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认为要从实践的主体性方面去理解人们所处的环境，强调自然、空间的人化意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发挥这一思想，对人类的栖居空间给以“生产性”解释，认为各类生存空间是社会关系及其思想文化意识的物化、再生产与形塑，需要从空间的政治赋义去理解其意识形态的场所精神。这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表明意识形态作为空间生产的文化愿景、社会理想蓝图和政治功利追求，深深嵌入诸多场所中。它要求我们对空间生产的文化旨趣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宣示，从场所的政治功能与思想文化意韵的统一与互动机制中作双向解析，借以深化意识形态的物象理解及其空间的开发与利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 政治场所 空间形塑
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在关于空间的政治赋义与释义中曾反复强调，“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①。讨论空间生产的文化意涵以及栖居空间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规定性，我们不能回避的是，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之文化精神的意识形态，与空间生产的深刻关联。民族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从社会生活的本体而言，它是对经济基础、生活方式的思想观念表达，是与物质生产方式相匹配的精神生产、生活方式的聚焦。社会意识形态既集中表达了统治阶级对其代表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决定的社会生活总体格局、根本权益关系的理解、维系和操控，又作为一种文化发展的“黄金储备”承接着民族的历史传统，并且，还亦真亦幻地叙述社会发展的趋势，预示现实生活的理想未来与美好愿景，呈现理想、信念与社会诉求的乌托邦情趣与理致。因而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社会进程上，意识形态都充当着精神文化的主引擎。意识形态的这种文化主导性，自然也很集中地渗透与嵌入了文化的空间生产和空间的文化解读过程中，在生活世界表现出意识形态的空间赋义与释义。前者是社会把意识形态物象地形塑在空间筑造中，实现心性的意识形态之物化、外化、感性化；后者则把物形的空间文化给予精神性的还原，使之得到意识形态的解读、叙事和提升，实现空间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意义。二者表面上看似反向的政治思想文化行为，实则是意识形态自身的再生产以及它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活所表达的政治规制这一过程的双向互动，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意识形态之空间文化再生产过程。关于它们的理解，需要我们把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辩证统一的分析与解释。
当人类把空间作为产品加以生产时，社会关系和思想政治意识便以物化形态沉入空间格局和秩序中。生产出来的空间作为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产物，其具体“场地的特征可能既包含原有的地理构造，又是人类活动和愿望的结果”②。空间场所及其意象的自然可能性，当然须以特定的地理构造为底，但发生或绘制在这“底”上的图画、形象及其可能派生的文化意象，却是人们活动与愿景复合而成的产物。因此，我们要从造化和人化的统一中，特别是要从主体实践外师造化而改变造化的能动性、主体性方面，去分析和说明空间的文化形象和场所精神。这样一种场所精神发生学、结构论的原理，也就预设了对场所精神及其环境意象进行文化分析的基本方法。正如美国学者林奇所说：“环境意象经分析归纳，由三部分组成：个性、结构和意蕴……意象首先必备的是事物的个性，即其与周围事物的可区别性，和它作为独立个体的可识别性，这种个性具有独立存在的、唯一的意义。其次，这个意象必须包括物体与观察者以及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空间或形态上的关联。最后，这个物体必须为观察者提供实用的或是情感上的意蕴，这种意蕴也是一种关系，但完全不同于空间或形态的关系。”③空间场所的文化“意象就好比是一种信念或一套社会习俗，是事实和可能性的组织者”④。这些重要见解表明，对空间场所的意识形态分析，应当关注各类相关场所的特征，关注它们各自的物理形态与社会政治功能，同周围事物的关系，以及与活动主体、观察者的关系，包括人们嵌入其中的实用意义、象征意义和审美、道义等情感与理致上的意义，才能理解其政治思想内蕴。
政治中枢场所的意识形态聚焦
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从物理层面讲，是民族、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点，如首都、国家政务活动广场，各类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地、持续节点等。它们需要也必然会把国家形象、生活秩序、民众愿望、社会意识直接伴随政治生活的实际开展而具体地镌刻在其空间场所、形象中，造成政治生活集中的精神文化景观与界说，造成与政治活动相互烘托、彼此支持的空间意象与场所精神。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具体说明。
经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品质分析，2015—2017年湖北省区域试验两年多点品质测定结果为平均容重801.5 g／L，粗蛋白（干基）12.01%，湿面筋含量（以 14%水分计）24.3%，降落数值 306.5 s，吸水量 52.1 mL ／100 g，稳定时间3.6 min。
第一，首都空间形塑的国家形象。各国首都，既是政治的中枢之地，又是诉求意识形态的“首善”之区，发挥着政治与文化对领土主权空间建设及公民知行的引领和支配作用。首都的空间区位决定它必然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社会治理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因而多为国家的思想文化中心。首都文化要与其国家政治生活中枢的地位和功能相适应，深刻体现国家对文化生活的意识形态主导、价值引领、理性规范、民魂凝聚、国家形象展示等功能。因此，首都空间生产与利用的内容、方式和政治思想文化诉求，必然要把国家的主旨、核心观念形象地布展在空间格局、秩序、样貌、功能等方面。关于首都的政治功能与文化位势的空间匹配问题，我国古人早有定见。《汉书·儒林传序》云：“教化之行，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以风四方。”人们十分看重首都政治教化在地域—空间文化关系中的权重与优先地位。首都与其政治中枢地位和功能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空间布局，体现着对国家文化战略重要使命的承载和彰显。古今国都大多以时代性、地域性的文化坐基，代表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组织并推动国家文化的发展，建构、追求和坚守国都文化“首善”界域的空间地位和文化区位优势，努力用思想主旨、价值核心、精英创造、形象示范和组织措施，衍射自身文化在国土空间的制导作用，借以维护精神文化王国的统一与空间秩序。国家首都基于对自身文化的思想政治理解和把握,基于对首都之区位态势、时代责任、国家使命的展示与实践，在文化的地域建设和空间的筑造、布局中，重点关注文化及其设施对政治活动的适应，在文化空间筑造中，认真处理首都与全国地方之权力关系的配置，注重国家意识的文化特征与世界文化的地域关系在首善之区的空间设计。这样，首都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关系，便决定了首都空间的文化设计、筑造、布展。它们物象地、隐喻地或政治宣示地实现着国家意识对全民文化的区域统领，对民族文化卓越传统的承继与创新、展示与光大，对域外文化的交流与互渗，使之形成诸多不同于一般都市的文化空间特色。
此外，在宗庙这一特殊的意识形态宣教场所中，也有丰富的陈设和表现。宗庙祭祀，许多民族大都把祭天、祭神、祭祖合而为一，把上天帝皇与人间政治生活秩序相互贯通，把先祖崇奉提到神位加以膜拜，天地两界，人神两域，同场祭祀，因而其活动与场所同样充满意识形态气息。这在儒家文化之“家国意识”强烈的亚洲诸国，都有相似的存在。中国纪念各大先祖、帝王的陵园按所建时代顺序排列著名者有：黄帝陵、伏羲陵、炎陵、秦陵、茂陵、乾陵、明陵、清陵等祭祖场所，不仅是帝王陵寝之地，更是后人祭拜与宣教之所。它们让后人在祭拜、瞻仰历代皇陵的过程中，感受庄严肃穆的氛围，似在重温前朝历史，默会历代帝王，生发出一种超越时空的神秘交感。这是空间对时间的超度，场所对精神的导引，艺术对观念的展示，是历史、传统、文化在空间和物象中的存留、复活与衍射。它们以一种有形无言的历史感昭力量，让受敬者如幽灵般在空间现身、游走，让祭拜者与先人史事相互激发，起摄魂夺魄、伏惑断妄的意识形态之效。
第二，首都文化的空间设计和筑造，强烈而复合地展示社会政治、国家意识的统领地位与历史上的“皇家气象”。这带来了政治活动空间文化形象、氛围的大气、雄伟、庄严、肃穆、崇高。由皇城、宫殿、国会大厦、各类权力机构、政治广场、重要宗社、庞大精神生产和传播机构等一系列空间筑造物支托的空间气象，它们是政治文化或文化政治的空间形塑与表征。首都空间如此这般的政治筑造，表明历代统治者都以治所的历史性和自然性因素的结合为出发点，持续“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⑤。
其一，公共政治活动场所，因与国家重要政治生活空间共存，其建筑设置、使用和保有不曾缺席政治，国家首府、元首官邸、政要公署，都远近不同地坐落在这些场所附近。其原初意义是便于政务，衍生意义是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标志和空间记忆。如美国国会山广场，设有由美国国父华盛顿奠基、林肯指导重建的国会大厦，分别为众议院、参议院办公地和历届总统宣誓就职之所，演绎着美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印度新德里的姆拉斯广场旁边，厝置着总统府、国会大厦等一些典型的中亚细亚式建筑，但又鲜明地带有莫卧儿王朝遗风，使印度国家政治史气息强烈地散发在广场的场所精神中。广场空间文化源于其场所的政治功能，又彰显和强化这种功能的情形表明，城市公共政治活动空间“给人最精彩的感觉应该是‘起源于艺术，发展于需求’。主动调整环境，区分和组织感官所感知到的事物，是人类亘古以来的习惯，生存和统治都需要基于这种感觉上的适应性”。此即为意识形态空间形塑的功能学依据。
政治宣教场所的意识形态昭示
空间文化的意识形态赋义，有一种比较直接的表现，就是政治宣教场所的思想文化宣示。政治宣教直接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力量，利用手握的政治话语权和文化传播的主导权，对社会成员进行一种维护其统治地位、权利的意识形态宣扬、教化。虽然这类活动大量地通过文化语符媒体去实现，但人们仍然不会轻易放弃对空间文化力量、场所精神的开发、利用。政治宣教由国家的政治主导力量及其代表的组织实施，直接表达国家的政治法律思想及其道德、宗教意识，贯彻着一系列对民众具有规范和引领作用的意识形态观念。这类活动具有政治性、道统性和严肃性，嵌入一种强烈的政治要求和行为规范，因此那些展开此类活动的宣教场所，其空间形塑和物质建筑，必然地承载政治宣教的诸多具象的或隐喻的意识形态精神。一般而论，政治宣教“神圣的场所系以某种方式向人表露其自身。在环境中神圣的场所扮演着‘中心’的功能，成为人类方向感和认同感的客体，同时组成了一种空间结构”⑦。在宗教神权与封建政权互相支持和利用的社会体制中，敬天祭神等活动场所，往往成为政治宣教场所的典型。这类空间筑造，在中国影响卓著的有唐代的乾元殿，明清两朝的天坛，先农坛以及各类宗庙、帝陵等。
其四，公共政治活动场所，因历史上许多国家的政教合一体制，致使许多大广场旁边立有雄伟高耸的教堂，这自然直接强化了广场的政治宣教功能。因为“神话的、宗教的、集体记忆的以及国家和地区身份的世界是时空构造，它们构成了与众不同的地方形式，并反过来被其构造(如圣地、礼拜之地、故事中的偶像等)。表现为与众不同的信仰、价值、想象和社会—制度实践的地方长期以来一直在物质上和话语上被建构。……许多传统制度，如宗教和民族制度，至关重要地依赖整个象征性地方的网络的存在，以保存它们的力量并表现它们的社会意义。作为一种永恒，地方成为象征性的，并使人想起那些通过时空实践建构的价值(如声望、权威、身份和权力)”。意大利的圣马可广场，宗教气息是全覆盖的；德国罗马广场同时矗立着帝国大教堂和圣尼古拉旧教堂；而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在红场则由坐落其上的瓦西里·勃拉仁内大教堂而得到体现。至于那些非政教合一的国家或时代，其政治活动广场意识形态的复合性展示，则多由历史文化场所的宣教功能补充，如我国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太庙和社稷坛曾代行此功能，而如今的历史博物馆，就是用现代文明、科学思想，支持着进步的国家意识宣传，衍生和呼应着广场的空间政治文化。美国国会山广场的国家博物馆和华盛顿纪念馆、林肯纪念馆，拿破仑广场旁的卢浮宫极其丰富的艺术精品布展，以及建筑物上86尊世界文化名人的雕像等，都是这些空间意象宣示机制的文化写照。这些由标志性建筑引发出来的对公共场所精神的共识与意象聚焦表明，街道、广场等能达成共识的空间，是由那些主要建筑对场所意象的奉献实现的。场所“共识的表现在公共性建筑中成为焦点所在，具体表达了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和有意义的共享的理解”。
据明清史料记载，两朝每年冬至日的圜丘祭天，继承古代郊祀最主要的形式，礼仪极其隆重而繁复。其中，空间祭位有如此设置：圜丘坛专门用于祭天，台上不建房屋，对空而祭，称为“露祭”。圜丘坛共设七组神位，每组神位都用天青缎子搭成临时的神幄。上层圆心石北侧正面设主位——皇天上帝神牌位，其神幄呈多边圆锥形。第二层坛面的东西两侧为从位——日月星辰和云雨风雷牌位，神幄为长方形；神位前摆列着玉、帛以及整牛、整羊、整豕和酒、果、菜肴等大量供品。上层圆心石南侧设祝案，皇帝的拜位设于上、中两层平台的正南方。圜丘坛正南台阶下东西两侧，编磬、编钟、鎛钟等十六种、六十多件乐器组成中和韶乐演奏阵式，排列整齐，肃穆壮观。祭天为日出前七刻，须经九个环节。每一环节少不了三叩九拜，文词宣唱，祭品敬献，戒律严苛，不得半点马虎和随意。臣工稍有差池，必遭重罚，此令随祭人员无不诚惶诚恐，胆战心惊。之所以如此规制，都是借祭天之名，行树皇帝权威之实，以帝王独享与上天沟通神会的道场论证、展示其神圣统治地位，向人民宣示“君权神授”，借以维护和神化封建皇权。为了实现这些政治目的，祭天场所的各类主要建筑和空间布局，更是费尽心思，巧设名堂，给出种种意识形态的赋义。
帝王祭天，我国古已有之，至迟也自周代就已成型制。《礼记·郊特牲》有过详细的记载与诠释。其中的郊祭定制与礼数，都和当时人们的空间观念、方位意识、场所精神及其背后对它们的政治、人伦附加紧密相联，莫不体现了古代人们在政治宣教的空间活动方面所进行的意识形态赋义。其中的主旨自然是天人合一、物我一理，以天道论政治人伦：天地乾坤，东西南北，男女阴阳，君臣尊卑，位置轻重，相互取譬。由此定制，而成后世帝王进行祭天敬神一类政治宣教活动之空间意识形态安排的思想原型。北京皇城的天坛祭祀活动，始于明，盛于清，远承商周，有许多与《礼记》论祭天活动及其场所布局、用意相通之处。它们丰富地展示了天坛空间筑造的意识形态赋义。
其实，三个女儿根本不知道我和老伴这些年的生活状态，我们在小女儿出嫁的第二天就分居了。虽然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各过各的，谁有什么事也不找对方帮忙，这样做倒是避免了很多争吵。只有抽屉里的结婚证还在证明我们是夫妻，实际上，我们和陌生人没什么不同。
人们漫步天安门广场，每一座构成广场政治文化的建筑及其集成的整体氛围，都会让穿行其中的人们脑海中浮现民族历史的幕幕活剧和国家兴盛的辉煌篇章；会无比激越地体验到，什么叫中国，什么是中华文明，什么是中国人的自信、尊严与豪迈！这是民族精神、国家意识最为经典的空间造型。这一神圣场所使人们生发出来家国情怀，使人更加认同诺伯舒兹的见解：相对于首都的中心广场而言，“‘国家’的性质遂成为最主要的地理概念。……国家之所以为他们的国家是由于它能与场所精神的特性相互认同的缘故”。
每学年的人事安排，我都要认真征求广大教师的意见，在确保学校整体工作的基础上，尽量满足个人的工作愿望；在学校成长发展的各个阶段，我都要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征求教师的合理建议并融入管理制度。青年教师需要成长，学校就为他们找师傅；骨干教师追求高层发展，我就为他们搭台子。对那些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工作的教师，我也给他们较大的工作空间，传递一份真切的信任。我认为，真诚地尊重教师，不但是爱事业的体现，更是一种管理智慧。
公共政治活动场所的意识形态多维成像
“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⑩公共政治活动场所的形成是居民聚落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社会交往拓展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公共活动的最高级别与最大规模，自然是国家组织的政治活动或全国性的群众广场政治集会、游行等。因此，从活动场所的空间意识形态赋义而言，公共政治活动场所是最具典型意义的，这类场所，又多为各国中心城市尤其是首都的广场最典型。笔者从世界闻名的一些规模宏大的广场之空间形塑、建筑结构、内外秩序、文化象征等方面的对比分析中，清晰地发现了这些空间的意识形态赋义以及由民族文化和国家礼制带来的特征。它们更鲜明、更具体地展示了空间意象的文化精神及其意识形态表达的“能、所”机理。经此，我们能在公共政治活动空间的穿行中，悟到一种政治与空间相互生产、彼此依存的法则：借助于想象、话语及物质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形式建构的场所，让历史呈现出自己的空间意义，把过去时间同未来时间联系起来，同时又承认记忆、环境经验和栖居者诉求的重要性。这是通过场所精神这个概念所揭示的主题。通观世界各著名政治广场，无一不具有把主体精神与物象存在、社会政制与空间建筑、历史事变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而生成的意识形态主题场所精神。
广场政治，由政治广场作为空间条件和秩序支托而组合、展开，因而这方面的空间意识形态赋义是丰富、深刻而各具特色的。历来十分重视空间政治意象形塑与展示的中华大广场——天安门广场，堪称世界广场的典范。天安门广场是首都北京的心脏地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可容纳100万人的盛大集会。天安门广场至高至重的空间政治意识形态意义，是由这一庄严场所的建设者、政治事件的参与者、空间社会政治功能的承载者以及历史文化的现代复合而构成。
最后的“课前”阶段其实是以教育心理学中的“鹰架结构”为依据的，即以前一个知识点为基础，拓展学生的认知内容，从而形成完整的知识框架的一种教学模式。实践中，我们会采用打乱原本的教材章节，把相关内容进行重组，然后再形成新的知识体系。重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适应我院的学生，而内容则是根据第一个课前的准备而准备的，例如我们讲过动物主题的课程后，在第二个课前就会引入动物保护的“微课”视频，这种做法既能强化学生已有的知识内容，又能引发学生更多的思考，在整个教学体系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这些事实确凿地表明，空间建筑构成的“环境特征的形状表达着也象征着它其中蕴藏的各种精神，这些精神可能有用，也可能消极无用，它们或集中或分散，或深奥或肤浅，或纯粹或混杂，或虚弱或强壮，最终必须利用植物、选址、塔、石头等对其进行控制和强化”⑧。类似天坛这样一些有严格政治文化秩序的场所，通过环境特征的构作以及各类建筑元素的特意运用，使“它提供了更宽广的参照系，是行为、信仰和知识的组织者”⑨。
国家公共政治活动场所的意识形态赋义，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空间意象的国家经营，在其他诸文明国家，也广泛存在。如俄罗斯的红场，同样有其光荣历史。17世纪莫斯科从波兰贵族军队手中解放出来时，米宁和波查尔斯基公爵的军队从红场开进克里姆林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苏联红军从红场攻下了克里姆林宫；十月革命后，红场成为原苏联人民举行庆祝活动、集会和阅兵的广场。红场中心，用红色花岗岩和黑色大理石建造了列宁陵墓，陵墓背靠克里姆林宫城墙，在城墙和列宁墓之间整齐排列着有半身像的墓碑，安葬着已故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再往后的城墙墙壁里安放着苏维埃先烈的骨灰盒。在这些建筑南端昼夜不熄地燃烧着一团地火，奠念着为国牺牲的英烈。红场是革命陵园与广场的合一，极具政治意象。
图4右下表示LNAPI_SA对LNAPI_SA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CPI给自身一个冲击，在第1期时便立即响应，产生正响应，且响应的效果逐渐增强，在第2期达到最大；之后响应的效果逐渐减弱，在第5期时变为0；之后继续下跌，产生负效应；在第7期时达到最大负效应；之后回升至第12期时再次变为0；之后趋于平稳。这说明CPI受自身影响大，尤其是在CPI上升后的3个月内影响最大，但在1年后产生了负影响。
阅读国家或大城市中心广场一类环境及其意象展示出来的空间文化，有一些共同的要件构成了国家政治空间意象及其解读的依据。
第三，历史上的皇城国府作为政治生活中心，其空间建筑留下了严肃而庄重的政治秩序画像。如北京故宫，旧称紫禁城，为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宫廷。它之所以叫紫禁城，乃出于天人应对的理念与君权神圣的用意。中国古代星象学说认为，紫禁垣位于中天，圣君所居，天人合一，皇宫以紫禁城相称，显示出君权合应上天方位与意旨，为帝王统治抹上了一层神圣色彩。故宫位于北京轴线中端，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为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宫殿建筑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气象恢弘，东西南北、上下左右的空间分割和不同功能的布局，把一整套封建伦理和上层政治秩序，以文化空间的版式布展在皇城内外的空间建筑与使用格局中。正是因为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与权力秩序被定格在建筑空间中，空间的结构变异或功能调整，往往意味着政治格局的改观。如明、清两朝对中和殿使用方式的改变，直接意味着朝政方式的变迁；又如慈禧太后办理朝政之所的挪移，由以往的太和殿或太和门迁至养心殿，则是君主实权由男性掌握变为女性把控，成为以垂帘听政方式处理朝政的空间表达。一个皇朝首府，就是一个王朝政治意识形态鲜活的空间展示，就是一部以四维时空方式立体展开的封建政治史。这种空间政治的意识形态表达使我们的理解再次和苏贾的言说相遇，“空间性的社会生产占用并改变了心理空间的表象，把这些表象具体化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和第二自然的一部分。观念(和意识形态)生产因此是空间性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关系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⑥。
其二，所有公共政治活动场所之所以立体地彰显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是因为都有丰富而悲壮的历史事件发生其间。空间建筑现象学研究者认为，“环境最具体的说法是场所。一般的说法是行为和事件的发生。若不考虑地方性而幻想的任何事件是没有意义的”。空间场所的文化意象与意识形态衍射，不能离开各类重大事件的发生、影响与区域的具体结合。巴黎协和广场旁边的克里翁高级酒店，是法国1778年与美国缔结法美同盟条约及通商友好条约，承认美国独立的签约地，也是1793年法国大革命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地方。彼得堡的参政院广场，不但立有以武力夺取沙皇宝座的德国女人叶卡捷林娜二世为了证明她是彼得大帝正统继承人而修建的彼得青铜骑士像，让其成为彼得堡的象征，而且也是为了纪念俄罗斯反奴隶制度的热血贵族青年于1825年12月组织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因而这片广场称为“十二月党人广场”。诸如此类广场的空间史事，将它们或深或浅、或隐或现地变成了一部展开的历史画卷，让人们在这些场所中，能形成一些与历史对话，同先贤会晤的精神体验与空间意象。由此可见，富有意识形态意蕴的空间“场所作为一种独特的人工物，是由它的时间和空间、它的地形维度和它的形式、它作为一连串古代和近代事件的场所、它的记忆所决定的”。某些特定场所的精神涵蕴，正是依赖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而使自身成为纪念碑的，进而才使意识形态的空间文化持存和张扬成为可能。
优美的水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全民共建、全民共享，广泛凝聚保护河湖的强大合力。
其三，重要的公共政治活动场所，一般都有能引导、召唤和凝聚人们的某些政治意向和民族人文情怀的标志性建筑。加拿大联邦广场位于国会大厦南面，是群众集会的场所。广场上耸立着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的加拿大战士而立的国家战争纪念碑，碑顶立有一座和平与自由神雕像，碑下有22个象征多兵种形象的铜质雕像，它们把如何理解自由、和平与战争的关系，从国家历史角度立体地做出了意识形态诠释。巴黎协和广场，正中心矗立着一座高23米、重230吨，有3400多年历史的埃及方尖碑，1831年由埃及总督赠与法国，碑身的古文字记载着古埃及拉美西斯法老的事迹。睿智的古埃及人使此碑成为一个巨形日晷的晷针，它以协和广场作“晷面”，每天随着日移地转，方尖碑在协和广场上一分一秒默默地投下时移之影，时间又一点一滴静静地凝结成历史。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把这座方尖碑当作他在保皇派和共和党之间保持政治中立的象征标志立在协和广场上，使广场真有了几分“协和”的意象与韵味。
在劳动活动这种新的生存模式中，原始人类先民们通过不断地摸索、不断地试错，产生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对象性的模糊的朦胧意识，在劳动活动新的生存模式中不断地累积“经验”，原始人类依据“本悟”、“体悟”[4]、“感悟”[5]及“领悟”思维形式去感知周边的现实世界，去处理新的生存模式中的劳动活动与生活里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人类原始先民们对周边现实世界的感知度极其低下，但是，人类原始先民们依然能够以最低的水平适应自然界的环境，同时伴随着劳动活动范围的逐渐拓展和应对恶劣自然环境压迫的需要，人类原始祖先们的思维能力和水平也不断地得到提升。
①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②③④⑧⑨[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84、6、94、106、3、73页。
⑤[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⑥格利高里、厄里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⑦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施植民译，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8、7、182页。
⑩福柯：《〈空间、知识、权力〉访谈录》，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55、252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空间问题研究”(项目号：13AZX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潇，1947年生，岭南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赵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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