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思想家，不断用德、才等标准对“君子”作出新的诠释，建立起既有差异又相互关联的君子观。孔子更加强调，君子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仁、礼是孔子所论君子道德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将道德修养和仁、义、礼、智、信等品质作为君子所应具备的首要条件，同时孟子更加强调君子应具有治国用兵、教育英才等卓越的能力，其君子观的内涵更加丰富。荀子所说的君子，似为战国时期士人的代名词。荀子君子观的“隆礼”特色非常明显，他更加强调了学而后行对于君子人格塑造的重要性，因而其君子观具有更加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孔、孟、荀的君子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素和积极性意义，因而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主导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新文化的基本走向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他们的君子观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其中包含一些迄今已失去合理性、积极性的内容。剔除此类已经过时的、不合理的糟粕性的内容，不断吸收积极向上、合理进步的文化因素，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孔子； 孟子； 荀子； 君子观
从目前掌握的文献可知，“君子”一词至迟于西周时期已经开始使用。诸如多数学者认为可以视为西周时期文献的《尚书·酒诰》《尚书·召诰》中分别有“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百君子越友民”名称，《尚书·无逸》开篇即记录周公之语：“君子所其无逸！”顾颉刚、刘起釪先生根据汉代以来学者的解释，笼统地说：“‘君子’，指当时统治阶级。”[1]徐中舒先生结合语言学材料论及：
古者君为诸侯之通称……至王则称大君……是王与诸侯皆得称君。古者贵族为君子者，意即王与国君之子而言。故言君子，则王子、王孙及春秋以来之所谓公子、公孙，皆赅举于此一名词之内。[2]
西周、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君子”一词更频频出现。清代学者崔述举证说：“《诗》之‘君子至止’，‘君子来朝’皆称诸侯之词。”[3]352徐中舒先生进一步强调，“《诗》之君子，其人皆指当时贵族”[2]，“旧解以为妇人以夫谓君子者，皆不足据”[2]。由此可知，较之于《尚书》，《诗经》中“君子”“本皆有位者之称”的语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春秋晚期以迄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思想家，不断用德、才等标准对“君子”作出新的诠释，建立起既有差异又相互关联的君子观，君子内涵也随之发生崭新的变化。“以君子为有才德者之称，由贵族之意义引申而为理想之人物”[2]的儒家君子观的建立，为汉代以后以道德为内涵的君子观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孔子对君子标准的重新界定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言论主要保存在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的语录体儒家经典《论语》中。《论语》中，“君子”一词凡107见，其中与孔子君子观相关的，约有40余条。通过《论语》中的相关论述，大体可以看出孔子君子观的丰富内涵及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和此前被用作王子、王孙、公子、公孙泛称的君子不同，孔子首先更加强调君子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在《论语》中，孔子屡屡讲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4]79；“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4]275。显然，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君子安于道德，小人安于土。孔子并不否认君子、小人都讲德，但其分别将君子之德和小人之德比作风和草，强调君子的德风随时会对小人之德直接产生影响。众所周知，德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产生，《尚书·吕刑》有着极为浓厚的“明德慎罚”思想：“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此外，《康诰》《君奭》《梓材》《召诰》以及西周铜器班簋、大盂鼎等铭文均记载有周人独有的敬德思想。孔子继承西周以来周公等人的德的观念并加以发展，提出了“为政以德”[4]20的政治主张。显然孔子眼里的君子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其君子观应该是其德治论在人才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并且是宏观层面的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荀子吸收法家学派的重要思想，积极发展儒家学说，他尊王道，主张隆礼重法，强调后天学习，反对宿命论，提出人定胜天等光辉的唯物主义命题。《荀子》三十二篇，绝大多数为荀子所作，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第一手重要文献，也是探讨荀子君子观的第一手原始材料。
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一书中“君子”出现82次。孟子仍然将道德修养和仁、义、礼、智、信等品质作为君子所应具备的首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一书屡屡出现“士君子”的称谓。诸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11]16；“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11]56；“士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逢，其容良”[11]64；“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11]237-238；“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11]250。“士君子”在《论语》《孟子》书中均未出现。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论定“士君子”最早出现于哪部古代文献，除《荀子》外，《礼记·乡饮酒义》也有“士君子”之称谓：“乡人、士君子，尊于房户之间，宾主共之也。”郑玄注：“乡人，乡大夫也；士，州长党正也；君子谓卿大夫也。”[12]郑氏将“士君子”强为区分，显然导致的疑问和引发的问题不少。在古代文献中，“士”的使用颇为普遍。《左传》昭公七年将“士”列为“人有十等”中的一个等级，居于王、公、大夫之下，皂之上。尽管《左传》所区分十个等级留下的疑问不少，但“士”最初作为周代社会的一个等级或阶层，是毫无问题的。顾颉刚先生曾论及：“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13]52与此同时，顾氏还详细论及周代之“士”从武士演变为文士的背景和过程[13]52-56，显然，古代文献中“士”的身份和地位，学术界并无异议，郑氏将“士”释为“士，州长党正”，实在不知其有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在《荀子·礼论》中，荀子将“士君子”和“民”区分为二，这一区分的标准，是否合乎礼的精神和要求？有的学者解释说，君子和士多数时候可以换用，故而后世遂将士与君子合二为一[注]荀子也有较为明确地将“士”和“君子”区分开。如《荀子·修身》：“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王先谦：《荀子集解》，引自《诸子集成》第2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9页。[14]，约略可备一说。综上可知，和孔子、孟子对君子的理解不同，荀子所说的君子，似为战国时期士人的代名词。
综上可知，较之于《尚书》《诗经》等文献中用作王子、王孙、公子、公孙泛称的“本皆有位者之称”[3]352的“君子”，在《论语》中逐渐演变为“以称有德者耳”[3]352。通读《论语》中孔子对君子的论述则可知，孔子所说的君子显然为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行为举止符合仁的精神、合乎礼的要求的人们的泛称。孔子的君子观与其积极倡导的仁礼学说的基本精神颇为吻合，彰显出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周室微而礼乐废”[7]1935，西周以来维护等级秩序的礼制从遭到破坏到逐渐解体，孔子所在的鲁国，更是“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7]1914，孔子极力主张“克己复礼为仁”[4]262，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262。孔子将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行为举止符合仁的精神、合乎礼的要求作为君子的必备条件，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晚期礼崩乐坏背景下孔子崇高的政治理想、精神追求及独具特色的人才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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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君子要具备以上各种道德品质，行为举止要想符合仁的精神，合乎礼的要求，就要不断勤学习，多思考。《论语》提到要“学而时习之”[4]1，同时还说道“学而不厌”[4]136。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4]31这是说，君子要做到学习和思考结合。孔子还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4]262与此同时，孔子还强调践行的重要性。孔子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4]152孔子此语的基本意思是说，就书本知识来说，大约我和别人差不多，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君子，那我还没有做到。显然，孔子强调，君子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还要身体力行。重视学习、思考和践行之间的关系，将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早期儒家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与前举孔子所说君子要言行一致的基本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二、孟子对早期儒家君子标准的补充完善
孔子的德治论进一步展开或具体化，延伸出其积极倡导的仁、礼学说。仁、礼学说不仅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孔子所论君子道德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孔子看来，君子首先应具有仁的品质。孔子认为，是否具备仁道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首要标准，孔子反复言及，“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4]76，不断强调“仁者不忧”[4]319。同样，孔子强调，君子言行应遵循礼的精神，符合礼的要求。如孔子屡屡讲道：“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4]130；“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4]342。孔子在谈礼的同时，往往一并说到乐。古人通常认为，礼和乐“二者并行，合为一体”[5]。在孔子看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6]。在《论语》中，孔子讲道：“如其礼乐，以俟君子。”[4]254在孔子看来，礼乐教化显然应该是君子要做的大事。在孔子的言论中，礼除了指以上所说礼制外，有时还指礼仪、礼节等。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4]417孔子还具体说道：“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4]208-209这是说君子祭祀时、服丧时、平时所穿的衣服都要合乎礼制。综上可知，孔子在把仁、礼学说作为政治思想积极宣扬的同时，也把仁、礼学说的基本精神和君子的行为规范、道德修养有机结合起来，并试图通过对仁、礼学说的理论建构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层面。
孟子提到君子之道：“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8]594孟子又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8]575显然，孟子将约守仁义，博施道德看作君子之大道、正道。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8]334赵岐解释说：人和禽兽的差异即在“知义与不知义间耳”，“众民去义，君子存义也”[9]2727。综上可知，古代学者均认为，“去义”和“存义”是庶民和君子间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孟子反复强调君子要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8]559；君子应“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8]351；“君子亦仁而已矣”[8]489；“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8]350；“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8]427；“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8]534-535。孟子指出：“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8]503孟子把“君子犯义”等均视为国之存亡的关键：“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8]286孟子也讲“信”。孟子说：“君子不亮，恶乎执？”赵岐注：“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顺。若为君子之道，舍信将安执之。”孙奭解释说：“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为主，则君之道恶乎执？言执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9]2761显然，孟子认为，对于君子来说，信和仁、义、礼、智同等重要，是君子应必备的标准之一。和孔子的君子观类似，孟子也将道德修养和仁、义、礼、智、信等传统品德视为君子所应必备的条件，仅此而论，孟子的君子观实际上是对孔子君子观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孟子认为，君子除了应具备仁、义、礼、智、信等品质外，还应该胸襟开阔，言行举止庄重恭敬。孟子批评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指出：“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8]148又说：“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8]552这是说，恭敬不能出于表面形式而虚假不实。综合孟子有关论述可知，孟子所说的君子，首先应该是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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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一书中，君子则更与“创业垂统”[8]96、“战必胜”[8]150、“治野人”[8]206-207、“平其政”[8]321、“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8]534、“定四海之民”[8]534、“平天下”[8]594等行为相联系，显然在孟子看来，君子不仅要具有优秀的道德修养和仁礼等品质，还应该具备治国用兵、教育英才等卓越的才能。战国时期，随着官僚制度在各国普遍建立，春秋时期儒家积极主张的“学而优则仕”[4]405，逐渐成为各国统治者选拔各级官吏的重要标准。在此背景下，君子就不再仅仅专指孔子所说的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行为举止符合仁的精神、合乎礼的要求的人，因此孟子更加强调，君子应具有治国用兵、教育英才等卓越的能力，用今天的语汇来表述，孟子所说的君子，应该是德才兼备的人。君子要具备各种卓越的才能，就要不断地学习，并且把学习到的各种知识和本领传授给天下英才，教育英才，成之以道。孟子具体讲道：“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8]555在孟子看来，君子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积极地养育英才，君子所珍，圣所不倦，其惟诲人。由此可以看出，较之于孔子，孟子的君子观的内涵则更加丰富。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中期，较之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天下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迄战国中期，各国之间“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盟誓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7]685。顾炎武谈论周末风俗时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10]在此背景下，孟子进一步强调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君子所应具备的必备条件，显然符合时代的要求，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再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时代意义。
三、荀子君子观的隆礼特色与现实主义倾向
在《论语》中，孔子具体谈到，君子应该具备诸多种道德品质。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心胸坦荡、通达谦逊、忠信公正、重义轻利、安贫乐道、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等，并以其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4]153；“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4]298；“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4]31；“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82；“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4]331；“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4]296。孔子还讲到，君子对人要宽容，做到“人不知，而不愠”[4]3。孔子还讲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4]274；“君子无所争”[4]47；“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4]343。孔子还说，君子要做到纯正、平正，“贞而不谅”[4]348。孔子认为，君子应弘扬正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4]346。此外，孔子还讲道，“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威而不猛”[4]417；“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4]343等。《论语》中，孔子还特别对君子的言行举止提出各种要求。如孔子反复讲，“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4]85；君子应言行一致，“耻其言，而过其行”[4]319；君子行为举止要庄重，“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4]12；“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4]18。孔子还指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4]342，反对声闻过情，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综上可知，孔子对君子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作了颇为全面系统的阐发，而以上标准则从总体上初步奠定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基本框架。
事实上，国内包装市场的快速增长也反映在了机器的供应上。以青浦工厂出品的设备为例，早期，青浦工厂主要组装四色机，后来增加了六色机、七色机，到现在又开始八色机组装，而这些长机器基本上是提供给包装印刷企业来使用。据了解，青浦工厂提供给国内企业的设备的数量，目前占了海德堡大中华区总销售量的一半以上。
荀子反复强调，君子要不断学习，如其屡屡讲道：“学不可以已……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11]1；“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11]8；“端慤顺弟……加好学逊敏焉，则有钧无上，可以为君子者矣”[11]20。荀子认为，君子学习的内容首先是礼义。荀子论及：“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11]103-104荀子又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11]7荀子继续讲道：“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11]104并将是否遵循和违反礼义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志：“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11]290荀子处于战国后期，此时结束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新型国家，已成为大势所趋。荀子对未来国家制度进行设计和构拟，更加强调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礼的重要性。荀子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11]231而其所说的别，实际上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11]231的等级秩序，实际上也就是其所说的礼。荀子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11]238；“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11]237。在荀子的言论中，“隆礼”[11]10的思想颇为突出，由此彰显出其君子观的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荀子由“天有常道”[11]208、“地有常数”[11]208类推出“君子有常体”[11]208；荀子还以“道其常”[11]208、“计其功”[11]208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事实上，荀子所说君子“有常体”“道其常”，从字面意思，是说君子要遵守常规，通读《荀子》上下文则知，即实践礼义。如荀子说：“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11]254；“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11]2；“君子乐得其道”[11]254；“君子明乐，乃其德也”[11]255。以上是说，君子要“明乐”。荀子还讲道：“君子辩言仁”[11]55；“君子之行仁”[11]55；“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11]64；“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11]208；“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11]54等，这是说君子要具备仁、信、恭敬、宽容等品质。荀子指出，君子要遵循先王之道，弘扬仁德，减弱威势，选择了合理的生活准则，爱好礼仪、奉行礼法的观念胜过私情，做到“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11]21。总之，和孔子、孟子相比，荀子更加强调了学而后行对于君子人格塑造的重要性，因而荀子的君子观具有更加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
2011-2015年，台湾对大陆水产品的贸易主要是鱼类及其制品和软体类及其制品，其他产品则较少；其中，鱼类及其制品和软体类及其制品的贸易量逐年增加，尤其是前者的贸易量增加较多；而甲壳类及其制品、饲料用鱼粉和其他水产品的贸易量均无明显的变化(见图7)。
四、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是周秦社会转型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学术奠基的重要关键性阶段。孔子、孟子、荀子的君子观犹如社会大变革过程中的一股涓涓清流，顺势汇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滔滔江海。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素和积极性意义，因而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主导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新文化的基本走向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当然，和孔、孟、荀的其他政治思想类似，他们的君子观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其中包含一些迄今已失去合理性、积极性的内容，诸如他们共同强调的礼，虽有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主观愿望，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民主与科学精神指引下的新文化，必然要求人与人的平等与社会公正，这显然是对先秦儒家君子观中维护“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11]231的等级秩序的礼的精神的直接否定。剔除此类已经过时的、不合理的、糟粕性的内容，不断吸收积极向上、合理进步的文化因素，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互联网+”背景下科技型小微企业创业行为关键影响因素研究 ……… 张 楠，斯 姣，张旭军，曹 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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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us,MenciusandXunzi’sConceptionsofaGentleman
ZHOU Shucan
(School of Socie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onfucian thinkers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zi, constantly mak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gentlemen” by the standards of virtue and talent, establishing conceptions of a gentleman that are both different and interrelated. Confucius emphasizes that a gentleman should have noble moral character, and benevolence and propriety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Confucius’ moral character of a gentleman. Mencius regards moral cultivation and the qualities of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and faith as the first prerequisite for a gentleman. Furthermore, a gentleman should possess outstanding abilities such as administering the country, commanding troops and educating talents. Mencius’ conception of a gentleman is richer in connotation. Xunzi's so-called gentleman seems to be a synonym for a scholar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Xunzi’s conception of a gentleman has very obvious feature of “respecting propriety”, with more emphasis laid on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before acting in shaping a gentleman’s personality. Therefore, his conception of a gentleman has a more distinct realistic tendency.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zi’s conceptions of a gentleman have certain rational factors and positive significance; as a result, in the course of thousands of years’ civilization evolution in China, they dominate the mainstream valu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basic trend of Chinese new cultu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re value system. With some contents that have lost their rationality and positivity so far, their conceptions of a gentleman also exhibit obvious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Accordingly, eliminating such obsolete and unreasonable dregs, continually absorbing positive, rational and progressive cultural factors will be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new socialist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Keywords:Confucius; Mencius; Xunzi; the conception of a gentleman
中图分类号：K203；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9)04-0024-06
收稿日期：2019-03-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中国上古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4BIS078。
作者简介：周书灿(1967— )，男，河南省新密市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史、历史地理与中国学术史研究。
[责任编辑：岳 岭]
标签：君子论文; 孔子论文; 荀子论文; 孟子论文; 儒家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南都学坛》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中国上古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理论建构研究”; 项目编号:14BIS078论文;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论文;