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弗洛姆分析了近代欧美的历史发展,发现随着人的个体化进程不断加深,自由开始显现出双重性的特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使人们产生了逃避自由的倾向,但逃避却加深了异化关系。人想要走出自由的困境必须重新审视自己,要在自发的爱和劳动中实现与世界的相连,从而摆脱异化实现积极自由。但是,弗洛姆的自由理论流于抽象空洞且缺乏力度,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由观,克服弗洛姆自由理论的缺陷,探讨在当代社会之下实现自由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自由;逃避自由;爱与劳动;实践自由观
《逃避自由》是弗罗姆确定其毕生研究方向的奠基之作和作为人道主义哲学家的成名之作,该书奠定了他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进行综合考察的理论起点和基础。《逃避自由》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原因,并描述了现代人处于自由与孤独的两难状态的困境,指出现代人生存处于无意义的异化状态,并指出克服这种状态的积极途径。弗罗姆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于人生存的内在矛盾性,以及现代人不断争取、获得自由后,却又不断发生异化、逃离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层的解析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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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出现及自由的双重性
“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而且,其含义会随人把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变化。”[1]15这是弗洛姆对自由的定义。弗洛姆认为,中世纪时期,“个人”尚不存在,个人自我意识、他人意识以及世界意识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中世纪的人在现代意义上是不自由的。中世纪结束以后的欧美历史是个人完全显现的历史,其中心是人谋求自由,摆脱政治、经济、精神的羁绊,而文艺复兴正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开始。一方面,新兴的市民阶层出于追求现实利益、个人享受的欲望以及要求经济和政治生活自由的需要,用人道主义否定了中世纪的神学统治。此时个人破天荒地从封建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且割断了那些保护着其安全而又限制他的纽带。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经济的发展,广大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工人取代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平民、骑士等阶级。这种变化把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彻底摧毁了,个人从固定的社会位置中解脱出来,成为具有意识和独立性的个体。用布克哈特的话说,便是“在意大利,这层纱幕(信仰、幻想和无知偏见的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客观对待并考虑国家及世间万物成为可能。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强调主张自己的权利;人成为精神的个体,并这样认识自己。”[2]129文艺复兴使人发现自己以及他人是独立的个体,与此同时它还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通过弘扬理性与自由为物质财富的增长提供了保障,那些束缚人的封建堡垒以及人曾经享有的安全和归属感都不复存在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变得松散了。
在弗洛姆看来,自由是量和质的结合体,人不但要保存并扩大传统的自由,而且要争取获得新的自由,它能使人们透过纷繁复杂的世界去认识自我,可以使人对自我以及个人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依据这个观点,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现代人的自由具有双重性,即人越来越摆脱外在的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但人也变得越来越孤独和焦虑。他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了造成自由双重性的原因: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资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中人们追逐科学并获得了技术和物质的价值,增强了对自然控制能力,因而人越来越摆脱外在束缚,获得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另一方面,弗洛姆也看到资本在扩张的过程中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人的全部自我连同其全部具体的潜能都成为他亲手制造的机器之目的工具。现代人丧失了生命价值、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体验能力,同时社会发展增加了妨碍人格自由实现的内在束缚,这种内在束缚削弱了人获得自由的胜利感并使人感到孤立无援。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成为一个“个人”,但却伴随着无止境的疑虑重重、不安全感,本应追求个人幸福的人却成为自身以外某些强大力量手中的工具,在无尽的孤独和无能为力中人们必须全力逃避自由,或者化被动自由为主动自由。
二、人类逃避自由的三个机制
人类整体的个体化过程,与儿童的个体化过程十分接近。儿童个体化的过程使得儿童能够更加自由发展并表达个人自我,不受束缚纽带的限制,但是束缚纽带提供的安全保护也日益减弱,儿童日益远离为他提供安全和信心的世界成为个人,他形只影单,只能独自面对世界各方面的危险和强大压力。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为整个人类的个体化进程提供其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当人成为一个与外在世界相分离的独立个体时,在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个人的意志是不能完全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此时这种滞后的自由就变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负担。于是它使人的生命缺乏意义和方向,此时以逃避的方式来试图消弭个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鸿沟是人们最容易采取的方式。
第二种是破坏欲。它是生命未能得到实现的后果,其目的在于除掉所有与之相比于个人显得弱小的对象,其中甚至包括自己。资本主义之下人被商品控制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使得人无法实现生命的真正价值,并且幸福生活和追求自由的愿望也受到了束缚,无限的孤独和心理上的困境刺激着人的神经,人们激愤、狂躁地想要去打破一切束缚自己的东西,甚至是伤害自己以求解脱。事实上,人们采取破坏的手段进行无情的控诉与抗议,这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怀,也是想要摆脱束缚的无奈之举。
第一种即权威主义。它以渴望臣服或主宰,即以施虐、受虐冲动来表现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除掉个人自我进而除掉自由的负担。大众为避免自由带来的困扰,自愿将自己的意愿从属于政府或者教会或其他组织的全部权威,并安慰自己“只是服从命令”,这使得人的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融为一体从而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但这会使自我人格消失,在权威主义的统治之下,人不再具有独立的身份与性格,存在群体中的个人沦为没有自我意志的玩偶。
第三种是机械趋同。它是人们在特定环境之下按照当时社会所提供的文化模式需要把自我完全塑造成为社会需要的那类人,将自我完全融合到社会大群体中,于是他同其他人一样“我”与世界的鸿沟消失了,意识中的孤独感和无能为力感也随之消失了。勒庞指出“‘群体心理’是不可靠的,是暂时的,一旦构成群体的人群四分五散,每个人立即恢复到了自己以前的状态,但在群体之中,他的个性却消失了,不见了,这时候他的思想与感情所表达的与群体的思想感情完全一致。”[3]4机械趋同不过是以伪自我代替原始自我,假装融入一个群体中并与其他人在思想、感觉与愿望都一致的做法,但是这样做并不能为人的发展提供任何益处。
实践的存在方式决定了“实践自由”是人的本真需要和快乐源泉,通过实践劳动可以使本质力量对象化,它肯定了人的本质和个性。马克思提出“人是类的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看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看待”[7]51。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本身就是作为自由的存在物而存在的,人具有能动性和目的性,因而人可以通过事先制定目标和步骤,合理地运用地自身的生命力量对世界进行改造,在进行改造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实现自己作为自由的存在。
另外,要看到弗洛姆逃避自由的理论是有明显缺陷的。他只是从道德层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观上认为异化是一种心理体验,强调通过心理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却没有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及从现实的、具体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出发主张进行革命,要知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6]9直观思辨是弗洛姆创造性的爱、创造性的劳动的致命弱点,它并不能真正解决异化问题。
三、弗洛姆实现积极自由的途径及意义
弗洛姆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探讨人的自由问题上引入社会性格、社会无意识的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只追求经济利益却无视人性解放,造成人的异化的现象。他强调用爱和创造性劳动作为实现自由的出路,对于现代人的自由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国人带来了物质上的财富,但是精神生活并没有跟上物质发展的需要,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造成很多人出现了孤独不安、无能为力的心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5]1这就要求我国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深化改革中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快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发展的进程,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精神保障,不断满足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此外,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个人要坚定理想信念并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为社会的发展和个人发展提供动力。
人们曾经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带来全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科学技术却是一把双刃剑,这不得使人重新思考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命运与心灵的归属。弗洛姆坚信自由的扩大不是恶性循环的,并从人性的挖掘和社会健全两个方面提出消灭自由困境的方法。他认为在实现个人积极自由的路上要靠自发活动就是自我的自由活动,这种自发活动能够在人的情感、理性和感觉经历以及意志中起到积极作用。自发活动又分为爱与劳动两个组成部分,其中爱是自发性的最核心组成部分。弗洛姆把爱看做“不是一种可以与人的成熟程度相脱离的、并能让所有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的感情”[4]4,爱是一种主动“给予”和使人的个体性、完整性相互融合的能力。爱不仅使人保持自我个性并且重新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正常关系,在实现自我个性的基础上还使得人们一体化,获得幸福和归属感。弗洛姆重视爱并且呼吁人们要培养爱的能力,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训练自我的行为规范及耐心、专注等,才能循序渐进地掌握爱的能力并用爱治愈充满了异化和矛盾的病态社会。自发性的另一方面是创造性的劳动。在弗洛姆看来,人的本质是生产性的能力即一个人可以通过生产活动去了解和把握世界,从而使世界成为人的世界。人的自我实现的生产性活动就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人们通过自己作为活动主体的劳动去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联系,把世界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并构建正常良好的社会关系。最终在爱与劳动之下人们重建立起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关系,在和谐中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弗洛姆指出逃避自由只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而找到脆弱的安全感,因此这依旧会使人陷入从自由——逃避孤立不安的自由——又给人套上了新的枷锁的恶性循环中。逃避自由的机制在原则上缓解了无法忍受的焦虑,避免了恐惧,使生活成为可能,但是像逃避任何一种恐惧一样,这种逃避具有强迫性,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为人带来幸福和积极自由。
四、马克思实践自由观对弗洛姆自由困境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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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分析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进而才能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生产了贫穷,造成了异化的出现。首先,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物与物的关系特征。人彼此之间冷漠竞争,个人与自我之间也被工具精神渗透,人不但卖商品也出卖自己,市场决定这些人类特质的价值,甚至是存在。其次是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以致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7]54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世界,并通过分工和提高科学技术等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建造起了大工厂和房屋,生产出各种满足人的需要的商品,种植出各式各样的农作物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它使得人同他本身所生产出来的劳动果实相分离,人不仅不能自由支配生产的劳动产品还被劳动产品牢牢把控着命运。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存在是导致异化劳动的根源。人们要实现积极自由必须通过工人解放这一政治形式对引起人的异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实行彻底的改造,以公有制经济代替私有制经济,把社会从私有财产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劳动不再是人谋生的手段,而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途径,从而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要改造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私有制经济,即资本经济。扬弃私有制财产必须立足主体人的解放,要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调整改造策略,不能简单抛弃、一笔勾销,要运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在批判中继承、在否定中肯定。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不能片面理解马克思关于扬弃私有财产的理论,而是要把理论放在历史的实践的社会环境之下去理解和运用,扬弃私有财产并不是意味在建立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要全面消除私有财产和人在异化过程中创造的积极成果。马克思的扬弃私有财产理论不否定人在资本主义中创造出来的积极成果,也不否定对象性劳动,它否定的仅仅是异化劳动。资产阶级在生产中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并且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既是解体私有制经济的能动力量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只有无产阶级先解放自身才能建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王国。
目前,关于生物炭对土壤理化性质的研究,大多属于定性分析生物炭对土壤相关参数的影响,很少从定量方面研究生物炭施加于参数变化的关系。因此本文研究施加生物炭后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通过在土壤中添加不同含量的生物炭,利用离心机测定其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定量描述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在不同生物炭施加条件下的变化情况,对比分析得出生物炭对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影响规律。
“亚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有什么比生命重要?你要为你,也要为父母兄弟朋友着想,知道吗?”说到这儿,我已有了哭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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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7-0035-03
作者简介:陆华(1994—),女,汉族,广西南宁人,单位为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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