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冯桂芬是中国近代改良派的先驱人物，他的社会改良主张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福利思想。冯桂芬在其代表作《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裕国富民论、减赋惠民论、宗法保障论、采借西制论，形成冯氏特色的社会福利思想。冯桂芬的社会福利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向近代社会福利思想转变的过渡，在中国近代社会福利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冯桂芬；改良派先驱；社会福利思想
冯桂芬(1809-1874)，晚清时期江苏吴县人，中国近代改良派的先驱(1)关于冯桂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定位，有的认为属于“近代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参见刘克辉 戴宁淑注说：《校邠庐抗议》，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田毅鹏等著：《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页。有的认为属于“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参见黄鸿山、王卫平：《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近代慈善理念的确立及其实践》，《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有的认为属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思想前驱”，参见马金华：《论冯桂芬的本辅思想》，《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有的认为属于“近代维新思潮的先驱者”，参见黄茂林：《论冯桂芬的中西文化观》，《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2期；等等。本文认为，就其社会思想的属性及其后世影响而言，冯桂芬属于中国近代改良派的先驱。 。冯桂芬身处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冯桂芬积极思考和探索自强之道，在其代表作《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中本西辅”的中西文化观，系统地阐述其社会改良主张，对后来的“洋务运动”(洋务派)、“维新变法”(维新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冯桂芬的社会改良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福利思想。冯桂芬的社会福利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向近代社会福利思想转变的过渡，在中国近代社会福利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当下对冯桂芬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与分析。
一、裕国富民论
社会福利的实质是民生问题，社会福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根本在于保证广大民众拥有稳定的福利来源。冯桂芬提出“裕国富民”主张，以此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途径。如何实现“裕国富民”？冯桂芬提出：“然则居今日而言裕国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1]148
一是农业立国。冯桂芬所生活的时期，中国仍处于自然经济时代，农业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第一产业。冯桂芬深受中国传统农本思想影响，非常重视发展农业，提出了一系列“重农”建议。第一，增加粮食生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的传统，粮食生产是国家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头等大事。经过清朝康、雍、乾三代的发展与繁荣，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粮食生产供不应求，增加粮食生产意义重大。冯桂芬说：“国家休养生息二百余年，生齿数倍乾嘉时，而生谷之土不加辟，于是乎有受其饥之人，弱者沟壑，强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胠箧，大焉斩木揭竿矣。”[1]112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矛盾可能导致的粮食危机和社会危机，冯桂芬提出“庶而求富，莫若推广稻田”[1]112。冯桂芬认为，稻谷的亩产要高于高粱小麦的亩产，如果把一部分原来种植高粱小麦之田改种水稻，就可以充分利用地力提高粮食产量。他说：“夫一亩之稻，可以活一人，十亩之粱若麦，亦仅可活一人”[1]112。冯桂芬建议在西北地区扩大稻谷种植，减少粱麦种植。他说：“西北地脉深厚，胜于东南涂泥之土，所种止粱麦，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汇，一片汪洋，不宜粱麦。夫宜稻而种粱麦，已折十人之食为一人之食，况并不能种粱麦乎。”[1]112第二，加强水利建设。冯桂芬写有专议《兴水利议》，主张兴修水利，改善灌溉系统，为推广水稻种植提供有利条件。冯桂芬指出：“不能众水全治，亦当择要先治，盖未闻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水不治而为田，或田其高区的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见功，因噎废食，文忠亦未之思也。”[1]113冯桂芬还提出了具体的治水之法：相其高下，宜疏者疏之，宜堰者堰之，宜弃者弃之，不特平者成膏腴，下者资潴蓄，即高原之水有所泄，粱麦亦倍收也。”[1]113-114此外，为解决漕粮弊政，冯桂芬还主张在西北各省和北方京畿一带兴修水利，推广水稻种植。这样一来，西北地区可以种稻，东南地区可以减漕，从而有效减少国家每年漕粮北运所造成的粮食流转成本和人为消耗，避免漕政流弊的发生。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牛耕，效率比较低。冯桂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西方的农业机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冯桂芬在阅读夷书时发现西方“有火轮机开垦之法，用力少而成功多，荡平之后，务求而得之，更佐以龙尾车等器，而后荒田无不垦，熟田无不耕。”[1]254针对当时东南地区现状，冯桂芬认为，东南诸省经历战乱之后，百姓流离死亡，造成田地抛荒，运用农业机械既能化解劳动力不足，又能提高生产效率。他说：“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绌，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1]148又强调说：“多用轮机，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1]210
二是茶桑富国。冯桂芬不仅重视粮食生产，而且重视农副业的发展，主张大力发展种茶养桑业，认为“茶桑又并为富国之大原也。”[1]148冯桂芬把种茶养桑业视为“富国之源”，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冯桂芬指出，中国过去没有棉布，养蚕植桑主要是为了解决民众的衣饰需要，同时也“更以当时以绢为币之故”[1]148。但是，自从西方棉布传入中国后，民众的衣饰开始以棉布为主，“蚕桑非贫民急务也”[1]148。鸦片战争后，外国机制工业品汹涌而入，而中国赖以出口的只有少数农产品，丝、茶类产品占到当时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九十[2]。冯桂芬已看到，在中西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中国只有丝、茶才能成为与外国鸦片、洋货相抗衡的商品；养桑种茶既是抗衡洋货、减少贸易逆差的手段，也是出口获利、增加国家财富的途径。冯桂芬说：“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鸦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彼有鸦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1]148为此，冯桂芬建议政府大力发展桑蚕业，主张在西北各省推广养蚕树桑。他说：“西北诸省，千百里弥望平楚，莫不宜桑，一切弃之，其可惜有倍甚于田者。”[1]120在推广桑蚕生产的同时，冯桂芬还建议政府积极倡导发展茶叶生产。他说：“茶宜于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1]148
确定桩型后，海上风电场嵌岩区域风机基础方案的比选原则应主要从结构安全性、施工可行性和经济性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比选。在上述三个比选因素中，应首先满足结构安全性上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应满足施工可行性的要求；最后再考虑经济性的影响。
三是开矿富民。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开矿在清代一直是受非议的事情。 “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1]148，遭到许多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冯桂芬则跳出传统的陈腐之见，把开矿视为裕国富民的重要措施。冯桂芬驳斥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书有云‘中国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1]148-149冯桂芬的驳斥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开矿会影响风水的思想观念是一种“渺茫之说”，没有科学依据，不足可信。第二，开矿是一种富国利民的裕国之道，矿工不是窃贼；西方国家开矿是一种常政，没有听闻因为开矿就必然产生矿工滋事。第三，冯桂芬已觉察到外国侵略者在觊觎中国的矿藏，自己开矿是为了保护中国的矿藏利权，防止外国的侵略和掠夺；与其让外国人开采夺利，不如我们自己开采，既可“藏富于民”，又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二、减赋惠民论
宗族组织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组织，宗族保障是中国传统民间福利体系的基础[5]，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主要特征[6]。冯桂芬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中学为本，西学为辅”：“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在社会福利发展之道上，冯桂芬的“中学为本”集中体现为恢复宗族保障论。在《校邠庐抗议》的《复宗法议》篇中，冯桂芬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具有复古化和理想化色彩的宗族保障思想。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Proquest教育数据库查阅与大中小（幼）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设相关的研究文献60余篇，把握研究进展和特点，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一是宗法系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宗族保障以宗法制度为前提，宗法制度是宗族保障的社会基石。冯桂芬认为，在中国古代三法中，井田制、封建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宗法制具备恢复的意义和价值。在冯桂芬看来，恢复中国古代宗法制不仅符合“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的精神，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宗法制养民教民之原本功能。冯桂芬说：“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废不可复。后人颇有议复之者。窃以为复井田封建，不如复宗法。”[1]166冯桂芬认为，天下乱民并非天生为乱民，而是缺乏教养的结果。在“家国同构”的传统中国社会，养民教民也是国家的重要责任，宗法制则是辅佐国家养民教民的原本制度。冯桂芬说：“宗法者，佐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乱民，非生而为乱民也，不养不教，有以致之。”[1]166冯桂芬认为，宗法制之所以成为养民教民的原本制度，是因为君民之间主要以人为的社会关系为纽带，而宗族则以自然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社会关系需要依靠血缘关系才能得到维系。冯桂芬说：“盖居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籍天合以维系之，而其合也弥固。”[1]166冯桂芬认为，与国家的地方官员(牧令)相比，建立在自然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制，在养民教民方面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优势。冯桂芬说：“牧令有养教之责，所谓养，不能解衣推食；所谓教，不能家至户到。……惟立为宗子，以养之教之，则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远而宗子近也。”[1]166
为了实现苏、松、太地区的减赋目标，冯桂芬不遗余力，持之以恒，多次上书，终得如愿。19世纪30年代，冯桂芬曾上书江苏巡抚林则徐，请求缓解一二分，或减三四分，以实现与民休息；1853年，冯桂芬就江南漕赋绅民不均等问题致书江苏巡抚许乃钊，并连续撰写四篇均赋说(《均赋说劝官》《均赋说劝绅》《均赋说劝矜》《均赋说劝民》)，力陈均赋税的迫切性，宣传均赋税的合理性；1856年，江南遭遇特大蝗灾，冯桂芬又写了《请均赋牒》，上书江苏巡抚赵德辙，重申均赋主张；1859年，冯桂芬向江苏巡抚徐有壬提出大小户均赋建议；1860年，在上海避难的冯桂芬再次以减赋之事上书曾国藩，获曾国藩首肯；1862年，冯桂芬向邀请自己入幕的李鸿章再提减赋之事；1863年，李鸿章上奏折《请减苏松太浮粮疏》，朝廷最终核定了减征办法[4]118-119。冯桂芬为减赋惠民付出了艰辛努力，不仅提出了思想主张，而且付诸行动且取得实效，对缓解江南百姓的赋税重压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江苏广大民众谋福利。
所有患者均接受多层螺旋CT和X线平片诊断。（1）X线片。指导患者采取站立位，采用联影-DR X线拍片，行X线胸片正位、侧位检查。（2）多层螺旋CT。仪器为联影16排CT机，指导患者取仰卧位，先增强扫描和容积扫描全胸，之后薄层扫描病灶部位，参数设置：层厚30mm、层距3.0mm，电流120mAs，电压140kV，旋转时间0.6s。增强扫描时，选用碘佛醇注射液为造影剂，采用高压注射器经肘静脉团注给药，剂量80～100mL，注射速度3.0mL/s。以厚度1.0mm方式对病灶部位行薄层扫描。
三、宗族保障论
冯桂芬在《均赋税议》和《均赋议》中提出的均赋减赋主张，既是冯桂芬的财政思想[3]，也是冯桂芬的社会福利思想。赋税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财政之重要来源，但赋税缴纳与民众福利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赋税过重必然影响甚至损害民众的福利状态。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国家赋税越重，民众福利越少；国家赋税越轻，民众福利越多。因此，赋税轻重、赋税不公、赋税不均等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也直接影响民众福利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桂芬均赋减赋主张的实质在于惠民，具有社会福利思想的内在属性。
冯桂芬的减赋惠民思想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清朝缴纳赋税按照田亩多少计算，但各地测量所用弓尺长度不等，测量标准不一，每亩实际面积相差较大；如果根据亩数摊派赋税，必然导致实际税率相差悬殊。从全国范围看，当时江苏的赋税最重，在江南各州县中，又以苏州、松江、太仓所承受的漕赋最多。冯桂芬说：“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4]67冯桂芬还指出，不仅不同地区所纳赋税不均等，而且同一地区不同人群所纳赋税也不均等。冯桂芬说：“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而绅与民又各有全荒之户。绅以力免，民一贿免，则其为不完则同。于是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百数十千者，不均孰甚焉。”[1]229冯桂芬对赋重之苦有着“切肤之痛”，其外祖父家即为催科所破，他母亲曾对他说：“汝他日有言责，此第一事也。”[1]120为确保绅民纳税一律，冯桂芬在《均赋议》中提出了八大原则：大堂社柜征收，不准私交丁胥；串票不准发追；欠户宜仿词讼之例，任签县差协保拘人；漕总及钱漕家丁名目，一概禁绝；严核征数，不准以完作欠；易知单费，亦应绅民一体；荒分易均摊；绅矜积欠宜绝。[1]231-232
冯桂芬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之一，他怀抱爱国之心，视“采西学”为中国自强的必由之路，坚定不移主张“采西学”。冯桂芬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层面落后于西方国家，而且在“制度”层面也与西方国家存在差距。在中西比较中，冯桂芬提出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198如何缩小中西差距？冯桂芬的指导原则是“法若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1]154冯桂芬认为，在采西学过程中，既要在技术(器物)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更要在制度层面“师其法”。冯桂芬强调：“借炮雇船皆暂也，非常也”[1]200，根本之道在于“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之齐之，终则驾而上之。”[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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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借西制论
二是宗族具有多重社会功能。冯桂芬认为，宗法“有功于国家甚大”，恢复宗法宗族制度对当时社会具有四大积极作用。第一，宗法行而盗贼可不作。冯桂芬说，人性本善，人人都知道廉耻，人人都畏惧刑罚，盗贼之所以触犯法律，完全是迫于饥寒。“宗法之行，民无饥寒，自重犯法。”[1]167冯桂芬引用和赞成顾炎武的观点：“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1]168在冯桂芬看来，有了宗族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不待王政之施，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1]168第二，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冯桂芬认为，宗法制度能够培养互助意识，改变邪恶观念，改变短视思维，增进宗族团结，增强宗族保障。冯桂芬说：“宗法之上，在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邪教之宗旨，大都窃此二语，以聚无赖之民，始则济其不足，终则括其有余。乡愚无知，狃目前之利，陷于畔逆而不之悟。宗法既行，谁不愿以其从教主者从宗子哉？”[1]168第三，宗法行而争讼械斗之事可不作。冯桂芬认为，如果贤能之人掌管宗族，则能够遏制不肖之徒作乱，有效化解宗族矛盾和宗族冲突，稳定社会秩序。冯桂芬说：“今山东、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民多聚族而居，强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结党呼群，横行乡里。小则纠讼，大则械斗，为害甚巨，皆其族之不肖者号召之。夫一族中岂无贤者？无权无责，闭户不与闻而已。宗法既行，则贤者有权有责，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即有一二不肖者，何难以家法治之哉？”[1]168第四，宗法行而保甲、社仓、团练一切之事可行。冯桂芬认为，宗法、保甲、社仓、团练之间相辅相成，宗法制度使每个人都有隶属并且形成稳固的社会网络，保甲为经，宗法为维；有了宗法组织，正常情况下易于社仓集众人之钱粮，紧急情况下易于团练聚合力量。总之，“宗法为先者，聚之于家也。保甲为后者，聚之于国也。”[1]168三是通过义庄实现宗族保障。冯桂芬认为，义庄是实现宗族保障的基本形式，义庄可以发挥救助贫民、教化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冯桂芬推崇宋代政治家范仲淹创设义庄，以置田取其租入来赡养宗族内贫困人家。冯桂芬认为，义庄制度“颇得宗法遗愿，自可因势利导，为推广义庄之令。”[1]166冯桂芬还设计了一套义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以保证义庄能够充分发挥宗族保障的福利功能。冯桂芬提出：“有一姓即立一庄，为荐飨、合食、治事之地。庄制，分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凡族之寡孤独入焉。读书室，无力从师者入焉。养疴室，笃疾者入焉。又立严教室，不肖子弟入焉。……族正以贵贵为主，先进士，次举贡生监。贵同则长长，长同则序齿。无贵者，或长长，或贤贤。族约以贤贤为主，皆由合族公举。如今义庄主奉法无力建庄者，假庙寺为之，嫁娶丧葬以告，入塾习业以告，应试以告，游学经商以告，分居徙居、置产斥产以告，有孝弟节烈或败行以告，一切有事于官府以告，无力者随事资之。一庄以千人为限，逾千人者分一支庄，增一族约。单门若稀姓，若流寓，有力者亦许立庄，无力者择所附。……立庄之后，敦劝集资，令经费充赡。”[1]167
2）IHS变换，IHS融合算法是多源影像融合中的经典算法，首先通过正变换将多光谱影像从RGB彩色空间变换到IHS彩色空间，同时对高分辨率的全色影像进行线性拉伸，即与分离出来的I（亮度）分量进行直方图匹配，使拉伸后影像的均值和方差与I分量一致；然后将经过直方图匹配的高分辨率全色影像代替IHS空间的I分量与分离出来的H（色度）、S（饱和度）分量一起进行IHS逆变换，重新变换到RGB彩色空间。
社会福利制度是西方社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采西学自然包括采借西方现代福利制度。在采借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冯桂芬在《采西学》篇中提出：“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1]154
一是采借教育制度。冯桂芬非常重视教育，认为国家治理靠人才，而人才培养靠教育。冯桂芬说：“世之盛衰在吏治, 治之隆污在人才。” [1]68冯桂芬认为，教育既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也是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和先进科技的关键之所在。冯桂芬高度评价瑞典的强制性义务教育制度及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瑞颠国设小书院无数，不入院者官必强之。有不入书院之刑，有父兄纵子弟不入书院之刑，以是国无不识字之民。”[1]154冯桂芬主张借鉴瑞典的义务教育制度，以提高中国国民的识字能力和文化素质。冯桂芬同时也看到，在当时的中国推行强制性义务教育存在很大困难，替代之策是依靠宗族教育。他说：“至官强民入熟，中国所难行，惟责成族正，稽查族人，有十五以下不读书，十五以上不习业者，称其有无而罚之，仍令入善堂读书习业，亦善法也。”[1]155在教育内容上，冯桂芬特别强调学习算学的重要性。他说：“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即可。”[1]210在教育目标上，冯桂芬非常重视培养翻译人才。冯桂芬深感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倡创建新式教育，设立新式学堂[7]。冯桂芬提出：“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1]210冯桂芬期待培养大批翻译人才，“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多则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其中，然后得其要领而驭之。”[1]211
二是采借济贫制度。关注弱势群体是冯桂芬社会福利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在博览夷书过程中了解到荷兰的济贫制度后，主张学习借鉴之。冯桂芬认为，荷兰的济贫制度区分不同弱势群体，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措施，使之各得其所，值得中国学习。冯桂芬说：“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少壮入教局，有严师，又绝有力，量其所能为而日与之程，不中程者痛责之，中程而后已。”[1]154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健全济贫制度？冯桂芬提出三种方法：第一，普遍设立官制善堂。针对当时“浙江等省颇有善堂、义学、义庄之设而未遍，制亦未尽善，他省或并无之”[1]154的现状，冯桂芬提出“普建善堂，与义庄相辅而行，官为定制，择绅领其事，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读书室、严教室，一如义庄法，以补无力义庄之不逮。严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艺。严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顽梗。凡民间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赌博斗殴窃贼，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满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愿保领者释之。”[1]154-155第二，设化良局教化妓女。关注妓女群体教化，是冯桂芬社会福利思想的一个特色。乾隆时期曾规定：“民间妇女中，有一种秧歌脚堕民婆，及土妓流娼女戏游唱之人，无论在京在外，该地方官务尽行驱逐回籍。”[8]冯桂芬认为，“驱逐”之法并非治本治根之策，因为“逐娼妓使出境，即为邻县之娼妓，何如养之教之，使不窃不妓之为尽善也。”[1]155如何养之教之？冯桂芬提出治本之策：“别设化良局，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三年保释亦如之，期于境无游民、无饥民、无妓女而已。”[1]155第三，“恤士”扶助穷困读书人。冯桂芬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既造就读书人的成功，也造成读书人的贫困。冯桂芬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改会试议》篇说：“四民中，士最贵亦最贫。商贾无论已，农工勤力，类能自给，独安分读书之士，修羊所入，辄不足以赡八口。平日之苦，已逾平民，及应试则舟车、庐舍、糗粮，以及代馆事，备试卷，随在需费，其苦又甚焉。”[1]184冯桂芬指出：“此事有害于士，无利于国，其究也大害于仍旧于国，在上者所宜动心也。”[1]184为此，冯桂芬建议“国家将收养士之报，宜求恤士之方。”[1]184
冯桂芬身处中西古今交汇的近代转型时期，其社会福利思想亦体现出交汇转型的时代特征；既有继承中国古代福利思想的中华底蕴，也有采借现代福利思想的西方元素；既有针对现实问题的可行之策，也有脱离现实社会的空想之论。在中国近代福利思想发展过程中，冯桂芬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为中国近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演进做出了积极贡献。时至今日，在建设中国现代社会福利体系过程中，冯桂芬提出的“中本西辅”方略和“惟善是从”标准，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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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FengGuifen'sSocialWelfareThoughts
BI Tian-yun
(School of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
Abstract:Feng Guifen is a pioneer of the reformists in modern China. His social improvement ideas contain rich social welfare thoughts. Feng Guifen, i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Xiaobinlu Protest”, proposed the theory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by enriching the country, reducing taxes to benefit the people, ensuring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adopting the western system, forming Feng’s distinctive social welfare ideas. Feng Guifen’s social welfare thought is the transition from ancient Chinese social welfare thought to modern social welfare thought, which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welfare thought.
Keywords:Feng Guifen; reformist pioneers; social welfare thought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9)05-0035-07
DOI:10.16614/j.gznuj.skb.2019.05.005
收稿日期：2019-06-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民族传统福利文化研究”(12&ZD1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毕天云(1968—)，男，云南禄劝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
责任编辑 彭国胜 英文审校 孟俊一
标签：宗法论文; 社会福利论文; 宗族论文; 中国论文; 思想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民族传统福利文化研究”(12&ZD112)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