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管理研究】
摘 要：选取2009—2016年30个城市全市与市辖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研究全市与市辖区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对30个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并选取西安、武汉、天津等3个城市，分析其自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后新增落户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辖区的人口集聚比全市更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中东部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西部地区；人口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符合威廉姆森“倒U形”假说；西安、武汉和天津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但武汉2017年新增落户人口人均创造价值高于西安；天津“海河英才”计划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限。
关键词：人口集聚； 系统GMM； 人才大战； 威廉姆森假说
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区域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学者关注的重要主题。一方面人口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吸引人口的迁入，进而形成人口集聚。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各国人口普遍向经济发达的区域聚集，例如东京湾、曼哈顿区、大阪湾、伦敦港等。事实上，人口集聚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同样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使得我国经济“东强西弱”。长江经济带、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逐渐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聚集的区域。例如，浙江省2016年末常住人口5 590万人，比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增加147万，年均增长率为17.34%，人口的净流入规模巨大。不可否认，在城市化不断加快发展的背景下，人口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程度将继续加大。人口流动在改变原有人口空间布局的同时，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流入地的经济增长。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阐述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提出四点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强化激励措施，大力集聚创新人才。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深刻意识到，建设卓越的全球化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人才是决定性因素，特别是高学历人才。因此，2017年以来多地推出降低高学历人才落户门槛，并辅之以住房、就业、收入等诸多优惠政策，陆续上演“人才、人口大战”，典型的有西安、武汉、长沙、合肥、天津等多个城市。其中，天津的人才政策最引人注目。
云平台通过“云”端输出，能够有效整合各地媒体资源。以“赣鄱云”为例，赣鄱云能够一站式为全省各地、各媒体解决媒体融合中的中央厨房生产、全媒体传播、大数据支撑等平台建设问题，同时可以提供融媒体业务集中培训、新闻宣传协同作战等支持，为全省各地“低成本、快速度、高效率”推进媒体融合提供坚实的保障。
“人才、人口争夺攻坚战”中的“人才、人口”，将这场“战争”划分出两个战场：第一战场是纯粹的“人才争夺战”，以北京、上海为主，其人才引进政策有着较高的学历薪资条件以及精确的行业领域划分；第二战场则是“人才+人口争夺战”，参战的主力是西安、武汉、南京等其他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其人才引进政策门槛大大低于北京、上海，甚至许多城市对大学生实行“零门槛”落户。优惠政策的实施将使得这些城市人口集聚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目的是希望促进其经济的增长。那么，人口集聚是否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其作用大小如何？各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对于合理制定人才引进政策，从而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研究现状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将式(2)进一步展开，其具体形式如下：
流通工作是图书馆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大部分流通馆员受传统思想意识影响，以人为本工作就是上书、整理书架、借还图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这种单一枯燥无味而且繁重的劳动，使得流通部馆员情绪烦躁，对工作没有激情，思想麻痹，不思进取，缺乏创新意识，情况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对读者脾气暴躁、服务态度恶劣，以至于背离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跟不上图书馆服务的发展趋势。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水上安全操作指南和联动工作机制也得到进一步健全。自创建活动开展以来，西江广东段绘制了水上安全监管平面图，编制了《西江流域风险防控手册》《西江水域船舶安全航行指南》以及《船舶附属艇安全管理指南》，建立了统一的水上交通风险评估标准、风险管控及预警机制等制度规范，为西江航行的船舶及船员提供了安全指引。
俗语说“不怕狂风一片，就怕贼风一线”。大风降温前要及时检查屋顶、四壁及门窗的的缝隙，防止贼风从圈舍、门窗的鼠洞、漏缝、缺口等处吹进。同时对门、窗也要加固，以防大风把门、窗刮坏，形成穿堂风。
人口的不断迁移就会产生人口集聚，而人口集聚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增长。对此，杨东亮等人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23]；任柯柯发现省会城市人口集聚对该省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24]。但是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最优值，孙浦阳、谢里和王智勇等人基于不同的数据研究发现，当人口集聚超过一定限度时，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会减弱[25-27]。
通过对已有文献分析后发现，多数研究人口集聚的文献都是在研究城市化、人口分布等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将人口集聚仅作为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专门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而这其中又大多是从经济带或省域范围展开研究。由于人口多数是向省会城市聚集，因此研究省会城市更有现实意义，故本文选取直辖市及省会城市来探讨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由于人口集聚一般是向市辖区集聚，因此这里区分了不同城市市辖区与市区。本文首先对全国30个省会城市(不包括拉萨及港澳台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考察其地区差异。随后以西安、武汉、天津为例，分析这些城市实行人才、人口引进政策以来所吸引的新增落户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试图为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参考。
磁性纤维素对亚甲基蓝的吸附过程受吸附反应温度、溶液pH值和吸附时间的影响，吸附的最佳实验条件是反应温度293 K；溶液pH值为7；吸附时间120 min。磁性纤维素对亚甲基蓝的吸附动力学特征用准二级动力学模型拟合较好；等温吸附以Langmuir拟合最佳，由此可得磁性纤维素对亚甲基蓝最大理论吸附容量为123.15 mg·g-1。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此外，从模型还可看出，不论是全市生产总值还是市辖区生产总值，科技投入、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对其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均小于人口集聚。在4个控制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最大，因为在GDP的组成结构中，消费需求增长比较缓慢，净出口对经济的驱动力也在减缓，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从表2可以看出全市(市辖区)固定资产投资每提高1%将引起生产总值提高0.047%(0.083%)。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地方的经济，刺激需求增长，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培养地方支柱产业，起到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水平与科技投入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1)
式(1)中，Yit、faiit、pait分别为i城市在t时期的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人口密度(衡量人口集聚程度)，Xit为其他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变量，本文选取了人力资本(edu)，财政支出(gs)，创新水平(inno)3个变量。e为随机误差项，α、β、u表示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人口密度、随机误差的增长系数。将式(1)两边取对数：
lnYit=lnA+αlnfaiit+βlnpait+γlnXit+u
(2)
国外许多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学者最初大多是借助新古典主义模型对人口集聚进行研究。该模型是研究区域间人口转移的常用手段，该理论学者认为人们根据预期收入及原籍和目的地就业的可能性来决定是否迁移。随着该理论的发展，这种迁移模型被用来解释经济和社会因素，通过控制房价[1-2]、公共转移支付[3]、产业结构及其变化[4-5]以及区域特有的设施[6]等因素分析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流量。之后新古典主义模型受到新经济地理学(NEG)理论的挑战，该理论的“核心-外围”模型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与新古典模型框架类似，NEG在“核心-外围”模型中假定迁移受实际收入差异支配[7]，人口迁移的运动规律因此受核心和外围净效用现值差异的驱动[8]，该模型驱动迁移的基础向心力是从外围流向核心，关键假设是人力资本转移到核心[9]。在这种情况下，NEG理论的“核心-外围”模型也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次尝试在人口迁移和不同类型的聚集力之间建立正式联系。同时对于人口流动对经济空间分布产生的影响，NEG模型预测了一个累积因果关系过程，这可能导致地区间形成巨大经济差距。正如Capello指出：“正是因为集聚经济才会产生空间集聚。”[10]
lnYit=lnA+αlnfaiit+βlnpait+
γ1lneduit+γ2lngsit+γ3lninnoit+u
(3)
总体来看，中东部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西部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政策注重沿海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东部沿海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地区资源配置条件，再加上政府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得东部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吸引了大量人口的迁入。在过去的30年间，由于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人口已经集聚到一定规模，现阶段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不明显，发达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的是高精尖的优秀人才。相对沿海地区，虽然我国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行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战略，但效果并不是太明显，其经济发展仍落后于东部，致使这些区域对人口的吸引力度较小。这些区域一定程度的人口集聚将在较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以上各城市的分析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威廉姆森“倒U形”假说，即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人口集聚对经济促进作用在增强，当人口增长到一定限度之后给经济带来的促进作用将衰减。
采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lnYit=lnA+λL.lnYit-1+β1lnpait+
国内文献多是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从省际人口流动角度来进行分析，如马红旗等人发现省际间流动比例大于省内人口流动，且省际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别[17]；乔晓春等人通过研究得出广东是外来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占全部跨省流动人口的四分之一[18]；刘晏伶等人发现人口迁入率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19]。人口迁移的原因之一是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董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收入吸引外来人口，失业率对人口迁移并没有显著影响[20]；蔡阳、何昊等人认为经济集聚度高的区域吸引人口向该区域迁移[21-22]。
(4)
对于动态面板数据，学者Anderson 和 Hsiao提出了差分GMM方法，Arellano 和Bover提出了水平GMM，这两种方法都有不同的缺点。Blundell 和 Bond将差分GMM与水平GMM结合在一起，成为系统GMM方法，这种方法与差分GMM相比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28]。因此本文选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部分省会城市及4个直辖市2009—2016年的数据开展研究，缺失的数据由线性插值法补齐。由于拉萨及港澳台城市的数据缺失较多，故本研究不包括拉萨、港澳台。本文进一步区分了全市与市辖区，全市用c表示，市辖区用m表示。本文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被解释变量为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Y)，用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解释变量为人口集聚水平，用各城市人口密度来表示，由年平均人口数除以行政区域面积得到。其他控制变量：创新水平(inno)用科技投入来表示；人力资本(edu)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来表示[23-27]；财政支出(gs)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表示，地方财政支出越高表示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多；固定资产投资(fai))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以上变量中的价值量，如地区生产总值、创新水平、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均经过了价格指数调整，统一按2009年价格表示。具体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就集聚经济在吸引人口流动中的潜在重要性，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Pons 等人分析了20世纪初西班牙产业集聚对人口内部迁移流动的作用[11]。Crozet发现市场准入对西班牙国内人口流动具有显著影响[12]。Ritsilä和Ovaskainen着眼于城市群的影响，在芬兰的微观数据基础上发现个体更倾向于迁移到经济活动中心[13]。Faggian 和McCann研究了英国大学生在地区间的流动，发现英国的集聚过程与大学毕业生地区间流动有关[14]。在另一篇论文中，Faggian和McCann通过对区域间毕业生流动与英国地区专利申请间的双向联系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一步探讨知识聚集与技术人员转移之间的联系，发现技术人员被创新和充满活力的地区所吸引的累积因果过程，高技能人员流动和知识集聚的相互依赖性可能会转化为空间经济活动日益集中[15]。Fratesi 和Percoco研究发现，在意大利人力资本的外移对区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16]。
本次研究的8例PVOD患者均为上呼吸道感染以后出现的双侧嗅觉障碍，5例嗅觉丧失，2例嗅觉减退，1例嗅觉、味觉均丧失；男性1例，女性7例；年龄24～59岁，中位年龄39.5岁；病程1～12月，平均4.25月；疗程4～16周，平均7.0周；8例中治愈7例，改善1例。见表1。
表1 模型变量说明
变量含义单位yc全市生产总值万元ym市辖区生产总值万元pac全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pam市辖区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innoc全市财政支出中用于科技的部分万元innom市辖区财政支出中用于科技的部分万元educ全市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edum市辖区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gsc全市财政支出万元gsm市辖区财政支出万元faic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万元faim市辖区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全国估计结果分析
全国具体计量模型见表2。由表2可知，检验结果显示都比较显著。系统GMM检验结果AR(1)、AR(2)数值显示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过度识别检验(Hansen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过度识别，从而说明系统GMM方法是可靠的。
从系统GMM模型看，全市人口密度每变动1%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变动0.124%，市辖区人口密度变动1%将引起市辖区生产总值变动0.156%，这表明市辖区人口增加比全市范围内人口增加更能促进城市经济的提高，这与理论预期相吻合。此外从人口密度的平方项来看，人口的过多增加对全市和市辖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这一结论符合威廉姆森假说。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来估算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具体形式见式(1)：
表2 全国估计结果
全市市辖区Coef.tPCoef.tPL.lnyc1.60923.530.000L.lnym0.8213.170.002L2.lnyc-0.687-10.200.000L2.lnym-0.756-0.400.000lnpac0.1241.030.000lnpam0.1560.390.000ln(pac)sq-0.016-1.130.005ln(pam)sq-0.009-0.410.000lninnoc0.0170.900.000lninnom0.0100.330.000lnfaic0.0471.470.000lnfaim0.0831.480.000lneduc0.0130.280.000lnedum0.0120.750.000lngsc0.0181.060.000lngsm0.0441.830.000Constant0.6971.520.000Constant0.2500.270.000AR(1)0.006AR(1)0.000AR(2)0.823AR(2)0.910Hansen检验值0.990Hansen检验值0.936
注： 表中 L.、L2.分别为滞后1期、滞后2期
(二)各城市估计结果分析
以上是全国的情况，那么各城市的人口集聚会给其经济带来多少增长呢？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不论是全市还是市辖区，各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且均为正向影响关系，其系数见表3和图1。
由图1表3可以看出，每个城市市辖区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大于全市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和前述的全国结论一致。因为人口流动的规律就是向市辖区聚集，因此对市辖区的经济促进作用会明显大于全市。从表3中各城市排名来看，全市和市辖区大体一致。全市人口集聚回归系数排在前10位的分别是：成都、西安、重庆、贵阳、昆明、乌鲁木齐、西宁、兰州、呼和浩特、南宁，以上均为西部地区。其中，成都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大，全市人口密度每变动1%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变动0.2133%，市辖区人口密度变动1%将引起市辖区生产总值变动0.2279%；排在后10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石家庄、天津、杭州、合肥、太原、济南、沈阳，多数为东部地区。其中，北京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小，全市人口密度每变动1%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变动0.1094%，市辖区人口密度变动1%将引起市辖区生产总值变动0.1204%，几乎为成都的二分之一。
从历史角度来看，城市化发展过快，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导致乡土文化自信缺失现象加重。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上，乡村文化是以农耕文明的形式诞生的，经过历代王朝的统治发展，形成京都的繁华昌盛，也就是现在的城市化。由此可见城乡差距从古时候就存在了，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乡村的衰退而逐渐拉大[7]。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与人口集聚相互影响，并且有显著的依赖关系，因此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数据来进行分析。由于地区生产总值这一变量在时间上存在路径依赖，即上一年的产出会对下一年产生影响。此外，根据威廉姆森假说，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即经济增长起初随人口集聚而上升，人口增长到一定限度之后给经济带来的促进作用将衰减。因此将式(3)扩展成式(4)，具体如下：
表3 全国30个城市估计系数及排名
城市全市系数排名市辖区系数排名城市全市系数排名市辖区系数排名北京0.1094300.120430郑州0.1536160.177114天津0.1357260.149726武汉0.1656120.187912石家庄0.1274270.145428长沙0.1594130.176015太原0.1410230.157824广州0.1242280.149726呼和浩特0.174190.19389南宁0.1712100.190810沈阳0.1431210.167420海口0.1491190.168319长春0.1506180.174218重庆0.196230.20974哈尔滨0.1578140.182413成都0.213310.22791上海0.1134290.132429贵阳0.192940.21043南京0.1518170.174817昆明0.188950.20665杭州0.1362250.157525西安0.202620.21812合肥0.1397240.159823兰州0.178580.19868福州0.1438200.166721西宁0.185770.20497南昌0.1548150.175116银川0.1704110.188111济南0.1425220.162022乌鲁木齐0.187260.20576
图1 全国30个城市估计系数
(三)西安、武汉、天津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已不再是资源、资本的集聚，而是人才的集聚，所以各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才如此迫切。2017年3月以来，西安先后出台了“史上最宽松”户籍新政、23条人才新政，以最大限度地吸引高层次人才。据统计，2017年西安新落户25.7万人。2018年1月起西安市公安局又陆续推出“西安户籍政策全国最优”的系列户籍改革创新举措，2018年1—3月又有23.1万人落户西安，逼近2017年全年总人数。作为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武汉却一直苦于留不住人才。据《武汉市统计年鉴》显示，2015、2016年武汉人口净迁移率分别为-1.78‰和-0.29‰。人口净迁移率为负，则意味着武汉地区的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其吸引力较弱。2017年，武汉实施了“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工程”等政策，效果较为显著。2017年武汉共实现新落户14.2万人，是2016年落户人数的6倍。同样，天津也不甘示弱。2018年5月16日，天津市在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发布了轰动一时的“海河英才”计划。人才新政自发布以来，不到一天时间，有30万人登录并下载“天津公安”APP办理落户申请。然而，紧接着“补丁”政策频出，实际落户的人数相对较少。
从表3可以看出，西安、武汉和天津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此递减，分别排在第2、12、26位。西安全市(市辖区)人口密度增加1%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2026%(0.2181%)，武汉全市(市辖区)人口密度增加1%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1656%(0.1879%)，天津全市(市辖区)人口密度增加1%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1357%(0.1497%)。下面将根据这个回归结果，就西安、武汉和天津新落户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测算分析，以考察“人才大战”的效果。由于天津没有公布落户的具体人数，本文将假设新政公布后第一天办理申请的30万人均落户天津，来考察对天津经济有多大影响。
风电机组联轴器除了将齿轮箱输出的扭矩传递到发电机外，还有补偿齿轮箱输出轴和发电机输入轴不对中和轴向位移、阻止发电机轴电流传递到齿轮箱、防止驱动链各部件扭矩过载的作用。以某1.65 MW风电机组膜片式联轴器为例，其主要技术参数如下[1]。
2017年西安新增落户25.7万人，由城市统计年鉴可知西安全市的行政面积为10106平方千米，据此可得2017年西安全市新增人口密度为25.43人/平方千米，较2016年增加3.1%。这些新增人口将使西安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63%，绝对值增加394202.34万元，人均年创造价值15338.6万元。此外，2018年1—3月西安又有23.1万人落户，新增人口密度22.86人/平方米，较2016年增加2.8%。人口密度的增加将引起西安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57%，绝对值增加356659.26万元，1—3月份人均创造价值15439.8万元，基本与2017年持平。可见，西安的“人才、人口大战”战果显著。事实上，新增人口基本都落户市辖区，对市辖区经济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明显。
粉条的蒸煮品质主要包括膨润度和蒸煮损失，这两项指标是衡量粉条食用品质的重要参数，尤其是蒸煮损失，它反映的是粉条在烹煮过程中结构保持完整性的程度。通常，煮沸损失越大，说明粉条的溶解度越大，不耐煮，易糊汤，食之粘滞不光滑[16]。
2017年武汉新增落户14.2万人，由城市统计年鉴可知武汉全市的行政面积为8569平方千米，据此可得2017年武汉全市新增人口密度为16.57人/平方千米，较2016年增加1.71%。这些新增人口将引起武汉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28%，绝对值增加333553.08万元，人均年创造价值23489.7万元。虽然武汉市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低于西安，但新增人口人均创造价值却远远超过西安。
假设天津在2018年“海河英才”计划实施后的一天内申请的30万人均成功落户，并在天津工作。由城市统计年鉴可知天津全市的行政面积为11917平方千米，据此可得天津新增人口密度为25.17人/平方千米，较2016年增加2.90%，这些新增人口将引起天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39%，绝对值增加697530.21万元，人均年创造价值23251万元，稍稍低于武汉。但这只是假设，随着天津市各项补充政策的出台，实际落户的人数很少，“海河英才”计划对天津经济的冲击被大打折扣。另外，由于来天津落户的很多人是冲着高考“红利”，是为了子女教育，并不一定会在天津工作，为天津创造GDP。因此，相对于一些省会城市，天津的这场“人才大战”战果并不会太明显。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集聚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同样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征。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口集聚会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而高学历人才在城市的集聚除了为城市提供劳动力外，还会提供技术支持，从而产生更大的产出。本文首先选取我国30个城市(不含拉萨及港澳台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系统GMM模型研究全国范围内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对各城市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接着以西安、武汉、天津为例探讨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经济的冲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从系统GMM模型看，全市与市辖区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市辖区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高于全市。另外，人口增加与城市经济增长呈“倒U形”关系，符合威廉姆森假说。除人口集聚外，科技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水平和地区财政支出也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但其影响程度均小于人口集聚。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最大。
第二，通过对我国30个城市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成都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大，北京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小。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中东部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西部地区，这是由各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致。
第三，通过考察西安、武汉和天津市人才、户籍新政实施后新落户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尽管武汉2017年新增落户人口少于西安，但其人均创造GDP却远远超过西安，“人才、人口大战”的效果极其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武汉应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以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假设天津新落户30万人的情况下，人均年创造价值稍低于武汉，高于西安。但是，由于天津市实际新落户人数较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限。
(二)政策建议
“人才、人口大战”的出现，说明我国经济驱动模式已经由传统劳动密集产业推动转向由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推动，当前各类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极大。为了更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解决好城市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给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促进人口集聚，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人口集聚的主要驱动力是就业及投资，由此可以通过投资空间变化来引导人口集聚。由于一线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在逐渐减弱，而二、三线城市的人口集聚优势在逐渐显现，因此，二、三线城市应建立投资引导机制，在吸引投资的同时，及时出台各项有利于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迁入政策，以发挥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另外，国家应引导高素质高水平人口向西部城市集聚，加大对人才落户的优惠力度，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水样的主要测定项目为COD、pH、水温，其中COD测定方法参照《水质 化学需氧量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HJ/T399-2007）》，pH测定方法参照《水质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GB/T6920-1986）》。
第二，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的投资。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高层次人才竞争的时代，政府应重视培养和吸引创新领军人才。尤其是一线城市，应加快发展方式转型，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积累人力资本，推进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线城市的人才缺乏问题。
第三，对于实行人才引进政策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确实会促进经济发展，但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人口的急剧增加要求相应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公共服务、住房及子女入学教育等方面的措施都要及时跟上。同时，人口增加也会对当地房地产市场形成一定刺激，一定程度上会拉动房地产价格。人口短期内激增所叠加的社会和经济效应，在释放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可能是城市服务的一种潜在负担。因此，人才引进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应该是短期的急功近利行为，应与城市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要有计划、循序渐进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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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intotheImpactofPopulationAgglomerationonUrbanEconomicGrowth
ZhaoHuiqing,GuoChenya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g 30013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studying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on urban economic growth by using the 2009-2016 panel data of 30 cities and their administered districts and employing the systematic GMM. It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effects on the 30 cities. It particularly selects three cities, namely, Xi'an, Wuhan and Tianjin,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ir newly registered population on the urban econom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lent introduction policy. The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of their administered districts can promote the urban economic growth more than that of the cities proper;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 China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s much less than that in West China;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urban economic growth is in line with Williamson’s hypothesis—an inverse U-shape curve;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Xi’an, Wuhan and Tianjin on economic growth decrease successively, but the value per capita created by Wuhan’s population registered in 2017 is higher than that by Xi’an’s population registered in the same year; Tianjin’s Haihe Talent Plan has a limited role in promoting its economy.
Keywords：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systematic GMM; war for talent; Williamson’s hypothesis
收稿日期：2019-0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国民财富总量构成、地区配置与跨期转换的统计测度研究”(16BTJ001)；天津商业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赵慧卿(1979—)，女，河北辛集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郭晨阳(1995—)，女，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 1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806(2019)03-0001-08
(编辑：孙君 徐永生)
标签：人口论文; 城市论文; 市辖区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西安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国民财富总量构成; 地区配置与跨期转换的统计测度研究”(16BTJ001)天津商业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计划资助论文;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