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地域文化研究·
摘 要：王阳明在巡抚南赣时期，创造性地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运用到社会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思想，有效维护了南赣地区的社会稳定，对于今天我国的社会治理工作仍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社会治理；南赣；道德；教化
王阳明(1472-1529)，浙江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影响巨大的“心学”集大成者。他不但精通儒释道各家学说，而且还能够统军作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巡抚南赣期间，他创造性地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心学思想贯彻落实到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您说，您将“毁灭一切”并有很多人“跟着您走”。 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不跟从”，而且，要知道，他后面也会跟着“赞成的人”[2]493。
一、王阳明社会治理思想提出的背景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如何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是中国古代政治学的一个重大课题。明朝中期以后，明王朝面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暴动时有发生，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的不稳定因素。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孕育产生的。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土地兼并日益严峻。在明朝中后期，以皇室、贵族、宦官、官僚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进行了激烈的土地兼并，土地高度集中，一大批土地从农民手中转移到了地主阶级手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皇庄的设立。所谓皇庄，就是皇室直接经营的庄田，其收入不计入国家财政，专供皇室享用。明武宗即位后，大肆设立皇庄，据《明史》记载，“武宗即位，逾月，即建庄七，其后增至三百余处”。[1]1887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除皇室之外，诸王、外戚、宦官、缙绅地主也纷纷通过各种形式巧取豪夺，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进程。据《明史·食货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1]1882而到了弘治十五年(1503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1]1882短短的100多年时间，明朝的税田总额就减少了一半。土地的流失，让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被迫成为佃户或者流民。
二是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明代中期，封建王朝的政治局势开始由稳定走向动荡和危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从民族矛盾来看，随着北方的鞑靼势力日益强盛，小王子(鞑靼部落的主要首领)多次率部进犯中原。而武宗尚兵，一直盼望能够像太祖一样立下显赫战功，双方多次爆发战争，仅正德年间双方爆发的规模战争就有12次之多，宣府、甘肃、延绥、河套、柴沟、大同等地长期狼烟四起。从阶级矛盾来看，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但是国家的赋役却有增无减，苦不堪言的农民被迫揭竿而起，在江西、福建、两湖、四川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正德年间，江西有谢志珊、蓝天凤、陈曰能等占山为王，福建有詹师富、温火烧等掠夺百姓，四川有蓝廷瑞、鄢本恕、廖惠等流民暴动，北直隶有刘六、刘七等进犯霸州，长城以内也常是烽火遍地，明朝政局可谓动荡不安。
古语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剿匪平叛中，王阳明看到了安定百姓对于维系统治的意义，提出了“视下民如己子”“处民事如家事”等民本思想并付诸于实践，对于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会有所不同，但是作为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变革中的决定力量。因此，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只有着力改善民生，让群众过上了好日子，社会才能真正的和谐稳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良好局面才能得到稳固延续。
三是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一方面，农民的赋役重。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许多失地农民被迫逃亡沦为流民，但是他们的田税和赋役却没有免去，而是被分摊到未逃亡的农民身上，谓之“陪纳”。而且一些有权势的地主，也借机贿赂造册官员，通过“花分”“飞洒”等形式将自己的赋役转嫁到贫困农民头上。加上武宗生活奢靡，尚武兴兵，庞大的财政支出让整个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这些都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百姓的生活凄苦不堪。另一方面，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让农民原本贫寒的生活雪上加霜。据统计，仅弘治、正德这三十四年间，明朝就爆发水灾、大旱、风灾、冰雹、蝗灾、瘟疫284次，年均8.35次，[2]自然灾害的出现严重破坏了百姓的生产生活，导致粮食短缺，许多地方闹起了饥荒，许多百姓沦为难民，这些都给明朝的政局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
“你确实帮我买过东西。你忘记了吗？”老妇人微笑着说，“那次，我选中了苹果罐头，而你却向我推荐了黄桃罐头，因此我才买到了更加适合我的东西，那不就等于是你帮我买到了更适合的商品吗？”
可见，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早已深刻烙印在王阳明的内心，并贯穿王阳明社会治理实践的始终，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对此，南京大学的张祥浩教授也在《王守仁评传》一书中评价道：“守仁的民为邦本论，就理论形态来说，虽不及前任系统、丰富，但他却是一个把它贯彻于自己政治实践的政治家。”[5]
二、王阳明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
南赣地区界连四省，山谷险隘，林木茂深，常有盗贼潜处其间，出没摽掠，危害百姓。但是由于地势险要，车马不通，官军难以深入，数次征剿皆难以根除匪患，成为当时明王朝的心头之患。据统计，仅南安府所属大庾、南康、上犹三县，具有较大规模的匪患就有30多处，共有匪徒8 000余人；龙南县因与广东龙川、浰头交界，也常有匪徒盘踞，多时达到5 000余人。这些匪寇经常呼啸山林，越境流劫，占据田土，杀掳人民。更有甚者，围攻城池，敌杀官兵，焚烧房屋，奸淫妇女，荼毒百姓，令人发指。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王阳明抵达赣州府，如何铲除匪患，维护南赣地区社会稳定成为了他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他以文官之身亲领官兵，扫平漳寇、出征横水、桶冈，奇袭大帽、浰头，一扫南赣地区多年的匪患痼疾。为安抚百姓，维护社会秩序，他还创造性地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运用到社会治理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思想。
(一)坚持以民为本，关心百姓生活
正是本着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王阳明在巡抚南赣时期，非常关注民生发展，体恤百姓。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遭遇大旱，禾苗枯死，颗粒无收，加之宁王叛乱，农事荒芜，百姓生活困难，甚至闹起了饥荒，就连一些富室大户都不免于饥馑，一般的民众更是沦为难民，转死于沟壑。针对这种情况，王阳明上书请旨，请求免除正德十四年的税粮。但是七个多月过去了，朝廷都没有明确的旨意下来，王阳明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再上《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弭灾变疏》。他在奏折中说到：“夫户部以国计为官，漕运以转输为任，今岁额之催，交兑之促，皆其职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摇，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伏望皇上轸念地方涂炭之余，小民困苦已极，思邦本之当固，虑祸变之可忧，乞敕该部速将正德十四、十五年该省钱粮悉行宽免。”[4]164而后，江西又遭受水灾，百姓生活困难，导致秋粮征收稽迟，王阳明只得再次上书请罪，言明非百姓不愿缴税，亦非相关官员有意延迟，实在是因为百姓生活困难，若是强行征收恐生民变，并表示愿意一力承担责任，以彰国法。其间，对百姓的体恤之情言溢于表，真诚恻怛。
据吴宣德在《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一书中的统计，仅在江西，与王阳明有关的书院就有濂溪书院、阳明书院、义泉书院、正蒙书院、富安书院、镇宁书院、龙池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多所。王阳明故后，他的弟子们也纷纷创建或改建书院来纪念他，据不完全统计，从王阳明巡抚南赣到明代末期，与王门后学有关的书院就达到了88所。[6]这些书院的建设，极大的促进了明中后期江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明朝的政权建设包括社会治理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
“民本”思想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原文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3]这是夏康的弟弟劝说夏康所作之诗歌，其意思就是要统治者以民为本，重民爱民，珍惜民力。战国时期，孟子也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劝告统治者要重视人民，与民同忧同乐。
此外，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王阳明也特别强调军队纪律，严禁军队扰民，在攻打八寨、断藤峡的时候，他就要求“各官务要仰体朝廷忧悯困穷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约军兵人等，所过良民村分，毋得侵扰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当依军法斩首示众”[4]239。在剿捕漳寇的过程中，他也要求军队“经过寨堡村落，务禁摽掠”[4]263，对于那些需要抚恤帮助的百姓，要尽可能地进行帮助。
提出了含有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配电网概率潮流分析算法，较高缓变率的传统发电机的配电调度补偿了光伏发电机的变化。结果表明，针对发电成本优化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提出的概率优化调度策略可以有效的解决配电网调度问题。基于概率结果分析，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正德十一年(1516)，经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擢升都察院左佥都御使，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在平息农民起义的戎马倥偬中，王阳明深刻地认识到维护乡村的社会稳定，不能光靠武力镇压，必须从道德教化和法律规范两个方面同时着力，双管齐下，多措并举。因此，他在南赣地区创造性地将心学思想与社会治理实践相结合，推行“十家牌法”，颁布《南赣乡约》，大力发展社学教育，探索形成了一个德法兼施、教化为本的治理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众环保意识得到了显著提升，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更加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我国科技人员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加大研究力度，其中以人工湿地技术与一级生物处理相结合的方法为目前的主流技术。
(二)实行“十家牌法”，控制人口流动
在赣州开府之后，王阳明发现匪寇和当地百姓联系密切，经常靠百姓传递情报，提供掩护。往常官兵围剿，都是未等出动，他们早已得到消息，隐蔽起来。待官兵一走，他们马上又活动起来，真是神出鬼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阳明决定在辖区内实施“十家牌法”，规定每十家为一甲，发一块木牌，牌上注明各户姓名、人丁、身份等信息，并造册提交政府。十户依次轮值巡逻，核对人口，若家中多了或者少了人，要向官府解释清楚，若发现可疑人物，须立即报官，如有隐瞒，则十户连坐，共同治罪。
随后，王阳明又颁布《申谕十家牌法增立保长》，规定在施行“十家牌法”的同时增设一名保长，负责治安警戒工作，从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保甲法”。其“保长法”要求各乡各村推选出一位德才品行为民众信服的保长，遇有“盗”者，保长统率各甲进行逮捕。各村和街巷要置一面大鼓，远村还要置鼓楼，遇“盗贼”时，便击鼓报警，一处击鼓，各处响应。各甲民众听到鼓声，便要拿着武器出来，共同捕盗。
究其实质而言，王阳明的这种“十家牌法”是一种保甲制度，与秦朝商鞅发明的“什伍连坐法”如出一辙。这种方法强调的是对百姓的控制，从今天看来确实有些苛刻，但对于当时的剿匪还是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而且对于维系乡村的社会秩序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三)颁布《南赣乡约》，规范乡民行为
南赣剿匪多年，王阳明深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4]270“山中贼”自然是对农民起义的蔑称，“心中贼”则是指农民作乱的思想根源。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拔除农民作乱的念头，那往往是一个农民起义被镇压了，又有其他的武装揭竿而起。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暴动的问题，维护乡村社会的安定有序，还需要扭转农民的思想意识。为此，他效法宋代吕和叔、朱熹推行乡约的做法，在赣南地区颁布了《南赣乡约》。
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指出，制定乡约的目的在于培养善良的人民和养成仁厚的乡风民俗，希望“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4]324《南赣乡约》内容丰富，共计16条，规定了全乡人民共同遵守的道德公约，包括督促民众纳粮当差、禁止大户客商放高利贷、禁止因忿投贼复仇、禁止私通贼寇、禁止差役扰民、禁止向新民寻仇、新民要痛改前非、男女要及时婚嫁、丧葬之礼量力而行等内容。通过这种乡里间订立的共同遵守的规约，有效规范了基层民众的行为，并教育他们要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教训子孙、和顺乡里、息讼修睦，做良善之民，对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王阳明创造性地设立了由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约赞等乡官构成的负责乡村具体事务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除了登记乡民的户籍信息和日常出入行为外，还有两大职能，即“彰善”与“纠过”。所谓“彰善”，就是对乡里的一些好人好事进行宣传，弘扬良好的社会风气。所谓“纠过”，就是对乡民的一些不好的言行进行劝说，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进而改正，若有顽固不化者，则由同约之人押送报官处理。此外，通约之人如果遇到了危疑难处之事，可以请约长会同同约之人进行裁处处理，维护公平正义。
乡约的制定出台是对“十家牌法”的有益补充，一方面能通过教化对乡民进行道德约束，规范民众的行为；另一方面无异于在乡村建立了一个自治的理事机构，及时处理乡村的各种大小事务，让百姓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这种做法有利于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兴办社学乡馆，教化乡民德性
王阳明非常重视教育，他从“心即理”“良知即是天理”出发，认为人之所以会有种种恶行，就是因为受到当时一些不好的社会风气和陋习的影响。他在《南赣乡约》开头中说道：“昔人有言，蓬蒿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恶，岂不由积习使然哉。”[4]323为此，他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主张通过教育来剔除私欲和积习的障蔽，让人能够“明其心”，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届时，人们都能按照自己的良知办事，社会风气会日善日美，社会自然也会和谐稳定。
HPLC-MS/MS法测定人血浆中地佐辛的浓度及其应用……………………… 崔志敏，王逸雅，焦菲菲，等（1·14）
因此，王阳明在南赣期间，每到一处都会亲自调研该地的社学乡馆的建设情况，并挑选当地学术明正，行止端方的儒生教授孩童以诗礼之教，以淳厚民风，并亲自编写《社学教条》，督令地方官民兴建社学。随后，又颁布了《颁行社学教条》，要求教师要“视童子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4]334很显然，在这里王阳明是把学校、家庭和社会当作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力图通过教育的力量贯通社会政治上的隔阂，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长期在平息农民起义一线的王阳明，深切地认识到安定百姓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民是国家之根本，作为统治者应该体恤民情，解民于倒悬。他曾在奏疏中劝谏皇帝：“臣惟财者民之心也，财散则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则邦宁。固文帝以赐租致富乐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给足之风。君民一体，古今同符。”[4]165在王阳明看来，自古以来君民一体，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藏富于民，让百姓安居乐业。正是从这种君民一体的思想出发，王阳明形成他的“亲民”思想。他认为《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亲民”乃是取自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就是要亲近百姓，实行仁政。所以，在王阳明看来，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把百姓放在稳定国家根基的重要位置，政在亲民，爱民如子。
总的来看，王阳明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具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主要是服务于当时镇压农民暴动的实践。虽然王阳明忽略了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有他的局限性，但从道德和法律两个方面来规范乡民行为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对于安定乡村社会的秩序，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做法也被后来历任南赣巡抚所沿用。
三、王阳明社会治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7]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思想，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作为我国古代社会治理思想的一个样本，仍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对于我们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徐渭(1521-1593)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人，明代晚期文学家、戏剧家、书画家。徐渭晚年的成就主要集中于书画艺术，书法长于行草，飘逸灵动；绘画擅长花卉，笔墨狂肆，气格刚健，《墨葡萄图》为其经典作品之一。虽有“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的自我评价，但徐渭还是以画名闻名于后世。郑板桥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画家齐白石也曾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吴昌硕也曾说：“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
看到这里，刘珊珊的肩膀抽动了起来。江帆的心情也无比沉重。这天傍晚，江帆迟迟不走。刘珊珊会意，将儿子送去了好友家里，委托好友照顾。随后刘珊珊下厨房做了几个菜，和江帆边吃边聊。两杯啤酒下肚，刘珊珊流下泪来，说：“我感觉，我们挽回不
(一)要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改善民生
2.4 HPV16/18阳性患者的阴道微生态状况 256例HPV阳性患者中，HPV16阳性80例，占31.3%；HPV18阳性27例，占10.5%；其他HPV亚型阳性149例，占58.2%。HPV16/18阳性患者中，BV发生率45.8%，高于其他HPV亚型阳性患者的发生率(3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清洁度Ⅲ～Ⅳ度、pH≥4.5、TV、VVC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HPV16/18阳性与BV有明显相关性(OR=1.886，95%CI：1.113～3.196，P<0.05)，见表2。
(5) 基于既有经验与研究，通常选取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工程岩组、水系、降雨、植被覆盖、人类活动7个方面作为评价因子。这样可以高效利用基础数据，且可根据经验较为准确地赋值。但今后还可进一步思考完善，提出更优的评价因子组合以及赋值标准。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同志高扬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把人心向背提升到关涉政党生死存亡的重要高度。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哪怕‘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自岿然不动’，安如泰山、坚如磐石”。[8]
因此，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持续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根本任务，高度重视、大力推进，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的那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9]212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要求。
(二)要深入推进法治建设，提高社会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巡抚南赣时，王阳明颁布的《十家牌法》，其本意是希望通过严厉的刑罚来约束乡民的行为，遏止乡民与匪徒私通消息。这种社会治理方式虽有其严苛的一面，却也是与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一脉相承，对于维系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同志在对《决定》作说明时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10]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必须要真正树立起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使法治的精神深入人心，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循。
因此，在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要通过大力普及法律知识，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切实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维护社会稳定，让社会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运行。
(三)要大力弘扬乡风文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乡风是一个地方风气、风俗的外在表现，也是反映地方社会治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王阳明非常重视地方的乡风建设，甚至认为古之善治天下者，皆以敦厚风俗为首务。因此，他每到一处，都非常注重乡风民风的建设，之前所提及的《南赣乡约》及兴办社学，其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教化民众，移风易俗，从而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
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矛盾交织凸显，人们的诉求日益多元，这无疑给我们的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挑战。要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既要弘扬法治精神，推进法治建设，同样也要发挥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为基层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因此，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激浊扬清，抑恶扬善，在社会上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如此一来，风气日美，和谐倍增，社会治理才能安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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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强化教育引导，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能力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良好的社会治理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人”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对象。因此，善于做好“人”的工作，是推进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抓手。王阳明在治理南赣期间，不管是行军打仗“破山中贼”，还是教化乡里“破心中贼”，都特别注重做人的工作。而他做工作的重要抓手，就是教育。他通过开办社学，让百姓知善恶荣辱，习礼仪规范，使百姓能够自觉地用法律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效推动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今天，我们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一批治理理念先进、工作能力突出的高素质治理人才队伍，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与配合。因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夯实教育引导这个基础性工程。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提升国民教育发展水平，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让群众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良知)”“不能做什么(法律)”，才能达到善治与自觉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良性互动，调动群众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9]202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思想是其心学智慧的贯彻与凝练，堪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经典范本，也是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在新形势下，我们应汲其精华、剔其糟粕，传承之、弘扬之、发展之，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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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mploy both Virtues and Law and Take Education as Root Rule——TheSocialRuleThoughtsandPracticeinSouthJiangxibyWangYangming
YANZhiwei
(PartySchoolofGanzhouCommitteeofC.P.C,Ganzhou341000,China)
Abstract:DuringtheGovernanceinSouthJiangxiofWangYangming,hecreativelyapplied"theExtensionofInnateKnowledge"and"theunityofKnowledgeandAction"tothesocialgovernancepracticeandformedafullsetofdistinctivesocialgovernanceideologies.IteffectivelymaintainedsocialstabilityintheSouthJiangxiareaandplaysapositiveenlightmentimportancetooursocialgovernanceworktilltoday.
Key words:WangYangming;socialgovernance;southJiangxi;virtues;education
*收稿日期：2018-12-13
DOI：10.13698/j.cnki.cn36-1346/c.2019.04.019
作者简介：严志伟(1989-)，男，江西赣州人，中共赣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室讲师，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分会会员，研究方向：宋明理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90610.1629.014.html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19)04-0103-05
责任编辑：朱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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