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周恩来自中国抗日战争伊始就致力于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从周恩来同志制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到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期间，他既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决策者，也是统一战线工作重要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突出贡献。
【关键词】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坚定不移地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参与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在统战方面重要工作，不断凝聚各党派共识、凝聚国内外力量、凝聚民心，团结御侮，联合抗战，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卓越贡献。
一、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进国共联合抗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武装进犯中国东北，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民族矛盾已摆至中国人民眼前，为此发表多篇文章。1932年2月9日，周恩来撰文《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党的目前紧急任务》，文中指出：“党的中心紧急任务是以‘拿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变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为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动员全中国群众。”周恩来从此大力倡导建立统一战线，反抗日本侵略者。在他不懈努力与推动下，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
随着局部抗战形势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集团不断斗争，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从实践层面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认知也在不断完善。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央红军开启艰难长征，周恩来已充分认识华北危急，同毛泽东、朱德等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各军队与一切爱国人士和广大民众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随着华北危机日益深重，同年，中共中央拟定并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提出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这一主张。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抵达陕北后，1935年12月，中共中央于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任务，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在会上数次发言，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起，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决策发挥重要作用。
瓦窑堡会议后，周恩来深入贯彻会议精神，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工作之中，并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对东北军与西北军工作，参与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政府秘密谈判。在其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发展，重点是在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为首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工作中取得进展。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前往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共商救国大计。会谈中，张学良表示，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东北抗日联军，并愿共同筹备此事。同时，张学良希望联合蒋介石抗日，目前尚未做到反蒋，一旦蒋介石投降日本，即离蒋；在公开抗日前，需接受蒋介石之命令，进驻苏区。虽然直至此时，中国共产党仍执行反蒋抗日，但考虑整个抗日战争大局和张学良联蒋抗日主张，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明确建议中共中央放弃反蒋口号。即放弃反蒋，则意味有可能实现联合蒋介石抗日。显然，这比既主张国共联合又反蒋方针迈进了一大步。周恩来的建议得到批准后，5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发布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首次放弃反蒋口号，并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在陕、甘、晋地区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办法”。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丰富并完善其统一战线思想。
此后，养老服务进入了科学规划的阶段。201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项规划，将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提升到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其中全面分析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明确提出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内涵、功能定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系统规划了我国“十二五”期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政策和保障措施。这是指导“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制度化进程中的里程碑，至此，国家为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实现勾画了一幅蓝图。
7月，周恩来再次来到庐山进行会谈。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双方对红军的指挥机关和人事安排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立统一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直属行营，政训处主任只传达人事、指挥。周恩来当即拒绝了蒋介石无理要求。由于国民党方面企图通过谈判取消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性，削弱其力量，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开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能够采纳中国共产党意见。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此事变，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分析了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军阀和国际各种力量对事变可能采取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应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攻，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努力争取蒋介石大部队，深入开展群众运动，巩固我方力量这一对策。实践印证该对策完全正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商议下，会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基本方针，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进行谈判。当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回电：“恩来拟赴西安与兄协商之后大计，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12月17日晚，周恩来率先抵达西安，当即汇合张学良、杨虎城，并认真听取他们关于发动西安事变情况介绍，肯定其爱国行为，随后又向张学良和杨虎城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方针。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的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将使中国走上更好前途，应争取西安与南京在团结抗日基础上和平化解矛盾，团结抗日，防止新内战的发生。而另一种可能就是灭蒋，这样则会引起新的甚至更大的内战发生，将使中国走向更坏道路。周恩来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深感同情，决定对二位将军积极援助，让西安事变抗日主张早日实现。经过周恩来耐心工作，张学良、杨虎城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这也成为决定西安事变发展走向关键性决断，体现出周恩来长远战略眼光。周恩来当晚发电报告中共中央这一处置办法，得到中央认可。次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宣言，并致电国民政府，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返回南京后，蒋介石不甘心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解决，仍坚持拖延抗战策略。为真正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先后赶往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与国民党高层代表甚至蒋介石，进行长达7个月的谈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付出极大努力。
（3）动态吸附评价实验表明，制备的活性炭基脱氯剂具备良好的微量氯深度净化性能，能将初始物质的量分数为0.02%的氯脱除至其物质的量分数低于0.00002%。氮气体系中，脱氯剂的穿透时间为61.3 min；丙烯体系中，其穿透时间为70.0 min。
三、国共历经数次谈判，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经各方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西安方面共同努力，12月23日，谈判正式开始，西安方面由周恩来作中共代表与张学良、杨虎城出席，国民党方面则由宋子文出席。会上，周恩来提出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六项主张。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以及寻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抗日之诚意，为谈判达成一致协议起到重要作用。经两日谈判，在周恩来的斗争与周旋下，双方达成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改组国民政府以及相关外交政策等十项协议。24日，周恩来前去探望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相关协议，并邀周恩来去南京继续谈判。至此，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这一方针基本实现。这也可以看出，面对突如其来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的错综复杂局面，周恩来能在后方以精准的战略眼光做出冷静分析、周全决策，也能于事变最前线“冲锋陷阵”，沉着应对、与各方协商斡旋，为事变和平解决发挥关键性作用，也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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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除草采用机械中耕除草、人工与化学除草相结合的方法。苗前化学除草：选用爱玉优、乙草胺、异丙草胺、噻吩磺隆等药剂。苗后化学除草：一般在玉米苗后3～5叶期，禾本科杂草3叶前，阔叶杂草2～4叶期施药。选用烟嘧磺隆、硝磺草酮、莠去津等药剂，以上药剂在施药时可加喷液量0.5%～1%的植物油或多功能喷雾助剂。
生活化的教学理念是一种先进的教学理念，生活化的课堂教学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其首先体现在其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上。
1937年2月9日，周恩来在西安与国民党代表举行会谈，这也是十年内战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进行的第一次正式会谈。2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原则和方针。他提出，可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只有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共产党可全体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与此同时，周恩来还针对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改编等问题提出意见。次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时下，国民党正筹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促使国民党当局政策改变，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谈判过程中，因周恩来据理力争，双方意见曾一度趋于接近。后因国民党方面横生枝节，推翻原议，企图改变红军的领导和控制苏区政府，以致未达成协议。
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做出各种尝试与努力，广泛发动各界力量，甚至直接与国民党要员如蒋介石本人进行沟通劝解。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发函致老师张伯苓和同学谌小岑，期冀他们努力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同抗日。在致张伯苓信中，周恩来赞扬老师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爱国热忱，指出：“当今中国，应不分党派、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及各军队，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进而统一对外。”在致谌小岑信中，周恩来希望他“推动各方，‘迅谋联合’，‘共促事成’，表示欢迎他等至陕北来共谋大计“。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文中表示在这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愿同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犯，保卫中国领土和主权，拯救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主张，向国民党发出寻求合作、一致抗日信号。这一方针确定后，周恩来也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有力的推动者。9月1日，周恩来发函致陈果夫和陈立夫，表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联合抗日诚意，希望他们力劝蒋介石“停止军事行动，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9月22日，周恩来又发函致蒋介石，再次强调“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只有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可实现民族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函致蒋介石，呼吁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之主张，周恩来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6月4日，周恩来到达庐山，继续与蒋会谈。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并向蒋申述所准备的各项意见。而对于在国共合作之中亟需解决具体问题，蒋介石一反常态，推倒之前诸多承诺，给谈判设下新障碍。他推翻曾答应红军改编后可在三个师以上设立总司令部，只答应“三个师以上设立政治训练处进行指挥”。周恩来坚持原则，对蒋介石态度当即表示：不能同意有关红军指挥机关及边区人事安排等问题，并驳斥要朱、毛“出洋”的安排。双方争执良久，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周恩来在返回延安后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蒋介石意见。为考虑大局，中共中央再度做出让步，提出新方案：原则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首要需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巩固民主革命同盟会和国共两党合作政治基础；其组织原则应立足双方承认纲领基础上，方可同意国共两党推出数量一致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中共中央在此新方案中做出重大让步，尽最大可能顾及蒋所提要求，并拒绝其中一些极其无理要求，为之后谈判开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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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周恩来赶赴杭州，与蒋举行再次谈判。首先，周恩来向蒋介石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立足民族解放、民主运动和民生改善的奋斗的纲领上，并重申在西安谈判中国共产党坚持陕甘宁边区完整，不容分割；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改编后人数以及红军领导人不变等事项等主张。蒋介石表示西安所提具体事项均为小节，易解决，并要求商量出一个永久合作之法。4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与蒋介石会谈情况，会议商讨并起草共同纲领及如何与国民党展开第二次合作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拟定统一战线的纲领草案，并于下次会谈时提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日，蒋介石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赴南京共同商讨国防大计。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毛泽东不前往。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三人赶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同时，与国民党继续谈判。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强烈要求共同抗日，对蒋介石态度有极大影响。最终，南京谈判终就国共两党关系和联合抗战的若干问题达成协议，接受终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建议，团结抗日，正式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周恩来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谈话为标志，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历经数次谈判，国民党由坚持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政策转变到同意国共合作抗日，其过程艰难而曲折，充分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之不易，也让周恩来高尚品格和杰出才能得以充分体现。他既始终坚持民族正义，竭力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又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反抗国民党企图削弱并控制共产党和红军的行径，将具有坚定性的革命原则同灵活性的斗争策略有机结合。历史证明，周恩来在实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关键时刻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周恩来赴国民政府任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
193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以此统一领导中国南方各省的党的工作，并组成中共代表团，常驻武汉，继续保持同国民党针对两党关系和联合抗战等相关事项进行谈判，积极推动国民党抗战。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兼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周恩来抵达武汉后，为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决定与国民党谈判时采取联合方针，力促国民党积极抗战。赞扬国民党提出的利于加强抗战措施，反对国民党破坏两党关系和危害抗战的行为。
1938年2月，改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邀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后经中共中央同意，批准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大党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要职的第一个人。
周恩来上任后，广泛团结并联合各界人士，宣传抗日方针。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又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把团结众多文艺界人士，共同抗战，这对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积极作用。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利用各种有利优势，与国内外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积极争取其共同抗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积极主动向各方面阐述共产党主张，宣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周恩来也十分重视与国民党上层人士间往来。他与在大革命中就相识的陈诚、张治中等人有较多工作接触，对他们当时的政治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1938年2月，周恩来还拜访冯玉祥，并针对时局和抗战前途交谈意见。后来，周恩来又安排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代表团成员，为冯玉祥讲述统一战线，游击战、持久战等战略战术和妇女工作等问题，使其成为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代表。
周恩来对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知名人士长期坚持积极团结方针，经常邀其座谈，向他们介绍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进展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方针。通过交谈，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刻认识，纷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主张。周恩来与他们交往，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更为广泛代表性，还为以后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周恩来同文艺界、新闻界、工商界以及外国友好人士等各界都保持积极、广泛联系。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经常向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帮助并指导其开展各项工作，推动他们宣传抗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和战略愈加深入人心。
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优秀中华儿女不懈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无到有，范围逐渐扩大。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团结在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之中，凝聚成磅礴的中国力量，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最终取得抗战胜利，为中华民族重新走向伟大复兴开启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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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3-0028-03
【收稿日期】2018-11-02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大委托项目《黑龙江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研究》课题号17DJH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军，女，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研究方向：统战理论；邓祁，男，东北烈士纪念馆办公室秘书，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东北近现代史、东北抗联史。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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