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经历了从认知型调查到验证型调查两个阶段。从认识论来看，这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转化过程。中国共产党人是实现这一认识论转向的主体。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将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调查活动与民国其他组织的调查活动统一起来加以论述，在比较中凸显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批判推动社会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历程，明确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以认识和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指导作用，指出它对社会学调查方法论的包容性和对其中国化的指导性。正是通过在社会调查运动中的认识论转向，中国共产党才正确地认识了中国社会，走上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并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关键词]社会调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转向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兴起最早是从在中国大学任教的外国社会学家的相关工作开始的。1914年清华学校社科系教授狄特摩尔带领学生在清华园附近调查了195户农民的生活状况，调查结果以《中国生活标准的一个估计》为题发表。之后，葛学溥、白斐德、戴乐仁和马伦、白克令、布朗、卜凯等多位国外社会学家投入该项工作。这些外国社会学家在中国主导的社会调查，带动了大量本土学术团体、高等院校、政府机关及各种政治力量开始在西方社会学方法与理论的指导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展开了社会调查，兴起了规模宏大蔚为壮观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另一方面，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在外国列强侵略下生产日益萎缩，人民日益困苦，客观上为进行社会调查提供了丰富的选题，形成了当时社会调查活动兴起的历史根源。
在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时，学者们往往把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调查活动与民国其他组织的调查活动分开评价，认为两者在调查宗旨和调查方法上有所不同，很少将它们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本文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将两者统一起来，根据其发展过程将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分成认知型调查与检验型调查两个阶段，凸显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社会学调查方法论的包容性，并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能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提供科学指导，完成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认识—实践”循环。
一、认知型调查——认识论基础与中国化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看，认知型调查只是在实践基础上完成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一阶段。其基本主旨在于“寻得事实以改良社会”，或者“改造社会”[1]26。不同的调查主体在调查内容的展开、调查方法的运用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一)调查主体的演变
1.从国外社会学家到国内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和个人名义的转变，是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主体的第一次转变
葛学溥、卜凯等这些国外社会学家在中国开展社会调查，或者是为了使关怀中国福利的世界各国人士得知中国农业知识之概况，或者为了示导中国农民得享较美生活的方法方针，或者是为了促进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进步[1]26。当然，葛学溥的《华南乡村生活》、卜凯的《中国农场经济》及《中国的土地利用》等调查成果不仅达成其初衷，而且通过调查内容的发表增进了国人对国情的认识，客观上也将西方社会学理论及社会调查方法引入中国。此外，这些学者还通过合作调查、讲学等方式使中国学者和学生得到了体验和锻炼，带动和培养了大批中国社会学家，为开展中国社会调查提供了各种论题，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兴起。当然，这些外国社会调查中还有一类，那就是满铁华北农村调查，它以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情报为宗旨，另当别论。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乡村社会日益走向衰落的历史背景下，在这些国外社会学家带动与社会学方法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内大量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乡村建设团体和政府机关开始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展开了中国社会调查运动。这是中国社会调查主体的第一次转变。据燕京大学刘育仁统计，“自1927年，至1935年九年间国内大小规模社会调查报告共有九千零二十七个，平均每年有一千个”[2]157。可见社会调查运动在中国迅速发展。
在高等院校方面主要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等。其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许仕廉、吴文藻为代表，培养了费孝通、林耀华、赵承信、万树庸、李有义等一大批学生，在1925年到1941年间就发表学生论文达62篇。而金陵大学则以卜凯、乔启明为代表，卜凯除了组织两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以外，还以县、乡为调查区域发表调查报告20多篇。民间团体方面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最为出名，在这个机构组织下，社会学家李景汉组织了极具影响力的定县农村调查。该调查历时七年最终的主要成果是83万言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此外，以个人名义进行调查的学者也不少，如吕乎登的《四川农村经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此间，毛泽东也发表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报告。
2.从民间团体、高等院校和个人到政府机关的转变，是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主体的第二次转变
以国民政府职能机关所进行的统计调查从广义上讲也是社会调查的一种，但是最令人瞩目的调查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1928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社科研究所，聘请陈翰笙主持调查工作，1929年至1934年间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和广东等进行经济调查。1932年成立的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进行全国农情调查，由6 000多名农情调查员搜集农村的相关经济数据，由中农所定期出版《农情报告》及《农情报告汇编》等刊物。1933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陈翰笙总体设计，孙晓村主持实施下，该会依次在江苏、浙江、河南、陕西、广西、云南等六省农村作了调查并于1934—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了这六个省的农村调查报告。
这种从民间团体、高等院校和个人到政府机关的转变，是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主体的第二次转变。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是，调查意义被广泛认识，调查区域不断扩大，“非一二人或一二小团体所能做到的”[2]164。
(二)调查内容的展开
20世纪20年代中国调查内容更集中于研究特定时期社区的内部结构和社会生活，特别重视研究家族和家族关系、技术制度、社会裁认、礼节和仪式、文化或教育、个人心理、民族精神七个特殊题目。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调查为例，在这一方面的论文多达56篇，其中涉及农村生活、家庭与宗族、社会风俗、慈善与救济、妇幼与劳工、疾病与卫生等10余类主题[3]。但整体上来看，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在其展开过程中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卜凯等外国社会学家到国内学者如费孝通，几乎所有以高等院校为依托的社会学家都更倾向于对农村社会生产力方面即“技术制度”的调查，主要包括自然条件、生产技术、人口家庭、家庭收支等内容。这些内容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诟病，如薛暮桥就认为这些都是肤浅的问题，因为这类调查并没有界定包含着截然不同意义的财产、收入和支出等基本概念的内涵，混淆了生产手段和消费资料这些不同性质的财产，抹杀了靠田租利息和自己劳动获得的两种不同性质收入的差别；也没有区分购买生产投资和柴米油盐等类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使其混为一谈，蒙蔽了农民贫困和破产的真相[4]41。所以，侧重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查逐渐成为以陈翰笙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调查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28—1934年间，陈翰笙组织了包括吴觉农、孙晓村、薛暮桥、钱俊瑞、冯和法、王寅生等在内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进行多项详密系统的农村调查，写成大量论著及论文，包括《亩的差异》(1930)、《中国之土地问题》(1933)、《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34)等。这批调查资料有力地支持了中共在国统区的土地革命。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认了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生产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以后，为了验证不同革命阶段围绕土地地权问题制定及执行的土地政策对于革命实践的适应性，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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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赵承信统计，在1927年到1935年“九年内的调查多是经济的如工业、商业、农村及金融等调查，约占总数百分之七十。其他如劳工，风俗，妇女，教育，灾祸及社会概况等调查也带有几分经济性的”。由于这个统计年限长达九年，而这九年又处于社会调查运动的顶峰，所以这个总结具有普遍意义。其原因正如赵氏总结的：“经济调查的百分数如此之大正是反映到国家经济问题的严重了——至少是一般知识分子感觉到国家经济问题的严重性。”[2]159
2.经济方面，从城市工商业调查到农业调查的转移
在1939年到1945年世界正处于战争期间，武器装备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飞行、导弹的控制需要应用动力学系统，而实物的检测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促使了仿真技术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为了适应控制系统的市场,开始研究控制系统的仿真技术。随着控制系统鲁棒性及可靠性要求日益增加，这就需要研发团队对相应的产品进行速度、样式的模拟并进行测试，最终形成可靠产品。dSPACE的出现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3.农村经济关系中，从关注生产力到对生产关系的侧重
天脊集团已形成年产45万吨合成氨、108万吨硝酸、90万吨硝酸磷肥（硝酸磷钾100万吨）、40万吨硝铵、25万吨硝基复合肥、26万吨苯胺、2万吨硝酸钾、3万吨硝酸铵钙的生产规模，化肥化工总产能达到200多万吨。
1.相对于社会学意义上普遍的社会调查，更侧重于对经济的调查
(三)调查方法的中国化
西方社会调查方法在中国调查运动中的实践应用即该方法的中国化过程。从调查的具体方法来看，收集资料的方法一般有个案调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通讯调查、民意测验等等。对此，赵承信指出问卷调查和通讯调查在中国实施起来不易，因为挨家挨户的问卷调查对人口大国中国而言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而问卷调查则受制于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与意愿。因此在中国的社会调查运动中，多采用个案调查、抽样调查的方法，如卜凯在大规模的调查中就采用了抽样法。但不同调查主体又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有其独特的调查方法，如毛泽东的社会调查中则强调典型调查、座谈会和个别访谈等方法[5]。在分析资料的方法上，国内外社会学家往往采用一般的统计方法分析，而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翰笙、薛暮桥、毛泽东等人则将阶级分析法引入，这与社会学理论中的阶层分析法相类似，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中对社会学调查方法方面一个推陈出新的结果。
(四)关于中国社会的理性认识
第三种调查者是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通过社会调查的实践验证其假设。如陈翰笙针对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人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调查主旨在于验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而毛泽东出于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理论反思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必然性的探索，通过调查确认了农村问题的症结是地权和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认识到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党才能争取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
系统使用GQ2440开发板，它是在TQ2440基础上的完善版本。该开发板比其他2440开发板具有更丰富的外设接口，硬件性能也更稳定。系统包括3个主要的通信模块：步进电机与开发板的通信、激光测径仪与开发板的通信以及激光二维扫描传感器与开发板的通信。
实证主义方法论者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如使用问卷调查法、实验法等方法获得实证材料，得出实证的结论。如李景汉虽然要求调查者脑海似“一张白纸”“不参加个人的感情或主观的玄想”“以科学的态度搜集事实”，但这并不排除他在调查内容之外对中国社会持有一定立场和具有特定认识。他从“平民教育运动的立场”出发，提出改良的方案，即以“文艺教育”救农民之愚，以“生计教育”救农民之穷，以“卫生教育”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救农民之私。既然这个假设并不为其社会调查所验证，那么这种改良方案只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感性认识而已。
秉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学者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反对把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绝对化，主张从既定假设始，由实地实验终，在理论和事实相互验证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良方案。如乔启明基于农村人口过密造成农民生活程度已低到极限这一假设，通过调查，在《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中提出了四项改进方法。又如费孝通提出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解决贫困落后问题。这些学者进行的社会调查强调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力图寻找人类社会生活的共通原理。然而，假设上改良主义的局限，调查内容上囿于生产力方面，分析方法上又很注重学科性，因此这些结论虽然具体观点不失其科学性，但“结果往往陷于支离破碎，找不到问题底中心”[4]41。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中，认识的对象当然是中国社会，但持不同方法论的调查者给出了不同的认识结论。
如果说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调查仅仅完成了从实践到感性认识这一阶段的话，人文主义思想主导下的调查方法则注重通过假设与实践这个过程将感性认识提高的理性认识阶段。这种“假设—验证”的方法论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第一个层面的要求。如果这个认识运动基于社会学方面的某个假设，并通过社会调查对之进行验证，那么得到的产物即社会学的中国化；如果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状态等方面的某种假设，那么通过社会调查这一实践对之进行验证，得到的产物则是对中国社会的某种理性认识。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既包容了西方社会学调查研究理论，又指导了中国社会调查运动。
二、检验型调查——认识论转向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中，社会改良派学者基于其认识提出的改良方案，要么因为当时社会动荡而无法实施，如乔启明、费孝通的改良道路；要么通过社会试验验证其失败而告终，如梁漱溟、晏阳初、李景汉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主要反映了中国当时农村阶级关系和社会状况，其调查成果是对中国社会革命道路的理性认识，并形成社会政策用于指导革命实践，再通过社会调查实践检验结果并用以调整政策，从而完成了调查运动的认识论转向。
1928年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该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有原则的错误。于是在1929年9月，颁布《兴国土地法》，此内容作了相应修改，提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毛泽东还发现，《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都规定土地归政府所有，只给农民土地使用权，影响了其生产积极性。因此，毛泽东在1931年2月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一封信中明确指示“省苏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宣布分好了的田由得田人“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确定了农民土地所有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另外，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发现，“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因此，他又推动确立了在“抽多补少”之外加上“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
(一)实践对认识的反馈——土地政策的调整与社会调查运动
根据宜兴市开展的秸秆还田试验研究和生产实践，明确了稻秸秆量以不超过全田秸秆量的一半为宜，对产量影响较小。秸秆还田在水稻收获时，应采用秸秆切碎、匀铺装置的收割机进行收获水稻，机械匀铺不到位应辅以人工匀铺，做到全田秸秆摊铺均匀。
如，在讲解惯性知识的时候，我就让学生们思考平时坐公交车司机师傅急刹车的状态。在生活化的理解中，学生对惯性有了一个更加深刻地认识。在学习这一部分没有认真听讲的学生，也在后期坐公交的时候对这一知识点进行思考，并验证了惯性的知识。
根据赵承信的统计，社会调查的开始是集中于工商业中心城市及省会，“一九二七年所有地方调查百分之六十八点六是城市的，百分之六点五是乡村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八是全省的”。到“一九三五年，全国所有地方调查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点八是城市的；而农村的百分数增至三十七点八，比一九二七年的百分数增加六倍；全省的调查是百分之三十八点四——全省的调查自然也属于乡村性的为多”[2]158。他认为这与“农村复兴运动的关系是用不着解释的”，但对我们而言，这是对当时中国农业经济主导地位的确认与重视。
在表3的数据中，没有语言图式，但并不表明它不重要。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两个：首先，老师们对于语言图式的重视让学生每天都沉浸在语言图式的“海洋”中，加上题海战术，学生在这方面的整体水平其实是持平的；其次，固有观念的影响，民族地区学生很多来自乡镇和农村，例如此次我们的抽样调查的有效问卷中就有345人来自乡镇。受到教育资源、学习环境、家庭教育因素等多方面的共同影响，此部分学生对于英语阅读的学习单纯的重视词汇和语法，每天都在枯燥的死记硬背中磨灭了自己对于英语的兴趣，其中一部分人甚至以偏科为代价放弃了英语学科，这种现象在民族地区的城市学校也是大比例存在的。
抗战时期，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边区政府执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为了检验政策的执行效果以及对抗战环境的适应性，中央调查研究局及各下属机构主持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研究主要着力于了解土地的集中与分配、租佃状况与借贷关系、土地纠纷与债务等问题。这些调查结果多以各调查局文件汇集的形式留存于世，内容十分丰富。如张闻天的《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通过调查发现，减租减息政策推行后，首先受到了地主的阻挠，他们用自耕和分家等各种手段，分散土地，使农民租不到土地；或提高租额，实现明减暗不减之目的。在减息方面，他们采用停止放贷手段进行对付。其次是农民自身观念阻碍了政策的执行，一是农民中存在地主地多也有理的落后观念；二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能否取得胜利存有心理顾虑。为此，调查者把调查工作和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完成党的工作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在调查中培养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动员他们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使调查研究成为一项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工作，从而使得减租减息运动在各根据地获得良好的执行。
(二)指导思想的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到毛泽东的实践论
如果说对某个孤立的社会调查，社会学上“假设—验证”的方法论还能称之为指导思想的话，那么对于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过程中不间断的社会调查研究运动而言，它是无论如何也不具备指导意义的。事实上，对中国社会调查运动能产生指导作用的只能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一哲学思想在指导完成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认识—实践”循环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与中国实践结合而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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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毛泽东在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的著述《反对本本主义》(原题《关于调查工作》)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阐述了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并明确了调查宗旨，确立了调查研究的方法论。经过其后的一系列探索和实践，毛泽东关于社会调查的理论方法逐渐成熟，并于1937年发表了《实践论》。这篇文章指出在实践基础上认识过程的两次能动飞跃。这标志着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成熟。它在全党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在更高层次上的展开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检验型社会调查在调查方法与内容上还继承发展了认知型社会调查的实践经验。如1943年薛暮桥总结了他在30年代前后参加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农村经济社会调查实践的经验和体会，写成《怎样改进调查研究工作》，并向中共山东分局各级党委干部介绍了调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讲解调查方法。而太行根据地则在1942年发布指示，提出在调查的方法上利用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并结合当时各项政治工作开展调查，开调查会、派调查团、个别深入访谈等，不难发现它对毛泽东前期调查研究方法的传承关系。而内容方面，更是延续着对农村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注。
结 论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是以中国社会为认识对象的实践活动。它的发展过程可以分成认知型调查与检验型调查两个阶段，检验型社会调查在调查方法与内容上继承发展了认知型社会调查的实践经验。这两种调查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相契合，实现了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认识论转向。
通过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在两个阶段实践，又推动了两个层次上的指导思想，即西方社会学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合，有了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开始了它们的中国化历程。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社会调查的指导思想，包容了社会学层次上的调查方法论，又高于社会学的调查方法论。前者可以作为整个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指导思想，而后者只能为具体调查研究提供指导。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的社会调查活动为西方社会学调查研究理论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的素材，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的理性认识，走上了成功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缺乏一个在庭前解决诉讼准备性问题的机制，导致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还要解决大量的诸如回避问题、证人出庭问题、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等准备性问题，严重阻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拖延了案件的审理时间，不利于案件快速及时的审结。而庭前会议制度的设置就是为了摆脱“一步到庭”制度的束缚，把与案件实体审判不相关的准备性问题从庭审中剥离出来，为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做好准备，节约庭审时间。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样也有助于法官确定庭审的争议重点，便于法官引导整个庭审的进程，提高庭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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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9)03-0071-05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9.03.011
[收稿日期]2019-04-11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党建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融合机制研究”(2018A12)
[作者简介]汪小宁(1976— )，女，陕西眉县人，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
[引用格式]汪小宁.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中的认识论转向考察[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3)：71-75.
[责任编辑 杨 军]
标签：社会调查论文; 中国论文; 认识论论文; 方法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调查和社会分析论文;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党建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融合机制研究”(2018A12)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