸权道路，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坚持不干涉其他地区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和势力范围。除此之外，随着交往的扩大，世界交往势必要求增强政治理念的包容性，我们既要做到坚持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谱写新丝绸之路的时代篇章，又要坚持吸纳包容欧、亚、非国家开放的区域主义，不搞封闭、排外，发扬新时代民主，巩固和平发展道路，凝聚共识和力量，增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
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对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发展符合全球化发展要求，也是世界交往理论在中国顶层战略设计上的实践。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离不开交往，马克思清晰地把握当时的世界特点并对它的发展趋势做了前瞻性的预测：世界交往是必然趋势。同时交往的程度由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的发展轨迹，也符合当今全球化下国家间交往的利益要求。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着力构建新型经济平等互利、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尤其是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可见世界期待分享中国机遇、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建设方案。“一带一路”建设秉承新丝绸之路精神，积极打造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具有理论层面的指导意义，而且通过实施这一战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具体实践交往活动中不断凸显内在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解决人类共性问题展示出了中国力量与智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报社，1995：53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报社，1995：24.
［5］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蒋希蘅，程国强.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J］.中国外资，2014（10）：31：33.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弘扬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支撑高校思政课教学”名师工作室项目（Szzgjh1-1-2016-3）
［作者简介］
李艳（199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无论度量单位的称谓如何②，人们都是用1来表示一个度量单位，这是数学研究最为基本的概念．虽然度量单位都是人规定，但就度量单位的形成过程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抽象得到的，是人思维的结果；另一类是借助工具得到的，是人实践的结果．形成过程的不同必然蕴含着思维形式的不同，因此，对于数学教育、特别是对小学数学教育而言，这样划分是必要的．这里分别讨论这两类度量单位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中蕴含的思维形式，然后再讨论相应的小学数学教学．
李明（1978-），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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